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得弗得了”
1980年代初，中国终于走出了无书可读的黑暗时代，新华书店里渐渐有了点百花齐放的味道。可我因为正迷恋小说创作，阅读范围局限于中外小说名著；偶然看点杂书，也是想从中发现小说创作可以利用的材料。
改变了我的阅读视野直至人生轨迹的，是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
《西谛书话》出版于1983年10月，我接触到它已是第二年的夏天。当时我对西谛先生的了解极其有限，对书话这种文体同样十分陌生，之所以会注意到这部书，是因为书前有叶圣老的序。那年春天我调入江苏省作协工作，而叶圣老的次子至诚先生时任《雨花》杂志主编，几乎天天见面，时聆教诲，因了这层缘故，对叶圣老推荐的书自然不肯错过。
叶圣老虽自谦对旧书外行，但不愧为文章妙手，序文中接二连三的“喜欢得弗得了”，就勾得读书人心中痒痒，迫切地想知道个中究竟有什么“弗得了”的东西在。开卷粗读，立刻便感觉到了西谛先生知识的渊博；渐渐地，我不仅为访书的趣味所吸引，为古旧书自身的价值所震惊，更为西谛先生爱书的那一种痴迷与激情深深打动。这固然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但他与书的关系，竟已无法用一个“爱”字简单地表达了。书于他绝不再是品茗把持的雅玩，也不止于研究学问的工具，更不会是保值收藏的介质；书对于西谛先生，实在已成为一种融入血肉、化入精魄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书，也就不再有完整的西谛先生。
仅就这一点而言，已经“弗得了”。
更令人感佩的，是西谛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一生以搜罗保护中华民族文献史料为己任，平时不惜代价访书收书，爬梳整理，研究考证，呕心沥血；而在抗战期间，他更置个人安危死生于度外，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与为虎作伥的汉奸文人，与唯利是图的书贾书贩巧妙周旋，“举鼎绝膑”，竭尽全力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阻止珍善古籍外流。用叶圣老的话说，“简直拼上了性命”。西谛先生说自己“狂胪文献耗中年”，是毫不夸张的。读《劫中得书记》，读《劫中得书续记》，读《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读《求书日录》，读《访笺杂记》，字里行间，都令人油然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赶快做”。
原来在鲁迅的楷模之外，中国还有这样的文人，中国文化中还有这样的传统！
一个著书人，一个读书人，一个藏书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具备西谛先生的这种境界，至少也应该追求西谛先生的这种境界。
这样一本能激荡起心胸中浩然之气的书，真的让我“喜欢得弗得了”。
从那以后，我的读书开始摆脱实用主义，不再满足于挖掘一点小说材料，领悟一点小说作法，激发一点创作灵感，而更注重于个人文化素养的提高，特别是精神境界的提升；从那以后，我才懂得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人。
与此同时，书话这种文体，也让我一见倾心，有相见恨晚之感。专家学者，就某一命题，系统阅读研究相关书籍，其所作书话结集，谨严精湛，无异于学问门径；即或兴之所至，漫步书林，随手采撷，杂花缤纷，也令人茅塞顿开：原来书还可以这样读，文章还可以这样写，世间事物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剖视，真是“喜欢得弗得了”！
所以，我一边悉心搜集西谛先生著作的各种版本，搜集有关西谛先生的各种著述，一边开始关注当时出版的各种书话集。三联书店的那一套书话丛书，《晦庵书话》、《书林漫步》、《一氓题跋》、《书海夜航》、《书林秋草》等，先后进入我的珍藏，而黄裳先生的《银鱼集》、《翠墨集》、《榆下说书》、《珠还记幸》，更让我爱不释手，以后遂“逢黄必收”，陆续淘得黄裳先生的书话集数十种。其他出版社的《知堂序跋》、《书边草》、《猎书小记》，兼及《江浙访书记》、《访书见闻录》、《小说闲谈四种》、《走向世界》，并上溯到《书林清话》、《琉璃厂小志》、《藏书纪事诗》，也就是通常被称为“读书之书”的，渐渐成为我藏书中一个重要的系列。这些专家学者的书话与访书记，很少像西谛先生那样率性任情甚至慷慨激昂，多的是一种平实的语态，但同样处处流露着对于书籍那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挚情。
从尘世的喧嚣中逃出，泡上一杯清茶，打开一本书话，就像对面坐着一位谆谆长者，将他的读书心得、学问妙谛，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时或被其触动心弦，真像《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忍不住抓耳挠腮、手舞足蹈。古人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读书话的快乐，常常正是如此，文字是难以完全表达出来的。
