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领奖的作家

奖赏多，大概是日本文坛的一大特色。当作家不得个什么奖，简直就师出无名，都不好自报家门。譬如当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一说到他就是当年获得芥川奖轰动社会如何如何，实际上那个得了奖的小说早已未必有人找来读，读了只怕也好似闻了臭袜子，而且是别人的。芥川奖被捧上天，获奖作品却往往只是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个名，时过境迁就不值得一读。不过，要走出茅庐，常需要有人顾，奖赏就好比那个人，是敲门砖，是鲤鱼玩命跳的龙门。

偏也有作家不领奖，最出名的是大江健三郎。全面地说，他是又领又不领，前脚接过外国的诺贝尔奖，后脚却推掉本国的文化勋章。诚如其言，“战后民主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有接受勋章的自由，也有拒绝的自由”，但论客本多胜一谴责他，同样是皇帝，日本天皇给奖他不要，瑞典国王给就要，为人虚伪。又领又不领的作家也不止大江一个，如大冈升平，以小说《俘虏记》领取了横光利一奖，但拒绝当选为艺术院会员，理由是“以前当过俘虏”，不好意思接受国家荣誉。还有吉村昭，领过太宰治奖、菊池宽奖、吉川英治文学奖，但不领司马辽太郎奖，说是没怎么读过司马辽太郎作品。

颁奖有颁的道理，不领奖有不领的理由。武田泰淳不领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是“因为不想要所以不要”。内田百闲不当艺术院会员，“要说为什么，因为讨厌；要说为什么讨厌，因为不感兴趣；要说为什么不感兴趣，因为讨厌”。不少作家不领奖都是拿自由当作挡箭牌，颇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藤泽周平领了直木奖以后专事写作，名声日隆，故乡要给个名誉市民称号，被他婉拒，写信道：“并非了不起，以至为主义主张而违逆美意，不奉接荣誉。我一向认为，对于作家来说，至为重要的是自由，世间容许这种生活方式很值得庆幸。”对于故乡来说，领不领都具有宣传价值，这封信被荣誉地展示在当地图书馆。藤泽死后家属接受了县民荣誉，因为死者已不需要自由。大宅壮一临死前，弟子替他挡驾了政府奖赏，为他无冕之王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一般来说，奖赏是对作家或作品的认可和鼓励，但捧在手里，也意味着顺从它的标准乃至体制。要说任何奖赏都坚拒不受的作家，似只有那么一个，就是山本周五郎。直木奖要颁给他的《日本妇道记》，他断然拒绝，惹得文坛大老菊池宽抱怨。后来山本也不接受每日出版文化奖、文艺春秋读者奖等。

山本周五郎本姓清水，生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取名三十六。家贫，小学毕业进当铺学徒。店主仁义，让他读英语夜校。昭和元年（1926），作品第一次登上大杂志《文艺春秋》，笔名山本周五郎，其实是店主的名字。山本真正出名在战后，尤其如小说家开高健所言，“晚年十来年，取得了压倒性大胜”。作品常被搬上银幕，特别是《日日平安》《红胡子诊疗谭》《没有季节的街》先后被黑泽明拍成电影，接二连三获奖，虽然整个走了样，但对于原作的流行功莫大焉。文坛有文坛的政治力学，山本概不参与，不结帮打球，不凑趣赛马，有如一条狼独往独来，人送外号“拗公”。毕生一庶民，拗也彻头彻尾是庶民的拗。日本传媒最爱搞对谈、鼎谈、座谈，他从不参加，也不许登门请益的文学青年称呼老师。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学历无用就成为有识之士的一识，山本虽只有小学文凭，却认为学历有用，因为学校生活需要忍耐，大学毕业的人耐着性子读十六年，这股顽强劲儿能适应社会生活。说法有点像玩笑，但富有人情味。他的历史小说也充满人情味，有人评山本文学：对于世，很多不得志的人是一个抚慰。

作家活着时或许不可一世，死后却事不由己，常常被活人捉弄，山本也在劫难逃。他一辈子不领奖，去世以后新潮社居然拿他的名字设了一个奖，用来抗衡直木奖。直木奖和芥川奖是文艺春秋杂志及出版社创办人菊池宽设立的，分工明确，前者鼓励大众文学，后者评价纯文学。关于这两种文学，菊池宽说：作家想写就写的东西是纯文艺，为悦人而写的是大众文艺。山本周五郎则不以为然，主张文学无所谓纯不纯，无所谓大众或少数，只有好小说与坏小说之分。小说必须以最大多数的读者为对象，那种纯文学连高中生也能搞。可见，不接受直木奖终究是出于文学理念，不愿吊死在大众文学这棵树上。山本的好小说确实超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框界，读者广泛，也就敢于说：文学不是为了奖，对于作者来说，什么奖也比不上读者给予的好评。新潮社同时还比着芥川奖创设了三岛由纪夫奖，三岛地下有知，一定会手舞足蹈。他的人生哲学与山本正相反，汲汲于虚荣，甚而之所以自杀，也被说是川端康成拔了头筹，诺贝尔文学奖就不再有他的份儿。

山本周五郎卒于1967年。生前不爱让人家照相，说是怕女读者见其貌不忍读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