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我的故乡江苏宜兴，古代曾先后叫过义兴、阳羡、荆溪，据说建置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东边紧靠太湖，往西越省到了安徽，往南也越省，是浙江的长兴县。南面是山区，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北面是平原，偶有小山。很多年来，京杭一线的北方人去浙江，几乎必经宜兴。所以，宜兴虽小，却算得上繁华。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故事也多。晋代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苏东坡从海南岛被赦免回来，看到宜兴美好的山水，就希望终老在这里。他写过几首赞美宜兴山水的诗词，其中有“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的句子，多么美啊！我小时候生活的故乡，与他所见的不知有多大的差距，但也是非常美的。不过，没多久他就客死在宜兴了，并未实现悠闲生活多年而后终老于此的理想
。
宜兴是江南鱼米之乡，人的秉性忠厚温和，“耕读”向来是老百姓推崇的人生安排，小孩念书是正事，万不得已才失学。宜兴的文化水平比周围几个县都强，小小的一个县历史上竟然出了五个状元、十个宰相，清代文坛上还有陈维崧和以他为领袖的“阳羡词派”。到了现代，担任过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就是宜兴人；还有政论家储安平，在民国后期很有影响，1957年“反右”受打击，现在又受到推崇。宜兴还出大画家，徐悲鸿、吴冠中、钱松嵒都是宜兴人。有意思的是，宜兴高塍镇上竟然出了两个大学校长：共产党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国民党的台湾大学校长虞兆中，他们小时候还是高塍小学和中学的同学，现在这两个人的塑像都在高塍小学的校园里……
宜兴县有宜城、丁山、张渚、和桥四个大镇，湖、汤渡、蜀山等一些小镇。宜城镇是县城，平常我们说去宜兴，就是去宜城。丁山镇是我的老家，在最南边，因为陶瓷业的发达，丁山是最繁华的。宜兴有个称呼叫“陶都”，其实，真正出产各种陶器包括紫砂陶的，只在丁山镇。不过，听说原先旁边的蜀山比丁山还要强，丁山后来才赶上去，又远远地超越了蜀山。从我童年起，丁山、蜀山曾经不止一次分分合合，还把汤渡也并了进来。如今，我的老家正式建制叫“丁蜀镇”，但在当地百姓的习惯用法里，丁山、蜀山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小时候的丁山，从远处就能看见多处冒向天空的黑烟，是正在烧制陶器的“龙窑”冒出来的。龙窑大概有十几个吧，分散在镇区，大部分从平地上矗立而起，夹杂在民房中间；也有依山而筑的，很少。龙窑一般四五十米长，自平地向土坡上延伸，伸到头就是冒烟的窑头了。到这里土坡戛然而止，呈九十度直角向下，因此一个龙窑从侧面看去，是斜面很长的三角形状。龙窑底部有很大的灶膛，可以投入大量松枝和“桩头”燃烧，走近点，就能听见烧窑的声音。烧窑用的燃料就是松树枝和松树下半段的桩头，桩头大部分是埋在土里的树根，木质坚硬又富含松脂，烧起来“噼里啪啦”，声音大得很。大火进入烧制陶器的长长的窑肚，窑肚约一人高、两三米宽，里面放着很多已做好将被烧制的土坯。四五十米长的窑肚子顶是圆拱形的，两边有一个个圆脸盆大的加柴火的洞。丁山的窑后来才烧煤，如今还用上电和油，窑变小了，样子也完全不同了。说也奇怪，那时候烧窑有那么多的黑烟，可我们从来没感觉到环境多么不好，天空远比现在清朗。
龙窑一烧，要四五天才能停。歇火之后要“冷窑”，不过只有两天，不等窑里冷透，就要“开窑”了。烧窑的工人穿厚衣服、戴厚手套进去把陶器搬运出来，这叫“出窑”。不等冷透就开窑出窑，是为了烧下一窑的时候能够节省松枝、桩头——这里面讲究很多，烧窑的过程中，没有仪表来显示温度等种种数据，还要顾及季节、天气；成品如何完成、烧透，主要凭师傅们的经验，一旦出差错，一窑的损失是很大的……我知道得不多，也就不多说。当然，紫砂陶器只是庞大的陶业的一部分，丁山出产更多的，是大缸、花盆、砂锅、碗、茶壶、盘子等日用品。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缸和花盆的“贴花”工序吸引过：用比较稀的泥直接贴到坯胎上去，贴的是花草、山水画或者动物的图形。还有在茶壶上刻山水画、松竹梅、动物，或者刻字什么的，都是一次成功，也只能一次成功，没法改的，厉害极了。
丁蜀镇前墅古龙窑外景
丁蜀镇前墅古龙窑内景
与大多江南水乡一样，丁山是一个河道交织的小镇。内河四通八达，好像什么地方都能去。我小时候，丁山已经通了汽车，但很少有机会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去宜兴一般要坐轮船。坐上丁山到宜城的船，刚开出去还不到蜀山，只见河道东侧沿岸堆满了称作“粗陶”的大缸，有几处把大缸一层层错开往上堆，越堆越高，远远看上去像一座座金字塔，塔顶是平的，壮观哪！我就不知道这些数十甚至上百斤重的缸是怎么堆上去的，一旦要把大缸运走，又是怎么取下来的？内河是货物进出的通道，水运廉价又安全，陶器制品通过水道源源不断流向全国各地，各种生活用品又通过水道集中到丁山……既然丁山的繁荣连县城都不能比，那么镇上的居民，对宜城也不大看得上眼。能让他们刮目相看的，是“外面”。那时候做生意，货物都从无锡进，“外面”通常指无锡或者更广大的范围。在丁山人的眼里，经常在外面跑，在外面交际广，就意味着很能干，油然而多出几分敬意来。
如果从东边的水路到丁山来，或者从丁山的水路去蜀山，就会看到绝妙的“蛤蟆桥”。流经丁山的河道，源头在西南山区的湖，经过汤渡拐弯入丁山，直向蜀山流去。河道离开丁山后，非常开阔，中间有个岛，岛上有座庙，叫“大王庙”。不知哪一年，聪明的丁山人通过“大王庙”的小岛造了三座桥，称作“蛤蟆桥”。河这边到大王庙是座小桥，桥下供北侧河道的小船通过。大王庙到河对岸的潘家潭是座雄伟的大石拱桥，漂太湖的大帆船都能够通过——这两座桥便是蛤蟆的两只前腿。蛤蟆的后腿自然在大王庙的后侧，也是座小桥，它和第一座小桥一样，连接河的北侧。蛤蟆本是四条腿，为什么这座蛤蟆桥只有三只脚呢？原来，三脚蛤蟆在民间被认为是招财的吉祥动物，著名的传说“刘海戏金蟾”里的蟾蜍，就是三脚蛤蟆。
记忆中的蛤蟆桥（咸国英绘）
解放以后，大王庙被改成丁山镇的派出所，真是大煞风景啊。这样一来，一般老百姓没事也不去，后面那座小桥也就没什么用，用木架子堵死了。我小时候经过大王庙大门，总会有意靠近门口张望一下，想看看派出所南侧的小牢房，“里面关着人吗……”，可我只看见粗大的木栅栏，里面黑洞洞的。我这个人，一辈子有好奇心，从小就开始了。
蛤蟆桥既有神话背景，又有大王庙配合之下的绝妙构图，尤其那座浅红色花岗岩做成的大石拱桥，精美雄浑，真是丁山人的骄傲。可大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丁山的领导头脑发了昏，为了河水流淌的畅通，竟然把大王庙连同蛤蟆桥全部拆掉，另造了一座丑陋的水泥桥。这件事，现在年长的丁山人说起，真是恨透啦！这种没文化的蠢材，怎么可以当一个镇的领导呢？
别的地方看到龙卷风很稀罕，而在丁山的夏天却能够看到。大风乍起，乌云滚滚，我们在晒台上向东面看去，远处太湖里突然有一股水和天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慢慢移动的黑柱子。这个黑柱子，就是龙卷风形成的水柱，很是壮观。
蜀山和丁山就差三里路，它的命名源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此山似蜀。”苏东坡是四川人，到了这里想念故乡，把佳话留给了后人。到了清朝，这里建过东坡书院、似蜀堂，遗址都在如今的东坡小学里。这些都是让孩子们很自豪又能接受教育的人文遗留。
在故乡的山山水水中，自然生出我的“田园之梦”和“山林之想”。只有在田园与山林之间，才能找到我最温暖最踏实的家园。我晚年经常带着希望与乐趣旅行，就是想在故乡的水乡或山村寻访终老的安身之处……
家庭
我家祖上是从湖南迁到苏南的，年代就不知道了。在宜兴，成姓一直是孤姓。我们知道的成家历史，一般从爷爷成步瀛开始。爷爷十几岁从无锡来丁山当学徒，忠厚老实，勤劳刻苦，后来自己做生意，开办了成家店号，创下了一些家业。他晚年在地方上很受尊重，但早年很苦。父亲经常讲爷爷年轻时的一个故事教育我们：那时经常没饭吃，有一次爷爷弄到一碗稀饭，太凉了，只好放在太阳底下晒，晒暖和了一点才吃下肚。那时能够吃饱肚子是多么不容易，不能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就忘本，“忆苦思甜”哪！
爷爷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叫成毓文，是我伯父；小儿子叫成毓灵，就是我父亲了。我们当地把姑妈叫“伯伯”，爷爷的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伯伯、二伯伯。大伯伯嫁给了镇上的高家，二伯伯嫁在太湖边的下邾街蒋家。
据说分家的时候是“四六开”，伯父家四，我家六。伯父比父亲大十三岁，他讲究生活的享受，并不努力，也染了一些旧社会的坏习气。店里的营生，在外面跑东跑西的事，多半是父亲去的，钱主要是父亲赚来的。
分家后伯父家和我们家是邻居，仍然开杂货店，主要经营一些食品和特产，卖油、特产盐、酱、醋、茶叶、陈酒、食糖、火腿、桂圆、笋干、月饼等等，也卖一些黄纸、香烛、锡箔等“迷信品”。“迷信品”在当地只是商业上的一个名词，并没有贬义和涉及信仰。譬如过年或者清明之前，一位信佛的老太太来店里说：“给我买些迷信品，蜡烛一对，锡箔一刀，香一把——要大把的。”因为店里的商品不少是南方出品的，江南一带把这种杂货店叫“南货店”。我家大门上方用黄底红字写的大字店号就是“成鼎隆南货店”。伯父家的店号是“成鼎昌”，就在隔壁。两家既是近亲、近邻，又存在商业竞争关系。但伯父和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做生意都不热心，生意一直不如我家。前些年，宜兴地方上出版的“文史资料”里还有人专门写文章谈到这个有趣的往事。
丁山镇上最有钱的，属“窑户”，就是那些开陶器工厂的，这我们比不了。但要论开店铺，我们家和大木桥下的“三茂”是数一数二的。日子过得很殷实，因为父亲读过私塾，有些文化，写得一手好字，又常常接触“外头”，眼界开阔，很会做生意。当时的店铺没有现在常用的卷帘门，都是用十几块可装卸的竖长条门板拼接起来，每几米一个单元，叫做“一开间”。在我们当地，一般小的店面是一开间，中等的是两开间，大的是三开间，镇上并不多。我家就是三开间，而且中间的开间比两旁的大许多，店面算很大的了。临街的作店铺，铺子后面有住房、仓库，另外还有在别处的房子作仓库，存放一些大的工具、木料，不放食品，但是经常放置大油桶，一种装豆油的可以在地上滚动的大铁桶。一旦用这种油桶从码头上卸货，把它放在地上用手脚推滚，一个接一个，整个大中街上发出一阵阵“隆隆”的声响，震耳欲聋。父亲经营得好，还在附近买了些田地和小山，通常田地租给农民种，山地大都荒着。和桥镇上有家布店叫“协大祥”，父亲好像有份额还是其他什么，我不是很清楚。
