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在德国，我问拉扎雷夫·尚贝兰对希特勒印象如何，彼时，二人刚刚有过接触。
“震惊。”他回答说。
果不其然。正如你让柏格森去见阿提拉，毫无疑问，阿提拉会让柏格森感到震惊。而柏格森，却不会给阿提拉留下什么印象。
醉酒的水手比哲学家还要聒噪。受尽屈辱的物理学家，正在弯着腰打扫厕所的时候，看着那个把大拇指插在腰带里的纳粹军人在自己面前走来走去，必定会震惊不已。
圣埃克絮佩里
要想克服某种不祥的预感，你首先要弄清这种预感到底代表着什么。显然，我们身处不祥之地。因此，我们选择了维护和平。但是，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之中，我们还裹挟着朋友和自己。毫无疑问，我们中有不少人曾准备以友谊之名让他人拿着生命去冒险，但现在却觉得羞愧难当了。但是，若牺牲了和平，他们同样会感到羞愧，因为接下来，他们将会牺牲掉整个人类：他们将不得不看着欧洲的图书馆、教堂甚至实验室被破坏；不得不目睹传统的文化变为废墟，整个世界都化作一团烟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态度才会摇摆不定。和平受到威胁之际，我们才发现战争的可耻之处；若是我们若即若离地避开战争，我们又要接受和平带给我们的耻辱。
……
若是德国人已经做好了为希特勒流血牺牲的准备，你就应该明白，谴责希特勒是没用的。那是因为希特勒给予了德国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会让德国人为之激情澎湃，不吝献身。因为在德国人眼中，希特勒就是伟大的神。你还不理解吗？某项运动能量的大小要看这项运动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理解吗？这种自我牺牲、甘于冒险、为信仰而死的品质，正是人类之所以伟大的根基所在。你若要求证，就可以飞行员为例，他牺牲了自己却保全了他所运送的邮件；还可以医生为例，他在抗击流行病的过程中英勇献身；还可以军官为例，他亲率驼队，冲锋在前，深入物资急缺而又充满孤寂的沙漠。每一年，都会有人死去。他们的牺牲看上去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你真的以为他们的牺牲无济于事吗？首先，他们把美好的形象移植到了人类纯洁的躯体上；其次，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传说播撒在摇篮中熟睡的婴儿心中。万物之生，皆有其理。修道院即便高筑围墙，神明之光还是会流泻出来。
你还不理解吗？沿途某处，我们也曾经误入歧途：人群聚集之地比以往更显繁华，我们的财富日增，闲暇更盛，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精髓，而且无从描绘。我们觉得自己似非人类，因为我们在某个地方，丢掉了人类特有的品性。
……
我们希望自己面前铺开的那片广阔区域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在寻求自我解放，竭力摆脱囚禁我们的监狱牢房。我们曾经以为，若要长大成人，只需穿衣吃饭，迎合所需，便已足够。于是，我们就渐渐地变成了库特林笔下那种微不足道的小市民、乡村政客和内心苍白的技术工。你可能会说：“我们接受过教育，接受过启迪；我们比前人更富有，因为我们有征服一切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了解一套公式或是记住所学的知识就能够在头脑中形成文化，那么，他对文化就一无所知。即便是最平庸无华的技术学校学生，对于自然和法律的了解，可能会比笛卡儿、帕斯卡和牛顿更多一些；但即便如此，他却不可能实现笛卡儿、帕斯卡和牛顿的任何一个思维过程。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思维才是最重要的。帕斯卡首先提供了一种方法，而牛顿则提供了工具——映射了整个宇宙。落在草地上的熟透的苹果、七月夜空中闪烁的星星，都在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语言向他们诉说。科学之于他们，就是生活。
现在，我们惊奇地发现，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神奇情况会给我们施加养料。只有当我们为了自身目标之外的普世目标而和别人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呼吸；我们在沙漠中把自己仅有的给养与他人分享之后，我们这些平素丰衣足食的子民，才能体会到那种无以言表的宽慰；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经历过飞机的失灵，体验过其间的巨大惊喜，因此，其他所谓的喜悦真可谓无足轻重。
因此，请不要惊讶。一个从不认为自己体内休眠着某种未知东西的人，一旦来到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之上，偶然间感受到这种未知物质的一次震颤之后——因为这里有生命的牺牲、有共同的目标和严肃的正义形象——他就会永远都只接受无政府主义这种观念，而对其他的真理一概不闻不问了。同理，为了保护那些受到惊吓的幼小修女，有人在西班牙的修道院里站过岗、放过哨，他们甚至愿意为西班牙的教堂献出生命。
……
在欧洲，有200万人找不到自己的目标或方向，这样的人就应该转世再生。工业化迫使他们脱离了世代相传的农民之根，把他们关进了偌大的贫民窟：那里就像集装箱的编配场，散乱地堆放着一排排黑色的车厢。他们理应逃离这片位于郊外的住宅区，以求重生。
还有一些人被形形色色的工作裹住了手脚，在他们看来，梅尔莫兹式的幸福，宗教生活中的幸福，或是科学家的幸福，都是陌生的、未知的。这些人也期盼着能够重生。
当然，有人能够赋予他们新生：只要让他们穿上制服就够了。然后，他们就会高唱战争之歌，就会跟同志们一起分享面包。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就是一种共性的体验。但是，他们吃下分得的面包，就要为之付出生命。
有人会挖出一些木偶，激活一些古老的咒语；有人能够激活泛日耳曼主义的神话传说和罗马帝国的神话传说；有人能把德国人全都灌醉，让他们为自己的德国人身份、为贝多芬同胞的身份而精神亢奋。给世人灌输了这样的食料，自然比再造一个贝多芬要简单得多。
但是，这些蛊惑人心的木偶却是肉食性的。有人会献身于知识的进步或疾病的治疗，他们的死，死得其所；为抵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扩张而死，是甜蜜的。但是敌人既不是知识中无法整合的方程式，也不是疾病中残害血清的肿瘤——因为敌人就是住在隔壁的那个人。必须有人同他斗争，而且，毫无疑问地，必须要击败他。大家可能会撤退到掩体墙的后面，但是不管怎样，大家都会发起夜袭，直击敌人的心脏。胜利将会属于尚未腐烂的那个人——看看西班牙吧——因为敌对的双方会腐烂在一起。
