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残唐五代的纷乱局面，如《水浒传》引首所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就在公元960年（即宋之建隆元年），在黄袍加身之后，一个姓赵的新皇朝，又在汴水边建立了。

接着，在诗歌方面，亦由宋诗而承替了唐诗，并产生了不少名家与流派，以其吹万不同、吐故纳新的特色，在诗坛上各领风骚。就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来看，不外两大特点，一是对待人民的态度，一是驱使文字的本领。

提到宋诗，就要想到唐宋诗之争，想到宋诗在过去某些评论家眼中的可怜地位。清人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曾经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叶燮的话并非无的放矢，但我们从这一选本的大部分作品看，即使抵不上唐诗，可是宋诗究竟是不是唾骂的对象，公正的读者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每一个立国较久的皇朝的初期，总有一段相对的“国泰民安”的上升时期。宋朝亦是这样。但由于殿堂仍在，石陛如故，只是座位上换了些称孤道寡的人，老百姓还是站着或者伏着等待板子，因而社会矛盾还是此起彼伏。亦因为这样，一些还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还是拿起笔，写出人民所期望的作品。这时候，离开杜甫的时代已经二三百年了，但仍然有人以民间涕泪来蘸他们的笔端，例如本书第一篇王禹偁的《感流亡》（它和王氏另一篇五古《对雪》可称为姊妹篇），以及梅尧臣的《田家语》、韩琦的《广陵大雪》、苏舜钦的《吴越大旱》等等。从这些作品中，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宋朝建国后七八十年间，西北、东南、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已经在边患、天灾、苛政下喘息了。

这些作者都是富有知识的封建士大夫。在士大夫阶层中，固然有不肖之徒，然而对社会生活中黑暗腐败的现象、下层人民的苦难反应得最敏锐的，往往亦是士大夫中清醒的明智的那部分人。由于他们较多地接受了前代文化传统中民主性部分，加上自己的社会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因此作品较多地流露着关怀人民疾苦的感情，尽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忠心报答赵官家”。还应当指出，他们作品中悲天悯人的描写，有些只是一种姿态，有些是廉价的，这样的作者历来就有，但有些人确是把自己的真实感情带入形象的。孰假孰真，公正的读者自会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予以区别的。

下面试把宋诗中各个阶段的动态，或择有代表性作家的优缺点，或就其事迹中一二要端，或据某一流派的得失，略加串缀。为了避免与“作者介绍”或“说明”重复，只好此详彼略地作为补充来说。

在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等人活跃于文坛的时期，正是西昆体盛行的时期，王禹偁虽以其警秀平易给宋诗带来一些新气息，但一则尚存唐音，二则并非有意识地反对西昆，故影响不大。到了梅尧臣、苏舜钦才有意识地与西昆抗衡，就像叶燮在《原诗·外篇下》说的，“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可是他们当时的文名不高，号召力有限，能够起有力作用的却是欧阳修，给欧阳修以有力支持的是梅、苏。

欧阳修以其政治地位和学术声望，在文学革新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在语言的使用上，亦比梅、苏流畅自然。他对西昆派杨亿等人的文采有所称赞，对西昆那种文风和倾向则颇为不满，这种态度亦是对的。当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又多出于他的赏拔，如王安石和三苏。

附带还要提一笔，石介亦是一个反对西昆最激烈的人，除了写论文《怪说》外，还写过五古《虾蟆》来讽刺。但他自己写的诗却艺术价值较差，语言缺乏感染力。

王禹偁、欧阳修等人都曾经遭受过贬逐，他们的好些佳作即成于贬逐途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八中说：“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苦酒会使诗味加醇。诗人们在政治上的挫折，却得到了艺术上的补偿。一个真正有才能的诗人，他最宝贵的东西是永远不会丢失的。