父亲经常出去进货，进货又多半是去无锡，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熟悉“外面”的人。丁山人做生意，比较一板一眼，偏偏父亲就不一样，人特别聪明，喜欢动脑子。我们都知道“成鼎隆”经营中很得意的事情：那时丁山还没有通电话，宜兴城里有个电话中转所，父亲去无锡进货，会用电话把货物的资讯传回来，店里派个人去宜城接受这些资讯。没多久，别的商家发现了这个渠道，也去电话所询问和索要，等于商业机密都泄露了。怎么办呢？父亲想了个办法，把所有的货物都编了号，自己和店里留一份，发回的货物资讯就成了“一号，多少多少钱；二号，多少多少钱”。这样一来，别的商家即使问到，也不明白某某号是什么货了。这虽是最简单的密码运用，足可见他的聪明。我后来甚至觉得，做生意对他来说像在娱乐，就像下棋、打球，是一种爱好。
解放前后，父亲的生意最红火。他去无锡定做了很多竹子制作的圆纸扇，扇子正面是京剧的图画，我记得的就有武戏《雁荡山》、宣扬孝道的《吊金龟》、三国戏《借东风》、讲乞丐莫稽的《金玉奴》，还有大家都熟悉的《霸王别姬》……不是古代戏文的只有一个，穿蓝色“士林布”旗袍的时髦女郎。扇子背面写着“成鼎隆南货店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的字样，并注明本店经营什么，无锡办事处的地址等等。在店里买东西满一元（解放初是一万元），就算是比较多了，可以送一把扇子。这在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可在当时的丁山，也只有熟悉“外面”的人才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
约1975年，父母亲来济南山东京剧团同住
成公亮（右），1942年。照片背面有父亲写的“右成公亮三岁”。左为堂侄成正平
1940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哥哥：成公范和成公望。这一年，父亲三十二岁，母亲二十五岁。
母亲叫范秀娟，是宜城往北、太湖之畔的金兰村人。她家乡那边是有新思想的，主要和实业家周文伯有关。周文伯创办了一个蚕种场，销售“蝴蝶牌”蚕种，在宜兴很出名，对地方经济很有贡献。他也办教育，创办过一个新式学堂。母亲识一点字，好像上过新式小学，可能就是他创办的那个吧。后来她似乎还上过一个刺绣学校。母亲曾说起，她小时候曾经看到周文伯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走过。这位周文伯，有个儿子后来很有名，就是物理学家周培源。
我外公是当地的地主，这自然是“好”出身了，到解放之后变为“坏”出身时，母亲并没有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妇女的出身、成分好坏并不重要，政府认定的是户主我父亲的本人成分。到我和兄妹一代人，本人成分是学生，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要跟随你一辈子，关系重大，左右你的上学、工作、婚姻、升迁等等。
三年后，母亲生了大妹成曼萍，又过了三年，生了小妹成君穆。在当时的条件下，出生时的死亡和幼年童年的夭折，概率都很高，生七八九十个孩子，只养大了四五个，这是很常见的。但我们五兄妹，全都健康地长成，至今都六七十岁了，这也是不多见的。
童年之一：初上小学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但丁山这个水乡小镇很安静，让我对当时的战争几乎毫无印象。唯一能依稀记起的，是似乎曾经跟着家人逃难，时间也很短暂。可能因为没吃过苦头，连对1945年胜利的记忆都很稀薄，只记得当时唱过这样一首歌：
号角吹动，鼓声隆隆，伟大的胜利是多么光荣。欢迎啊欢迎，民族的英雄，请你接受我们歌颂。八年的痛苦和牺牲，得到了今天的成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抬起头来挺起了胸。
音调我大部分记得，歌词如今已经记不全了，大哥还能完整地唱出来。他告诉我，在当时，几乎人人会唱这首《迎战士》。我最近才得知，它是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的上海作曲家陈歌辛写的。我和陈歌辛的儿子陈钢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大学的校友，他正是以写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出名的作曲家。
《迎战士》“迎”的都是国军“战士”。说真的，当时我对共产党了解得很少，更不知道共产党也参加了抗日。最近才知道，原来丁山还是共产党的新四军解放的，然后国军才接收过来。那《迎战士》一定是国军来了以后才开始流行的吧？可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只是偶尔听见大人们说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打仗。如果有两个小孩子打架了，大人就会在旁边骂：“打什么打！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党谁好谁不好，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从这里感受到一点时代的气息。
据说抗战胜利后是蒋介石声望最高的时候，可当时我们只知道孙中山是“好人”，并不怎么知道蒋介石。我们还总听到“我们四万万七千万同胞”这个词儿，这是当时全中国的人口数量，也是一个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时常用的词，不过后来就很少再用“同胞”这个词了。不到十年，“反右”、“大跃进”的1957、1958年是“六亿人民”，毛主席1958年的诗词里就有“六亿神州尽舜尧”，后来是“八亿人民”，直到现在的“十三亿人民”。
解放以后我们知道两件大事情：一件西安事变，起因是蒋介石不抗战；另一件平型关大捷，林彪打日本人。再加上接受的宣传和教育，比如抗日电影什么的，给我的感觉，那八年里完全是共产党在打日本人。前几年又看到一些史料，说抗战的主战场上仍然是国民党军队，可见历史有时真像胡适先生讲的那样，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6年秋天，我念书了，在镇上的东贤小学。课程有语文、算术、珠算、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就是手工）。一二年级的每个星期一早上，学校要在礼堂举行周会，由校长带领大家默念礼堂中央墙上的“总理遗嘱”，最后两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解放后自然就没有了。
那时候学校里有体罚，不但是经常的，而且几乎所有家长都赞成——这让现在的家长很难理解吧？如果学生做错了事情，最轻的体罚是罚站墙壁，让你一个人“面壁思过”，重的就是打手心，再重一些便是打屁股了。而且，老师的体罚决定是即时做出、即时施行的，不需要任何“审批手续”或者校长的口头同意。我还好，打屁股没经历过，但挨过打手心。老师用一根长方形的称作“戒尺”或者“戒方”的“刑具”，让学生摊开手，老师握着或者不握学生的手，打下去。如果正赶上老师心绪不好，那一下下去，学生就是钻心裂肺的痛啊！——“戒方”用红木、花梨之类的硬木做成，现代弹琴人一定会想到这是做古琴岳山的好材料吧。当时还听说，私塾的体罚更常见，下手也更重，我们念书的时代很少有私塾了，所以我们都很庆幸。不过，凡是从私塾出来的人，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们又都很羡慕。
那时候语文课是教汉语拼音的，“拨、泼、墨、佛……”，用的都是有点像日文又有点像古琴减字谱的拼音符号。五十多年之后我到台湾南华大学教书，又看到这些符号，不禁若有所感，不过我已经不认得了。现在在大陆，电脑上的拼音都用abcd的西文字符。
那时候大哥参加过“童子军”。二哥没有，可能是年龄没有赶上，我就更不必说了。我对童子军的印象有两处，一是童子军的领巾是蓝色的，前胸有一个电镀的小铜圈，蓝色领巾的两端穿过它，那块蓝布就戴在脖子上了；二是我们年龄小的孩子看到童子军，一定会念唱“中国童子军，油炸铜鼓饼”。这两句话既无恶意也无善意，完全是因为押韵和玩笑。铜鼓饼就是油煎的“油炖子”，萝卜丝馅，丁山人叫“铜鼓饼”。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我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和大哥相比，是从“三民主义”的理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了，蓝领巾也变成红领巾——“解放”了。
童年之二：“拆天了”
我读书一贯不用功，而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总是全班第一名，语文和美术的成绩最好，渐渐地就幻想着将来做个画家。长辈们聊起我来，都说这个小孩聪明。而我呢，心思完全不在学校里，而在一个字：玩。
大哥长我五岁，等我稍微懂点事，他就去苏州念中学了，而且他是个文静的人，玩不起来。能跟我疯玩的，是大我三岁的二哥。二年级时，一次我正和二哥在一起玩，不知什么原因，忽然腿摔坏了，躺在地上。家里请了一个据说是烧窑的师傅来看，他认为是脱臼，帮我接，一阵让我永生难忘的剧痛过后，我的情形更糟糕了。再去镇上请专业的骨科医生看，说我的骨头被弄碎了。这让我躺了整整半年，学业也中断了一年，只得上了两次二年级，用五年才读完了初小四年的学业。
我总是顽皮的，好动的，爱凑热闹的。和二哥一起，在大中街、学校操场、青龙山、黄龙山、大水潭，到处都好玩。镇上孩子的滚铁环啦，打弹子（小玻璃球弹子）打弹弓啦，放“鹞子”啦，跳白果啦，造房子啦，打铜板啦，扯天龙啦，官兵捉强盗啦，捉蟋蟀斗蟋蟀啦，抓鱼、养蚕和“洋虫”啦，我几乎无一遗漏，样样精通。大人们常说我玩得要“拆天了”——天都被我们拆了，多厉害！
青龙山的石头完全是青色的，被人开采去做水泥。山下有一个劳改犯干活的“青龙山水泥厂”，至今这个丢弃多年的工厂残躯还在那里。紧挨着它的黄龙山，石头却完全是黄色的，人们开采山肚子里的泥土去做陶器。六十多年过去，青龙山已经挖没了，黄龙山也矮了许多，成为一个大土墩，现在上面造了许多房子。故乡的社会与民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很多已经退出如今孩子们的生活了。
那时候好玩的东西比现在要多，趣味性、创造性强。会玩的孩子通常身体健康、智商高，善于动手动脑子，不像现在的小孩，一头扎到游戏机里，没完没了。回忆这些当时极其普通的游戏，我既心神激动，又感到失落，因为我的下一两代，像红雨她们，已经不玩这些了，多可惜啊！现在我选几个罗列出来，回味一下。
