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得弗得了”
1980年代初，中国终于走出了无书可读的黑暗时代，新华书店里渐渐有了点百花齐放的味道。可我因为正迷恋小说创作，阅读范围局限于中外小说名著；偶然看点杂书，也是想从中发现小说创作可以利用的材料。
改变了我的阅读视野直至人生轨迹的，是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
《西谛书话》出版于1983年10月，我接触到它已是第二年的夏天。当时我对西谛先生的了解极其有限，对书话这种文体同样十分陌生，之所以会注意到这部书，是因为书前有叶圣老的序。那年春天我调入江苏省作协工作，而叶圣老的次子至诚先生时任《雨花》杂志主编，几乎天天见面，时聆教诲，因了这层缘故，对叶圣老推荐的书自然不肯错过。
叶圣老虽自谦对旧书外行，但不愧为文章妙手，序文中接二连三的“喜欢得弗得了”，就勾得读书人心中痒痒，迫切地想知道个中究竟有什么“弗得了”的东西在。开卷粗读，立刻便感觉到了西谛先生知识的渊博；渐渐地，我不仅为访书的趣味所吸引，为古旧书自身的价值所震惊，更为西谛先生爱书的那一种痴迷与激情深深打动。这固然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但他与书的关系，竟已无法用一个“爱”字简单地表达了。书于他绝不再是品茗把持的雅玩，也不止于研究学问的工具，更不会是保值收藏的介质；书对于西谛先生，实在已成为一种融入血肉、化入精魄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书，也就不再有完整的西谛先生。
仅就这一点而言，已经“弗得了”。
更令人感佩的，是西谛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一生以搜罗保护中华民族文献史料为己任，平时不惜代价访书收书，爬梳整理，研究考证，呕心沥血；而在抗战期间，他更置个人安危死生于度外，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与为虎作伥的汉奸文人，与唯利是图的书贾书贩巧妙周旋，“举鼎绝膑”，竭尽全力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阻止珍善古籍外流。用叶圣老的话说，“简直拼上了性命”。西谛先生说自己“狂胪文献耗中年”，是毫不夸张的。读《劫中得书记》，读《劫中得书续记》，读《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读《求书日录》，读《访笺杂记》，字里行间，都令人油然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赶快做”。
原来在鲁迅的楷模之外，中国还有这样的文人，中国文化中还有这样的传统！
一个著书人，一个读书人，一个藏书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具备西谛先生的这种境界，至少也应该追求西谛先生的这种境界。
这样一本能激荡起心胸中浩然之气的书，真的让我“喜欢得弗得了”。
从那以后，我的读书开始摆脱实用主义，不再满足于挖掘一点小说材料，领悟一点小说作法，激发一点创作灵感，而更注重于个人文化素养的提高，特别是精神境界的提升；从那以后，我才懂得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人。
与此同时，书话这种文体，也让我一见倾心，有相见恨晚之感。专家学者，就某一命题，系统阅读研究相关书籍，其所作书话结集，谨严精湛，无异于学问门径；即或兴之所至，漫步书林，随手采撷，杂花缤纷，也令人茅塞顿开：原来书还可以这样读，文章还可以这样写，世间事物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剖视，真是“喜欢得弗得了”！