因为喜爱书话的浓情蜜意，使我对书话写作心向往之，但也视为畏途，以为好的书话就像冰山一样，没有海平面下的八分之七，就不可能托起海平面上的八分之一。后在王稼句先生的激励下，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尝试，竟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我逐渐中止了小说创作，转向书话写作和版本研究。而又因此得以结识国内书话界的良师益友，常常能得到他们的新著，且不时相聚，倾情愫，通有无，增学识，更是足以大呼“喜欢得弗得了”的人生乐事。
忆程千帆先生
在南京的前辈学者中，我有幸交往较多，一再面聆教诲的，是程千帆先生。
1980年代初，我参加南京市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所长就是程千帆先生。讲习所给我们提供的必读书中，有沈祖棻、程千帆夫妇选注的《古诗今选》。那时古典文学的选注本出版尚少，像沈、程两先生这样的学者兼诗人动手，在选、注、解题诸方面都有真知灼见的就更少了。
程先生也曾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谈抒情诗，程先生深入浅出，所论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特别是对当年风靡一时的“形象思维”说，程先生冷静地指出，中国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区别，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有情、有事、有理，诗人下笔之际，恐怕不会做得到停止大脑的某一种思维功能，只用“形象思维”功能；在创作时，也不要以为是在写抒情诗，就排斥应有的叙事和说理，抒情、叙事、说理应该允许同时存在。在当时能说这些话，不但需要学养，更需要胆魄。
1987年9月，江苏省作协组织一批老作家、老学者沿南运河参观采风，程先生也参加了。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他们游览周庄、陈墓、盛泽、黎里、同里、桃源，直到乌镇的茅盾故居，一行五日，前辈风采，领略尤多。每到一地，接待人都希望老先生们能留下墨宝，于是大家便公推出程先生来。程先生也不推辞，当场挥毫，或旧诗或新作，那一笔流丽的行楷，由米字中化出，柔中有刚，清雅脱俗。更深刻的感触，是从前辈学者的随意谈笑中，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文化修养的浅薄；遗憾的是我当时兴趣全在小说创作上，错失了向他们讨教的好机会。
1994年末，我偶然买到了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系1943年8月成都刊本，列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第二种”。适逢南京大学徐雁先生来访，我遂托他将这两册书带请程先生题签。当天晚上，徐雁先生即打电话告诉我，说程先生看到这书很开心，并兴致勃勃地谈起南运河采风的旧事。时隔七年，程先生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个做服务工作的后生小辈。
程先生用毛笔，在《文学发凡》上下两册的封面上，满满地写下了题记，说明此书的版本源流：“这是我早年写的一份讲稿，曾先后用《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论十笺》三个书名，在金陵大学、开明书店、太平书店、广文书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辽宁古籍出版社印过六次。其中香港太平、台北广文是盗版。它写成于一九四三年，我三十岁，最近将其收入选集在辽宁重印，已八十二岁了！薛兵同志偶得已不易见的金大初版，因为题记之。九五年春，千帆”，后钤“闲堂老人”篆文朱印。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遭港台出版社盗印，还曾被作为程先生“里通外国”的罪证，严加追查，真真让人哭笑不得。
1996年秋，我参与筹办《东方文化周刊》，后主持编辑工作，至今仍为朋友们所忆念的一个举措，就是辟“东方文曲星”专栏，以当世学者文人为“封面人物”，在现时“美女如云”的期刊封面中别具一格。次年第二十四期“封面人物”，就是鹤发童颜的程千帆先生，并配发了以《继古开今滋兰树蕙》为题的专文。在组稿时，我曾与徐雁一起去拜访程先生，程先生谈道，他早将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最近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等文献资料捐给了南京大学档案馆。程先生说，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刊物定于6月20日出版，正值香港回归前夕。谈到这普天同庆的盛大庆典即将到来，程先生欣然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五个大字，并为徐雁书写了自己的诗作《题静海寺》：“静海前朝寺，沧桑二百年。蛮夷虽猾夏，汉帜复中天。殿宇新篁古，勋名日月鲜。凭栏望台岛，慊汝尚孤悬。”
