一路走来（代序）

写戏已二十多年了，大小剧本写了数十个，上演的也有三十多部。戏剧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生命存在的方式，但这些年却鲜少对自己走过的路、写过的戏作过总结，权且借此机会让自己静一静，沉下心来“归拢归拢”整理一番。

从童年到少年

我出生于1963年，出生地是哈尔滨，但那座江城对我始终遥远而模糊，两岁时我便离开了父母，来到沈阳随姑姑一起生活。在这座弥漫着工业气息的城市里，有一处全数居住着底层工人的大杂院，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光。

这大院，至今仍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一排排趟子房，一户户人家，家家都有一大院子，可种花，可种菜，由木栅隔开。春天各家院里会有各样的花盛开；秋天有苞米、向日葵迎风摇动，葡萄架上结满葡萄，果实诱人；冬天风雪满院，到处冰凌。大哥哥大姐姐很多，小伙伴更多，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文静、孱弱、内向。

大院里每家都有故事，人人都有性格，有太多太多的人和事、细节留在我的记忆里。粗声大嗓骂街极勇猛的山东女人、生了十个儿女家里极穷的夫妇、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老地主”、只是个科员却总是佩着两支钢笔的小干部、被批斗了才搬到院里来的局长……这其中也有我的养父养母——姑姑和姑父，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工人，由于他们没有亲生孩子，对我十分疼爱。

大杂院的“群居”生活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底层老百姓，我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恩爱情仇、他们的所思所欲所爱所恨，也深深了然他们各样的弱点各样的毛病，以及他们内心的善良、坚忍和美好。

后来，我一直坚持写底层人，形成了“东北底层工人系列”：《父亲》、《母亲》、《师傅》、《长子》、《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日子》等，这都与我童年少年的底层生活有关，与我在大杂院里生长出来的底层情感有关。但凡写底层人，特别是写底层工人，我都很自信，有如鱼得水之感。有一位作家说过：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对我来说，大杂院的世界将一直伴随我直至生命终结。

我还偏爱写家庭，写亲情，写底层人群中独有的人际关系、生命态度，而且我的作品总会流淌着对亲情的强烈向往——这也与少小生活有关。工人孩子实实在在，不喜欢虚假更讨厌矫情，这也成了我后来为人为文的个性特质。

上学，工作

我开始上学，班里绝大多数都是工人大院的平民子弟，朴实无华的一群兄弟姐妹一起度过了“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岁月。

“文革”留给我的记忆相当深。——满城满街贴着大字报、语录、传单和漫画，武斗的枪声中度过心悸的夜晚，父母们成天开会，兄长们上山下乡，我们则系着红领巾高唱革命歌曲，学毛选，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我曾下决心日后和一班同学上山下乡去内蒙古大草原扎根一辈子。多亏“文革”结束了，才没有去成。

很快，整个中国开始热火朝天奔“四化”。恢复高考以后，已是中学生的我开始埋头学习数理化，决心考上一个最好的大学。

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尤其突出。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总在班里读我的作文。他们成了我走上文学之路最初的激励者。上中学后，能看到的书越来越多，我近乎饥不择食地疯狂阅读古今中外各种小说、各样文学杂志，还偷偷写诗写小说。后来，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文学小组，经常一起议论王蒙、刘心武，切磋诗歌；再后来，我们还找到了莎士比亚剧本集，分配了角色，用老式录音机录了《哈姆雷特》的第一场，记得我分到的角色是鬼魂——死去的哈姆雷特的父亲。

——我的文学梦就这样开始了。我这人外表文静，温和如水，内心却狂野似火。在文学中，我可以倾诉我内心的林林总总，在文字里，我可以尽情燃烧尽情释放。我充满感恩之心，这个世界给了我一个叫“文学”的东西可以安顿我的灵魂。

临近高考，我放弃了学得不错的数理化，狂攻文科，顺利考上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四年，继续疯狂读书。