所以，我一边悉心搜集西谛先生著作的各种版本，搜集有关西谛先生的各种著述，一边开始关注当时出版的各种书话集。三联书店的那一套书话丛书，《晦庵书话》、《书林漫步》、《一氓题跋》、《书海夜航》、《书林秋草》等，先后进入我的珍藏，而黄裳先生的《银鱼集》、《翠墨集》、《榆下说书》、《珠还记幸》，更让我爱不释手，以后遂“逢黄必收”，陆续淘得黄裳先生的书话集数十种。其他出版社的《知堂序跋》、《书边草》、《猎书小记》，兼及《江浙访书记》、《访书见闻录》、《小说闲谈四种》、《走向世界》，并上溯到《书林清话》、《琉璃厂小志》、《藏书纪事诗》，也就是通常被称为“读书之书”的，渐渐成为我藏书中一个重要的系列。这些专家学者的书话与访书记，很少像西谛先生那样率性任情甚至慷慨激昂，多的是一种平实的语态，但同样处处流露着对于书籍那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挚情。
从尘世的喧嚣中逃出，泡上一杯清茶，打开一本书话，就像对面坐着一位谆谆长者，将他的读书心得、学问妙谛，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时或被其触动心弦，真像《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忍不住抓耳挠腮、手舞足蹈。古人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读书话的快乐，常常正是如此，文字是难以完全表达出来的。
因为喜爱书话的浓情蜜意，使我对书话写作心向往之，但也视为畏途，以为好的书话就像冰山一样，没有海平面下的八分之七，就不可能托起海平面上的八分之一。后在王稼句先生的激励下，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尝试，竟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我逐渐中止了小说创作，转向书话写作和版本研究。而又因此得以结识国内书话界的良师益友，常常能得到他们的新著，且不时相聚，倾情愫，通有无，增学识，更是足以大呼“喜欢得弗得了”的人生乐事。
忆程千帆先生
在南京的前辈学者中，我有幸交往较多，一再面聆教诲的，是程千帆先生。
1980年代初，我参加南京市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所长就是程千帆先生。讲习所给我们提供的必读书中，有沈祖棻、程千帆夫妇选注的《古诗今选》。那时古典文学的选注本出版尚少，像沈、程两先生这样的学者兼诗人动手，在选、注、解题诸方面都有真知灼见的就更少了。
程先生也曾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谈抒情诗，程先生深入浅出，所论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特别是对当年风靡一时的“形象思维”说，程先生冷静地指出，中国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区别，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有情、有事、有理，诗人下笔之际，恐怕不会做得到停止大脑的某一种思维功能，只用“形象思维”功能；在创作时，也不要以为是在写抒情诗，就排斥应有的叙事和说理，抒情、叙事、说理应该允许同时存在。在当时能说这些话，不但需要学养，更需要胆魄。
1987年9月，江苏省作协组织一批老作家、老学者沿南运河参观采风，程先生也参加了。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他们游览周庄、陈墓、盛泽、黎里、同里、桃源，直到乌镇的茅盾故居，一行五日，前辈风采，领略尤多。每到一地，接待人都希望老先生们能留下墨宝，于是大家便公推出程先生来。程先生也不推辞，当场挥毫，或旧诗或新作，那一笔流丽的行楷，由米字中化出，柔中有刚，清雅脱俗。更深刻的感触，是从前辈学者的随意谈笑中，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文化修养的浅薄；遗憾的是我当时兴趣全在小说创作上，错失了向他们讨教的好机会。
1994年末，我偶然买到了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系1943年8月成都刊本，列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第二种”。适逢南京大学徐雁先生来访，我遂托他将这两册书带请程先生题签。当天晚上，徐雁先生即打电话告诉我，说程先生看到这书很开心，并兴致勃勃地谈起南运河采风的旧事。时隔七年，程先生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个做服务工作的后生小辈。
