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狐狸庵

又见狐狸庵

蓦地看见狐狸庵先生,吓了我一跳,虽然他出现在电视上。戴一副黑框眼镜,眼里含着笑,面容却显得苍白,或许因为是四十年前的旧广告。古人只能吟桃花依旧笑春风,如今则常见画面依旧,世事皆非,这位狐狸庵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2008年,电视拿出他1972年为雀巢咖啡做的商业广告,和当红演员唐泽寿明合成“第四十年的翻新”,二人都是四十岁,但相差四十年,看着蛮有趣。广告词是“明白不一样的人,狐狸庵先生·远藤周作”。当年这个广告使远藤周作的雅号狐狸庵广为人知,乃至仙台等地有酒馆也挂出“狐狸庵”招牌,火借风势,随笔《狐狸庵闲话》红透半边天。不过,本该一脸肃然的纯文学作家这样在电视上放“狐骚”,让守道的文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叹人心不古。

远藤周作有两张脸,一张严肃有余,一张滑稽过火,真是不一样。两张脸反差太大,远远超过了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与“猛志固常在”,几乎是一个日本现代文坛之谜。文学史写到他,列举的一色是小说,如《海与毒药》《沉默》《深河》,也就是严肃文学,这固然是文学史以小说为正统之故,但附带说到以《狐狸庵闲话》为代表的随笔,似乎克制之中也含有毕竟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

筑摩书房出版“现代文学大系”,堀田善卫、远藤周作、阿川弘之、大江健三郎合为一卷。远藤周作是真名实姓,生于1923年。十二岁受洗,理由是不想让离婚后信奉天主教的母亲伤心。对于他来说,这信仰好似母亲让他穿的西服,长大了觉得不合身,不是袖子长就是裤子短,穿在身上很难受,几次想脱下来丢掉。他的信仰不是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契约,而是和母亲的契约。文艺评论家江藤淳独具慧眼,指出小说《沉默》中远藤的耶稣“显然被女性化,几乎是日本母亲似的存在”。终其一生远藤都是在确认信仰,认识到西服并非全部衣服,日本人穿合体的和服也能不乖离基督的教义。他批判宗教排他性,不否定日本人传统的对象驳杂的信仰形态,认为各宗教殊途同归,以至于神。作为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在日本罕见其匹。关于天主教文学,他这样定义:“人具有选择或舍弃上帝的自由,把这种人的自由倾注于文学就是天主教文学。”而文学“以凝视人为第一目的”。

远藤自幼多病,幸免于当兵。1950年得风气之先,赴法留学现代天主教文学,两年余抱病而归。1959年冬周游欧洲,研究萨德,归来住院两年多。1963年,人到四十,乔迁郊外。“这次患病期间,说来难为情,还是净考虑上帝的事儿了”,结果就着手写《沉默》。不过,世人先看见的却是他在沉默中爆发:把新居的厢房命名为狐狸庵,自号狐狸庵山人或散人,写起了狐狸庵随笔(起初在杂志上连载叫《午后聊天》,结集出书时名为《狐狸庵闲话》)。而且,狐狸般的戏谑犹不能尽意,正当全民玩命把GNP搞成世界第二位的时候,他又大写吊儿郎当,《吊儿郎当生活入门》《吊儿郎当爱情学》《吊儿郎当好奇学》,笑倒日本。狐狸庵?三岛由纪夫问他为什么用这么老气横秋的名字,远藤回答:你把笔名叫什么由纪夫,棒小伙儿似的,上了岁数怎么办?三岛拒绝老,一本正经,仿佛人与文如一,赶在老之前自我了断,永葆四十五岁的形象。传闻二人都候选过诺贝尔文学奖,远藤标榜吊儿郎当,像是故意跟小他两岁的三岛作对,对三岛的生活方式及形象是一个破坏。

文未必如其人,常常不过是其人把生活加以伪装,貌似如其文。远藤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就该有一种近乎其人,究竟是哪一种呢?周作,这是很有点载道的名字,大概用它写小说便板起面孔,严肃地探讨日本人与基督教的矛盾。日常生活里,据熟知其人的作家和编辑说,远藤真像老狐狸,对什么事情都好奇,正经谈文学时也会突然扯起淡来,津津有味地打听女演员八卦的真伪。他极有表演欲,从小梦想当演员,成名后组织了一个叫树座的业余剧团,登台演出(从剧照看,好像不大有表演才能)。亮出自己的真实一面,甚而漫画化,不是为证实文如其人,用意何在呢?狐狸庵先生在随笔《剪报簿》中写道:

“近代文学之功,其一在于让我们看见人心理背面的自私自利、虚荣心、无意识及其他种种,但我们的心理背面越来越复杂,难以捕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相信别人的真实一面了。别人什么样的善意也会被我们认为那是‘这家伙想让我觉得他好才干的’,或者习惯于解释为‘哼,陶醉于美滋滋的自我满足’。表面的脸后面还有另一张别的二重脸、三重脸在看着。这时我们陷于无力感,似乎自己和他之间没有‘能互相沟通’的力量。

“我翻开剪报簿,好像相声里说的这些蠢货们露出傻傻的真实一面,故而能把握,所以一刹那感到跟那个人能互相沟通的愉悦,不禁一笑。但同时不能不考虑笑的贫弱,我们今天只有用这样的笑沟通人的途径吗?关于这一点,日本的近代文学几乎不曾给我们什么贡献。”

可见,先生要借助笑,和人们沟通。写《沉默》是认真的,写《狐狸庵闲话》也是认真的。远藤在京都嵯峨野建别庄,曾想让尼姑作家濑户内寂听题名,不叫狐狸庵,而是谐音为孤离庵,在他搞笑的背后浩茫存在的不正是孤独与寂寞吗?这种孤寂来自少年时父母不和,他讨厌回家,放学后在街上游荡,从小用淘气或搞怪来遮掩不愉快的心情。在不大重视宗教的日本,恐怕他作为基督徒也感到孤立无援。

他说:“幽默不是从高处看,从劣等人的视点看东西时才会有幽默。”幽默或恶作剧也常是弱者对强者的挑战和报复。当然,狐狸庵随笔写的生活也并非完全真实,他不是弱者,不是吊儿郎当的懒汉,把自己弄得很滑稽,那是他的人生策略。远藤还著有一些被称作轻小说的作品,譬如《我、丢掉的、女人》,介于《沉默》与《狐狸庵闲话》这两类文学之间。他的严肃作品也搞恶作剧,不乏幽默,以至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讨厌,说他不正经。

远藤周作卒于1996年,享年七十有三。六十五岁时被评为日本国文化功臣,从那前后不再用狐狸庵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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