若要重生，我们需要什么？答案是奉献自我。我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如果不经历同样的意象，一个人就无法同其他人进行交流。飞行员会在保护邮包的战斗中通力协作——为希特勒献出自己生命的追随者们、奋力攀登同一座山峰的登山者们，莫不如此。人类的凝聚，不是因为相遇，而是因为拥有相同的理想。在即将化作荒漠的世界里，我们渴望同志之谊；彼此分享的面包让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努力奔向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战争来激发温暖的同志情谊。战争欺骗了我们：因为仇恨不会提升竞赛的成就感。
1938年10月初，圣埃克絮佩里写下了上述这段文字，彼时，《慕尼黑协议定》刚刚签订，协定中，英法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希望借此来避免战争。
圣埃克絮佩里有充足的时间对战争展开思考，甚至可能从1937年7月《巴黎晚报》自西班牙发回报道的时候就开始了。3月28日，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世界的政治局势却让人轻易地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从“理性”上来说，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但它还是一样会来。
1939年2月，在起程前往德国之前，圣埃克絮佩里出版了《人的大地》一书。当时，他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本书阐明飞行员与飞机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1943年，当他重新服役，驾驶更为精良的飞机，参与更多任务的时候，这种思路又再次出现了。1939年8月1日，让·玛丽·孔蒂编辑了《文档》杂志的一期文章——与试飞员有关，圣埃克絮佩里为此文撰写了前言，内容如下：
在此，让·玛丽·孔蒂将会跟你谈谈试飞员。孔蒂毕业于法国综合理工大学，热衷于写方程式。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方程式是对经验的编写。然而，在实践中，发明设计却不会像小鸡跳出蛋壳那样从数学分析中衍生出来。数学分析有时会超越经验，但通常情况下，它只能对经验进行编写——毕竟，这才是它的基本功能。通过粗略测量，某种给定现象的变化能够借助于双曲线进行完美的表现；依据双曲线，理论学家把这些试验性的测量结果编写成了方程式；而且，他还指出，通过长时间的分析，该现象的变化只能是这样的。因此，如果有更为精密的测量手段，就能帮助他画出更为准确的曲线图（目前来看，这个曲线图将完全不同于原有方程式所表示的那个），借助于新得到的方程式，他就能对该现象进行无限精准的编写。随后，他就可以证明，通过更加精密的分析，其变化从一开始就能够被预见。
理论家推崇的是逻辑，他认为自己对梦想、直觉和诗歌不屑一顾。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三个精灵为了把他迷惑得像个相思缠身的懵懂少年，竟然进行了乔装改扮。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它们把自己伪装成逻辑学上的“工作假设”“任意条件”和“类比”。而他，作为一名理论家，又怎么能猜得出自己其实已经背离了缜密的逻辑推理呢？怎么能猜得出自己在聆听它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聆听缪斯之歌呢？
让·玛丽·孔蒂将会谈及试飞员灿烂辉煌的业绩。但是，他毕竟是综合理工大学出身。因此，他会告诉你们，试飞员充其量只是工程师的测量手段罢了。而我，跟他一样，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我还相信，等到有一天，如果我们生了病却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去问医师，他们什么都不问，只要用注射器抽出我们的血液样本来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数据，然后，在对照一系列的数据之后，就能够用一片药片帮我们恢复健康，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如果我生了病，我就只能去看年长的乡村医生，他会对我上上下下地仔细审查，拍拍我的肚子，在我的胸口铺一块手绢，听上一阵，接着，我的咳嗽声就会传进他的听筒，撞击他的颌骨，最后，他冲我微微一笑，把我治愈。
我仍旧信仰库佩特、拉辛和德特鲁瓦，对他们来说，飞机并不仅仅是一系列参数的汇总，而是一个需要你对其进行测试的生物。落地之后，试飞员会小心翼翼地围着飞机检视一周。他们的手指尖会触摸整个机身，拍打机翼。他们并不计算，他们只是思考。接着，他们就会转过身，径直面对工程师说，“固定面要缩短。”
我仰慕科学，但我也仰慕智慧。
圣埃克絮佩里
圣埃克絮佩里，应邀为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著作《听啊，风》的法语版作序。在读完校稿之后，圣埃克絮佩里发来了以下文字（1939年7月10日）：
林德伯格的校稿让我惊讶。我乐于为此写一篇重要但绝不简短的序言，愿此文能于7月15日返回纽约之前抵达你处。
《听啊，风》法语版序言（节选）：
……一本好书应该是一张网，语言的作用就是编织网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渔夫从深水中拖上来的那些活物，以及那些在网眼中闪闪放光的银梭。安妮·林德伯格向我们展示的，是她内心深处的什么样的生活呢？她的书又是怎么样编排的呢？
我不易阐述。若要说得清楚，你就必须写一本书才行，还要论及很多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得到她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非常细微的焦虑感，其形式虽然多变，但却不疾不徐，不断不停，像一条静静的血脉……
安妮·林德伯格所说的——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迟到时的那种愧疚感。当一个人一直不断地和物质世界里的惯有惰性进行抗争的时候，要加快他的内在节奏是多么困难啊！所有的事情都濒临停滞。在濒临崩溃的世界里，一个人想要维持生命和运动，他的警惕性该有多高啊……
林德伯格先生驾着小舟在波尔图和普拉亚之间的港湾里进行勘察的时候，安妮·林德伯格就在山顶上看着，他像一只细弱的昆虫，受困于泥泞的滩涂，挣扎到精疲力竭；散步的时候，每一次只要她转过身面向大海，似乎都能看见丈夫被困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只昆虫，徒劳地颤动着翅尖。想要穿过这片港湾实在是太困难了，减缓了速度的徐徐缓行只能意味着永远都无法到达彼岸。
有段日子，他们两个人就像囚徒一样被困在一座小岛上。在那里，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根本就不流动；人的生与死也只能在他们的头脑中激起一丁点儿的想法，而且每次都是同一个想法。甚至有一天，连这种想法都不复存在了。