王安石是受知于欧阳修的人，欧阳修的《奉酬永叔见赠》中就有“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的话。欧阳修死后，学识声望能和安石匹敌的只有苏轼。王安石的诗，古风与近体都好，晚年罢相时作的几首七绝尤为精彩。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有“王荆公体”，并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说得很中肯。这里略举几首为例：如《谢公墩》的“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注一）、《孟子》的“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的“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第一首虽是游戏之作，却反映了他的倔强性格，亦即拗相公性格。第二首是说，在古人中，真能引为知己、慰他寂寥的唯有儒家孟子。第三首因送弟而念女，以自然朴素的语言，写老父的深挚感情。本书中还选有利登的《次琬妹月夕思亲之什》，末两句云：“白头亲老今多病，不似当初别汝时。”亦是以常语写真情的好诗。这些诗固然只是写骨肉之间的聚散，却是天生的好题材，寥寥二十八字，容不得半点浮文。诚然，诗人应当向更广阔的天地驰骋，但反过来说，一个诗人，如果连这样的抒情小诗亦写不好，就不免要替他着急了。

由王安石就很自然地想到司马光。二人政见各异，由此而产生的新旧党争，此起彼落，很为激烈。我们不否认司马光有保守的一面，但人品还应当肯定。思想保守和品德可风的矛盾，这样的政治家在古代就为数不少。平心而论，所谓旧党成员的品质要比新党好些。他不以诗名，有几首却有针砭意义，如本书所选的《鸡》诗。

但给宋诗面目以最大变化、成为北宋诗歌之魂的是苏轼。

黄庭坚在《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中说“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光”，这话不算怎样夸张。观于海者难为水。尽管这个选本中他的诗选得最多，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他是个大起大落的人，性格爽朗，直道事人。对王安石，他曾说过：“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司马光常被章惇谑侮而感到苦恼，苏轼即向章惇说：“许靖且不可侮，况君实乎？”后来司马光拜相，苏轼曾以差役、免役的利弊与他争执，司马光为此而感到忿然，苏轼又说：当年你不顾韩魏公（琦）的不高兴与他力争，“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注二）”这两件事情，最能说明他的耿直。其次，他又善于吸收异端思想。佛道的思想，在他人生观上也许带来虚无的影响，在创作上却造就了美感，例如散文《赤壁赋》、七古《百步洪》。他走过许多路，大块假之以文章。天地为他留下风月，江山为他留下胜迹。他亦没有辜负它们。晚年从岭外归来后，曾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中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说：“语意高妙，有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亦说这两句可以“见东坡公之心”。苏轼一生可爱处就在于通体透明，好好坏坏都让人看得清楚。这首诗作于逝世那一年，他的生命快要完尽了，他的这颗心依然放着光，像天上明月那样永远放着光。

黄庭坚是苏门四子之一。他在技巧上确实下过一番功夫，自己还有“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之类的主张。后人对他的诗评价不一，但有一点值得说一说的，这便是作为一个诗人，他应该如何在语言上苦苦追求魅力，苦苦创造特色，一定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决心，努力屏除陈词滥调，毫不留情地扔掉“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注三）这一类惰性的语言。如果语言无味，又怎能使人对他的作品感到面目可爱？当我们看到某些诗篇中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时，就会想起黄庭坚。但话虽如此，实践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另一种倾向，即奇拗艰涩。蚌病成珠，优点和缺点常常如影随形。如同宋诗的短处是议论化，但说理细密又是它的长处。黄诗所以引起后人评价纷歧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金代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中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亦有点过分。如卷四十云：“秦缪公谓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盖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耶？”毋乃苛求。古代诗文中，木与拱连用的，即意味着是用《左传》中的墓木典，何况还有上下文。如果黄诗径用墓木，倒又显得直拙，说不定王氏又要问：“此何人墓木耶？”但王氏有一段话却说得很中肯：“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从黄诗总的成就来看，他所换之骨、所成之金并不多，使我们欣赏的还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和“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而不是“百叶缃梅触拨人”和“马龁枯萁喧午枕”之类。

陈师道和张耒亦是苏门中人，北宋后期的诗坛中，除苏、黄外，亦以陈、张成就和影响最大。师道身世穷困，性格孤傲，常以朴拙瘦硬的语言表现出他的力度。在不甘于流俗苟合上，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但作品亦缺少壮阔的波澜。因为闭门觅句，黄庭坚甚至把他称为“逸民”。其次，他在学杜上用过力，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曾举陈诗用杜句而点金成铁处，如：杜云“文章千古事”，陈则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陈则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寒花只暂香”，陈则云“寒花只自香”（王氏所举尚不止这几个例子）。这亦大出于我们意外：一个极平常的诗人都不屑为的事情，怎么会出现在苦吟诗人身上？亦实在是未能一空依傍的表现。