2000年春节，我与徐雁等去程先生家拜年，把上中学的女儿也带去了。我觉得应该让她们这一代人，也能有亲近前辈学者的机会。程先生很喜欢孩子，听说女儿的小名叫早早，更加高兴，说到他的外孙女小名也叫早早，而沈先生曾做有长歌《早早诗》，风趣中颇见辛酸。程先生的外孙女得此名是因为8月而生；内子为女儿取这个小名，则是因为孩子生得晚，我们夫妻俩都已过了而立之年。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生得晚，是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的。
程先生拉了孩子的手，问她的学习情况，并且一定要送她一件礼物作纪念，后来就将茶几上的一件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铜质包金工艺品送给了孩子，托架上的圆章，正面的浮雕是总理的半身像，背面是总理的手迹，“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谈话时，女儿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听，对这位银发老爷爷的风华神采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很珍惜程先生的这件礼物，一直放在写字台的右上角。
那一天，程先生的身体还是那样康健，情绪又是那样开朗，谈笑风生，反应敏捷，嗓音洪亮，让人完全没有先生暮年之感。一个多小时中，程先生说得多，我们听得多。程先生谈到他六十余年的治学经历，谈到他在校雠学上的贡献。他谦虚地说，他的老师中，有研究东方校雠学的，也有研究西方校雠学的，他的工作，只是将东西方的校雠学融会贯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段话，程先生说，他在三十岁以前，因为读得书少，是很敢写文章的；可是到五十岁以后，就不大敢写了，因为书读多了，明白要把文章写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虽也已年过五十，也许是因为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年吧，有时还不得不写得很急，读书的时间则太少，结果每一本新书问世，几乎都会有遗憾的地方。这是值得认真反省的。
没想到四个月后，程先生竟与世长辞。参加悼唁活动时，看着照片上笑意慈蔼的程先生，我忽然想到了从未见过的沈先生。他们都将骸骨留在了异乡。出生于江苏的沈先生，将骸骨留在了不能厚待她的武汉，似乎是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出生于湖南的程先生，将骸骨留在了厚待他的江苏，则似乎是要让人们记住，中国文化史上终于回归的光明。
也是城南旧事
2003年，夏祖丽先生曾赠我一部她为母亲林海音写的传记，书名就叫《从城南走来》。隔年春天，又承她赠我台北天下文化版的《何凡传》，这是夏先生刚完成的父亲的传记，参与写作的还有其外子张至璋及成功大学应凤凰博士。夏先生的序文《也是城南旧事》，讲的则是她们全家居住台北市城南时的故事了。
但是《何凡传》的第一章《从颜料坊到宣武门外》，又从南京的城南说到了北京的城南。这一家人真可谓与城南有缘。
对于南京的书香世家，南京人现在已只知道南捕厅甘家了。长干里端木家、秦淮水榭朱家、红土桥陈家、颜料坊夏家等都已淡出了记忆。夏家祖宅所在的颜料坊，在拓宽集庆路时被铲除了一半，余下的半截也在“老城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说起夏仁虎，竟须得加一个注脚，说他是林海音的老公公，听者才不至于茫然。
这对于夏仁虎，未免过于委屈。
林海音的外子何凡，本名夏承楹，是夏仁虎的第六个儿子。夏家在明末自绍兴迁居金陵，素有清望。道光年间，夏仁虎的祖父夏垲和叔祖父夏塽相继中举，皆有文名，被时人比作晋代陆机、陆云兄弟，誉为“一时机云”。夏垲的长子家镐得中进士，曾任刑部右侍郎；次子家铣是邑增生，死于太平天国之难，后入祀金陵昭忠祠；四子家镛也是邑增生，曾在九江任税吏。家镛的五个儿子，少年时皆蜚声文坛，而四子仁虎尤著。夏仁虎1874年生于南京，三岁识字，七岁做对，十一岁作文，但偏爱诗词，少年时就因“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的佳句，被恩师陈作霖赏识，以为有词意，遂得“两声词人”的雅号。他在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第二年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年，赴京朝考，得授京官，历任职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等；入民国后曾任财政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五十五岁退休；后专事讲学与著述三十余年，有著作四十余种。据王景山先生统计，其中诗、词、文集十七种，风俗、掌故类六种，地方志类九种，学术著作七种，戏曲、小说各二种。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3年辞世，享年九十。
民国年间，夏仁虎曾与章士钊、叶恭绰、张伯驹等组织诗社、词社，唱和不缀。据林海音说，夏仁虎晚年，仍和傅增湘、吴廷燮、赵椿年、郭则沄、张伯驹等国学前辈最为友好，“酬唱往来，享尽文人的乐趣。多年来的夏日黄昏，他几乎每天和这些好友在中山公园柏树林下的春明馆茶座聚晤”。他还仿《儒林外史》写下了一部《公园外史》，“叙述当时朋辈状况，灵感当然就是得自多年在公园‘黄昏之游’的谈闻”。邓云乡先生也曾经说道，夏仁虎“虽无国学大师的头衔，但的确属于国学范畴的学人”，希望今天能多几个知道夏仁虎、多几个读夏仁虎著作的人。
