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晚节可风匡世运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1885年11月6日生于广西苍梧。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管辖两广、福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曾任南京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第八路军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因联合桂系李宗仁等反蒋，曾被蒋介石诱捕。九一八事变之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斗争，主张联共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流亡香港。抗战胜利后，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任主席。1947年，因坚持反蒋斗争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实现四方联合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口号”，李济深和何香凝代表民革，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公开表示响应。1948年12月，李济深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从香港乘轮船北上，进入东北解放区，并和几个方面的代表人士联名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新的历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隆重开幕。会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0月1日，李济深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这接二连三的喜事让李济深异常兴奋。这位饱经风霜的64岁老人深知旧中国人民的苦难，也深感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因而，他由衷地希望为新中国做一些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各民主派组织都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国家政权，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但是，自1948年以来，国民党民主派中就存在着民联、民革和民促3个独立的组织。这种组织上的不统一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国民党民主派的团结和作用的充分发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向李济深等人建议，希望“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不分先后，为实现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遵守共同纲领，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团结起来，统一组织”，以便“集中力量，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发挥作用”。
1951年11月，李济深（左）、蒋光鼐（中）与叶剑英（右）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休息室谈话
当选为国家领导人之后，李济深更是感觉到身上责任的重大。于是，从10月6日开始，他邀集民革、民联、民促代表和程潜、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就国民党民主派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在李济深的协调组织下，各方代表意见逐渐趋于一致。1949年11月12～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58人代表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四个方面，所以大会简称“四方会议”。李济深向会议作了报告，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组成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
这次会议圆满解决了国民党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组织上的统一问题，并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体现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开幕。左起：董必武、周恩来、李济深、刘少奇、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张澜、林伯渠
这次会议的成功，与李济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如朱学范所说：“第二次‘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得以顺利召开，李济深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李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宽厚和谨慎，那种宁缓毋躁的做法，正表现出他在这方面高度的责任感和耐心。”李济深常说：“不能只顾自己勇往直前，要照顾好自己的同伴一道前进，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通过这次会议，他把四面八方的高层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都团结到一起，顺应历史潮流，一道前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功不可没。
建议全面实行工资制
李济深虽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在生活上能够得到国家的照顾，但他却时时为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军官还是实行供给制、生活相当艰苦而深感不安。
为此，1954年1月6日，李济深特致函毛泽东，建议将广大中共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干部的供给制待遇一律改成工资制。李济深说，“多年以来，济深寝食不安耿耿在念者，以济深无功无能，竟蒙党、政府给以超等的照顾及待遇”，而“为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流血、挨饥受寒的共产党员及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干部至今国家仍给以供给制待遇，使他们衣食不好，家人受苦”。
李济深还说，在战争时期，因条件所限，实行供给制是必要的，“而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5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已大大改善，人民大众生活有所改善，政府一般工作人员工资每年亦有所提高，而独于共产党组织的人员和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干部仍然是供给制待遇，实属令人难安。虽说共产党员及人民解放军抱有解放全人类才解放自己的伟大的崇高志愿，然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及文化生活水平，何能独独对功高而长期受尽艰苦的共产党员及人民解放军的干部而不与，且他们亦有父母孩子，这不但不公平，亦使人不忍，因此济深不得不冒昧请求……早日将供给制待遇的人员一律改为薪给制，以示公允”。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李济深的建议，广大民主人士对李济深的建议亦普遍赞同。这样，党和政府经过周密的考虑和计算，终于在次年采取切实步骤，全面实行工资制。
支持土改和抗美援朝
李济深平素的生活非常简朴，他不喝酒，也很少吸烟，平时在家就穿一件旧长袍。他对家属也要求甚严，对夫人和子女的日常开销有着很严格的规定，夫人每月20元，上大学的儿女每人每月10元，穿的衣服一律是布衣，外出与人民群众一样，只能乘坐公共汽车、电车，或骑自行车，不准乘坐国家供他使用的公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扭转国家财政状况，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6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
土改在全国各地开展后，一些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和起义将领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甚至抵触，认为“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煞”，“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等，对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