张耒是苏门诸人中死得最迟的一个。他的《夜坐》中末两句云：“梧桐直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他当然是有寄托的，但我们似亦可用来比喻他晚年在北宋诗坛上的地位： 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都先他而去了，诗坛显得冷落，他还是要以朴实的语言，为人间送来秋声。

他经历过朝政日益败坏的徽宗后期，作品中有不少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如《和晁应之悯农》云“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正是六贼横行、民不畏死那样时代的真实写照。他又善用衬笔，如《输麦行》，主题是写农家收割后的欢乐气氛，却插入“半归仓廪半输官，免教县吏相催逼”，就从侧面透示了农民对官府的心理：即使在大家喝酒联欢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压力在心头。

黄庭坚只比张耒早死七年，经历要比张耒艰苦，但他诗中反映的社会内容就不如张耒深广，可见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深度，还取决于自己的主观。

二帝北去，万马窥边。陈与义是由北宋进入南宋的一个诗人。他只活到四十九岁，在南宋亦只生活了十一二年。但在诗的成就上，这十一二年远胜于他的前半生。他的五律，如《舟抵华容县》、《晚晴野望》等都很得杜甫之神，“兵甲无归日，江湖送老身”，就直逼老杜，这亦由于两人同因丧乱而间关流离之故。七律当以《登岳阳楼》几首为代表。总之，由北宋而南渡的爱国诗人中，在骨力和音节上，要推陈与义最有特色，享名最盛。

陆游是在陈与义逝世前十四年出生的。

陈与义在世时，韩世忠、岳飞还在和金人作战。可是他死后四年，岳飞被杀了，韩世忠罢官了。又隔了二十余年，金宋就成为叔侄之国了。这些或许出于陈与义意外而为陆游所得知的。即是说，南宋蒙受的苦难与耻辱更深重了。其次，陈与义虽身经靖康之变，备尝流离之苦，毕竟只是被动地过着逃难生活，行踪亦只在中南东南一带。陆游却从军西北，要实现他上马杀贼的志愿。剑门道的细雨、大散关的秋风、归州城的滩声，他都消受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他在成都山南打猎时，居然给他射杀一只猛虎。当他把死虎拖回来时，就有千百人夹道而观，他并把这一举动看作是为孤儿寡妇报仇。像这样不平常的生活，又岂是一般文弱书生所能经历的？对他的创作自必起了强大的力和美的作用。加上南宋政局的激荡飘摇，更使他的作品纵横起伏，与时代密切结合，成为南渡后诗坛的一座长城。

选录在本书中的陆诗数量，仅次于苏轼，同样感到遗珠过多，例如他怀念唐琬的诗，每一首都是用最真挚感情写的，但本书只能选两首《沈园》。

范成大的好诗，自然不仅仅是那些田园诗，这里且就他的田园诗略说几句。从陶渊明以来的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诗中，首先使我们感叹的是：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农村面貌竟是改变得这样缓慢，总是靠几条牛、几把锄头在过日子，逢到旱灾、水灾总是要请龙王爷开恩显灵。“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陶渊明这两句诗，在千百年后仍然是至理名言。在范成大的田园诗里，那种自然经济下的农村面貌，固然大同小异，但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比起其他诗人来，他和农民之间的距离要近些。他的那些诗，都是在石湖时观察体验的成果，亦因为对农村有兴趣、有感情的缘故。他的一部分诗歌，常有用典多与拗口的缺点，但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读时却用不着翻辞典，就凭他的清新和亲切，写出土膏露气之美，仿佛生活在到处挑动他，有的就像和村中的童叟在对话。“身外水天银一色，城中有此月明无？”是的，即使是一湾水、一轮月，城市中又哪里有可与两蛩相语的秋之乡村相比？