跳白果：白果就是银杏。白果有不同的品种，用于“跳白果”的是一头圆一头尖的长形白果。作为“武器”，要把白果存放一段时间，里面的肉干燥之后变硬变小，白果跳出去不容易滚动；还要用棉花沾些豆油包着养一段时间，这样白果外壳牢固一些，甩出去后落地不容易破碎。游戏的规则，是双方各自用脚拇指相对夹着白果抛出逼近对方，根据距离估摸着有把握的时候，把自己的白果“射击”过去，击中对方的白果为赢。如果击不中，你的白果一定在对方的白果附近，下一步他击中你就很容易了。
打铜板：和跳白果的规则很像，但使用的玩具为铜板，用手扎出去。那时候康熙年间铸造的铜板很容易得到。小朋友先各自把铜板往地上一扔，轮替着逼近对方，到合适有把握的距离时，对准砸过去，砸到就赢了。如果砸不到，通常落在对方的铜板旁边，对方就很容易砸到自己，很讲究技巧和经验。小朋友也在开始运筹小小的战略和战术，除了技巧也要动脑子。
扯天龙：就是现在南京的“扯嗡”，我们家乡叫“扯天龙”。与南京不一样的是，宜兴的天龙是竹子做的，分开的两段竹筒中间有竹棍连接，竹筒上面开一个长方的斜向的风门，玩的时候用线绳连接两根竹棍，线绳的扯牵方法和南京的“扯嗡”是一样的。
放“鹞子”：“鹞子”就是风筝。大人放的正儿八经的风筝，上了天后能稳稳地站住，小孩子做不了。我们常放的叫“乌龟鹞”，就是最最简陋的风筝。用两根竹篾，两横一竖扎起来，再用纸糊上，用稻草做个尾巴，装上线。刚放的时候要拼命奔跑，让它鼓足风才能起飞。没想到五十年后，我又重新放起风筝，那么着迷！
抓鱼：我们没好的渔网，可也有简易的办法，用交叉的竹片撑开麻袋口，固定好，放到河里去，也能捉到鱼，不过是很小的。这小鱼我们总是把它贴在墙上风干，然后装在小碗里放进灶膛煨熟了给猫吃，称作“猫鱼”。
养“洋虫”：“洋虫”是一种被认为有滋补作用、可以直接食用的小虫子，比芝麻大一点点，硬背壳，用装香烟的小铁盒或者别的金属小盒子养。盒子里放些“洋虫”吃的食料，有红枣肉、桂圆肉，还有一些在药材店里可以买到，如杜仲、红花等。我养洋虫很盲目，人家养，我也跟着养，打开看一看，闻到一股类似中药的香气，拿一个洋虫放在嘴里，活的，吃进去……
1951或1952年
1952年成公亮小学五年级
初小的后来两年，我受了二哥的影响，和很多男孩子一样迷上了武侠小说，大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丐侠》等等。不过，二哥着迷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想练书里写的一种武功，据书上说，这种武功一定要吃素才能练。大人们发现以后，都觉得很可笑。二哥顶着大人的嘲笑，真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自然还是没坚持下去，奇功也没练成。不过这不妨碍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草上飞”。我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是什么记不得了，可笑程度一定不在“草上飞”之下。常和他一起玩的有住在后面的吴一中，我们喊他的小名“红枣”，“红枣”的年龄和二哥相仿，绰号“玄真子”。他后来学了体育，在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工作，是奥林匹克排球的国际裁判，后来又当过山东省的体委副主任。70年代我在济南工作时找到他家，经常有来往。
1956年暑假三兄弟合影。左起：大哥成公范、成公亮、二哥成公望
50年代初，丁山镇忽然刮起了一阵打篮球的风气，二哥也就十三四岁，竟然成了镇上著名的篮球健将。打篮球我也积极参与，但是年龄小，怎么也不是二哥这一等级的人。当时镇上组建的篮球队有“机联队”，各机关单位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的。还有“速风队”，回乡学生组织的，是当时水平很高也很出风头的篮球队。二哥和“红枣”他们组织了“海浪队”，还缝制了球衫。名义上，这个篮球队我也挤进去了，是最后一名，球衫背后的号码是“10”。现在二哥七十多岁了，还每周打两次篮球。
我有时掺和在二哥的圈子里玩，但大部分时间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一起玩。从来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更不会想到应该如何“用功读书”。每天的脑子里总是想：“现在玩什么？”想好了就走，立刻去玩。——怎么会不“拆天”呢！
童年之三：大中街
大中街是丁山镇的主干道，西面小拐弯处一过就算大西街。大西街与大中街相连，等于是一条路。整个丁山镇，就在这条路的两旁，我家也在这条街上。
我家正对面有一家面馆，店号叫“朱永兴”，因为店主是个前胸的驼背，丁山人一般都叫“朱骆驼面馆”。稍微斜一点的对面是一家茶馆，叫“丁荆泉”，主人叫丁三保。如果你用热水壶去茶馆里烧水的“老虎灶”打开水，就要事先买好“水筹”——一种一寸半长的薄薄小竹片，上面有火烫的“丁荆泉”三个字，用它去打水。当时在宜兴，人们大都喝本地产的红茶，很少喝绿茶，因为烧窑的师傅们干很多体力活，消耗大，只有红茶能提精神，能“杀渴”。茶馆里桌子很多，一张桌子可以坐七八个人，客人都是乡下的农民，来街上办事情，茶馆是他们休息和接头的地点。这里早上四点多就有人了，渐渐地多起来，七八点人少了一些，下午人又多起来。一拨客人刚走，他们没倒完的壶中茶水都被集中倒在一个水缸里，再续上开水，这就是提供给过路人喝的免费“路茶”。
大中街旧居
茶馆里的人来来往往，最热闹，经常是人声鼎沸。同时，街上还有叫卖声、车马声、说话声、脚步声、东西的碰撞声，甚至哭喊声、吵闹声……我天天对着这生气勃勃的一切，觉得有意思极了。就连街边的乞丐，吆喝起来也是非常有味道的。
如果听到“镗锒镗锒”的声音，那是骡马队来了。骡马队据说是抗战期间兴起的，那时国民党驻军把几个乡镇之间的公路选择几处破坏掉了，日本鬼子运输物资和兵力自然不方便，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类似于现在运输公司的骡马队就应运而生。到我家来的骡马队，通常是湖、张渚山区的商家来采购货物，这时候伙计们就忙活起来，全力以赴地给他们配货。山区来的人豆油一买就要几大桶，就把本来装汽油的桶洗干净了装豆油。可气味还在，怎么办呢？拿出过年时燃放的小鞭炮，点着放进去，几声闷响后，火药味道就把汽油味盖住了。现在看来，这绝对过不了卫生关的，可在当时却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做法。
如果街上发出连续的拖拉东西的巨大噪音，那就是运输毛竹的队伍正从大中街上经过。这些人是从湖或者张渚山里下来的，要把毛竹挑到竹行里去卖掉。满脸汗水的“山里人”一人挑一副毛竹担子，粗的一头在前面，竹梢拖在后面的地上，这样就减轻了重量。大片的竹子刮着街道上的黄石板，声音很大，街道两边的房子再把这声音共鸣混响，巨大的声响就好像把整个小镇都给覆盖了。这时候我一定会奔向门口，去看这个拉得很长的壮观队伍。有时候也会看到其中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也挑着一副小一点的毛竹担子，和大人一样艰难地向前行走着。这时候街边的大人，特别是一些老太太嘴里就会发出“啧啧”的感叹：“这个细佬多可怜啊……”也有大人趁机教育自己的孩子：“看到没有？要用功念书啊！”
大约在新春时节，或者天气刚转暖，街上会有“出会”。“出会”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但肯定和佛教信仰有关。“出会”时，大中街上过来一对穿着戏服的男女，头戴满是珠宝的帽子，脸上戴着面具——笑着的面具，手上拿着大纸扇，在锣鼓声中舞蹈着。这叫“男欢女喜”，是宜兴的民间舞蹈。我们小孩紧跟着看，周围呢，人山人海，个个满脸喜气。
“出会”里还有个节目，我至今想起来，仍然瞠目结舌。那是一个很壮观的队伍，最前面的人开道，他穿着戏服，手里晃着一种类似“戟”的武器道具，指向挤过来看热闹的人，阻止汹涌的人潮。武器的头上有几个铁片，一动就发出“仓啷仓啷”的声响。他后面是两个赤膊大汉，一左一右，敲着大锣。队伍最后才是坐在高架轿子上的主角“南方菩萨”，“南方菩萨”自然是泥塑的，但它的眼珠子吊在眼眶里，轿子一动，眼珠子也动，非常好玩。
使我瞠目结舌的倒不是主角，而是前面开道和敲锣的人。一根又长又粗的铁针，从开道人腮帮的一边穿到另一边！他张着嘴，可以看到铁针在嘴里通过——他当然也不能说话了。敲的锣呢，不是京剧里用的那种，而是更大更重的，后来我上了音乐学院，才知道这种大锣竟然是西方交响乐团里唯一使用的中国乐器——“中国锣”。我们敲这种锣，是用右手举锣锤，左手握着竹子或木头做的把手，把手的两端用绳子穿进大锣上方的两个分开的洞眼。可是，眼前穿进“中国锣”上方两个洞眼的绳子，却系在几根比筷子细一些的大铁针的两端，这几根大铁针呢，竟然穿过敲锣人左臂下面的肉里！几根大铁针排成一排，两端的绳子吊着重重的大锣，把敲锣人左臂下面的皮肉紧紧地吊下去，进针和出针的地方竟然一点血也没有。啊呀，又恐怖又神秘，实在是不可思议！我那时一直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疼、为什么不出血，得到的答案却很简单：“这几天他们是吃素的。”吃素就能这样吗？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答案我至今不能满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哪儿热闹我就往哪儿钻。街东面收购和出售柴禾的“柴行”那里，有一处小广场，经常有卖唱的做营生。我就跟着好多人一圈圈地围上去，再钻到前面去，看一两个人以小锣伴奏说唱。说唱的内容很庞杂，什么都有，多半是些滑稽风趣的笑话。笑话的内容和逗趣的方式，跟生活结合得很紧密，有点像现在赵本山的小品，不过经常有一点“荤”的，也就是男女两性的话题，也有《水浒》故事之类的。等大家听得入迷了，他忽然停下来，拿出梨膏糖来向大家兜售，不买他就不讲。有时候梨膏糖卖完了，还会继续讲一点。这叫“小热昏”。“小热昏”也有自己的名字，记得水平很高的是“来得乐”、“来得利”兄弟俩，他们的说唱非常吸引人。听这些“小热昏”的口音，多半不是当地人，苏、锡、常那一带，特别是无锡口音的比较多。谋生也很辛苦，和戏曲剧团一样，要“跑码头”，不断地到新的地方去唱，收入全靠卖梨膏糖的赚头。“跑码头”是当时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家乡一带正是江南水乡，几乎所有乡镇都可以通过单个船只或者定时班次的轮船方便来往，每个乡镇都被笼统地称为“码头”，这个小镇的经济繁荣，人们就会说“这只码头不错”。
帮谈康林摇铃（成公亮自绘）
镇上有个戏院，我们称作“戏馆子”。来演出的，也是“跑码头”的外地戏班子。但戏班子再小，至少也有二十来个人吧，乐器啊服装啊舞美道具啊，东西特别多，所以都是自己开一条船来。
每到演戏的时候，镇上除了贴出海报，一到傍晚，还会有人扛着一个牌子，手里拿个铃铛，摇啊摇啊摇，从街的这头摇到另一头，告诉大家今晚要上演什么戏。大家也都会兴奋地奔走相告。我四五岁的时候，觉得那人摇铃摇得很好玩，每天等他到了附近，就奔过去帮他拿那个铃铛，在前面摇头晃脑地摇将起来，很开心。时间长了，只要一听到铃声，家人或者邻居就会说：“哎呀！公亮去摇铃！”或者说：“谈康林过来了，公亮快去！”我就飞奔过去，接过铃铛，摇好长一段路。街边的人都看着我笑，我呢，便更得意。这一情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连摇铃人的名字我都记得：谈康林。