南京人不知夏仁虎，是文化视野的严重隔膜。
夏仁虎虽然二十四岁就离开南京，定居北京，但终生不忘故土。据其孙女祖丽说，他以枝巢为号，典出《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所以他将北京的居所称为“北枝巢”；退休后曾经有举家南徙之意，毕竟因为在北京日久，已繁衍三代，难以成行。他最后的著作《枝巢九十回忆篇》中，也说到他“二十年前有意南返，于家乡购屋一区”，其地在饮虹桥西九儿巷中，据说是明代魏国公更衣别墅的旧址；终因担心卷入政治旋涡，“归计蹉跎”，而日寇侵华战事已起，只能“做《南枝巢赋》寄意”：“枝巢既营，归栖未遂；风鹤忽惊，骨肉流离。”抗战期间，他困居沦陷的北京城中，尽管“纷纷伪组织，时来相诱劝”，都被他“严词坚拒绝”；还曾作《哀金陵赋》，以精卫填海“曾无救于洪流”喻指南京汪伪政府没有前途。
夏仁虎生平爱藏书，在《枝巢九十回忆篇》中，他自述生平有两件事恋恋难舍，“其一为藏书，是我平生愿。有力即购求，简册盈数万”。后为生计所迫，多被书贾捆载而去。但苦心搜集到的南京地方文献五百余种始终不能割舍，1960年，他因目力衰退，遂将其全部捐献南京市文管会，作为对故乡的回馈，其中有《景定建康志》这样的珍本。同时捐赠的还有他关于南京的著作，包括部分未刊文稿。
夏仁虎的著述中，与南京有关的专著至少有六种。最早的大约是1915年完成的《岁华忆语》，“于金陵旧时之风俗习尚，略可见焉”；1947年中秋他寄交卢前，于次年1月载入《南京文献》第十三号。其次是《玄武湖志》，1932年雕版刊印于北京，近年有广陵书社的影印本。1943年夏完成的《秦淮志》，1948年12月载《南京文献》第二十四号，近年重刊入秦淮区文化馆所编《秦淮夜谈》中。林海音以为《玄武湖志》“应属《秦淮志》的一部分”，则是误会。其实这些都是他为纂修《金陵通典》所做的准备，此外还有未能出版的《金陵明遗民录》十卷、《金陵艺文志》十四卷及《金陵艺文题跋》十四卷等。《金陵通典》似未能完稿，亦未见刊行。在他参与重修《江苏通志》所补的《耆献传》三百篇和诗词文集中，亦有许多关于南京的内容。夏仁虎对修纂地方志的浓厚兴趣，源于自幼师从南京著名方志学家陈作霖所受的影响。在北京，他还参与了《绥远通志》和《北京志》的修纂。后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志稿》，就是由夏仁虎保存下来捐赠市府的。
方志著述中，最为夏氏所重视的，当是《秦淮志》。他在自序中说，“金陵诸山水多有志”，偏偏最著名的“秦淮独无”。考其原因，大约一是秦淮河流域广，历史久，贯穿都市，体例难以把握；二是志秦淮必涉娼妓、游船，二者“已成不可离之局”，但“详之伤志体，略之伤志实”，取舍亦有困难。然时逢战乱，“老成日益凋落，文献将尽丧失”，所以他打破通常山水小志体例，以水系地，将旧籍所载材料，析为流域、汇通、津梁、名迹、题咏五卷；将“闻诸父老者”和“身所及见者”，撰为宅第、园林、坊市、游船、女闾、余闻六卷；另人物一卷，记述他所亲见者。这部六万余字的《秦淮志》，保存了丰富翔实的史料，至今还是研究秦淮文化最系统也最重要的“征考之资”。
夏仁虎的大哥和二哥两支，一直留居南京老家。
夏仁虎有八子一女，没有一个学中文、研国学的，也没有一人从政。只有学外文的何凡，后来进入文坛，也只有何凡一家离内地去了台湾。何凡在台湾办报纸，开专栏，搞翻译，影响到三代年轻人的成长；他的周围聚集着许多台湾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梁实秋、白先勇、痖弦、隐地、琦君、齐邦媛、侯榕生、彭歌等都是其座上客。“夏府永不熄灯的客厅，被认为是台湾半个文坛。”
何凡说，男女两性要像对联的上下联，要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分量平均，才是佳作。他与林海音，要算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中难得的佳对了。更难得的是两人都长寿，共同生活六十三年。然而，林海音在内地家喻户晓，何凡却籍籍无名，由此亦可见两岸文化交流的缺乏和浮泛。
在同一个民族中，文化视野出现这样的隔膜，不能不说是可悲的。
我爱风流高格调
2004年夏天，陈子善先生寄来两册《张爱玲的风气》，一册是赐我的，另一册嘱转送章品镇先生，因为其中选了章老的一篇旧作——《对〈传奇〉的印象》。于是想到，章老从事文艺工作六十余年，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则惜墨如金，然每一文出，观者必奔走传诵。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新作，有了三联的一本《花木丛中人常在》，此前的旧作至今仍未能结集，岂不可惜！其时适江苏作协编“老作家文库”，抓我当差，遂与章老联系，拟编一部《章品镇文集》。哪知章老却以所作甚少，不能成“集”，坚辞不许。几经磋商，章老方松口，允以来日，即待他的两本新书问世后，从三本书中精选一册。这“两本新书”之一，就是收入“开卷文丛”第二辑的《自己的嫁衣》，在《开卷》杂志创刊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同时，举行了首发式。
这本新书收文四十一篇，有一半正是章老的旧作，约占搜集到的旧作的十分之三。作品依时序编排，第一篇《挑“西瓜”的痴连元》作于1937年，当时章老才是十五岁的中学生，一篇人物素描就写得有张有弛，比今天的许多小说还好看。1943年，章老开始编《诗歌线》副刊，此前此后，自己也写了不少诗，还有若干杂文。其中就有那篇《对〈传奇〉的印象》，但文字有了些删减。在每一篇旧作的后面，章老都有附言或补记，交代那诗文写作的背景，特别是相关人物的命运，也是精彩的小品文。