杨万里的诗，比起陆游、范成大来，思想性要差些，在语言的创新上，却比较大胆。《沧浪诗话·诗体》只列诚斋体而未列放翁体、石湖体，就因为“别出机杼”之故。在南宋诗人中，从语言的出奇制胜看，他是最突出的一个。在写作的手法上，他又以灵活敏捷著称，如《冻蝇》的“日影欲移先会得，忽然飞落别窗声”、《寒雀》的“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两处都以“忽然”两字来表现这些小动物的动作，对诗人视觉器官一刹那间的刺激作用。杨万里是一个经师，《宋史》入《儒林传》，他在《庸言》中自称“杨子”，做起诗来，却有“生擒活捉”那种气魄。但他过于追求“活法”了，因而亦带来滑和滥的缺点，好多地方，“活法”成为一种卖弄。

尤袤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但他比起陆、范、杨来，质量数量都差得远，我把他的《梁溪遗稿》翻阅了三遍，只能选上两首。相反，前人说“恨曾子固不能诗”的曾巩，本书中选了五首，觉得还可选一二首。

永嘉四灵是继中兴四大诗人之后的一个流派。“四灵”的创作活动时期为南宋后期，他们在铸句炼字上，亦有其自己的特色。但这一时期的政局，文官爱财、武官怕死的现象更突出了，对外则以屈辱苟安为能事。我们只消举一个具体例子就可以说明：南宋政府为了满足金人的予取予求，竟将主张北伐的已故韩侂胄首级开棺斩下送给金人。韩氏为人如何，北伐动机如何，这里暂不详论，但这一事件却说明了南宋政府已沦落到什么样地步。当时王介（一说是倪思）就说“韩首固不足惜，而国体为可惜。”政局败坏如此，民间苦痛更可以想见。四灵派的诗歌里，却绝少有对这种残酷现实的揭露讽喻之作。这并不是说，在国难深重时节，就不应该写流连光景的作品。历代诗人中好些描写山水田园的优秀作品，就有不少是成于山河破碎之日，例如陆游。但他们还有哀念民生、痛心时事的另一面。即使身在山林，所见所闻，亦有许多可以激发义愤和敌忾的社会现象。可是我们在“四灵”作品中，见到的只是他们大同小异的艺术面貌，而看不到万方多难的时代面貌。

稍后于“四灵”的江湖派，亦是反对江西派的。据《沧浪诗话·诗辨》说，江湖派多效法四灵派。他们人数众多，有的作品和“四灵”无甚区别，但像戴复古、刘克庄，却是此派中的健者，常以其质直的文笔，或讽世态，或抨莠政，在南渡的江湖边，使人们看到的，并非全是清澈和平静，却还有浪涛与尘沙。

在刘克庄的《北来人》、《戊辰即事》诸作中，侵扰南宋的胡骑还是金人，但到他逝世七年后（1276），另一个更强悍的敌人蒙古，便攻陷了临安。南宋已不可能再像向金国那样以称侄而苟安，而是由一个六十多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具降表向新朝自称臣妾。

这时在宋末诗坛上，能够反映悲壮刚烈、辛酸屈辱的复杂的历史真实的，就是文天祥、谢翱、谢枋得、汪元量等人。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说：“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即指谢翱、汪元量等。但唐之亡与宋之亡是不同的，亦即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分。

岳飞在大理寺狱中有没有写过诗，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文天祥从兵败被执直至就义前，却留下不少好诗。古人诗歌中，能够表现人的坚强意志的，文氏有些诗是最有代表性的。临安沦陷前，他和汪元量本不在一起，后天祥被囚于大都狱中，元量曾去看望他。天祥殉国，元量又作诗挽之。元量最精彩的作品，自然要推《醉歌》和《湖州歌》。自元兵南下至帝后被迫北迁这一段凄凉史事，他都详晰地以歌行写了下来。又如《宋宫人分嫁北匠》的五古，写国亡后宫女的命运亦极为沉痛。国母已自称臣妾，宫女自亦只好任人分配。如果不是篇幅的限制，像汪氏这样的诗，选上十余首亦不嫌多。谢翱等人，在当时冷落的诗坛中，就像子规啼月那样，以其凄清的啼声，为荒凉的暗夜山林一破寂寥，行人到此，就要回过头来听听。还有一个萧立之，他在宋亡后作的《送人之常德》中，就劝友人赶快去做避秦的桃源中人，再亦不要回到污浊的尘世来了。