程先生用毛笔，在《文学发凡》上下两册的封面上，满满地写下了题记，说明此书的版本源流：“这是我早年写的一份讲稿，曾先后用《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论十笺》三个书名，在金陵大学、开明书店、太平书店、广文书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辽宁古籍出版社印过六次。其中香港太平、台北广文是盗版。它写成于一九四三年，我三十岁，最近将其收入选集在辽宁重印，已八十二岁了！薛兵同志偶得已不易见的金大初版，因为题记之。九五年春，千帆”，后钤“闲堂老人”篆文朱印。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遭港台出版社盗印，还曾被作为程先生“里通外国”的罪证，严加追查，真真让人哭笑不得。
1996年秋，我参与筹办《东方文化周刊》，后主持编辑工作，至今仍为朋友们所忆念的一个举措，就是辟“东方文曲星”专栏，以当世学者文人为“封面人物”，在现时“美女如云”的期刊封面中别具一格。次年第二十四期“封面人物”，就是鹤发童颜的程千帆先生，并配发了以《继古开今滋兰树蕙》为题的专文。在组稿时，我曾与徐雁一起去拜访程先生，程先生谈道，他早将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最近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等文献资料捐给了南京大学档案馆。程先生说，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刊物定于6月20日出版，正值香港回归前夕。谈到这普天同庆的盛大庆典即将到来，程先生欣然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五个大字，并为徐雁书写了自己的诗作《题静海寺》：“静海前朝寺，沧桑二百年。蛮夷虽猾夏，汉帜复中天。殿宇新篁古，勋名日月鲜。凭栏望台岛，慊汝尚孤悬。”
2000年春节，我与徐雁等去程先生家拜年，把上中学的女儿也带去了。我觉得应该让她们这一代人，也能有亲近前辈学者的机会。程先生很喜欢孩子，听说女儿的小名叫早早，更加高兴，说到他的外孙女小名也叫早早，而沈先生曾做有长歌《早早诗》，风趣中颇见辛酸。程先生的外孙女得此名是因为8月而生；内子为女儿取这个小名，则是因为孩子生得晚，我们夫妻俩都已过了而立之年。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生得晚，是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的。
程先生拉了孩子的手，问她的学习情况，并且一定要送她一件礼物作纪念，后来就将茶几上的一件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铜质包金工艺品送给了孩子，托架上的圆章，正面的浮雕是总理的半身像，背面是总理的手迹，“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谈话时，女儿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听，对这位银发老爷爷的风华神采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很珍惜程先生的这件礼物，一直放在写字台的右上角。
那一天，程先生的身体还是那样康健，情绪又是那样开朗，谈笑风生，反应敏捷，嗓音洪亮，让人完全没有先生暮年之感。一个多小时中，程先生说得多，我们听得多。程先生谈到他六十余年的治学经历，谈到他在校雠学上的贡献。他谦虚地说，他的老师中，有研究东方校雠学的，也有研究西方校雠学的，他的工作，只是将东西方的校雠学融会贯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段话，程先生说，他在三十岁以前，因为读得书少，是很敢写文章的；可是到五十岁以后，就不大敢写了，因为书读多了，明白要把文章写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虽也已年过五十，也许是因为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年吧，有时还不得不写得很急，读书的时间则太少，结果每一本新书问世，几乎都会有遗憾的地方。这是值得认真反省的。