当时正值上世纪80年代，举国都在解放思想，文艺界几乎每个领域都在探索实验，“朦胧诗热”、“现代派热”、“实验热”、“寻根热”……中国每所大学的文科学生都热烈地燃烧着。大一大二时我写了很多“朦胧诗”，其中一个组诗在诗社发表。我还和一群热血同学大搞现代派画展……大四时还试写了不少十分狂野的剧本，全是想象中的场景。这些剧本从未示人，现还捆成一团，睡在家中旧物里。

——现在想来，赶上80年代是极其幸运的事。那是中国文艺的“黄金时代”，对我则是文学精神“启蒙时期”。大学期间，我涉猎很多，除经典文学艺术名著外，还阅读和欣赏了大量现当代外国文艺作品，包括海明威、卡夫卡、加缪、萨特、日奈、塞尚、高更、梵高、毕加索等等众多现代大师的作品。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80年代文坛的各种大胆探索、各种风云人物的纷纷出场及沉浮起落，也痛快淋漓地领略了运行其中的各样的艺术风景。这一切于“润物细无声”之中让我受益终身。

1984年大学毕业，我竟被分到了辽宁省文化厅剧目室。那单位不大，负责指导全省的戏剧创作，有份内部戏剧刊物，我在编辑部当编辑，时间充裕，可以大量看书。资料室有很多戏剧书可看。——命运让我从此与戏剧结缘，与戏剧一生相伴！

80年代后期，我发表了第一部剧本《蹊跷岁月》。这个剧本与我现在的戏剧路数大不相同，完全是现代派写法，无人物，无情节，由一个个怪诞场面组成，是我眼中高度变形的十年“文革”景象。我还写了部多声部史诗剧《城市》，里面写的是我眼里的城市——城中一条湍流不息的河，河边有许多许多城市人，还有很多魂灵。

这些习作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和青春写作的印迹，老前辈们看后大多摇头，说我不懂戏，劝我不要写了，根本不可能被排演。我很不服气，继续埋头写作。

——80年代的大学生活、各种阅读和早期写作，奠定了我创作上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石。我有了最基本的文学理想和最朴素的文学信念——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世界视野、当代意识和诗性情怀。

现在很多人说我的剧本很写实很传统，他们不知道我当年也曾写得十分狂野十分时尚，也更不清楚我后来怎么变化了。

《父亲》

文化厅的工作朝八晚五，味同嚼蜡，我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了戏剧创作之中。

我迷恋上了戏剧。戏剧是多么美妙啊！——大幕拉开，灯光升起，舞台上的一切亦真亦幻，各样的人生开始上演，台上演员一举一动都能攫住观众。剧场里形成了一个奇异的气场，所有人一起共振，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动一起愤怒，一起沉默一起陷入情感与思想的激流之中。戏剧是精神的仪式，是生命的游戏，是众多人的集体体验集体释放。其魅力是其他艺术取代不了的。

而且，戏剧又是和那么多大师的神奇创造联系在一起的，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汤显祖、王实甫，还有离我们很近的曹禺、老舍。——每个名字都如星斗，光芒四射令人神往。文化的星空中没有了他们将会多么黯淡。

——即便在戏剧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我仍然深爱着戏剧。我深信戏剧将相伴人类而行，随人类一直走到最后，是永不会消亡的艺术。人，永远需要扮演，永远需要仪式和游戏，需要以集体的方式体验苦难与欢乐，寻求力量和救赎。

90年代最初几年，我还在摸索中，歌剧、舞剧、话剧、小品、电视剧、电影什么都尝试，被搬上舞台的话剧《安乐士》是喜剧，《啊，刑警》是侦破剧，《鸣岐书记》是英模剧，歌剧《鹰》是写北方原始部落的，而舞剧《二泉映月》则是写江南艺人的。我一直在思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并开始认真思考当下的生活。我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书要读，那就是各样的生活、各样的人生。