首发式的当晚，我陪陈子善和严锋先生去看望章老，他因胆囊不适，住在省人民医院，虽然消瘦得厉害，但气色尚佳，谈锋尤健。我的印象中，要说二十世纪的文坛掌故，在江苏没有比章老更清楚的了。他出身南通书香世家，进入文化界甚早，后来因为工作的便利，与前辈文化人有着密切的接触，他是有心人，记忆力又好，所以百年旧事，只要提个头，他就如数家珍，津津有味。错综复杂的人物与事件，经他条分缕析，便豁然开朗，颇有点听说评书的味道。而章老亦以写人物见长，一两个细节，寥寥数语，常常就能将一个人写活了。这说明他的观察力、对人情世故的理解都非同一般，语言表达能力也十分深厚。我有时想，章老当年倘若搞创作写小说，成绩一定不会差。这本书里，他写多年的老朋友是如此，写旅途上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同样如此。书中的几篇游记，写景固然不乏点睛之笔，但他笔下更生机盎然的，还是同游的朋友们。他的叙事功夫也很高，一篇《交臂失之述例》，将几十年间可遇可求、遇而未求的珍籍文玩，写得活色生香，让如我之辈的后生，无比欣羡。这本书中，还插配了几十幅珍贵的老照片，有章老与卞之琳、傅抱石、陈之佛、林散之、孙望、陈瘦竹、赵瑞蕻、冯亦代、王辛笛、贾植芳、周珏良、辛丰年、李俊民、潘旭澜、陆文夫等友人的合影，也有章老与家人晚辈的生活照，不但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形象参照，而且每一幅照片后面，又都有故事。
在《艺术》一文中，章老从欣赏雨花石起兴，说到对艺术品的品评，以为“气韵生动”该是“驾乎‘神似’之上的”。“有些作品是传了神的，但说它‘气韵生动’似乎还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是作者的感情不够强烈甚至没有感情，由表及里都是冷冰冰的。因此，我觉得作者不但要传客体的神，更重要的是在传客体的神的同时，要有主体的神可传。”章老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了这一信条的。
《自己的嫁衣》这个书名，显然典出秦韬玉的“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也就从《贫女》中剥得一句，来作此文的标题。
附记：
因作协工作计划变化，拟议中的《章品镇文集》终未编成，而章老已于2013年5月4日去世。
岁除的阅读
时值岁暮，正好看到夏志清先生的散文集《岁除的哀伤》，早早晚晚的零碎时间，便都在翻这本书。最先读的是与书同名的一篇，纪念“用枪把自己打死的”美国友人哈利。那是1975年年底，该是“收到一大堆寄来的贺年卡”的日子。也许正是这不适时的素卡，划破了夏先生心头原本积聚的忧伤，流泻为这沉郁而生动的文字。那年他的小女儿自珍，已看出弱智的征候，使年过半百的夏先生精力上和心理上都增添了大负累，“人家过年开心，我们这一家，每逢圣诞佳节，只有心情更坏”。
这文章写到一半，夏先生“看到宋淇来信，谓钱钟书去世了，即把该文放下，另写追念钱钟书的悼文”。这文章也收在本书中，副标题是“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钱钟书列了专章。现在都道他“发掘”了张爱玲，其实他同样高度评价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并称誉钱先生为“不世之才，中西学问之渊博无人可及”。这篇文章后来写“豁边”了，从评价《谈艺录》发挥到当时文学批评界的若干问题，倒是显露出夏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
钱钟书先生的“去世”，当然是误传。同是炎黄子孙而致如此隔膜，实在令人哀伤。而更令人哀伤的是，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连《围城》都没有读过，更不要说《谈艺录》，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钱钟书这样的人，早就该从精神到肉体“退出历史舞台”了。看来，编者以此篇名作为书名，是不无深意的。
值得庆幸的是，1979年4月钱先生访问哥大，正是由夏先生接待，两人一见面就“相抱示欢”，一天之内，三次聚谈，人情世事之间，同样处处皆学问。读《重会钱钟书纪实》，使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1983年夏先生访问中国，则是钱钟书先生代为安排。1998年钱先生病逝，夏先生又写了文章，从对《管锥编》的赞誉，联想到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这些文章，汇为本书的一个专辑“钱钟书天地”。
钱钟书之外，这书中另一个得列专辑的人物，自然是张爱玲了。从“张爱玲世界”一辑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对张爱玲评价的微妙变化。这正是大学者的襟怀。夏先生读到张爱玲的几种传世之作，是在1950年代初，但他早在1943年就同张爱玲有过交往，不过其时夏先生的兴趣尚不在张的作品，而在另一位女士刘金川身上。读本书第一辑“自传的片段”，甚至可以认为，夏先生早年的生活环境，一度与张爱玲的颇为相似，他在那一段自传中流露的情调，居然与张氏作品有契合之处。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已经发现过这一点。