没想到四个月后，程先生竟与世长辞。参加悼唁活动时，看着照片上笑意慈蔼的程先生，我忽然想到了从未见过的沈先生。他们都将骸骨留在了异乡。出生于江苏的沈先生，将骸骨留在了不能厚待她的武汉，似乎是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出生于湖南的程先生，将骸骨留在了厚待他的江苏，则似乎是要让人们记住，中国文化史上终于回归的光明。
也是城南旧事
2003年，夏祖丽先生曾赠我一部她为母亲林海音写的传记，书名就叫《从城南走来》。隔年春天，又承她赠我台北天下文化版的《何凡传》，这是夏先生刚完成的父亲的传记，参与写作的还有其外子张至璋及成功大学应凤凰博士。夏先生的序文《也是城南旧事》，讲的则是她们全家居住台北市城南时的故事了。
但是《何凡传》的第一章《从颜料坊到宣武门外》，又从南京的城南说到了北京的城南。这一家人真可谓与城南有缘。
对于南京的书香世家，南京人现在已只知道南捕厅甘家了。长干里端木家、秦淮水榭朱家、红土桥陈家、颜料坊夏家等都已淡出了记忆。夏家祖宅所在的颜料坊，在拓宽集庆路时被铲除了一半，余下的半截也在“老城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说起夏仁虎，竟须得加一个注脚，说他是林海音的老公公，听者才不至于茫然。
这对于夏仁虎，未免过于委屈。
林海音的外子何凡，本名夏承楹，是夏仁虎的第六个儿子。夏家在明末自绍兴迁居金陵，素有清望。道光年间，夏仁虎的祖父夏垲和叔祖父夏塽相继中举，皆有文名，被时人比作晋代陆机、陆云兄弟，誉为“一时机云”。夏垲的长子家镐得中进士，曾任刑部右侍郎；次子家铣是邑增生，死于太平天国之难，后入祀金陵昭忠祠；四子家镛也是邑增生，曾在九江任税吏。家镛的五个儿子，少年时皆蜚声文坛，而四子仁虎尤著。夏仁虎1874年生于南京，三岁识字，七岁做对，十一岁作文，但偏爱诗词，少年时就因“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的佳句，被恩师陈作霖赏识，以为有词意，遂得“两声词人”的雅号。他在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第二年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年，赴京朝考，得授京官，历任职刑部、邮传部、农工商部等；入民国后曾任财政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五十五岁退休；后专事讲学与著述三十余年，有著作四十余种。据王景山先生统计，其中诗、词、文集十七种，风俗、掌故类六种，地方志类九种，学术著作七种，戏曲、小说各二种。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3年辞世，享年九十。
民国年间，夏仁虎曾与章士钊、叶恭绰、张伯驹等组织诗社、词社，唱和不缀。据林海音说，夏仁虎晚年，仍和傅增湘、吴廷燮、赵椿年、郭则沄、张伯驹等国学前辈最为友好，“酬唱往来，享尽文人的乐趣。多年来的夏日黄昏，他几乎每天和这些好友在中山公园柏树林下的春明馆茶座聚晤”。他还仿《儒林外史》写下了一部《公园外史》，“叙述当时朋辈状况，灵感当然就是得自多年在公园‘黄昏之游’的谈闻”。邓云乡先生也曾经说道，夏仁虎“虽无国学大师的头衔，但的确属于国学范畴的学人”，希望今天能多几个知道夏仁虎、多几个读夏仁虎著作的人。
南京人不知夏仁虎，是文化视野的严重隔膜。
夏仁虎虽然二十四岁就离开南京，定居北京，但终生不忘故土。据其孙女祖丽说，他以枝巢为号，典出《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所以他将北京的居所称为“北枝巢”；退休后曾经有举家南徙之意，毕竟因为在北京日久，已繁衍三代，难以成行。他最后的著作《枝巢九十回忆篇》中，也说到他“二十年前有意南返，于家乡购屋一区”，其地在饮虹桥西九儿巷中，据说是明代魏国公更衣别墅的旧址；终因担心卷入政治旋涡，“归计蹉跎”，而日寇侵华战事已起，只能“做《南枝巢赋》寄意”：“枝巢既营，归栖未遂；风鹤忽惊，骨肉流离。”抗战期间，他困居沦陷的北京城中，尽管“纷纷伪组织，时来相诱劝”，都被他“严词坚拒绝”；还曾作《哀金陵赋》，以精卫填海“曾无救于洪流”喻指南京汪伪政府没有前途。
