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我们注定会卷入战争……但是，如果最根本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战争的结束就不过是其中一个对手的暂时性疲惫而已。
圣埃克絮佩里
让·伊斯雷尔的回忆
第33飞行大队第2飞行中队的领导计划充分利用不见星辰的完美夜空，于1940年1月12日实施夜间降落训练。飞行员必须在没有强力照明的情况下着陆，唯一可以借助的，就是机场围界限制区的灯光，这些灯光只能大致标出着陆地的坐标。
圣埃克絮佩里就是参与此次训练的飞行员之一。由于错误地解读了地面上的灯光，他飞错了线路，径直撞到了运载着备用强力灯的卡车的路线上。距离地面还有几英尺的时候，他才发现地面上的灯光不见了，这才意识到面前可能是一片漆黑的障碍物。
要止住飞机的下降，你必须把操纵杆向后拉起，以减小沉降，飞机才能上升。但圣埃克絮佩里却把操纵杆向前推，飞机开始俯冲，轮子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又从障碍物上面弹了过去，这时，他突然加大了引擎的转速，提升了高度，飞机重新回到机场上空盘旋。
其他的任何操作都是没有意义的。飞机距离地面太近了，极有可能会撞到卡车上。
圣埃克絮佩里并非是被迫无奈地“发明”了这样一种操控方法。他只是巧妙地用上了——它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这是他在邮政航空时所得到的教训。当时，他驾驶的是构造精密的单发机型，在乡村地带进行迫降是时有发生的事情。如果选定的着陆点——在最后时刻——被证实已被沟渠截断，你就必须让轮子猛撞地面，才能弹跳着越过沟渠。
这种技术模模糊糊地埋藏在他记忆中的某个角落里，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灵光闪现。
所以，请不要跟我说圣埃克絮佩里不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因为那天夜里，我就和他一起坐在前排座椅上。
给×的信
［1940年1月］
我飞了几个小时来到了南锡……对于卡车事件的处理，我简直蠢到家了，但我当时太紧张了。其根本原因很难说得清楚。如果你犯了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你最希望的就是能够退回到错误发生的那个地方。你尤其不想谈论这件事，更不想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无可挽回之事只会徒增痛苦之情。世事更迭，看似波澜不惊，突然之间，就会变故突生。刚刚发生的那件事，就像是天上的陨石倏忽坠下。你搬不动，也钻不透。这片机场，昨天还空空如也，今天就被它霸占了，而我只能把它的存在也考虑在内。你做了一个本不该做的动作——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注定了，就像原本可以随意塑形的松软陶泥突然间就硬化了。你会感受到真的不公何其沉重。不公，无法更改；不公，无从赎罪（这无疑是最大的不公）。不公就是那块无形巨石，它的出现让你只有一次机会可以重返人间。不公，就是对眼睛的欺骗。
看到黑色卡车的时候，它就在我身下30英尺，而我当时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10英里。而我“应该”向后拉起操纵杆，才能躲开它——我连百分之一秒的考虑时间都没有。潜意识里最信赖的那个反应起了作用。我无法回到事件的起点，也不能从中途至关重要的点重新开始。无疑，我选择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方案，它看上去近在咫尺，和那个正确的方案非常相似。出于百分之一百的考虑，我选择了“那个”方案。
……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有些东西即将成为过去；我并不害怕黑乎乎的卡车像怪物一样出现在黑夜之中，但我害怕它所造成的混乱。当我在黑暗中再次绕着机场盘旋的时候，我几乎想不起自己没能找到着陆跑道，以及飞机可能会起火等等琐事。我的心中和眼中，都只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幻影。在你们眼中，飞机是可视的，因为机身模模糊糊地有些光亮。但是，对我来说，除了耀眼的灯光，就全是黑暗。当我选择撞击地面跳过卡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挖到腰部以上那么深，然后才跳了出来。我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凹坑，就像是按照我的模子做了一个巢。但我却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巢里面孵出了什么，也不知道在那个如圆形模具般的自己的胸腔里到底能找到什么。那群混蛋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强光灯打开，我想：完了……我把他们全都害了。