这本书中另外的两辑，一是“岁除的哀伤”，收了七篇纪念文章。夏先生曾自嘲，说他的中文稿，“不是序跋，就是悼文”，但他的纪念文章委实写得情文并茂。编这本集子的陈子善先生，在《编后记》中说道：“林以亮先生概括夏先生的散文是‘禀赋、毅力、学问’的高度综合，确是好评。当然，还应加上‘情感’才更为完整贴切。”我也觉得陈先生这一条加得极准确。另一辑是“师友、花木、故乡月”，虽然仍多怀人之作，但怀的是在世的师友，心境毕竟不同，也更能体现出夏先生“面对生活的种种坎坷，依然笑对人生”的风范。
书楼 书运 书人
2000年7月初，韦力先生来南京，约好了第二天陪他去访泽存书库。不想黄梅时节，次日清晨大雨滂沱，我劝他逗留一日，因为雨大只怕拍不成照片，但他因事急着要走，结果一个人去了，居然还拍了张不错的照片，特别是留下了院内那株大雪松的倩影。如今泽存书库还在，大雪松则确如他所说，已被南京的文化人糟蹋掉了。
这一错过，使我与韦力先生的见面，推迟了三年。但他在寻访古代藏书楼的事，我是早已耳闻，还帮他联络了扬州的韦明铧和苏州的王稼句。当时的韦力，在我的印象中颇富传奇色彩。他不但以藏书之富被誉为“中华当代藏书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当代藏书家中能拥有名副其实藏书楼的第一人。在电话和书信中，不断得知他寻访书楼的新进展，复在《藏书家》上开始看到最初的篇章，但直到2005年2月，收到他惠赠的《书楼寻踪》，才算真正了解这一工作的全貌。
韦力先生在书中写道，他“由于对藏书的爱好，爱屋及乌，对藏书楼变得也很感兴趣”，但把搜集到的藏书楼资料“放到一起慢慢比较，发现大多数材料对于藏书楼现址方面的描述均语焉不详。有一些描述地点的字数均相同，似乎均从一个出处抄来”，以致他“发此宏愿，遍访国内可以找到的藏书楼，哪怕仅存遗址，也要目睹其况”。
自1999年开始的五年中，韦力先生走南闯北，居然被他寻访到了八十余座古代藏书楼。他以“藏书访古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些寻访的经历，依次有“浙江之行”十四处，“常熟之行”九处，“扬州之行”六处，“镇江之行”三处，“苏州之行”四十一处，“宁波之行”十四处，“南京之行”四处，“湖南之行”七处，“广东之行”十四处，“山东之行”十处，共一百二十处，其中有些藏书楼已经不存。且不说依次去访查一回了，就是能把这些藏书楼的相关资料找齐，把它们的来龙去脉理清，把它们的所在地都弄准确，也不是一件易事了。
从上述数字，可以想见当年江浙一带私家藏书之盛。而细读全文，与韦力先生一起品评这些藏书楼的存亡兴衰，又可以看出这五六十年间，不同城市管理者对于文化遗产的不同态度，以及造成的不同结果。即如我所居住的南京，现存藏书楼仅止三处，实在与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不相称。但有什么办法呢，清代津逮楼和开有益斋是太平天国烧掉了，而明代焦竑的五车楼，则是1992年“老城区改造”时被拆掉的。硕果仅存的八十几座藏书楼，在韦力先生寻访之后，已经又有四座被拆毁。
藏书楼的命运如此，藏书的命运更令人感慨。就是建筑保存完好、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的藏书楼，也多是“凤去台空”，早已没有了藏书，徒然成为一个文化空壳。而今天新一代的爱书藏书人，家中能有一间书房已算很不错了，哪里还敢想藏书楼；至于藏书的质量，就更没法与前辈藏书家相比。
韦力先生所做的工作，其实还不止于访查现状和拍摄照片，他的这组“藏书访古日记”，确实是既有“访古”的记录，更有“藏书”的研究，对每一座藏书楼，他都做出了言简意赅的介绍，时有精辟的评价。由此更可以见出他藏书与读书的功底，舍此无法完成这项文化史上的壮举。
尽管具备了做这项工作的所有条件，真正做来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这些日记中，时时可见旅途的艰辛、访求的艰难，一些人出于莫名其妙原因的阻挠，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有时候也会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花钱吃苦”？在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只能以这样的想法自慰：如果“把任何问题都想透，就会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必要了。所以人有时候需要自欺一些，告诉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书楼寻踪》在《藏书家》一刊出，就受到了广大读书人、爱书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这事情的“很有意义”已毋庸置疑。
在谈到西涧草堂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分藏于北图、浙图和上图，“蒋光焴为保存中国典籍功不可没”，“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后来的藏书纪事诗中都很少提到他”时，韦力先生坦言，“这种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学的人物，应当对其大力赞扬才是”。而韦力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以一己之力，对中国藏书楼这样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珍贵文化遗产进行盘点，同样是“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学”。这项壮举与他不惜重金搜求的高品位藏书，都将使他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承前启后地位。对于韦力先生的这种努力，对于韦力先生这样的爱书人、读书人，中国文化界也“应当大力赞扬才是”。