小镇封闭，西洋音乐难得一听，如果听到，那只有在马戏团。马戏团要吹洋号（小号、长号）、打洋鼓（小鼓、大鼓），和唱戏不一样。用布围一大圈，外面就看不见了，只能听见音乐声，再外面围一圈粗麻绳的网，不买票进不去。我和小朋友们常常从麻绳的网底下钻进去看，走钢丝啦，马戏啦——是真马！这之前，我只在看戏时注意到一个人摇晃着马鞭就意味着他骑马了，这时看到真正的马，能不兴奋吗！
在这条街上，人来人往，闲人忙人，好人坏人，什么人都有。几百户人家，没有哪家的事能瞒得了别人，没有一点点隐私能藏得住。张家长李家短，是大家最及时的谈资，不过夜，全镇人都知道了。我还小，人情世故不大懂，那些飞短流长的神态，那些丰富曲折的情节和第二天就可以知道“下一回”的期待，让我感受到人生大戏的神秘和深邃。
这条街每天都是那样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姿。它在我心里似乎从来不会安静下来，一直都那么热闹、新奇、有趣。如今我们看戏，要打开电视机，可整个大中街就像一出故事层出不穷的电视剧，永远不会乏味。
大中街上有我的整个童年。
童年之四：看戏
戏馆子是用一个废弃的庙改建的，并不很大，观众席分左中右三栏，每一栏都摆着长条椅，中间空出两个走道来。如果坐满了，再挤挤，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吧，但平时观众一般只有百来个，最少在三四十个，多的时候也会基本满座。总的来说，“上座率”不高。这样的“上座率”，一千五百块（相当于1954年后的一毛五分）的票价，可以想象，戏班子的收入是很低的；而且他们经常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有时就晚上一场，是很辛苦的。后台呢，不仅是演出时化妆的地方，也是晚上的住处——讨生活真不容易啊！
观众席的最后面靠近庙的墙壁，这里原本是放泥菩萨的地方，现在大多数泥菩萨已经搬走了，只留下安放菩萨的神座还没拆掉。这些神座，就是我们小孩子看戏的“观众席”啦。
看戏过程中，有些如今早已消逝的风尚很有意思。一是戏馆子里有茶水服务——当然是要钱的，但很少。如果有人要茶水，戏馆子里的“堂倌”（服务人员）就会用一个较粗的铁丝圆圈插在这人座位的前面，也就是前一排对应的那个座位的靠背后面——有个地方可以插铁丝圆圈，铁丝圆圈的一端直角弯过来，比较长，可以插稳。这个铁丝圆圈呢，可以放进一个上大下小的茶杯，然后用长嘴水壶的开水一冲，就成了。冲完以后，他就在场子里转个不停，要么忙下一个，要么看看有没有人需要续水，有时还会配合另一个堂倌“甩毛巾”。
“甩毛巾”现在看来就更离谱。那时很多观众喜欢在看戏的时候用热毛巾擦把脸，戏馆子也提供这样的服务。好多毛巾，一大卷，在开水里一烫，然后一绞，好了。怎么在保温的同时递给远处要的人呢？只见堂倌对着远处“噢噢”两声算是招呼，随即“啪”地一下，毛巾就甩过去了，另一个堂倌一把接住迅速飞来的毛巾，分给那些要擦脸的人。这个过程非常快，扔得纯熟，接得轻松，十来米的距离，从不出意外，真有点像惊险的杂技节目。
那时候看戏，不像现在观众席是暗着的，而是有一点灯光的照明。那个舞台呢，也不像现在这么亮，因为条件简陋，偶尔也会停电，就用一种可以打气的“汽油灯”，比较亮。但无论暗还是亮，整个观众席的秩序毫无例外地差，聊天、吃瓜子，都可以。有的还边看边吃边聊，有的就完全不管舞台上在演戏了。对大人来说，看戏也是交际，比如下邾街的二伯伯来了，如果戏馆子里正有戏上演，父亲就会说：“啊，今天来了，看戏去！”这是对客人的招待。所以这样的秩序也算是一种传统吧。聊天还好，还有吵架的呢。吵架就不免太影响别人了，后面的人就会喊道：“喂，别吵了！”
戏馆子里经常上演各种戏曲，主要是越剧、京剧、锡剧三个剧种。这些戏的模式千篇一律，都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戏里都有反对才子佳人婚姻的员外或者老太太。镇上的人们看得可投入啦，特别是老太太们，对戏里的老太太恨得咬牙切齿。可有意思的是，她们回到家里，和戏里老太太差不多，必然要操纵子女的婚姻。而小镇上呢，也常常听说类似戏里的悲剧，受苦受难的，通常是一些抱有戏文里浪漫理想的贫家女孩。
那时还有“连台本戏”，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天一本接着演，大都是讲侠义故事的。边演边编，有时会出现非常滑稽的事。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一本了，咦，这人不是已经被杀死了吗，怎么又在戏里出现了呢？——原来编戏的人把这事情忘记啦。
看完戏，我们小朋友在一起也讨论。现在听来都特别好笑，比如一个问：“你最恨谁？”一个答：“我最恨那个女的唱半天！”原来我们看戏就图新鲜热闹，最喜欢武戏，而那个青衣一唱就要老半天，连走路都看不见脚动，我们哪受得了。我们说到戏里的人物，总是“好人”、“坏人”，世上所有的人都被分作两类，或者“奸臣”，或者“忠臣”，不管他是不是官——哪怕是个乞丐，好乞丐就是忠臣，坏乞丐就是奸臣。我们在生活中评论刁滑蛮横的人，那男的就是奸臣，女的是奸臣婆。直到现在和家乡人说话，有时还能听到。
现在回头想想，丁山有两个舞台，现实生活的舞台和戏馆子的舞台。这两个舞台相距数百年或者数千年，古中有今，今中有古，相互印证，社会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大变化。镇上的老百姓常常白天生活在现实生活的舞台，晚上就生活在戏馆子这个舞台上，白天的生活内容不能够选择，而到了晚上的舞台，老百姓就可以自由选择角色了。这些男女老少们，现实生活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吃穿无保障，婚姻更不浪漫，但他们把理想都寄托在戏里，相信世界上还有那么美好的书生和小姐，自己也成为梁山伯祝英台、莺莺和张生、焦仲卿和刘兰芝，以及那些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事物。他们平时谈什么事情，也会用戏里的语言和情节来说：“××家新来的媳妇又聪明又厉害，真是个王熙凤！”要说中华文化在底层老百姓当中的传承，主要就是靠这些戏曲。也就是说，未必要通过读书或者上学获取知识，受到熏陶；戏曲对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起到了传授知识、艺术、道德的功效，在汉族人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母亲没读过多少书，但她跟人谈话，能讲很多道家的、儒家的、佛家的哲学，还能谈历史，汉代是怎么样的，唐代是怎么样的，甚至偶尔有《论语》里的原文，这些多半是从戏里面看来的。戏曲对老百姓的影响大啊！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关注到它的人不是很多。
夏天晚饭后，在家门口搭好竹床，我们几个孩子手里都握把扇子，舒服地躺下，开始听母亲讲《聊斋》或者戏文里的故事，这是我们最最开心的时候了。母亲的记忆力好，讲得又特别生动，大家都夸赞她。要不是吃透了这些故事，哪能讲得这么好呢。
说起我家的娱乐活动，还有一套京剧的锣鼓呢！大锣、小锣、铙拔、板鼓，样样俱全。这并非为演京剧买的，而是每逢过年拿出来敲敲打打，热闹一下。更重要的，父亲竟然不知是从无锡还是上海买了一架手摇留声机，可以放七十八转的胶木快转唱片。唱片有两箱，箱子按唱片的大小做的，每箱大约可以放二十来张唱片，主要是30年代流行的电影歌曲和一些京剧老生的唱段。京剧唱片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全无印象，而电影歌曲印象很深，听得烂熟，到现在还可以部分唱出来的有陈云裳、梅熹演唱的《木兰从军》，姚莉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李香兰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周璇演唱的《渔家女》、《疯狂的世界》、《月圆花好》等等。周璇的唱片最多，我们也最喜欢。《月圆花好》开头的唱词：“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还有《西厢记·拷红》：“夜深深，停了针绣，和小姐细谈心……”这些现在看来数量并不多的唱片，对我们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父亲也经常讲述他在无锡、上海看的这些电影中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三纲五常”、“二十四孝”伦理道德之外的社会、人生道理，看到“外头”最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的生活情态、文化娱乐；或者从相关画片上看到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的另外一路“小生”和细腰烫发的洋派“小姐”。在音乐上，除去和京剧、地方戏曲唱法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歌曲，还能够听到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管和爵士架子鼓演奏的音乐或者歌唱伴奏。我们这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头脑里又多了一种和戏曲舞台上截然不同的理想社会、梦幻境地。以我后来的政治认识，旧戏曲应该是“封建社会的文化”，周璇的歌曲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
我家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大戏考》，封面上有一个大唱片，唱片上站着一个穿西服的青年，伸开手在歌唱，旁边半躺着一个绝顶漂亮、摩登的烫发女郎。书里按笔划索引的曲目、唱词一应俱全，主要是京剧和歌曲。1998年我去德国海德堡参加“十九世纪以来胡人对于中国弦乐器管乐器的跨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这题目的意思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胡人”是那些西方人的自嘲和幽默，同时也调侃以世界中心自居的古代中国人。有个研究中国早期唱片的德国学生一边介绍他的研究，一边打幻灯片。突然，我看到他打出一张大大的、清晰的书影：《大戏考》，和记忆中的那本一模一样！刹那间，我兴奋得不得了，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1929年11月出版的《大戏考》
