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板爱好者
——《德意志精神漫游》
前言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1998年夏天，朋友许君即将负笈比利时之前，送给我几部欧洲电影，其中有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那电影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一帮抬尸工，有一次将尸体抬到一个山腰上，却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不走了。雇主过来催促，工人回答说：“走得太快了，灵魂是要跟不上的”。
此后，每一记起这个故事，就让我想起《曙光》（徐梵澄译为《朝霞》）一书的前言。想起尼采面对“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对“缓慢”和“不慌不忙”的强调，以及对“慢板”的爱好。
让我们也静下心来，字斟句酌地看看这段有意思的文字吧：
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和迫不及待地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这又有什么必要呢？让我们还是从一个更伟大的高度俯视遥临冷眼旁观吧；让我们还是以一种低低的声音在我们之间说出它，以至只有我们自己听得到它，而任何其他人都听不到它、听不到我们吧；但是，最重要的，让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说出它吧……这篇前言是一篇迟到的前言，但并没有迟到太多——毕竟，５年或者６年又算得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书是不能草率对待的；我们二者——我以及我的书，都是慢板的爱好者。我过去是一个语文学家，也许现在仍然是一个语文学家，也就是说，一个咬文嚼字的教导者。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结果我的写作也是字斟句酌。每写一个字都让“忙人”者流感到一次绝望，这现在不仅成了我的习惯，而且也成了我的爱好——也许是一种恶毒的爱好？因为语文学是一门体面的艺术，要求于它的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鉴赏和雕琢，需要的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今天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不可或缺；在一个“工作”的时代，在一个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和让人喘不过气的时代，在一个想要一下子“干掉一件事情”，干掉每一本旧的或新的著作的时代，这样一种艺术对我们来说不啻是沙漠中的清泉，甘美异常：——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我的耐心的朋友，本书需要的只是完美的读者和语文学家：请学会正确地阅读！（《曙光》前言5，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7页，此处引文有个别改动）
这段文字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至少这个德国“超人”不是个“忙人”。否则，他不会想用明察秋毫、体贴入微的缓慢阅读——仅仅是阅读（！），来与一个想要一下子“干掉一件事情”，“干掉每一本旧的或新的著作的时代”相抗衡。对于人们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他似乎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因此并不指望一个或两个五年计划就能带来什么根本的变化（“５年或６年又算得了什么？”）；也不期望大张旗鼓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什么人，想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与时代的距离，才能拥有一个独特的观察问题的角度，甚至“从一个更伟大的高度俯视遥临冷眼旁观”。也就是说，看到那些被人们忽视的、最本质的问题。
不过，如今的情形下，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尼采这个建议呢？有多少人愿意像语文学家那样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咬文嚼字般地去体会、去发现、去“取得什么东西”呢？或许，正因为听见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有什么书值得那样翻来覆去读了又读了。无论是伟大作品还是低俗作品，无论是思想深邃的经典还是满足一时之需的文化快餐，似乎都不过是轻易写来并无微言大义。即使有，也很有可能是过度诠释的结果，或者是别人赋予的东西，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何妨草率对待呢？
况且，在一个“工作”的时代，每个人都确实是太忙了。读书不是为了消遣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或者甚至是为自己的某个观点多找一些佐证，花时间静下心来真正听听别人说了些什么，成本未免太高，不是“忙人者流”所愿意干的。重新思考歌德所说的那些虽然“被人思考过”却依然“值得思考”的问题，岂不是浪费有限的光阴？
很显然，以尼采的“恶毒”，他不可能看不到这一整套忙人逻辑。但是，他为什么依然要说：“让我们还是以一种低低的声音在我们之间说出它，以至只有我们自己听得到它，而任何其他人都听不到它、听不到我们”呢？我们是谁？是些什么样的人？尼采是在试图告诉我们，总有一些人（也许并不多）永远也不愿意做一个跟着时代潮流走的“忙人”，而更愿意学会像语文学家那样“正确地阅读”吗？
如果尼采的判断正确，那么，这本小书就是写给这样的耐心的读者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本书是作者学习“正确阅读”的一个尝试，甚至是学习正确思考和面对生活意义的尝试：一次由歌德、尼采和黑塞陪伴的精神漫游。
也正因为是精神漫游，所以尽管本书分析的三个文本分别横跨18、19以及20世纪，但笔者却绝不奢望用宏大叙事去表现时代精神。恰恰相反，透过那些伟大文字，本书更着力关心的是与显在的、同质性的时代氛围形成鲜明对照的思想因素和精神气质。于是，我选择了与《浮士德》相对的《威廉·麦斯特》，试图向歌德学习：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不断“向前走”的时代如何同时关切永远“向上走”的问题。
而尼采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他向我们宣称了“上帝死了”这个现代事件。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作为我们时代“最堕落的人”，他的思想的彻底性给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高贵的精神——向上的精神，如今必须直接面对市场与大众的庸常逻辑和平等主义的社会理想。在现代世界，还有什么比查拉图斯特拉与末人之间更尖锐的对立呢？
如果有，那就是每一个个体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但这种自我审问的能力实际上也非常稀缺了。与人们对现代精神的一般判断不同，黑塞的歌尔德蒙故事提醒我们注意，在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每一个活生生的现代人不是拥有了太多（希腊意义上的）爱欲，而恰恰是失去了爱欲。一种最本真的爱欲，即追寻根本生活意义的能力。人们拥有的也许是歌尔德蒙那样的，用身体“思考”“写作”与谋生的、放荡而快活的生存形式，却失去了歌尔德蒙那样与其挚友纳尔齐斯、与纯粹精神进行永恒对话的能力。
无论如何，歌德、尼采和黑塞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至少，从他们那里，我们清楚地知道了一种无可回避的精神现实：现代人走的是一条下行路线。细致的阅读使我们看到，勇敢向前而又同时仰视伟大存在的、向上的精神，不得不转而向下，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无奈地直面朽坏的世界，并最终走到一个尴尬的极端：除了对自我的内省，已一无所有。这是一种思想逻辑，同时也折射了现代人数百年的精神与生命轨迹。
即使人们还在继续向前走，但已经越来越成为精神的侏儒，没有了生命的高度。如此下去，我们还能走向哪里？
该书200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