（他们的房东一遍又一遍地喋喋不休地嚷嚷着，“在这儿，我说了算……”像远方传来的回声。）时空必须重启，他们也必须重返大陆，再入洪流。洪流之中，有人疲倦倒下，有人生猛屹立。安妮·林德伯格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无始无终。
但时间上的无始无终却如此接近！只要不穿越这片海湾，只要不离开这座小岛，只要不飞离巴瑟斯特，无始无终几乎不须耗费片刻功夫就能实现了！但是，他们还是晚了一点点，林德伯格先生和安妮·林德伯格……只差一点点……差一点就……但是，如果再晚一点，世上就没人能够再见到他们了。
有一个小女孩，她跑得比其他人慢，其他人都开始做游戏了。“等等我！等等我！”但她还是晚了一点点。他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于是，她就落在了后面；她被人遗忘了，孤零零地存活在世上。该如何安慰她？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真是无从缓解啊！因为如果要她参与到游戏中，她就必须出发，如果推迟动身，她就会惹得朋友们厌烦！他们彼此之间已经低声地抱怨过了，他们正斜起眼睛盯着她……他们将再一次把她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内心的焦虑揭示了这对夫妻不同寻常的一面：他们享誉全世界。巴瑟斯特发来电报邀请他们前往，他们无限感激。但后来，他们却无法从巴瑟斯特起飞了，为此，他们因自己不得不强留在主事一方而备感愧疚。此种谦逊绝非虚伪，而是出自对致命危险的感受。晚一点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焦虑还是发挥了效应。他们内心的懊悔驱使着他们在黎明前两个小时就起身去追赶那些先行者，计划穿越暴风雨肆虐的海洋——它阻隔了外界与他们的交往。
我们距离这样的故事何其遥远啊！它们简直就是用狩猎故事中的最精彩的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但是安妮·林德伯格不动声色、信手拈来，把这些故事组合得如此完美！这里面完美地嵌入了一些无法描述的像神话一样的事情，它们缺一不可，却又俯拾可得。安妮·林德伯格对核心问题的把握如此到位！这个问题就是，在阐述技术要素和具体问题之间的关系时，人类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她并未谈及飞机，但是却完整地写下了她驾乘飞机的体验。她保存下来的资料，专业性很强，甚至可以当作一种媒介，为我们存留一些机密且重要的东西。
林德伯格夫妇还是未能从巴瑟斯特起飞。飞机的负载太重了。其实，只需一阵海风就能帮助飞机升空，但是却没有风。他们两人又一次在沼泽地里展开了抗争。接着他们决定放弃一些备用品、附件和一些无关痛痒的额外部件。他们又多次尝试了起飞——但还是失败了。每一次，他们都会减轻飞机上的负载。渐渐地，他们的宿处就丢满了珍贵的物件，那是他们从飞机上卸下来的，一盎司一盎司地增多了，连同他们无尽的遗憾……
安妮·林德伯格以敏锐清晰的手法把这种细致入微的专业化的伤感传递了出来。她把飞机的这种悲剧气质表现得恰如其分。这种悲剧场景并不是由舞台背景一样的粉色晚霞造成的，而是和你如何使用一枚螺丝刀有关，尤其是在你发现仪表盘上的对称轴上有一个黑洞——像烂掉的牙齿——的时候。但是，不要误会：如果作者能够让一个门外汉成功地体验到专业飞行员的那种忧郁，那肯定是因为她所传达出的是人性中最具共性的可悲之处——这已经超出了纯粹的专业化悲剧。她还赋予了那些古老的神话以崭新的意义，让祭祀所用的牺牲品重获了自由。我们都知道，树木必须经过修剪才能结出果实；那些禁锢在修道院里的人，发现自己的精神越了界，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予以割舍，这样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富足……
但是，神灵的援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安妮·林德伯格又对宿命论发起了二次探索。想要拯救一个人，直击他的内心还不够——他必须受到恩典的感化；若要一棵树结出果实，修它剪它也是不够的——还要等到春天来临；减轻飞机上的负载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海风的帮助。
毫不费力地，安妮·林德伯格就续写了伊芙琴尼亚的神话。她的描写把伊芙琴尼亚的形象拔高了一个层次。为了让我们接受巴瑟斯特无风之事的宿命，伊芙琴尼亚和时间的斗争就变成了伊芙琴尼亚和死亡的斗争。她让我们知道飞机在海面上——事实上，在水面上，它只是一台沉重笨拙的机器，海风一吹拂到它，它就会变得高度敏感。
圣埃克絮佩里应美国出版商之邀前往美国。他告诉记者，他刚刚发现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才华所在，“我原本担心会遇到滥竽充数的作品，我还以为只要读上几行，我就能把译文呈现在法国读者面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越往下读，就越觉得欲罢不能，我甚至开始问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圣埃克絮佩里来说，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安妮·林德伯格所写的并不是飞机，但飞机却更像是在她的血液里”。闻名遐迩的主题一再出现：“林德伯格夫人和林德伯格先生都认为始终存在着某些东西，比奔腾的发动机更令人艳羡，那就是澎湃的心跳。他们绝不愿意成为机器的俘虏。”
8月份，圣埃克絮佩里再次乘船返回法国，30日抵达勒阿弗尔。几天前，希特勒和斯大林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希特勒就侵占了波兰。两天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宣战。
9月份的第一周，圣埃克絮佩里接到了动员令，随后，他被分到了图卢兹马图丹空军基地，担任空中导航员的职务。
情报部高级专员让·吉罗杜希望他能够参与宣传服务工作。下文即是一则广播文稿，大约录制于10月16日：
关于泛日耳曼主义宣传
（1939年10月18日，电台播出）
德国的宣传机构工作得异常出色，堪比那些能够为好莱坞电影提供所需特效的团队。
德国的宣传团队每次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了扩张，德国必须攫取新的地区。这种新的需求该以何种方式传达给全世界？既不能打破世界的常态，又不能引起世界的警惕。于是，宣传团队就撰写了口号。虽然这些口号彼此矛盾、互相冲突，但是，广告商都知道：受众是没有记性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备受愚弄。我们甚至还在讨论中为他们的动机进行过严肃的辩论；我们未曾竭尽全力地去反驳敌人的论调，而是被他们表面上温顺的忠诚给迷惑了，我们只是想让他们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感到羞愧。事实上，我们是把语言用在了最不应该使用语言的地方。