前面这些话，严格说，实在谈不上“前言”，只是选注之余的一些札记，下面再说一说编选的意图。

宋诗的数量比唐诗多出两倍，仅陆游一人就近一万首。这一选本号称三百首，实际选录的为三百三十七首，已与书名不很符合，可是割爱的不知多少。每当选完一位作家的作品后，号称大家的不必说，就是稍次的亦觉得顾此失彼，怎么也摆不平，心里总对他们感到不周到。

朱自清先生在《什么是宋诗精华——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一文末段，有两句很风趣的话：“读此书如在大街上走，常常看见熟人。”我选本书，大体上亦是让大家多在大街上看见熟人，不过，又保留一点余地，让读者进入小街僻巷，和陌生人见见面。即既有重点地保证了“主”，又有控制地吸收了“次”。

另外还有一个似乎不成其为理由、又好像可以成为理由的理由，就是想照顾到各个方面。例如：

（一）包拯，本非诗人，诗亦仅此一首，就因为他是包拯的缘故，使大家知道包公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姑且以人存诗，但他在宋代诗坛中，只能算是陌生人。亦有以事存诗，如宋祁的《九日食糕》。

（二）近人论宋诗的著述中，亦有将理学家诗专列一项，《沧浪诗话·诗体》中即列“邵康节体”。唐顺之在《与王遵岩参政》信中甚至说：“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这话当然有点偏，却说明邵诗很有影响。《水浒传》一开头，就引用他的一首七律。本书中的刘子翚，亦是一个理学家，但选录时只是从诗人角度考虑，朱熹亦是这样。纯粹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等，实在选不出好诗，故选邵雍为代表，并特选他的《插花吟》。

（三）《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诗说隽永》云：“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曾（布）夫人诗已佚失，宋代女诗人诗可选的只有李清照与朱淑真。李诗流传的很少，朱诗数量较多，却流于浅率。但在宋诗中，表现妇女恋爱生活的本来不多，朱诗却以妇女自己来表现其欢乐和感伤，而且在礼教势力下还算有勇气的。

（四）宋初有惠崇等“九僧”，本书中未选，选的是惠洪和如璧（饶节），他们其实是穿袈裟的诗人，惠洪尤其有才气。

（五）西昆之弊，学者评之已多，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文体的形成，还多少反映宋朝开国初期的上升气象。不管怎么说，它总是代表当时诗坛上很有影响的一种流派，而且少数几首亦可以读读，例如杨亿的名篇《汉武》。还有少量的香奁体和宫体诗，亦是为了聊备一格。

（六）如果拿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的选目来对照，本书中未选的就是皇帝的诗，这倒并非故意不选，而是宋代皇帝作诗本领差。汪元量集中曾录有宋幼主赵（瀛国公）于宋亡后送元量南还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诗还写得好的，但真伪难知。

加工方式，大致与《唐诗三百首新注》相同，所收前人评语略有增加，这些评语的作者，同时又是很有欣赏能力的读者。一首精心写成的诗，能够得到这些评论者的关心，只要不带偏见，即使评论得尖锐些，总是高兴的事。他们的高超的欣赏能力，同样为我们所欣赏。

但不管是怎样杰出的诗人，他们毕竟是一千年前的人了，思想感情方面，很难完全摆脱历史老人的束缚，对他们过高过低的褒贬都未能安长眠的古人于地下。话虽如此，要非常稳当地掌握这一分寸，却又行之维艰。无论是对作品的取舍或对作者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总含有见仁见智的个人主观因素。

宋诗是承上启下的。“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在选注过程中，常常想起石延年（曼卿）《题金乡张氏园亭》这两句名句，并深信这一诗歌传统将会永远沿流下去。

本书的加工开始于1984年4月，至今恰值一年。从农历说，亦正是杨柳依依的“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时候。江南的两个仲春之夜，都在我笔下脉脉流过了。老归故纸，人间一乐，属稿既竟，星斗满天。唯一感到遗憾的，友人杨廷福已无法见到此书了，他当初是殷勤鼓励过我的。“故人坟树立秋风”，谨志于此，亦聊申挂剑空垅之忱。

金性尧
1985年4月15日

注一： 本文中所引各家诗句，有的并未选入本书中。

注二： 见《宋史·苏轼传》。

注三： 见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