探幽途中的陈子善
2007年暮春时节，南京凤凰崇正书院揭幕，陈子善先生应邀来做第一场讲座，夜晚就宿在清凉山茂林修竹之间，明月清风为邻，书香墨韵做伴。我算是半个主人，陪他逛了一下午旧书店，也携了他的两种旧作，请他题签。其一即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郁达夫忆鲁迅》。子善先生写道：“本书出版于廿五年前，是我编书的第一本成果。当时我与王自立先生一起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又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产生浓厚兴趣，这本小书也是我们合作研究鲁迅和郁达夫的第一个成果。倏忽廿五年过去，回想当年情景，回想自己走过的治学之路，不胜感慨。”
就在这“第一个成果”之中，无论是郁达夫所写有关鲁迅文字的钩稽编注，还是《郁达夫与鲁迅交往年表》的编写，都已经显露出子善先生治学之路的端倪。
子善先生的学术生涯，是自鲁迅研究肇始的，但他很快就拓而展之，由郁达夫而徐志摩，而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新文学天地。不能不说，子善先生做了一个明智的抉择。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毕竟不仅是“左翼”作家的文学史，也不仅是十来位“一线”作家的文学史。形成这样一个影响全社会的历史深远的文化运动，理应是一代以至几代文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一部严肃的文学史，也就必须展示出那复杂、多元、群星璀璨的真实图景。然而，诚如子善先生所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一线’作家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当深入（当然仍可继续拓展），‘二线’乃至‘三线’作家的研究却还相当薄弱。”所以他即以此为己任，“历史的很多东西是被遮蔽的，但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我的职责就是要把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我历来不赶时髦，不人云亦云，历来致力于文学史上被遗忘、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他并且坚定地表示，即使人生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做这个工作”。
柯灵先生曾指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探幽发微，钩沉辑佚，力求史实的补缺还原。知人论世衡文是否确当，是第二步的事。”子善先生就此阐发说：“我的偏嗜正是这第一步的‘探幽发微，钩沉辑佚’，也就是对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鉴别、查考和整理。这项研究虽属微观范畴，但我力图从‘外缘’和‘内征’两方面考析逸文的真伪，钩稽文坛的逸事，以求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形成完整的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添砖加瓦，进而从宏观上影响现代文学研究的路向和进程。”就此而言，子善先生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的。
当然，在选编近百种现代作家作品集之外，子善先生也撰写了为数不菲的“知人论世衡文”的研究文章，前二十年的成绩，主要收入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文人事》中，此外尚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捞针集》、《海上书声》、《生命的记忆》、《发现的愉悦》等专著在海峡两岸出版。而最近几年的收获，便收在其新著《探幽途中》里面了。