1998年前后，我迎来我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父亲》。

当时东北各大工业城市无数工人下岗，我身边许多熟悉的工人均被裹卷其中。都是我的父兄啊！他们的困惑、煎熬、挣扎，每天都在冲击着我，让我夜夜难眠。那段日子，我经常徜徉在铁西的工厂、街巷里、工人家里，感受着那里的一切。我和工人们喝酒直至深夜，听着他们诉说，我的眼泪和他们的眼泪流在了一起。

写《父亲》，我采用了最写实、最具现场感的方法再现工人们这段艰难的日子，几乎调动了多年来积累的全部生活储备，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多个原型，很多细节、台词都来自我熟悉的生活，写作时我经常泪流满面。

从《父亲》开始，我走上了底层写作之路，走上了现实主义话剧创作之路。

——底层人生，是我非常爱写并要一路写下去的，也是写不完的。

今天的中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杂相”、“乱相”，而我更愿意向社会底层寻觅和打捞剧本。在普普通通的底层人的生活中，我能感受到更本质的人生和更本质的人性，包括人性的沉沦、人性的丑陋与人性的力量、人性的美丽，我相信，底层人生通向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处，也可以帮助我走向艺术的深处。

——现实主义，也是我自《父亲》起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写作选择。

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它缺少的是变化和发展，丰富和更新，我梦想中的现实主义不是呆板僵硬的，而是丰富的、开放的、灵动的，它以“艺术人学”为中心，注重塑造人物，注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呈现，这些品质非常宝贵。但现实主义同样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应该吸引和借鉴各种有用的方法、手段、语汇为“我”所用。现实主义应该通过我们的努力生动起来、丰盈起来，更具包容性、开放性，更有现代魅力。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个性不同的艺术家，每人都有各自的打法、各自的路线、各自的选择，“适合你自己”是最重要的。直面底层人生、直面社会现实，做现实主义戏剧，适合我，这就够了，剩下的是怎么把这条路走好。

选择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路线，还与我对戏剧的态度有关。我想写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欣赏、共鸣的戏。我要讲述老百姓的人生故事给老百姓听，演绎老百姓的林林总总给老百姓看。戏剧说到底是人们在剧场里交流互动，倘内容苍白无力，交流互动建立不起来，再绚烂的形式再花哨的手段都是花拳绣腿哄人的玩意。

《父亲》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演出，已经演了十多年，多家艺术院校都排演过该剧，观众的认可和时间的首肯比领导的奖掖、专家的评判对我更重要。

《父亲》使我有了一个梦想：为中国底层人写一部长长的历史，建造一个底层人的人物画廊，让世人知道、让后人了解，中国当下的底层人曾经怎么活着的。

中戏岁月

写完《父亲》，正值世纪之交，我决定去中央戏剧学院编剧高研班进修两年。

在此之前，我的戏剧写作基本上属于自学，《父亲》写得相当粗粝，路子相当“野”——有感受，有冲动，也有生活积累，不管不顾横剌里杀出直管写来。《父亲》之后我告诉自己：要把此前的创作做些梳理，为以后的创作多作些准备。

在古朴、美丽的中戏校园里，三十六岁的我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导师是谭霈生先生，他精熟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造诣深厚，对我影响很大。

戏剧史上有很多高峰。在西方，莎士比亚近乎天人，气接造化，让人眩目；易卜生傲然而立，笔扫浊世；契诃夫精细内敛，剑气袭人；斯特林堡、迪伦马特、贝克特、萨特、布莱希特，各有各的高绝之处，我都喜欢，但奥尼尔是我最钟爱的。奥尼尔的《漫长的旅程》、《送冰的人来了》都是我经常阅读、百读不厌的。在东方，王实甫、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等都为我们留下了精美佳作，老舍、田汉等也留下了《茶馆》、《关汉卿》等名作，但曹禺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剧作家，《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都令我沉醉，让我深思。