他们的方法就是张贴海报，而张贴海报的目的就是要让德国人能够侵吞更多的土地，不分人种族群，不分人口密度地予以吞并，毫不顾及被占土地上的人民的精神需求。
敌人给我们设立了单方面的规章制度，我们深受其扰，却还要诡言狡辩。我们都是人类，我们认为人类的行为主要受到人类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信仰的影响。我们认为如果人类做好了为某个理由而战斗和献身的准备，那么，这个理由就必定和他们的理想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有些行为的动机可能和理想毫无关系，而有些国家尤其嗜血于扩张，就像野蛮生物一样。
我们之所以忘了这一点，就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文明意味着用理性的头脑战胜原始的欲望。但是在某些地方，头脑却更像个谄媚者，只会为兽性的欲望做辩护。若要改变泛日耳曼主义，我们需要依靠歌德和巴赫。但是，今日之德国，要么是把歌德和巴赫丢进了集中营，任其腐烂；要么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就像对待爱因斯坦那样；只有在为芥子气武器做辩解的时候，为开放城市遭受炮轰做辩解的时候，歌德和巴赫才会派上用场。但是，把泛日耳曼主义强加在歌德和巴赫的身上，其目的，和歌德与巴赫本人其实并无任何关系，和人们对于权力的信仰也没有任何关系，和生存空间理论也没有任何关系。泛日耳曼主义是一个关乎空间的问题，只跟其自身的目的有关：那就是倾向于扩张。所有的动物物种都具备这种倾向：任何种族都倾向于繁衍自己，消灭他人。
如果还有人为泛日耳曼主义辩护，那么，这种辩护就绝不是单纯的戏谑之言！在纳粹的书面资料中，我们能找到一些经过伪装的辩护之词。辩护的论证还在继续深入：我们德国人理应扩张，理应接管我们的邻居，理应把他们的物品用于我们的扩张，因为扩张的欲望才是充满活力的表现，而我们才是唯一能够感受到这种欲望的人。和对手相比，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拥有这种欲望，我们想要接管他们，同时我们的对手却在退化，所以，他们无从实现这一欲望。
因此，现在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放下武器其实就是助长了德国的欲求。荒谬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永远地封闭了德国向东扩张的路线图。那么，明天，谁来填饱德国的欲求呢？德国是无法用理性的思想来解释的，德国绝不会满足于既定的目的。德国的目的就是要在宣传噱头上进行一连串的战略推进，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扩张。
因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要不要和纳粹，或是为波兰，为捷克，为我们的文明而斗争的问题，而是为了存活而斗争的问题。那些放下了武器，放弃了商店和工厂的人，他们的斗争都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德国强盛过程中的催化剂。他们已经出手了，为了赢得活下去的权利，赢得在和平中活下去的权利。
在《战争中的飞行员》写到第五章的时候，圣埃克絮佩里回忆了高级专员（让·吉罗杜）邀请他的事情：
被诱惑了就是被诱惑了。精神已经向理性的思维屈服了，昏昏睡去。
我冒着山区雪崩的危险，完成了怎样的任务？我没什么印象。总是会有人对我说，“我安排您从这里转移到那里，是因为您属于那里。您在那里，远比您在空军编队中更有价值。飞行员！我们能够培养出千千万万的飞行员，但是，您……”毫无疑问，他们是对的。我打心眼里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我的本性总是会战胜我的理性。
即便我找不到证据来驳倒他们，但他们的理由也永远无法说服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能对自己说，“知识分子都是放在宣传部门的书架上备用的，就像战争结束后就要被扔掉的果酱瓶子。”没什么可争论的。我只能同意。
现在，和空军大队中其他飞行员一样，我又一次起飞了，决然不理任何一条完美的分析，不理会任何一条浅显的道理，也不理会任何一点理性的思维。很快，我就会明白，向理性开战是合理的。
给×的信
［1939年10月26日，于图卢兹］
我万分诚挚地恳请您向尚普索施压，让我进入飞行中队。我越来越觉得憋闷，这里的空气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万能的上帝啊，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呢？
在您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到飞行中队之前，您就不用去见迪拉了。我参加不了战斗，精神上就会病得厉害。对于这些事情，我有太多太多话要说。但是现在，我只想说，我要做一名战士，而不是游客。这是我唯一想说的。我每天飞四次，身体状况良好；甚至好过了头——因为局势变得更糟了。他们想让我做导航指导员和重型轰炸机的飞行指导员。因此，我觉得憋闷、痛苦，却又只能保持沉默……让我去飞行中队吧……我并非嗜战，我只是无法做到一直待在战线的后面，而不去承担本该属于自己的风险……我们肯定要开战，但是，当我安安稳稳地在图卢兹无聊闲逛的时候，我根本就无权说这样的话。这是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就让我参加测试，去赢得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吧！从理智上来讲，当一个人总是接受“有价值的那些人”的光环庇护的时候，这种虚伪总是会让人觉得恶心的。
只有参与其中，一个人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如果你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你就应该和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样的人才值得尊重。如果你站得远远的，你就没有资格说“我们”。在那样的情形下说“我们”，就是耍无赖。
给×的信
［1939年11月初，于图卢兹迪沃利尔大酒店］
我刚刚完成了两天的值岗。我在机场里的电话机旁边睡觉，周围都是加密的电文；醒着的时候，我就待在经过粉刷的小房间里；我还像学生去食堂一样，到一间冰冷的餐厅去吃饭。虽然四周都是建筑噪声，日常工作繁杂不堪，而且人来人往，但我却找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我本应沉浸其中，让它深入我的骨髓。但是我觉得这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里有可恶的拉斐特；我只能在机场上空来回盘旋；还要在机库前面来来回回地巡查。真是无所事事！我多想长成一棵树啊，那样的话，我还能保护一下鸟儿呢。