降落之后，我看到你们所有人都在那儿……我坐到了车里，情绪极其低落。我并不急于返回，真的——这不难理解。
第二天，开车去拉斐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行驶的这条路是从另一条路分叉出来的——就是在我选择撞向地面的那个时候分出来的——我的大脑来不及分析也来不及介入，我全部的反应力也都被禁锢了。我正开着车前往拉斐特，但是另一个我，也就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案的那个我，选择了极其相似的方案的那个我，却正在另一条路上驾车前行。于是，这个我，就狠狠地咬着自己的手指尖，对自己说：“要是我能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再做一遍那个动作就好了。要是我能及时返回，欢欢乐乐地奔向人群就好了……那样，我就不用忍受这可怕的梦魇了，我也就能够高高兴兴地在奔向拉斐特的公路上享受阳光了……”
接下来，恼人的杂乱噪声，调不好的车头灯，以及这个物质世界上所有的惰性，把我激怒了。另一个我却正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车头灯，嘴里还在说：“我迟到了，我会把你的车头灯修好的。”我看着他，看起来他跟那些设立着陆坐标的人是一伙的，就是那个坐标把最先的两束灯光引向了障碍物。我异常气愤，这在飞机检查中是极大的疏忽。这似乎是说，“你可以起飞了，就这样吧。起飞吧，只要一升空，就好了……”但是，对讲机、机关枪和电台却全都是坏的，而且时间上也来不及再处理它们了，已经有人滑入了黑暗之中，无法挽回了。而我，却只能义愤填膺。
1月16日，第33飞行大队第2飞行中队转移到了阿蒂苏朗一带。1月19日，在拉昂附近的蒙索·勒·瓦斯特村构筑了简陋的防御工事。圣埃克絮佩里尚未进行过任何军事任务的飞行。
在第一次去拉斐特—苏斯—雅尔军事总部拜访的时候，他见到了空军司令官维尔曼将军，随后，他就要奔赴位于巴黎的空军部，以获取继续留在第33飞行大队第2飞行中队的许可证。他的几位好友，包括迪拉在内，策划实施了一次“阴谋”，力求阻止他实现他的个人愿望，以便对他进行保护。
给×的信
［1940年1月中，于奥尔孔特］
今天或明天，我们就要转移，因为德国和比利时联合了，威胁更甚。我很难过，因为我要拆掉自己的营房。我对这座小小的农舍，对这里的乡村街道和跑道上的兵营，都已经习惯了。
雪量允许的话，我们就可以起飞，但是雪还在下。我去看望了特图将军，他请我吃晚饭。我对所有的事情都进行了解释，他也全都理解。然而，事情的解决既不取决于维尔曼，也不取决于甘末林
……
仅仅是正确，还不够。理性影响不了决策。但是，一谈到甘末林、维尔曼、盖伊·拉·尚布尔和达拉第，你就会说他们通晓事理，他们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你是正确的”，其实你只不过是空怀一番哲理诗情罢了。他们对你并不在意。有效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面对面地接触，用语言，愤怒和热情……
我们还要继续转移，但地址却还是不变……
给×的信
［1940年1月27日，于拉昂］
我很厌恶眼下的生活。中央暖气系统和带镜子的衣柜，这是近乎奢华的中产阶级生活。到了现在，我才渐渐发现，我是多么喜爱奥尔孔特那种农户般的生活，虽然房间冰冷，街道泥泞还有积雪，但我觉得那些东西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还有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它让我觉得既严肃又庄重。
我又一次迷失了——整个身心无法积聚到一起。我的期盼仍在，但我的人却开始动摇了，很慢，非常缓慢。这毫无用处的机械死板的人生啊，我能做什么呢？
我不想过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我想跟别人一样保持沉默。我想自己应该从外面回来，从我的农庄，或是从三万五千英尺的地方回来——径直地，不带一丝傲慢的影子、平等地、和他们一样高高兴兴地唱歌——带回了培育过我根基的美好大地；带回了让我伸展开自己枝叶的整片蓝天；我还要带回从各处吹来的风，以及寂寂无声的宁静，还有那份孤独的自由。
在人群中，我也会觉得孤单——虽然我的身体和他们靠得很近，但头脑却还是我自己的，同时我还保留着自己的巢穴。但是现在，巢穴没了，任我伸展的天空也没了。现在，我整个人都缩到了一起，我对自己毫无信心。他们就要把我扼杀窒息了。
不管怎样，我曾经欣赏过他们，到现在也很喜欢他们，毫无保留。但是，我无疑需要对他们进行一番描述。我对他们的理解，比他们自己还要到位——我对他们知根知底，了如指掌。但我对他们的连篇空话毫无兴趣，除非他们不谈自己。
因此，我在书中写道：“她哭了，哭得一塌糊涂，因为她丢失了一串珠宝……她已经哭了很久——却不知道——身边的每一颗珠宝都会随死亡一起溜走……”
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们全部的行为都尽收于我的心底，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甚至比他们自己还要近。但是现在，我需要空间。