——年轻曹禺是上世纪中国文坛的“奇迹”，在他之后，中国出了那么多剧作家，有能超越曹禺的吗？为什么曹禺那么年轻就能写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我们却不能？而年轻曹禺的创作比之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尚有相当之距离，当时他还处于向大师们学习的阶段，到了后来，曹禺的创作悲剧性地中断，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再也写不出东西，为什么？——中国戏剧要走的真是“漫长的旅程”！

我们为什么没有写出大师们那样水准的作品？深层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用一生与戏剧相伴，戏剧成了我们生命存在的方式，最终会在历史上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吗？有生之年我们能写出些更好的东西吗？——这些追问让我凛然！

当下中国戏剧存在太多的问题，外部的问题、我们自身的问题，所有这些堆积如山，阻碍了我们精进前行的速度，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放低标准、放弃追求、放弃梦想的理由。每个真正热爱戏剧的人都需追问自己、拷问自己，都要为自己设定更严格的艺术标准、艺术目标，不浮不躁努力前行，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些，纵使不能到达遥远的顶峰，抵达不了美丽的彼岸，努力过，便没白活。

——我在沉重的思考中结束了中戏的学业，中戏的岁月将影响我一生一世。

《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日子》

重回家乡，我先后创作上演了话剧《母亲》、《师傅》、《春月》、《决堤之后》、《那座山村那条路》，小剧场话剧《带陌生女人回家》、《沼泽》、《老道口》，儿童剧《鸟儿飞向太阳河》、《第七片花瓣》，歌剧《红海滩》等十多部剧本。

《带陌生女人回家》和《母亲》等几部戏我还满意。《带陌生女人回家》还被译了日文，由一家日本剧团在大阪演出过。这部戏一直在演出，让我很欣慰。

而《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和《黑石岭的日子》两部剧则更让我感到欣慰。

《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日子》写的仍然是东北普通工人的底层人生，仍然是“从生活中打捞出来”的作品。为了写这两部剧本，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多次前往东北矿山，走入低矮拥挤的棚户区，登上黑黑的矸子山，远望苍苍茫茫的矿区，也曾深入到几百米深的井下，感受黑暗中矿工们的艰苦劳作。和当年写作《父亲》时一样，我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兴奋地侃谈，快意地交流，一次次大碗喝酒，直至大醉不醒，一次次热泪长流，彻夜难眠。

——再次融入底层社会，再次行走民间，很辛苦，但很快乐。

这两部剧仍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扎扎实实从生活中打捞剧本，扎扎实实写人物，写有质感的生命状态，写人物的情感世界、人物的命运和生命态度。

《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对《父亲》是一个小小的自我超越，这个剧本里我把“焦点”对准了更底层的弱势人群——社会边缘的矿区女子采煤队，对准了一个有些喜剧性又有些悲剧色彩的小人物秦大咧咧。而《黑石岭的日子》，我“挑战”了另一个难度，写了一个哑残人，男主人公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台词，戏还要同样有情感感染力和思想冲击力。在导演、演员和主创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演出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两部戏都入围了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前十名，获了很多奖，在各地演出时，观众也十分喜爱。

与《父亲》相比，这两部剧作都融入了很多表现的、写意的和诗化的元素。我感觉我在“长”戏，写得更自如更从容了，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写实和再现。

在这两部剧的创作排演中，我结识了著名导演查明哲，并继续和宋国锋等多年合作伙伴合作，他们的才华与创造潜力让我惊奇。两部剧的演出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欢迎，他们的掌声、笑声、泪水让我再次感受到戏剧人的价值所在。

但，对当代戏剧的沉重感仍挥之不去，我内心的种种追问、拷问仍挥之不去。

——戏剧有两大最终审判者：一是观众，一是时间。观众认可的演出未必时间会认可，未必历史会认可。我的作品，我们现在的作品，能面对历史的最终审判与裁决吗？若干年后，这些戏还能再演出吗？还能经受住未来观众的检验吗？