无论你是航空公司飞行员还是战斗机飞行员，或是隐居于修道院之中，无名之辈的幸福就在于你能否转变成另外的东西。一种事物向另一种事物的转变，就是通过对事物本质的领悟。
对我来说，提出申请并不尴尬。我所申请的并不是什么职位或补贴，而是申请被派到前线去——加入战斗部队。这一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即便这一点很难实现，也不管它有多么复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向您申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请您帮这么大的忙。先不要跟迪拉提及这件事，他也救不了我。我必须在这次关乎信仰的战争中尽责。我所钟爱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在普罗旺斯，如果发生了森林大火，只要不是卑鄙龌龊之流，人人都会拿起来水桶和锄头去帮忙。我只想为爱而战，为内心的信仰而战。我必须加入，让我加入战斗部队吧，越快越好！
现在，我在这里百无一用，快要腐烂了，真是可悲可怜。
以我的实力，我并不幻想能够驾驶战斗机，但至少，做“腐殖土”还是可以的吧，那样也能拥有和战斗机飞行员一样的快乐。作为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我愿意变成一片泥土，去供养树木。我无须多做阐释，泥土存在的目的，就是滋养树木，这是不言自明的。
因为年龄问题和前期飞行事故的遗留问题，医生不同意圣埃克絮佩里编入战斗中队，于是，双方达成了这样一条折中的协议：在德·维特罗勒上校的帮助下，圣埃克絮佩里于1939年12月3日被安置到位于奥尔孔特（埃纳省）的总侦察大队第33飞行大队第2中队。（他不想驾驶轰炸机。）
11月26日，他开始参加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圣埃克絮佩里拒绝住进当地的一套乡间别墅，而是搬到了奥尔孔特的一栋很小的农舍里。
给×的信
［1939年12月中旬，于奥尔孔特］
满地泥浆，有雨。我因风湿病留在农舍里。夜晚空空荡荡。我也忧郁多疑。我多么渴望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当然，我也会害怕。要成为人中龙凤，所需甚多，我亦未全备。我和战友们聚集到一起了，因为如果离开了他们，我将一无是处。我最讨厌的，就是做一名旁观者……
我明白了自己对于侦察的含义。我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会像他们一样觉得冷，像他们一样得风湿病，像他们一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和宪兵部队待在一起，而我的事情却比那些宪兵要重要得多。此外，我也很喜欢那些祝酒歌，他们也一样。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停地请假外出活动，寻求安慰，找乐子，他们还会很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而我，则要隐姓埋名于战友中间。
给×的信
［1939年12月22日或23日，于奥尔孔特］
悲剧的一天。在同一天，我们大队和兄弟大队都有一位战友被击落了……
我对自己在利比亚的那次迫降非常看重，也很重视迫使我徒步行走的重重困境和几乎将我一点点吞噬的沙漠。我差一点就变成了另外的东西，但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夜晚，当我在沙漠中迷失方向的时候，我就极其看重自己在漫天星光下的慢慢行程。我难道不该这么做吗？我情愿相信，真正能给予我们最大利益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得不做。但是，当我们谈及那些经过背地里的深思熟虑才被公开的真相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深思熟虑比仁慈宽容更伟大，它所处的层次更高一些……但是，深思熟虑的味道却让人觉得恶心。人似乎总要美化自己。因此，如果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分配了某项任务，那么我可以认为那不是为了利用我，而是在数百个候选人之中，对我的偏爱吗？
你见过哪个特使会追求上进吗？我可不是那样的特使。我不是专横跋扈的树，非要强硬地剥夺土地里的财富，非要不可思议地将土地的精力耗尽。
给×的信
［1939年12月，于奥尔孔特］
……他们建议我现在就请假，立刻就请，因为接下来的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没什么工作可做。
不要理会我的上一封信了。事情矛盾重重，难以说清。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因为我发现生活真的很难理解，而我也复杂得连自己都理解不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发挥所长。根据我的经验，飞行中最困难的时刻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排除幻觉的时刻。最初，我并未想过要飞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也没想过参战。我并不嗜战，而且也不清楚我们这一代人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三万五千英尺、泥土和冒死前进那么简单。在此地，所有的创造、征服和狩猎都无法带来快乐，剩下的就只有纯粹的痛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参与其中。例如，只有当你一刻不停地去撕扯围困在你周围的那一层层树皮的时候，它们才会开裂、破损。与此同时，你就会意识到这一层层的，也仅仅是树皮而已，因为一旦你战胜了幻觉，你就不可能不关心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了。只有当你身陷麻烦的正中央，身处震中地带的时候，你才能找到平静。所以，你不得不先把树皮撕开……
给×的信
［1939年12月底，于奥尔孔特］
在维特里，我们举行了庆祝活动。我接到命令，必须到武装部队戏剧院去。再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我问了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战？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帕斯卡又在哪里？眼下的这场闹剧何其卑鄙！这些现成的小曲小调何其无耻！假如它们真的像“奥尔加”那么呆板愚钝，倒也还可以忍受：