《探幽途中》这个书名，就让我很欣赏。2007年第二期《文学界》杂志的“书爱家专号”，给子善先生冠以“揭幕奇侠”的称号，我觉得至少在风格上，不是很符合子善先生其人。相对而言，“探幽”二字，能够更为准确地体现陈先生的神韵。这本新书，既是子善先生近年“探幽”的成果，也是“探幽”途程中的子善先生的写照。书中有对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所做的精确诠释，也有对徐志摩爱情日记历次出版的详尽考略，有对傅雷、许广平、陆小曼等现代作家逸文的发现，也有对现代名著的整理与重读……其间不乏对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如在谈到方继孝先生的新著《断简出尘》时，子善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当今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沟通很不够，学术界对收藏界的发现经常不闻不问。试问，搞历史的能不重视考古发掘吗？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近年来在近现代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艺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收藏界公布的众多新发现往往缺乏应有的热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且说说我自己”一辑中，我们得以了解子善先生“第一本书”的出版经过，了解他喜爱读的书，他的书房、书缘、笔名以至闲章，甚至还有他少年时的窃书经历。探幽途中的子善先生，并不如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做苦力，他的生活充满着常人的情趣。他对古典音乐的欣赏和痴迷，以至对猫啊狗啊的宠爱，都是我所曾亲眼目睹的，而现在由他娓娓道来，仍然别有一番滋味。看到畅销时尚杂志所开列的“时尚指标”，他也会“好奇地”与自己对照，得出的结论是在三十三项指标中，他“完全中标的仅一项，部分中标的也不过十一二项”。那“完全中标”的一项，容我透露，竟是“不穿名牌”。我想，重要的不在于子善先生是否够得上“时尚人士”，而是新世纪之初，一位学者与时尚的邂逅，无疑可以视为当代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可扬先生与藏书票
2007年10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藏书票艺术展和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年会同时在苏州木渎严家花园举行，藏书票艺术家和收藏爱好者三百余人欢聚一堂。我与吴兴文、王稼句、蔡玉洗、董宁文等友人，也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虽然对藏书票心仪有年，我还是第一次有幸参与这样大规模的活动，得以结识梁栋先生等多位慕名已久的藏书票艺术家，也欣赏了琳琅满目的藏书票艺术品。在次日举行的藏书文化研讨会上，我说到藏书票不仅是版画艺术品，还是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群众性的读书、藏书活动如火如荼，希望藏书票艺术家能走出象牙塔，与当代藏书家携手合作，共同弘扬藏书票艺术。我们这些爱书人，也愿意就此同藏书界的朋友联络，牵线搭桥。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艺术家的积极赞同。
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与张子虎先生有过短暂的交流。因为知道他是杨可扬先生的入室弟子，所以向他问起新近出版的《可扬藏书票》的情况。张先生慨然允诺，回上海后寄我一本。果然，在10月26日，张先生就寄出了有可扬先生粗犷签名的《可扬藏书票》。
可扬先生是著名的版画艺术家，七十一岁才开始从事藏书票创作，然而这块园地的开拓，使他的艺术生涯再一次焕发青春。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在藏书票和大型版画的交替创作中，我尝到了藏书票带给版画创作的启迪和甜头。它的幅面很小，题材不拘，形式自由，易于上手，费时不多”，因此“可以作为艺术上探索创新的实践和实验。有时创作出一张在题材内容、构图格局、色调搭配上颇有新意的书票，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充实提高，发展成为一幅大型版画，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虽已是九十四岁的高龄，但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创造力丝毫未减，近几年的藏书票创作，仍然时时闪现出过人的睿智和炫目的光彩。如2004年创作的“之之本命年”，票面图案是一个扎着花头巾、背着大书包的俏皮小猴子，让人立刻可以想到票主肯定是一个属猴的女孩子。2005年的“项兆丰藏书”，设计成窗花形式，黑色的窗格中，“项、兆、藏、书”四个小字挂角，一个写在红纸上的大大的“丰”字居中，充满喜庆意味。2006年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存书”，巧妙地化用了《祝福》中的一个场景，作为衬景的粉墙上写着大大的黑色“福”字，而主体绍式房屋门楣和门板上的一方红纸，尤其是门前阶梯旁的一盆红花，完全改变了旧有的氛围，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2007年的“韶雪爱书”，因为票主的名字中有一个“雪”字，票面便设计成一个冬日的小村庄，以黑色的近树远林为背景，前景中的房屋黄墙白顶，如同披着一层厚雪，而置于底部的“EXLIBRIS”采用红色，为画面增添了亮色和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