镇上的人业余学点唱戏，非常普遍。我跟你学学，跟他学学，又在看戏时现场听听，学会了很多段子。《龙凤呈祥》里乔国老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捉放曹》里陈宫的“听他言，吓得我……”，我全能背唱下来。好多京剧唱段我只会开头几句，比如《四郎探母》：“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后面的我就不会唱啦。只要有人说公亮你唱个什么什么，我就很开心地唱起来，如果再被夸奖几句，就更愿意唱了，虽然水平一定很低，低到可笑。
我那时的很多行为，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完全出于童真。我能感受并学到很多最初级的东西，就是因为这种幼稚的热情。
童年之五：胡琴、丰子恺的画和小人书
九岁那年春天，宜兴解放了。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中街上很多人扭秧歌、打腰鼓，气氛非常热烈，处处欢欣鼓舞。从那时候开始，一些内容和风格都完全不同的歌曲，开始传唱起来。我至今还能完整唱出来的有两首，《跟着共产党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共产党走》歌词是这样的：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指引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从歌词和曲调来看，朝气蓬勃，有点浪漫，并不是很大众化，知识青年和学生们唱得比较多。《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的人就多多了，一般群众集会时老百姓都会唱。
我那时太小，也跟着别人唱。《跟着共产党走》的第一句词儿“你是灯塔”，我们这群小孩子怎么听都听不明白，怎么听都是“你是等他”。“他”是谁啊？“等他”干吗呢？都糊里糊涂的，不过没多久也就明白了。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倒字”，谱曲时没注意唱词字调的高低走势，使歌词唱起来像另外一个词，产生了歧义。主科作曲的同班同学樊祖荫经常和我聊一些作曲方面的话题，因为“你是灯塔”大家都知道，就经常拿这句歌词做例子讲“倒字”。
大哥的业余爱好是拉拉胡琴。大约二年级的时候，我看着好玩，就跟他学会了。音乐老师许竟和知道了，在音乐课考试时，同学们要一个个唱歌，他就让我在旁边给同学伴奏。我又出风头了，挺得意的。
那时候共产党宣传政策，不像现在发个文件了事，用的是热闹的方式——比如派个宣传队来，吹吹打打，说说唱唱，把政府的意图就传达给大家了，大家也乐意看。到了三四年级，学校里有什么宣传任务，许老师就有意给我一把很大的胡琴，让我参加宣传队上街拉胡琴。小小的孩子，大大的胡琴，真吸引了不少人来看，每次后面都跟了长长的一串人。宣传队常常到我家对面的“丁荆泉”茶馆停下来，结合其他文艺表演，在茶馆里宣讲政府的政策文件，或者通知镇上的重要事情。这样的宣传活动有好多次，效果非常好。我也就十岁出头，在小镇上可出名啦！我们当地人碾米，把石磨向前向后的推拉叫“牵笼”，所以拉胡琴叫“牵胡琴”。如今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回老家遇到老朋友或者长辈，他们还会提到这个事：“哦！公亮啊，牵大胡琴的！”
四年级开始，有一件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我迷上了丰子恺的画。在学校图书馆里，我读到丰华瞻译的格林姆童话（现今通译格林童话），《青蛙王子》啊，《灰姑娘》啊，里面的插图是丰子恺配的。哎呀，配得太好了！我读了又读，看了又看，反反复复，爱得不得了，整个感情，无边无际的想象，全部倾注到里面去了。
大哥已经在苏州的草桥中学念初中了，假期回来，经常带一些《中学生》、《新青年》之类的杂志，还有开明书店的一些出版物。我好奇地翻看着，也经常会看到丰子恺的画，甚至杂志的封面上也有。这可真让人兴奋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开明书店有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们出版的儿童读物既健康又丰富。
离家很近的东贤小学不是完全小学，没高小，四年级念完，我只有去镇中心小学继续念五六年级。丰华瞻译的格林姆童话陆续在出，《白雪公主》、《大拇指》、《金鹅》……好像等我念到初一的时候才出齐，我也一直追着看。那个年代，我没机会接触西方的世界，也没有影像资料，所以，我不仅由图画去想象童话里的故事和人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里对西方的印象就是丰子恺这些画里的样子。有一次，在他的一本书里看到他画的世界十大音乐家之一德国的“白提火芬”，也就是后来的译名贝多芬。现在想想多好玩，“白提火芬”……
如今，只要一看到丰子恺的画，就像看到了我的童年，甚至在乡村流连时，我也常常会不自觉地寻找茅屋、篱笆、小狗、脸上不画眼睛的小孩……那些画中的景色。丰子恺的画水准有高有低，但在我眼里，全是好的！
除了生活类的漫画，还有故事类的漫画，比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美国的《米老鼠和唐老鸭》，都是我们小朋友津津乐道的。看小人书可是小朋友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初小识字不多时就开始看了。镇上租小人书的地方大约有三四家，我家附近就有，租看方便，还特别便宜，记不得一百块能看一本还是两本了。每天下午我和二哥放了学，到家差不多三点钟，就去母亲那领三百块零花钱。这三百块，相当于我念初二之后的三分钱，我们可能去买点吃的，烧饼啊山芋啊，也可能去租小人书看。小人书，我们叫“小书”，与此区别的是“字书”，自然就是小说之类了。小朋友们最爱看的小人书，题材都差不多，主要是武侠故事，和岳飞抗金兵、戚继光平倭寇这些历史题材，要不就是改编自文学名著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不愿意看，婆婆妈妈的复杂事情实在弄不清楚，不感兴趣。
长年累月地看小人书，自然有了欣赏和辨别能力。画得好的就特别喜欢，让我印象最深的，多半出自赵宏本、顾炳鑫、王叔晖这几位小人书画家之手。王叔晖画仕女比较好；而看赵宏本画的比较多，他的小人书题材比较广，故事性也比较强。一本小人书到手，只要看一两张画，我就能知道是谁画的。几十年以后，面对着念旧的读者重新追捧的这些小人书，以及被赋予很高艺术地位的画家时，我想，这几个人对中国民间孩子们的影响，的确是不容低估的。
初小升高小那年春天，丁山一带有过一次春荒。有一次我和店里一个叫小元的伙计去我家川埠的山里，那里种了几片地的山芋，盖了一间草房，我们就住在那里。一天，一个穿着破烂的国军衬衫、满脸络腮胡子的人忽然来了，吓了我们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店里另一个伙计王洪元的舅舅金敖大。王洪元是大家公认的忠厚老实人，干起活来吃苦耐劳，他没其他亲人，就依靠这个脾气很坏的做国民党小军官的舅舅，经常挨打。大哥说，有一次看到金敖大教训洪元，先要他跪在地上，然后再打，一边打嘴里还发出粗暴的吼声，好像很享受这种威权的感觉。一解放，金敖大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没想到在这里出现，可能一直躲在山里吧。他好像有事求我们，不知是要吃的，还是打听镇上的情况或者外甥的近况。他还对小元说：“你要是需要衣服，跟我讲，我有办法弄得到……”那时候不像现在，哪怕一件衬衫，都是很贵重的物资。可是，看着他自己都一身的破烂，谁还能信他的话呢？
不知怎么回事，我念高小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但胡琴拉得有了些进步。我拉过《孟姜女》、广东音乐《寄生草》等，还有一本大哥买的陈振铎二胡曲集，拉他写的《弓桥泛月》这些曲子，但也就是拉拉而已。十二三岁的孩子，没什么高明的老师，全靠自己摸，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最初的音乐基础终究是童年时在故乡奠定的。
现在回头看看，丁山镇上多姿多彩的生活，对戏曲、胡琴、丰子恺的画、小人书的热烈爱好，都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在当时，不要说我，任何人都没有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学点什么的概念，这只是一些有趣的生活内容，娱乐、享受，大家都在玩。艺术里有生活，生活里有艺术，二者融为一体。这种状态最可贵，也最自然，可以说，我是在这里进入一生艺术活动最初的门槛。而我在生活里接触到的这些艺术和其中表达的人生道理，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不像现在充斥着无病呻吟的东西，既单调又无聊。
一句话，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丰富，精神上也非常快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
童年之六：小镇风雨
刚解放的丁山似乎没什么变化，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看到一大帮人从戏馆子里走出来，他们面黄肌瘦，路边三三两两的人在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快走到东贤巷口时，我发现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后来大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吸鸦片的，被共产党集中训话，不许再吸了。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大了一点，开始懂点事情了。新政权也站稳了脚跟，着手实践他们理想的社会改造，渐渐地，丁山镇有了一些改变。感受到这些改变，是从我的家庭开始的。