她不愿卖身，但迫于压力。
但是，当这些剧目触及到情感的时候，当它们煽动情绪的时候，一切都从根本上变成了色情文化。这简直就是制造商给我们提供的一文不值的狗粮，可我们却还对此感到颇为满意！弥尔顿竟然还能赢得掌声。那个可怜的小丑！他奉上的快感如此邪恶，让我们受尽他污言秽语的折磨，让我们的头脑变得空空如也，让我们只能记住他这个油嘴滑舌的家伙，可是他却凭着这些就给自己挣到了不错的收入——他们说的是人话吗？没有人会说是，因为人类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内涵的语言结构。
于是，我再一次回想起了聆听“奥尔加”时的那种清新诚挚和健康向上：
她是风流俏寡妇，半推半就谋生计。
突然间，表演的风格就超越了表演的内容，内容变成了无聊的放声尖叫，插科打诨，而且轻松自然得就像放屁一样。表演的内容十分贫乏，就只能靠表演风格来撑起，事实上，风格对于内容的增减，无足轻重。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东西而不呕吐呢？
我爱——爱——爱——爱你爱到心烦意——意——意——意乱。
这种风格应该对应什么样的内心情绪？在我看来，这个编剧就是个商贩，精明到只知道抓钱。就算把这些台词按照逻辑关系排列在一起，也表达不了任何含义，只能算是醉汉呕吐的秽物，只能算是把便秘时肠道淤塞般的隆隆响声搬到了头脑当中，却又没在头脑中形成任何东西。所有的这一切多么惨淡无味啊！在这里，爱就是二流演员褪了色的装腔作势，别无他物。
有那么一秒钟，我有了一点触动：
女傧相都赶往森林，牧师感到很高兴，这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洗礼仪式……
我突然想起了城镇和乡村，想起了它们各自的含义。吉罗杜本人和当前的各色事物都是属于城镇的，但是在此类城镇当中，精神上的背叛让城镇里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价值：就像精明的商贩，他的卑鄙无耻会让他的价值消失殆尽。而乡村却秉承着持久、亲密的理念，秉承着某段时间，以及这段时间所带来的变革。有人播撒了谷物，谷物就会成长。（如果那些年轻的女子走向森林，神父就会觉得高兴，因为那意味着会有更多次的洗礼出现。）
于是，慢慢地，民歌、舞蹈和瑰丽的家具出现了。在中世纪的乡村，是死亡保证了乡村的延续：那段时间意义非凡，人类各司其职——语言也因为教会的存在而得以发展——但是如今，我们的死亡却只会留下空壳。在我们看来，夏天和秋天没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毗邻的季节而已。今日众生如此无能！吉罗杜以为自己的才智足以挽救整个人类，但他孤傲独断、东拼西凑的智慧（虽然这种智慧没有为了取得荒诞离奇的效果而采用捏造扭曲的手段来博人一笑）却从根本上丧失了情感。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形势”所迫，那就是他从未理解真正的人性。
我既不年轻，也不年老。我恰好处于二者的中间，正好是事物成型的阶段。我正处在老去的过程之中——就像玫瑰，虽然眼下尚未发芽，但很快就会开花，并散发出香气。这是教育学途径上的阐释，这种分析方式会预见到玫瑰花的死期：玫瑰花不具备舞台剧那样的演替，它更像一种饱含着淡淡忧郁的庆典。
我确切地知道我想说什么。但是，我必须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清晰一些。
关于武装部队戏剧院，在这场战争中……我准备迎接牺牲，即便只能“为土地增添些肥料”；但是我却不会去拯救弥尔顿。我对于自己所生存的这个怪异的星球并不满意，我无法理解这里的一切。我很累，但这种疲惫却又无法用语言说得清楚。可能一部分是因为J，亲眼看着自己的好朋友消失，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痛苦吗？事实上，我对J的了解并不多，但此前，我却并不这么认为：他曾让我觉得厌烦，我甚至讨厌他的出现；我曾对自己说，“我不会去骂他，因为我不在乎”；我也不介意他的生活态度，因为我对喝酒没什么兴趣，虽然朋友之间还是要喝上一杯的——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例行公事的喝酒；我也不在乎他手上的事情进展得如何；他所听过的那些美丽童话其实是不是都丑陋无比……仅此而已。我从三万五千英尺的地方回来了，但是另一个灵魂却安息了。在三万五千英尺那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充满了未知生物的吼声，洞穴的泥土都是黑色的，人类的动作会变得异常缓慢，就像在浓浓的果酱里游泳一样——在那里，压力减小了（只有海水中的十分之一），你的生命甚至会被蒸发掉。在那里，你呼出的气体会变成冰，零下51度，你呼出的气体会变成面罩里面悬垂的冰针。你会受到25种机器故障的威胁：比如吸入器失效，这会让你直接完蛋；比如加热系统的失效，仅从字面上看，它就能把你变成冰，这一切都是真的。当然，也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有些事情只能靠想象。
在控制氧气流通的仪表操作盘上，测量仪器是肯定有的，而且那些表针，甚至比测量心跳的表针更重要。尽管如此，它也属于“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表针永远都是抽象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你只有经常用手指尖去挤压连接着面罩的那根小小的橡皮软管，才能检测出它是不是满的。就像婴儿的奶瓶，如果里面有牛奶，婴儿就会不停地吮吸。这可不是什么无聊之举。
就加热系统崩溃而言，我对此并不觉得紧张。让我无比惊讶的却是热量竟然会以那样的方式扩散，飘散开来，竟然那么美。我担心电线会灼伤我的皮肤——但是，根本不会。即使是贴着电线，也不会有一点灼热的感觉。我自言自语地说：“竟然是这样的，如果因纽特人也有这个东西……”真是工科的杰作啊，像是洗热水澡——全身都泡在里面了，除了手指。我的手指冰凉，但还能忍得住。我在天空中飞了很长一段时间，手抖得像是抱着一挺机关枪。
后来，我降落了：
“温度多少？”
“零下51度。”
“你肯定冻坏了吧？”
“不，我是冷，但还没到受不了的程度。你跟我说，高热的氧气会烧伤鼻子，但是我的鼻子还不赖。至于防护罩……”
“防护罩又不会烧到……你，你竟然忘了装防护罩。”
我想起了第一次飞行的前期，我当时以为自己需要慢慢来才能克服胆小和怯懦，我甚至以为额头上和手上的皮肤都会潮乎乎的，让人不堪忍受。但是现在，我却有了一种扬扬自得的甜蜜感觉。这真是一种颠倒是非的感觉！