因此他们就拿和珠宝相关的故事来烦我，但这根本就不是关乎珠宝的问题。
我只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伸展枝条。但是如果他们扼杀了我，我就无法伸展。对于他们的自吹自擂，我毫无兴趣。
我要去维特罗勒。我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不愿在这里被风干。我发现自己又像在图卢兹的时候一样了，只是没有那么孤独。我渴望孤独，甚至愿意为此而死。我是一台生了锈的机器，渴求陌生的养料。我大哭着寻求帮助，我太需要启迪了。启迪我吧！若要不死，若要开花结果，我该如何去做？我到底在哪里？
我沉醉于美好的愿望——我像一棵橙子树，深深地扎根在泥土中，但是，橙子树却无法移动，根下的土壤也很难改变。但我的本性却是探索。我只知道，当我身陷困境，却不知道去向何方的时候，我就是一棵笨拙的树。
给×的信
［1940年1月末，于拉昂］
我从巴黎回来了，萎靡不振。他们不需要人手。你会觉得自己就是桥牌游戏中的第五个人。只有在飞机跑道上值夜班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还有些价值。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接听电话，处理加密电文，站岗放哨。有些事情非我不可，所以我没有时间睡觉。但是，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还在跳动……
给利昂·维尔特的信
［1940年2月，于拉昂］
亲爱的利昂·维尔特：
……这里冰冷刺骨，而我对生活也不甚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因为目前我们还不会参与战争，所以我们被派来这里就只是希望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我们几乎就是在休养生息。其他人得以休息，是因为他们损失了17位成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却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如果你认为我的抗争毫无道理，那么，我的休息——只会让我觉得寒冷和不适——就更没道理了。我们住在一座真正的“房子”里：房子里有餐厅和实实在在的中央加热系统；房间里的音乐听起来不合时宜；夜里我也不用燃木生火了，但我却喜欢生火，虽然那样我会很冷，但是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生火的村夫。我更喜欢黎明时分冰冷的房间：冰冷的床铺真是个好东西，因为你如果一动都不动，你就像是躺在一条温暖的小河里；一旦你稍微动一动四肢，你就会掉进北冰洋一样的海洋中。床上真是神奇，既有暖流又有冰川。事实上，我很讨厌舒适，因为它扼杀一切，“温和的氛围”让我觉得烦闷。夜晚，在这里，我置身于散热器和穿衣镜橱柜之间，无须再体验那种狩猎熊罴时才有的紧张气氛；醒来之际，我也不用再走过那片红色的地砖去到壁炉边上——我曾经对这段行程犹犹豫豫，因为我的牙齿会冷得直打战。然而，当紧急命令出现的时候，我总是得不到召唤！你知道，我之所以从事眼下的工作，并不是因为战争于我有多少诱惑，而是因为在世事变幻、人手不足的局势下，身处田园牧歌状态之中的我需要借助某种东西才能强迫自己走出禁锢自我的那个贝壳。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待在保温箱里。对于这种所谓的奢华，我根本无法接受，我想从第33飞行大队第2飞行中队调到第52飞行大队第1飞行中队去，他们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论如何，我都要跟这里彻底决裂。吉约梅上尉已经被调到了别的地方，大队长也换了。唱歌和做游戏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利昂·维尔特，当你看到我们又是这副样子的时候，你一定会伤心难过的……
我想告诉你一些你其实已经知道的东西。我非常需要你，因为，首先，我认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就是我的道德标杆。我想，我对事情的看法和你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你教过我。我经常和你展开长时间的谈论，而且——我绝不有失偏颇——我总是认为你是对的。而且，利昂·维尔特，我还特别喜欢和你一起坐在索恩河的河岸上，一边嚼着乡村面包和香肠，一边喝着珀诺酒。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那个时刻能给我留下那般完美的满足感，可是，我不用多说了，因为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当我再次重复这件事的时候，我仍觉得非常满足。和平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终结不了危险，也完结不了寒冷，而我，却对自己在奥尔孔特的表现感到骄傲，那时候，只要一醒来，我就会像个英雄一样地冲向壁炉。和平就是坐在索恩河的河岸上，和利昂·维尔特一起吃着乡村面包，啃着香肠也会觉得饶有意义。只是，香肠的味道不够好，这让我有些沮丧。