从1950年10月起，首先对我家造成影响的是土地改革。“土改”的首要步骤是鉴别成分，根据店里的资产、房产和经营、雇佣情况，父亲属于工商业者。但父亲的成分有点特殊，因为买过田地、山地作为资产，所以他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意思是以工商业为主要性质，兼有地主的成分，政治待遇和工商业者一样，和“地主兼工商业”不同。这个不同极其重要，因为工商业者还是统战对象，共产党与工商业者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地主是“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之一，与地主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对于我们一家人今后的数十年来讲，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父亲买土地是为了“置产业”，这是当地生意人通常的做法，这些“不动产”可以抵制纸币的动荡。能不能收到租米倒不在乎，父亲也不把它当回事，派人去收租之前，就好像知道收不到似的。有一年，职工小元骑着自行车去乡下，说去收租，要我跟着玩，坐在车后面。到了乡下，只是问问“还是你们家在种啊”之类的话，当然什么都收不到。经过“土改”，这些山地啊田地啊都分掉了，父亲也无所谓。可能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失去东西已经不在乎了，但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不指望地能生钱，毕竟做生意来钱快。
店里七八个职工，分工不一，地位和工资都不一样。“学生意佬”是学徒工，待遇最低，我们直呼名字。多数是一般的“朝奉”，年轻的也直呼名字，很亲切，都不带姓；年长的称呼为先生，譬如陆先生、许先生，有时也称作“陆朝奉”、“许朝奉”——这是在背后对他们的称呼，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最高的一位职工叫钦雄培，相当于现在的总经理，重要的事情父亲一定和他商量，父亲不在家、去了无锡或者上海进货，他在店里是最高的领导。父亲平时对职工都不错，工资和福利也比其他商店高一点。其中钦雄培先生的工资最高，记得母亲说过：“雄培最顾店，功劳最大，他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人。啊，他老婆生了十来个小佬！”想来钦先生的薪水一定很高了。父亲对职工最厉害的惩罚，是一次他从无锡回来，发现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意佬”跟一桩失窃案有关，找他谈话，打了他一巴掌。这个“学生意佬”其实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罢了，是我们的玩伴，人挺好的，也很聪明，善于动脑子想办法，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狗头军师”——这叫法也是从戏文里学来的。十年后，他离开公私合营之后的“糖业烟酒公司”，当了镇上建筑公司的书记。“文革”初期，我父亲和他都挨整了。“造反派”为了省事，规定他们每天下午按时自己挂牌自己游街，两人遇到，还打打招呼，坐在街边石头上聊聊过去“成鼎隆”的往事，感慨一番。
与“土改”差不多同时进行的是“镇压反革命”，这对小镇的影响就很大了。我的记忆里就是枪毙人。枪毙人之前，先游街，动员全镇的人都去看，然后开公审大会。会场上面是主席台，旁边是刑台，犯人被分开手臂绑着。接着，主席台上宣布犯人的罪行，有人上台控诉，下面呼口号响应，完了就把犯人架出去枪毙。这样的公审大会开过几次，先是零零星星枪毙了一两个，有一次一下子枪毙了十四个。我听长辈们在说：“这次是十四个头！”后来，“十四个头”成为丁山镇上的一个名词。到今天，在丁山上了年纪的人里讲“十四个头”，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不需要解释。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闲聊，随口问：“你老婆家里是做什么的？”他答：“哎呀！她的爸爸是——十四个头！”
每次遇到枪毙人的事，我是不敢去现场的，只敢远远眺望一下。一听到枪声，就和小朋友们相互关照：“拍拍巴掌呀！拍拍巴掌呀！”然后一起拍拍巴掌——这不是欢呼的意思，而是祈求死人的灵魂不要附到自己身上来，可能是我们那儿的风俗吧。
那时候，大点的单位都有上面布置的宣传任务，宣传任务最重要的单位是文化馆和学校。把政府的宣传画成图画贴在街上，是很主要的办法。“十四个头”里最主要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王森，美术老师布置我们画他的罪行，要上街张贴的。既然是通过绘画控诉“反革命”，那总该给我们一份描述他罪行的材料吧，可并没有；而是找了一本画册，画册上有活埋人的场面，我们就照着画，说他活埋人。当时，我们这些孩子谁都没觉得荒唐，反而很自然地认为，被枪毙肯定是有命案，写什么命案当然无所谓了。
现在回头想想，被“镇压”的人里，手上有血案的的确有，可全都是吗？他们多半是当过旧国民政府的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官。这些人都已经是阶下囚了，应该算是新政权的俘虏吧，最多也就是政治犯。哪一家哪一户只要被杀掉一个人，这户人家就属于“被杀、被关、被管”者的家属，我们习惯简称为“杀、关、管”，这是最为严重的政治名词，其中包括数量更多的被判入狱的人、虽不坐牢但被交给地方上管制的人。“杀、关、管”属于敌我矛盾，这一家人也全完了，子女难以出头，必须小心翼翼过日子，低人一等，一不留神说“错”话做“错”事，那就属于“阶级报复”了。
1953年小学毕业
“镇反”运动的开展，杀人起到了震慑的效果。丁山的老百姓一下子全被震慑了，小镇笼罩在一种异样的气氛之中。小镇的历史上一直没有过砍头斩首这样的事情，“镇反”一来，前后枪毙了那么多“反革命”，实在是很突然的。对我们小孩来讲还好点，我的恐惧情绪只是受到了大人们无声的感染。而大人们的心理是非常紧张的，平时聊天，一旦涉及政治，都会紧张地盘算什么可以讲、可以做，什么不可以讲、不可以做；一旦发现小孩讲了涉及政治的话，一定大声呵斥，严厉教训，要小孩记住。
“镇反”运动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的枪毙人了，之后是零星的枪毙有命案的刑事犯，那一阵令人恐惧的一两年就过去了。
然而，安宁而热闹的生活再也没有了，运动从此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952年头几个月，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来了。“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和我家关系不大；“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我家就逃不掉了。
那时候，不断地有恐怖的消息传来：我家亲戚，大伯伯（大姑妈）的小叔高汝舟，吃安眠药寻死了；父亲的朋友中，一个窑户跳大水潭寻死……全镇都轰动了。我们家最严重的时候，是镇上把父亲叫去一个地方交代问题，不让回家。全家处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特别是母亲，揪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知所措。
1953年夏天，我小学毕业。童年结束了。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长兴中学解放之前至“文革”的老校门（原孔庙石牌坊）
小学毕业，我报考了宜兴中学。又听说南边的邻县浙江长兴可以报考，考试时间是错开的，也考了。后来宜兴中学没考取，考取了长兴中学。那一届宜兴有好几十人跨省考到长兴去了，由于宜兴的教育水平比较高，这几十人的成绩普遍比较好。
从丁山镇到长兴中学有六七十里地，我们只能一个学期回家一趟，平时住校。第一学期结束，大多数从宜兴来的同学都坐车回家了，我却和几个同学约好一起步行回去，好像这样很令人兴奋。我们一早走，路上饿了，就买点东西吃。到了江浙两省交界的地方，那里竖着一个界碑，从江苏这边往对面看，上面写着“浙江”；从浙江这边往对面看，上面写着“江苏”。我们觉得跨省很好玩，纷纷摆出各种奇模怪样来——我算比较好的，一脚跨在界碑这边，一脚跨在那边，表示脚踩两省；而有人竟然站在界碑这边，向对面撒了一泡尿！这就意味着一泡尿从江苏省撒到浙江省去了，不是吗？！实在是胡闹。这样边玩边走，走了一整天，走坏了一双草鞋，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发现大伯伯在我家里，她听先回去的同学说了我们的情况，很担心，一直等着，看到我回去才放心地走了。
长兴中学50年代第一幢苏式工字形教室
初一的生活刚开始比较平淡。除了继续读几本丰华瞻译、丰子恺插图的格林姆童话，还有一些乐趣的，就属我把小提琴当二胡拉了。这件听起来很胡闹的事是这样的：学校里文艺演出，我们班排了个海军舞，我呢，演出的时候负责站在舞台侧面拉小提琴曲《人民海军向前进》作为伴奏。小提琴是班主任周匡国老师的，他好像不是很会拉，我当然也不会——但我认为自己会，能拉响不就是会拉嘛！拉小提琴的照片我见过，于是我模仿大人拉小提琴的样子，煞有介事地摆个姿势，把小提琴外面的E弦当二胡的外弦（sol），第二根弦（A弦）当二胡的里弦（do），只用这两根弦——其他的弦我也不会用，就把整个曲子拉出来了。当时很得意，后来才知道，我对音乐的理解多么幼稚可笑。
第二个学期，忽然从杭州分配过来一位刚刚音乐师范毕业的音乐老师，叫周涵初，他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也可以说，他的到来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周老师刚来的时候，学校里有个晚会，他拉小提琴曲《牧歌》。我第一次听到西洋音乐，后面还有《托赛里小夜曲》。“哎呀！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听的音乐！”那优美的旋律、高贵的音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我被彻底震惊和征服了。
周匡国老师早就向周涵初老师讲了我的音乐爱好。学什么呢？周涵初老师认为我有些二胡的基础，就说你不要学小提琴，继续学二胡吧。
这样，初中的后两年，课余我就一直跟着周涵初老师学二胡。周老师教得尽心，我也学得刻苦：每天吃完中饭，也没什么午休，还有晚饭后到夜自修这段间隙，都会抓紧时间来练习二胡，成天脑子里也是二胡曲子的旋律。我学得很快，一个曲子很快能背下来。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刘天华的曲子除了《悲歌》，其他九首《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苦闷之讴》、《良宵》、《闲居吟》、《独弦操》、《烛影摇红》、《光明行》都学全了；还学了阿炳的两支曲子，《二泉映月》和《听松》。
1955年周涵初、沈贵仁老师赠送的合影