事实上，在三万五千英尺飞行要比在二万五千英尺飞行简单得多，因为三万五千英尺有氧气，而二万五千英尺却没有。突然之间，我的仰慕之情全都消失了——那是我对米希少校的敬慕，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位勇于挑战高度的飞行员。有些人每天都彰显着他们的英雄主义。降落的时候，他们很少会说起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英雄都是这样的，所谓硬汉少语。就算有人问到他们，他们也只是耸耸肩，“孩子，你理解不了的。”我又一次发现了他们的沉默原来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他们根本不必说出来。勇气，并不在于你说了些什么，而是在于你选择了什么。米希很勇敢。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有多大，因此，要选择这样的职业，本身就需要付出特殊的努力。随后，当他决定要起飞的时候，就要安放好自己的灵魂。一个人理应储备好必需的勇气，有了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足够好了。因此，一旦灵魂得以安顿，这份工作就跟其他的工作没什么两样了。飞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和修椅子……一旦灵魂得以安顿，哪里还会有什么差别？每次夜航，我都会经历这样的情感——溺死在海里或渴死在沙漠里。而且，迪拉也不会把勇气教给飞行员，他只是强迫他们去安顿自己的灵魂。这一点，我在《夜航》里已经有所提及。
前天，当我的飞行任务取消的时候，我竟然觉得很高兴。我是多么白痴啊！
但是，接下来，勇气就变得高贵了，至少比醉酒士兵的暴力行径要高贵得多——它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事实上，任何戏剧都能体现出一种社会本质。孩子生病也能演绎成戏剧，但戏剧永远是别人的故事。自己的事情永远不会变成戏剧。你可以在三万五千英尺的地方高飞、爆炸，然后，什么都不会留下。但是你却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对你而言就是一种无限的扩大。一个孩子觉得很冷，那么，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就会远远超过零下50度时加热系统崩溃所带给你的痛苦。因此，我所知道的寒冷和危险，都只是别人的危险。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强迫自己承受这一切。我已经承担起了“他们”的三万五千英尺的任务，于是，那就成了“我的战争”——那可不是愚蠢的斗牛士般的功绩，我也不会因受人信任而受其所害。第33飞行大队第1飞行中队和第2飞行中队的20或25个人中损失了11个人。他们就是承担了工作、承受了风险的人，有时候，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会对这些事情感到悲痛万分。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但我却真的不知道这昂贵的代价到底换来了什么。至少，我无法确定。但是我相信，总会有人理解的。今晚，我的一只耳朵聋了（并不是因为我耳朵里有蜂鸣声，蜂鸣声已经减轻了，而是因为我刚刚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到明天为止，我的耳鼓膜都会很紧。
再一次，我想到了那种无从解释的矛盾思辨。有时候，身体就是你自己——是身体在爱，在享受火炉边上静谧的夜晚，是身体在被子下面蜷缩起来想要入睡，是身体知道如何发出笑声。但是有时候，身体又和你自己分离开了，变成了一种工具，像田野中的小公牛，不停地工作着，耳朵都扯破了，毛皮也烧焦了——就像前天我的那些飞行员伙伴一样。今晚，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我对潜在的死亡感到悲伤，另一方面，我因幻想全部的游乐场所都被关闭而感到忧郁。梅塞斯密特战斗机的一道雷霆闪电就能把你化为灰烬，就像烧死一棵树。它打破了那片晴朗的天空——接着就悄无声息地垂直向下，潜藏了起来。
三个人中，唯一借助降落伞成功逃生的那个人却什么都没有看见——操控装置突然就爆炸了：火光，像肠道中的隆隆声，爆燃起来，其中必定隐匿着炮火；他被火光困住了，于是只能放弃自己栖身其中的家园。当然，换作是我，我也会从火光中逃生；或许，我也可能会选择让灵魂去安息，但那样一来，我的内心就会充满忧伤：刚刚，你还在想着奢华，想着空中花园——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奢华的象征；但接下来，你可能就要想到尸体，想到那种让人心脏紧缩的气味；剥开制服，你就会被热烘烘的气味紧紧裹住。当然，其他的情感也会存在，在明天的行动中，我就能体会得到。尸体只是一种手段，它能凸显出重要性，但它却和戏剧无关。我知道，真的无关。赤裸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冷。
对于战争，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战争绝不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那种样子。但是，我所在的位置却有利于观察战争，像所有有利的位置一样，它能够鼓舞人心——这是最有利的内部位置。我必须要把事情分析清楚，但是真相却令人压抑——这还不是真相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
首先，恶劣的条件：不适、寒冷和潮湿，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它们反衬出了切实有形的奢华：小小的圆炉子烧得那么旺，还有我的农舍——我住在一个农场里——里面的小床，在我看来，床上的鸭绒被就是奢华的标志。晚上，当我躺下来，在冰冷的床上把自己滚成一个球，自己温暖着自己，进入梦乡的时候，我觉得无比幸福。只要一伸脚，我就像是迈进了冰冷的河流，但是我很享受这种感觉。等到春来，积雪融化，我也会感觉很棒——自然而然，我的支气管炎也就痊愈了。
其次，当然就是飞行，还有很多航线我没有飞过，但是我已经对天空很熟悉了。而且，因为你可能会遭遇到敌人，所以我想向他们学习一下——就在起飞之前——如何使用机关枪。我并不喜欢运动，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误会。我喜欢那些能让我超越自己的事情。我不喜欢高度，三万五千英尺是个无人区，它对我的影响很大，它让我意识到，如果吸入器失效，我就会像只小鸡一样被掐死在那里。
这会让我裂成两半，让一个我远离另一个我——我不能再考虑体内的紧张，它会毁掉所有人。表面上能够看到的生活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并不在这里。我生活在其他的地方，醒来的时候，我只需让自己感到满意就好。我的飞行员同伴是另一个问题——就像某件商品的质量问题——但是，如何进行判断却是一个颇费周折的难题。有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问题，他就会把自己全部的生活都托付给那些喜欢巴赫的人，而不是那些喜欢探戈的人。