来看看我吧，不过，我们不到飞行大队去，那里不仅令人难受，而且太过压抑。我们一起外出，到兰斯去待上一天，去找个好一点的小酒馆，我给德拉热打电话，让他把卡姆和苏珊娜一起叫出来。我请你们大吃一顿——快来帮我振作吧。你必须要快，因为我一旦调入第52飞行大队第1飞行中队，就会远离巴黎了。
再见，维尔特，热情地拥抱你。
托尼奥
我们去拉昂的英吉利宾馆碰面，就在火车站附近。坐火车过来需要两小时二十分钟——很快。有一趟火车是晚上9点06分到。我们很快就可以聚在一起了。第二天，我就请假，和你一起去兰斯（我找不到那里的教堂）。德拉热会跟我们一起吃午饭或晚饭，他会开车送你回巴黎。意下如何？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我在第33飞行大队第2飞行中队的第3小队又找到了年轻的热情，找到了彼此的信赖，找到了团队精神。在原来的南美洲航线上，这些是我们最为看重的。
这里的一切都跟那时一模一样，在这个小队，我最重视的就是这里的领导者都还年轻，年长的专家都还保有着单纯，飞行员们依旧忠诚，情同手足的友谊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兴高采烈地同处一间小棚屋，围着一台破旧的留声机，无暇顾及危险、泥泞和不适。
来到第3小队，我感到幸福。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1940年2月11日
1940年2月，圣埃克絮佩里发明了一种测高设备，获得了专利。他受命前往巴黎到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去工作。1940年1月22日，CNRS的主管在信中提出该设备“对于具备一定实际飞行知识的人而言作用巨大，作为飞行的必要设备，理应得到研究院董事会的大力支持。德·圣埃克絮佩里机长正是合适的人选。”
关于这次接触，昂利·阿里亚斯解释说：“当调任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命令传达到部队的时候，圣埃克絮佩里告诉我说，他已经接受了他的朋友吉罗杜的邀请，吉罗杜想让他到美国担任宣传工作。而且，由于他本人从未参与过军事飞行的任务，因此，他对于接受这个任务充满了疑虑。于是，他拒绝了。”
给妈妈的信
［1940年4月，于奥尔孔特］
我最亲爱的妈妈：
我给您写过信，真的，但是信弄丢了，我很难过。我病了一段时间，很厉害（莫名其妙地发高烧），现在已经好了，我又重新回到了部队。
您可千万不能拿我表面上的沉默无语来挤对我，因为事实上，我真的给您写了信，而我生病的时候又极其难熬。您应该知道我有多爱您，有多想您，有多担心您。无论如何，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能够平安。
战争持续得越久，其对未来的危害就越大，忧虑就越有可能把我压垮，因为我所担心的那些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尤其对不起亲爱的孔苏埃洛，我把她孤零零地丢在那里了。如果她到法国南部来避难，请务必收留她，看在我的分上，请您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她。
您的来信让我感到非常伤心，因为信里面饱含着责备，而我想从您那里得到的，只是最温情的言语。
你们有谁需要什么东西吗？我愿意为你们做任何事情。
甜蜜地吻你 安托万
第33飞行大队第2飞行中队
邮政区域897
给妈妈的信
［1940年，于奥尔孔特］
我正单膝跪地，给您写信，正在等待一次已经得以宣告却尚未发生的炸弹袭击。我在想您……我所担心的就是您。
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它们到底去了哪里呢？这让人有些伤神。但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持续不断的恐吓则更让我伤神，因为它把你们都置于危险之中。我觉得难以忍受，我太需要您的柔情了。为什么我所爱的人都要濒临危险呢？相比战争，我更担忧人类的未来，更担心那些被破坏的村庄和零散的家庭。我并不担心死亡，但是我担心在险境中濒危的精神体系。我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重聚在洁白的餐桌旁。
关于我的生活，没有太多可说的。对于充满危险的任务，饮食和睡眠，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是觉得非常不满。内心迫切地呼唤着新的任务。我对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代的现状相当不满。接受危险，体验危险，根本不足以平复一个人的道德良心。我唯一能够找到的春天，只有在童年的记忆中才能再次闪现：那是圣诞前夜燃烧的蜡烛的味道。今天，灵魂变成了沙漠，就要渴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