夏仁虎生平爱藏书，在《枝巢九十回忆篇》中，他自述生平有两件事恋恋难舍，“其一为藏书，是我平生愿。有力即购求，简册盈数万”。后为生计所迫，多被书贾捆载而去。但苦心搜集到的南京地方文献五百余种始终不能割舍，1960年，他因目力衰退，遂将其全部捐献南京市文管会，作为对故乡的回馈，其中有《景定建康志》这样的珍本。同时捐赠的还有他关于南京的著作，包括部分未刊文稿。
夏仁虎的著述中，与南京有关的专著至少有六种。最早的大约是1915年完成的《岁华忆语》，“于金陵旧时之风俗习尚，略可见焉”；1947年中秋他寄交卢前，于次年1月载入《南京文献》第十三号。其次是《玄武湖志》，1932年雕版刊印于北京，近年有广陵书社的影印本。1943年夏完成的《秦淮志》，1948年12月载《南京文献》第二十四号，近年重刊入秦淮区文化馆所编《秦淮夜谈》中。林海音以为《玄武湖志》“应属《秦淮志》的一部分”，则是误会。其实这些都是他为纂修《金陵通典》所做的准备，此外还有未能出版的《金陵明遗民录》十卷、《金陵艺文志》十四卷及《金陵艺文题跋》十四卷等。《金陵通典》似未能完稿，亦未见刊行。在他参与重修《江苏通志》所补的《耆献传》三百篇和诗词文集中，亦有许多关于南京的内容。夏仁虎对修纂地方志的浓厚兴趣，源于自幼师从南京著名方志学家陈作霖所受的影响。在北京，他还参与了《绥远通志》和《北京志》的修纂。后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志稿》，就是由夏仁虎保存下来捐赠市府的。
方志著述中，最为夏氏所重视的，当是《秦淮志》。他在自序中说，“金陵诸山水多有志”，偏偏最著名的“秦淮独无”。考其原因，大约一是秦淮河流域广，历史久，贯穿都市，体例难以把握；二是志秦淮必涉娼妓、游船，二者“已成不可离之局”，但“详之伤志体，略之伤志实”，取舍亦有困难。然时逢战乱，“老成日益凋落，文献将尽丧失”，所以他打破通常山水小志体例，以水系地，将旧籍所载材料，析为流域、汇通、津梁、名迹、题咏五卷；将“闻诸父老者”和“身所及见者”，撰为宅第、园林、坊市、游船、女闾、余闻六卷；另人物一卷，记述他所亲见者。这部六万余字的《秦淮志》，保存了丰富翔实的史料，至今还是研究秦淮文化最系统也最重要的“征考之资”。
夏仁虎的大哥和二哥两支，一直留居南京老家。
夏仁虎有八子一女，没有一个学中文、研国学的，也没有一人从政。只有学外文的何凡，后来进入文坛，也只有何凡一家离内地去了台湾。何凡在台湾办报纸，开专栏，搞翻译，影响到三代年轻人的成长；他的周围聚集着许多台湾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梁实秋、白先勇、痖弦、隐地、琦君、齐邦媛、侯榕生、彭歌等都是其座上客。“夏府永不熄灯的客厅，被认为是台湾半个文坛。”
何凡说，男女两性要像对联的上下联，要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分量平均，才是佳作。他与林海音，要算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中难得的佳对了。更难得的是两人都长寿，共同生活六十三年。然而，林海音在内地家喻户晓，何凡却籍籍无名，由此亦可见两岸文化交流的缺乏和浮泛。
在同一个民族中，文化视野出现这样的隔膜，不能不说是可悲的。
我爱风流高格调
2004年夏天，陈子善先生寄来两册《张爱玲的风气》，一册是赐我的，另一册嘱转送章品镇先生，因为其中选了章老的一篇旧作——《对〈传奇〉的印象》。于是想到，章老从事文艺工作六十余年，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则惜墨如金，然每一文出，观者必奔走传诵。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新作，有了三联的一本《花木丛中人常在》，此前的旧作至今仍未能结集，岂不可惜！其时适江苏作协编“老作家文库”，抓我当差，遂与章老联系，拟编一部《章品镇文集》。哪知章老却以所作甚少，不能成“集”，坚辞不许。几经磋商，章老方松口，允以来日，即待他的两本新书问世后，从三本书中精选一册。这“两本新书”之一，就是收入“开卷文丛”第二辑的《自己的嫁衣》，在《开卷》杂志创刊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同时，举行了首发式。