虽说我从小总上台演出、上街宣传，但稍微上点台面、正规点的演出，还是在初中。把小提琴当二胡拉只是其中一次，那时学校里的文艺活动很多，学校和学校之间也会有联谊，或者某个学校有庆典，长兴中学派人去参与余兴等等。我经常代表学校去演出，记得还因此去过湖州。演出时，我拉的曲子一般都是《空山鸟语》和《光明行》——因为这两首演出效果比较好：前一首有模仿鸟叫的段落，音乐形象很鲜明，大家都听得懂；后一首是进行曲风格的，雄壮有气势。但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病中吟》、《月夜》、《闲居吟》这几首。当时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喜欢的曲子都是恬静、闲适和深沉的。这个偏爱，五十多年一直没变过，也包括古琴曲。现在回头去看，就能把这一偏爱的由来、发展轨迹看得很清楚了。
顾西林先生（1892-1968）
这些曲子拉下来，我对刘天华崇拜得不得了！但刘天华二十多年前就成了古人，离我太遥远。让我感觉很近的，是周老师的老师顾西林先生。在学习二胡的两年中，我不断地听周老师提到这位让他尊敬和热爱的老师。他告诉我，顾先生是苏州人，六十多岁了，中西音乐都通，精于小提琴、二胡。她的小提琴是直接跟一个在上海的白俄尼格罗夫学的。那个白俄每周从上海到杭州给她上课，由她负担学费和交通费。而且，她一直从事音乐教育，没有结婚，还有点洁癖。这些叙述，很有传奇色彩，我不免既好奇又神往，挺想见见她的。
周老师也就比我大个七八岁，我们相处久了，很多话都可以讲。他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的低级军官，没跟着去台湾，留在家乡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在农村被作为敌我矛盾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管制。有时候，他跟我说起他的一些朋友，怎么在政治上谨小慎微，如何逃过劫难，每到此时，感慨不已。我能感觉出生活经历和家庭成分造成了他过分胆小的个性，从而加深了对政治残酷的体会。
现杭州师范大学校园内纪念顾西林老师的“西林亭”
如今，我在音乐院校呆过多年以后，再想想，还是觉得周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并不比那些音乐专业院校的老师差。他把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我也相当于受过了专业训练。我的二胡演奏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原先相比，已经上了好几个层次。而在此基础上，我对音乐的敏感被培养出来了，也就是说我的乐感很好——对音乐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这时候，我真的开始梦想将来做一个音乐家了。
“汤渡人”
1956年寒假，我回到了家里。这时，宜兴陶业的公私合营刚刚“胜利完成”，没多久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而我家，也完成了从“剥削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变——父亲的店已经收归国有，两代人经营的财产一下子就没了。过去人家喊父亲“成先生”，现在接着叫“成经理”，父亲还顶着一个公私合营“糖业烟酒公司”下门市部私方经理的名义，其实已经彻底成为自家店里的一个普通职员了。这样的滋味一定不好受，但全家的情绪却非常微妙——难过固然有限，却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兴奋。原来，那时候解放已近七年，共产党今天这么一弄，明天那么一弄，大趋势如何，父亲看得很清楚。那些亲戚、朋友的遭遇，让他不寒而栗。他早就做好了失去财产的准备，甚至觉得保留着就多一分危险。大哥对我说，早在“抗美援朝”那会儿，政府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父亲就捐得很多，同在大中街上开一家棉布店的舅舅范庆荣却很不情愿似的。父亲对大哥说过这样的话：“二娘舅昏了头了！他还以为那些钱是自己的，共产党来了以后这些钱就不是你的了。”所以，在这次工商业改造中，他的表现非常积极——他对“共产”两个字看穿得比较早，远在公私合营之前哪。
作为私方经理，父亲的工资是一月五十九元。政府还按原来“成鼎隆”店铺价值的百分之五返还利息，连续七年，算下来一个月所得和工资差不多，这样的收入算比较高了。母亲仍然不工作，父亲养着全家。当时上海有个大资本家叫李康年，提出“二十年返还利息”，二十年返还下来，就等于还到百分之百了。这被作为很坏的典型和猖狂的言论，狠狠地批判了一阵子。
公私合营还让我家有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就是“汤渡人”不再算我家的佣人，而成为新企业的店员了。
“汤渡人”是个五十岁出头的妇女，因为来自丁山和湖之间很小的汤渡镇，大家都这么喊她。要不是我们兄弟平时要应付一些户籍登记之类的事情，恐怕也不会知道她的名字叫“王法娣”。除了我们，镇上几乎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平日里就喊她“汤渡人”。
“汤渡人”什么时候到我家，我不知道。从我有记忆起，家里就已经有这么一个中年仆妇了。因为家里开着店，店员好几个，都要在家里吃饭，多少也有点其他杂务，这些一直是母亲在打理，极需有人做帮手。父亲找过人，但因为手脚不干净，走掉了，后来没找到合适的。这时，就有人介绍“汤渡人”过来做工，说：“这个人比较‘木’，细活她不会干，但肯定不会偷东西。”随后就过来了。她果然很木讷，平时很少说话，反应迟钝，情绪表达直接而简单，更不大懂人情世故，家务稍微精细复杂点她干不了，只能在厨房里干点粗活儿。那时候炒菜用灶，要两个人，上面有人炒菜，下面有人烧火。炒菜的是我母亲，她烧火，另外就只能洗洗碗、洗洗菜了。
“汤渡人”的过去，我们知道得很少，但都听说她是有一些“故事”的。有人告诉我，她年轻时曾经反抗婚姻，好像曾经出逃，或许是结婚时有过暴力抗争，但终究还是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孩，不幸的是这孩子没能存活。这一段故事，大家在闲聊的时候会讲“汤渡人”有些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她和丈夫的关系原本就不好，孩子一死，她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丈夫也不要她，只有出来做帮工。可她又实在不能干，别人对她完全谈不上重视和尊敬，不时被别人当面调侃戏谑几句。所以，在别人心目中，她是没名字的，或者有没有名字都不重要，随意换个名字也行。可能刚来时就叫她“汤渡人”，这个与户口本上不一致的名字，她用了一辈子。一旦和她发生争执，我们就叫她“汤婆子”——一种铜或锡制成的在冬季用来焐手脚的取暖器，“汤婆子”是接近于骂她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汤渡人”很少坐着，不干活的时候，她也喜欢站着，双手放在前面，一只手扣着另一只手，这是她数十年不变的标准姿势。她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变化，如果别人责怪她，她也会生气，大声地和别人对话，如此而已。
1946年小妹君穆出生，被“汤渡人”抱过，两人的关系就密切一些。“汤渡人”不是店员，住在我家里，地方是店堂后面的阁楼。君穆有时会去看她。据君穆说，那个阁楼是瓦房，没天花板，冬冷夏热。冬天尚可耐，夏天热得不得了，像蒸笼一样，“汤渡人”就像男人一样打个赤膊，晚上也睡在那里。阁楼上面很小，还有很多店里的东西堆在那里，只容一张床，一个马桶。上下进出，全靠一个不固定的扶梯，每天倒马桶，也从这个扶梯上提下来。
“汤渡人”在我家，吃穿有保证，是否有工资就不知道了，大概有点零用钱吧。但有一笔钱是归她的，就是“换粪钱”。
走进我家对面的丁荆泉茶馆大门，穿过大堂，最里面就是河。我家吃的水，就通过这条路线挑来，装粪便的马桶也通过这条路线倒掉。河边上有好几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粪便，分属于不同的人家。这些粪便是露天的，只要不搅拌，时间长了，倒也不臭。每天早上，各户把马桶往自家的缸里一倒，就走下台阶到河里刷马桶。刷马桶和取饮用水、淘米都在同一处，好像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只要不同时进行。
那时候，有专门的“粪船”来收购各家的粪便，再卖给别人去做种田的肥料。“粪船”来后，会有人拿一根捞粪的脸盆大小的木勺子走在街上吆喝：“换粪？换粪……”需要换的，就出去说一声，他就跟着到这户人家的粪缸那里，再把已经装了很多粪便的“粪船”开过来，把粪便掏走。一次大概给个几毛钱吧。我们家这个事由“汤渡人”来做，钱也归她。
君穆讲，到了晚上“汤渡人”会到我父母房间里纳鞋底，因为那里有一个烧煤油的洋灯，亮一点，君穆做作业，母亲也做些针线活，大家在一起，可以省下一盏灯。父亲事情多，吃完晚饭通常都会出去，等他回来，她就赶紧走了。
如今公私合营了，新社会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自然也不允许再保留佣人，于是，“汤渡人”就成了新企业的职工。但她实在干不了店里的事，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我家帮工，又做了一段时间。大约七八年后，公家把我们全家从住了几十年的宅子里换出来，搬到一百多米外的混堂弄，她留在原地，从此我们见面就非常少了。她可能是接受安排，在店里负责把酒从酒缸舀出来，灌到瓶子里面，装好出售。好像没多久她就退休了，可她又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她原来不是店里的职工，以前在我家帮工不能算工龄，所以她一个月只有十三块钱，很少，能养活自己就是了。
店铺由父亲经营的时候，生意红红火火。公私合营后由公方代表接管，那些人一不会做生意，二不断有贪污。父亲虽已不是企业的主人，但心里很不是滋味。记得有一年“汤渡人”生了场大病，公家的领导、企业的同志没一个人关心她，还是父亲用胶皮双轮车子推着她，去给她看病。父亲回来对母亲讲：“看，还是我带她去看病。”他的意思大概是：你们工人阶级、共产党不管，反而是我这个资本家来管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已被改造完毕的资本家被“安排”为县人大代表，一直到“文革”开始。
“汤渡人”在我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记忆里，始终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悲剧色彩。她这个人有些特别，但她这样的人生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很多很多的。她经常能见到，却又似乎可有可无，见怪不怪。等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再细细地体会她的人生，会在心头泛起一阵凄凉。
关于她，后面还会谈到一些抹不去的回忆。