再其次，你可能会跟那些在飞机刚一升空就关掉美妙音乐的人一起飞行，不过，他们却具有极好的基本素质。他们是一些善战之人，进行过真正的战斗，不过，他们为之而战斗的东西与我又有不同。他们的战斗并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文明。换句话说，如果说他们的战斗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文明，那么他就需要对文明进行重新定义，对文明所包含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义。
当下如此巨大的荒谬，就这样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历来如此：当下的情况无法解决，因为过去的一百年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而思想却处于较慢的进程之中。
设想一下，一位物理学家接受了（突然之间）已知现象的二十个新形态，和一千个新的现象。对他而言，问题就比较严重。我们可能要等上一百年，才能让另外一些人——他们对所有的一切都消化得很慢——创造出一种能够把世界进行有序排列的新语言，因为在数学和物理学中可能并不存在更多的排序。所有的一切都令人感到极其痛苦。有些观点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你要么接受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奴隶——要么就是彻底地反对他，承担起这场反抗中所固有的风险。但是，所有的人都在保持沉默！我也不想在收音机里说这些话：当你没有权威的信息可以传递给民众的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因此，我接受了自己所应承担的那些反抗中固有的风险。但是，我还是要冲破那些禁令，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准备放弃所谓的和平。我知道自己的原则，也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是自由！还有饱含爱意的身体温度！甚至还有生命！而且，我也问过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就和宗教怀疑论一样，让人痛苦不堪——但答案无疑又极其丰富。真理就是由这些无法忍受的矛盾强硬地创造出来的。因为我正在为这样的矛盾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要么死去，要么就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绝不可能在《巴黎晚报》上找到精神上的和平。在M．拉蒙·费尔南德斯那里，在丑恶的收音机电台里，同样找不到答案。昨天，我听到了皮埃尔·达克的言论——我震惊了。如果我是个外国人，听到法国喷出了那样的口水，我就会想，如此肮脏的国家应该马上被清除掉！昨天的《巴黎晚报》刊发了一篇令人惊讶的长文，是关于大军阀希特勒的——这是希特勒长期以来虚构的炒作。它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庄严雄伟之感。主编竟然让这篇文章通过了审核！他们简直就是在蟒蛇面前被吓呆了的小猴子！这个国家就要沦陷了，除非它能明确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战……显然，它毫无头绪！因此，我们盲目地跟在英国的后面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无法为自己定位，无法确立自己的特质。英国人为他们自己的习俗，为他们的斯里兰卡红茶，为他们的周末生活而战。而我们，虽然感受得到若即若离的团结，但是却没有那种常规性的、清晰而又具体的习俗。
于是，英国就变成了达拉第的意识，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意识。那么，如果英国让我们觉得不再羞愧，我们也就不用再参与战争了。我们对英国充满了仇恨——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道德良心要求得很严格，他就会那样做。现在，吉罗杜的不当之处和他的思路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对整个民族的欺骗！是对统一和团结的欺骗！是对精神和智力的坑骗！是言辞上的诡诈！没有人会为了某条思路或一杯鸡尾酒而死的。所有的这些都过于抽象了，只能引人发笑。它虽然能够鼓动大家的头脑，却无法在心灵上留下什么痕迹。对我而言，这还不足以让我做好在战火中接受死亡的准备。（我发现自己受伤的肩膀已经不能再操作降落伞了）。如此一来，就更好了，我会因此对冒险更加谨慎。而且，我将不得不弄清真相。但是，当我对面的家伙高喊“希特勒万岁”的时候，我也就不会再呼喊“理性的言语才是万岁”了。
有些事情再次震撼了我——在我独自坐守的这座奇怪的山上，这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我对自己所爱的周围的一切都备感亲切，对全人类也更感亲切，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身陷险境的时候，他就应该承担起一切。有人喜欢这样说，“和平与你同在。”
- 写于1939年，草稿，私人收藏。
- 乔治·库特林（1858—1929），以编写苦情讽刺舞台喜剧而出名。
- 让·梅尔莫兹（1901—1936），法国飞行员，在执行一次飞行任务时失踪。
- 迪迪埃·迪拉，1914—1918年间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来成为圣埃克絮佩里在邮政航空公司（现法国航空）的指导员和导师。
- 拉斐特：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圣埃克絮佩里和他的飞行员伙伴经常光顾。
- 1935年12月30日，圣埃克絮佩里试图在巴黎至西贡航线上创造最短飞行时间纪录。但飞机在撒哈拉沙漠迫降，他和机械师让·曾雷派斯特，被贝都因人（一个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汉泽者注）发现并救下。
- 为了打发“静坐战”期间的无聊时光，军队中兴起了一种名为“军中读书、艺术和休闲活动”的服务，其中就有“武装部队戏剧院”。让·杜图尔在《海军出租车》一书中指出这是唯一一件令人感到满意的工作。该庆典于12月14日举办。
- 法国艺人，12月14日，在圣埃克絮佩里出席的那场武装部队戏剧院的演出活动中有过出场。
- 自1939年7月起，剧作家让·吉罗杜开始担任总理府信息部门总干事长，主管审查制度和宣传工作。他精心揣摩的微妙言语后来成为了人们攻击他的工具。有段时间，全法国都受到了他的激励。
- 12月16日，这位作家拜访了圣埃克絮佩里所在的空中编队。
- 流行喜剧演员和歌手。
- 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在1933年和1934年担任法国总理，后于1938年再次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4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