我内心总是蛰伏着危机感。我希望下一部戏写得再好一些，希望有生之年能写出一两部自己满意的东西来，对此生有一个交代，对戏剧有一个交代。

新的起点

2007年，我被总政话剧团选中，特招入伍。我的人生之船驶进了北京。

——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会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而且后半生要涉足军旅戏剧。军人意味着更大的担当、更多的责任。我面临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

2008年春，我前往济南军区某部下属连队体验生活，吃住在基层连队，每天和战士朝夕相处，军营里特有的气息让我着迷。期间，我还赶上了“512”汶川特大地震，随所在部队开赴抗震最前沿。在那里，我经历了大生大死，感受了大情大爱，心灵受到了洗礼。汶川归来，对生活、人生、生命有了很多新的感悟。

这一年，我参与了团里的抗震题材话剧《士兵们》的创作。

2009年，我独立创作了第一部军旅戏剧《风雪漫过那座山》，写的是一支东北抗联小分队，他们在日军重重包围下身陷绝地，面临着严峻异常的生死抉择。我把焦点对准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试图写出他们内心的挣扎、煎熬和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写出风雪世界里生的渴望、死的决绝、爱的美丽、梦的动人……

2010年，我完成了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古田会议》，这次写的是毛泽东、朱德等一群年轻的红军领袖。这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下了很大功夫，倾注了很多心血。

2011年，我完成了话剧《信仰》，这次写了一位退休老红军、一群退休的部队老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全剧采用了现实与历史交叉重叠的写法，在两个时空里展开的人生故事不时互相撞击、互相补充，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2012年，我又参与创作了团里反映军人学者严高鸿事迹的话剧《生命宣言》。

——五年，五部军人题材的话剧，各有特点，都达到了一定水准，算是我这个“新兵”交出的一份还算合格的作业。《风雪漫过那座山》参加了全军文艺汇演获得了优秀剧目奖，《信仰》在全国各地巡演，反响十分强烈。

我并不满足，我仍怀有一份渴望，渴望有一天能写出更好的军旅戏。

进北京短短五年时间，我先后创作上演了话剧《士兵们》（合作）、《黑石岭的日子》、《万世根本》、《风雪漫过那座山》、《立春》、《嫂子》、《长子》、《信仰》、《民主之光》（合作）、《生命宣言》（合作），儿童剧《第七片花瓣》，大学生戏剧《远山的月亮》，小剧场话剧《花心小丑》、《两个底层人的夜生活》等十多部剧本。

我的创作世界正变得开阔起来——我仍然继续书写我熟悉的普通人底层人，但不再只写工人，也写农民，写聚集在一起的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我也开始写历史，写东北漫天风雪中的抗联小分队，写赣山闽水间的赤色领袖……

无论写什么，我的作品里仍然抹不去的是漫天风雪、料峭寒冬，仍然会有生活的凛冽和命运的残酷，仍然会展现和开掘残酷严峻的现实中人性的美好、坚强和温暖，仍然会捕捉坚硬现实中的诗意之美。我仍然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真诚写人、直面生活直面人性，仍是我不变的追寻。同时我一直在作新的尝试新的探索，现实主义不能僵化不能停滞，要有新发展新变化，要更美丽。

剧本写了很多，优劣得失，需由专家、由观众、由时间来作最终的裁判。但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我始终在路上。

——如今我已经是奔五十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天命就是为我的时代写作，为我热爱的生活写作，为生活着的人们写作。戏剧便是我生命的存在方式。

置身于一个喧嚣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不管外界怎么喧嚣怎么浮躁，不管外界怎么评说怎么看，我只想走我自己的路，我只想做我心中的戏剧。

我心中的戏剧比现在美丽，比现在曼妙，比现在更有魅力，我期待它的出现。

所以，我宁愿把以前和现在的创作，都当做起点。我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我离它还有多远的距离，我知道我还要付出很多很多——我会执著地向那个方向努力前行。戏剧带给过我的幸福和欢乐远远多于磨难和痛苦，我享受过戏剧的美妙与壮丽——有这些，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