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讲，工程师是最了不起的职业。那时有个亲戚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就是大伯伯的女婿周茂培，他在东北沈阳的一个大工厂工作，全家都觉得他很风光。我也不知道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就想着将来要做工程师。后来喜欢画画，又想当画家。跟周老师学二胡之后呢，当音乐家成了我最热烈的理想。
初三那年，在长兴的书店里看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丰子恺和别人合作翻译的《唱歌和音乐》，就买了下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读丰子恺的散文了，又一门心思想做音乐家，这样的书自然要读了。上音乐课时，周老师教我们唱了很多歌。我那时兼着音乐、体育、美术三科的课代表，在周老师的培训下，已经具备了刚拿到一首不太难的歌，就可一次唱出歌词来的能力，也许会慢点，但不需要先唱谱，再配词。
初中毕业在即，报考高中成了当务之急。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学校，哪怕是小城市的师范，只要能够继续学音乐，我都想考！在这些选择里，最吸引人也最难的，就是上海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当年11月就改成“上海音乐学院”了）附属中学。我很想去试一试，周老师也觉得我行，鼓励我去。
1956年长兴中学初中毕业之前和同学章本中合影
1956年在浙江长兴第一初级中学毕业
我写信告诉了家里。没多久，我的二胡启蒙老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的大哥也知道了，他反对，来信劝我千万不要来：“这个学校难考得不得了！我有个同学，二胡拉得很好的，连初试都没有取！”他虽然知道我的琴艺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觉得上海的音乐学院是不得了的地方，我肯定考不上，不如多留点时间准备考其他学校——因为整个初中，除了音乐，我就没心思念书，其他课程成绩都很一般，耽误了复习那还得了？
父亲平时从来不管我的，这时候也郑重起来，特地从丁山到学校里来找周老师了解情况。后来父亲告诉我，周老师介绍了我学习音乐的情况，还谈到了顾西林先生。大概他经常在顾先生面前提到有我这么一个学生跟他学二胡，学得也不错，所以顾先生要他把“衣钵”传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衣钵”这个词。总之，周老师说，我考取上音附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做事一贯凭感性，不会周到地考虑问题，也不会想学完这个以后怎么找工作之类的事，只是横下心一定要考。这年夏天，我带了个席子和一些简单的行李，先坐车到湖州，再坐轮船抵达上海，在漕河泾校区报了名。
考试分初试、复试，考二胡的人还特别多，考官是卫仲乐、陆修棠、韩洪夫等老师。初试只考专业，我很顺利地通过了。到了复试，考生少了，考的科目多了，除了专业，还有视唱练耳、乐理和听写。视唱练耳和后来音乐学院的差不多，主要是复述节奏和音调之类。乐理是笔试，做题目，我用上周老师教我的那些，但很有限，肯定错得不少。听写就是老师在钢琴上弹一个曲调，一共只弹两次或者是三次，考生把谱子记录下来，那首曲调到现在我还记得，是一首蒙古民歌。考专业的时候，老师们要我拉《空山鸟语》、《光明行》、《闲居吟》，可能还有《二泉映月》。
复试完毕，考得怎么样，我当时也不知道。后来进了学校，刚刚认识跟卫仲乐学琵琶的殷荣珠，她笑着说：“那天卫先生说：‘今朝总算来了一个拉得蛮好的小人！’就是侬呀！”
发榜之前，学校通知我们这一批复试之后仍然留在学校里等消息的考生集中在一起，由一位老师宣读录取名单。他读得一板一眼，当我听到“成公亮，录取在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高中部”时，真是欣喜若狂。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宣读录取名单的老师，正是附中的副校长金村田。第二天，我和大哥又一次一起去学校看榜，大家高兴极了。
考完后我先回长兴中学去，正遇见周老师躺在担架上，原来他盲肠炎发了，刚在医院做了手术。这次手术之后，他就被调回杭州的一个中学去工作了。从偏僻的小县城调到浙江最大的城市是很难的。他告诉我，这是顾先生设法办的。
就读长兴中学是我一生的幸运。周老师来到长兴中学，对我的人生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老师在长兴中学工作了两年多，正是这两年我向他学了音乐，学了二胡。初中毕业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也调动工作离开长兴去了杭州，老天把时间安排成这样，不是缘分是什么？
至今我和周老师仍然保持联系，算起来已经五十多年了。我们偶尔有机会见见面，还是以通信居多，通信内容不外是这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运动中各人的情况，平安不平安，也交流一些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我如果有一些所谓的成绩，总会惦记着首先告诉他，每次他都会很高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毕生一直保持联系的师生呢？
从长兴中学回到丁山不多久，就收到了正式的录取通知，上面说：你的乐理不好，要加紧补习。乐理肯定好不了，不过我考取了，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有了做一个音乐家的希望！
父亲得到消息，也是很开心的。我后来才知道，我和两个哥哥都能一步步读上去，最后都上了大学，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那几年里，县里经常组织一些私方人员去开会，主要是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父亲每次去都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在外面跑得多，见多识广嘛，可讲的东西多极了，有点出风头。但他最得意的，是对其他人说，你们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者至少有一两个留在身边继承家业，但我不是，我把小孩一个个都往外边推。他“往外边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都让小孩到外面去念书，身边一个都不留。在父亲的考虑中，自己的儿子一个都不要留下来继承商店，而是都出去念书，念书以后去做工作，离开这个地方。所以，虽说他对我们兄弟姊妹管得不多，但一定要让我们念书这一点，他早就非常清楚，这在他那个阶层里，无疑有着过人之处。我们三兄弟都念到大学毕业，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干扰，两个妹妹高中毕业后应该也能念上去的。我们都各自成家立业，没有去指望那个靠不住的“家业”，这离不开父亲的远见。难怪他那么得意。
20世纪80年代初，春节期间的全家合影。前排左起：二嫂沈中安、大妹成曼萍、父亲成毓灵、母亲范秀娟、小妹成君穆；后排左起：妻子赵月兰、成公亮、大哥成公范、二哥成公望、小妹夫钱淑伍
- 苏轼时代，宜兴（阳羡）隶常州府。但苏轼辞世的具体地点，据李奇雅《苏轼和常州》（载《三苏散论》，四川省眉山三苏博物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1987年7月），是顾塘桥北孙氏馆，其地今为常州前北岸。由于苏轼对常州的感情大半在宜兴，故宜兴民间参与分享了这一历史记忆。
- 关于口述者祖辈与父辈的家族史，还可参看成正平《成鼎隆、成鼎昌创业史》（载《宜兴市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宜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6年5月）、《丁蜀镇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9月）第四篇《经济》第十章《商业》中“主要名店·成鼎隆南货店”一节。三者各有详略异同，可以互为补充。
- 根据《名歌经典·中国作品卷》Ⅲ（李凌、薛范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12月）中收录的《迎战士》，歌词中并无“是”、“都”二字，“痛苦和牺牲”当作“忍受和苦痛”，“我们每一个”当作“如今每一个”。
- 这里指注音符号，其中的ㄅ、ㄆ、ㄏ、ㄒ、ㄕ、ㄤ等，的确很像古琴指法勾、名、历、打、劈、就的减笔谱字；ㄑ、ㄜ、ㄝ、ㄘ的确很像日文平假名く、さ、せ、ち，ㄦ、ㄙ、ㄟ的确很像日文片假名ル、ム、ヘ。
- 这一段看似奇特的叙述，并非无稽之谈。洋虫（Palembus dermestoides）又名九龙虫，是一种药用昆虫，以中药为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防病保健功效。我国古籍中有记载，后传入日本，二战后传入民间。此处所记养洋虫的风气，正可见这一时代的特点。
- 此处所记风俗，由来已久。类似者如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宛平、大兴二县城隍出巡之俗，队列中即“有臂穿铁钩悬灯而导者”。又如民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江苏”记金山清明之赛会，云：“其最惨无人道者，有人袒胸裸臂，臂穿许多钢针，针连绒绳，绳系香炉，炉重有数斤者，有重至十数斤者，系之而行，不以为楚。是盖曾许愿者，今特尽其应尽之义务，以了愿心耳。”有研究者以为，这种极度自虐的偿愿方式，是一种在信仰心理驱使下的精神迷乱行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不疼”，但口述者“为什么不出血”的疑惑，显然难以因此而得到解答。
- 据《丁蜀镇志》“大事记”，1949年11月5日，在丁山小学大操场公审并处决周启文，为此类事件之始。次年10月开始“镇反”。“十四个头”发生在1951年4月19日，其时集中全区群众两万五千人。
- 李康年（1898-1964）不仅被批判而已，且因此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 关于“汤渡人”后来的故事，本书未及收入，可参看代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