这本新书收文四十一篇，有一半正是章老的旧作，约占搜集到的旧作的十分之三。作品依时序编排，第一篇《挑“西瓜”的痴连元》作于1937年，当时章老才是十五岁的中学生，一篇人物素描就写得有张有弛，比今天的许多小说还好看。1943年，章老开始编《诗歌线》副刊，此前此后，自己也写了不少诗，还有若干杂文。其中就有那篇《对〈传奇〉的印象》，但文字有了些删减。在每一篇旧作的后面，章老都有附言或补记，交代那诗文写作的背景，特别是相关人物的命运，也是精彩的小品文。
首发式的当晚，我陪陈子善和严锋先生去看望章老，他因胆囊不适，住在省人民医院，虽然消瘦得厉害，但气色尚佳，谈锋尤健。我的印象中，要说二十世纪的文坛掌故，在江苏没有比章老更清楚的了。他出身南通书香世家，进入文化界甚早，后来因为工作的便利，与前辈文化人有着密切的接触，他是有心人，记忆力又好，所以百年旧事，只要提个头，他就如数家珍，津津有味。错综复杂的人物与事件，经他条分缕析，便豁然开朗，颇有点听说评书的味道。而章老亦以写人物见长，一两个细节，寥寥数语，常常就能将一个人写活了。这说明他的观察力、对人情世故的理解都非同一般，语言表达能力也十分深厚。我有时想，章老当年倘若搞创作写小说，成绩一定不会差。这本书里，他写多年的老朋友是如此，写旅途上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同样如此。书中的几篇游记，写景固然不乏点睛之笔，但他笔下更生机盎然的，还是同游的朋友们。他的叙事功夫也很高，一篇《交臂失之述例》，将几十年间可遇可求、遇而未求的珍籍文玩，写得活色生香，让如我之辈的后生，无比欣羡。这本书中，还插配了几十幅珍贵的老照片，有章老与卞之琳、傅抱石、陈之佛、林散之、孙望、陈瘦竹、赵瑞蕻、冯亦代、王辛笛、贾植芳、周珏良、辛丰年、李俊民、潘旭澜、陆文夫等友人的合影，也有章老与家人晚辈的生活照，不但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形象参照，而且每一幅照片后面，又都有故事。
在《艺术》一文中，章老从欣赏雨花石起兴，说到对艺术品的品评，以为“气韵生动”该是“驾乎‘神似’之上的”。“有些作品是传了神的，但说它‘气韵生动’似乎还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是作者的感情不够强烈甚至没有感情，由表及里都是冷冰冰的。因此，我觉得作者不但要传客体的神，更重要的是在传客体的神的同时，要有主体的神可传。”章老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了这一信条的。
《自己的嫁衣》这个书名，显然典出秦韬玉的“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也就从《贫女》中剥得一句，来作此文的标题。
附记：
因作协工作计划变化，拟议中的《章品镇文集》终未编成，而章老已于2013年5月4日去世。
岁除的阅读
时值岁暮，正好看到夏志清先生的散文集《岁除的哀伤》，早早晚晚的零碎时间，便都在翻这本书。最先读的是与书同名的一篇，纪念“用枪把自己打死的”美国友人哈利。那是1975年年底，该是“收到一大堆寄来的贺年卡”的日子。也许正是这不适时的素卡，划破了夏先生心头原本积聚的忧伤，流泻为这沉郁而生动的文字。那年他的小女儿自珍，已看出弱智的征候，使年过半百的夏先生精力上和心理上都增添了大负累，“人家过年开心，我们这一家，每逢圣诞佳节，只有心情更坏”。
这文章写到一半，夏先生“看到宋淇来信，谓钱钟书去世了，即把该文放下，另写追念钱钟书的悼文”。这文章也收在本书中，副标题是“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钱钟书列了专章。现在都道他“发掘”了张爱玲，其实他同样高度评价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并称誉钱先生为“不世之才，中西学问之渊博无人可及”。这篇文章后来写“豁边”了，从评价《谈艺录》发挥到当时文学批评界的若干问题，倒是显露出夏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
钱钟书先生的“去世”，当然是误传。同是炎黄子孙而致如此隔膜，实在令人哀伤。而更令人哀伤的是，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连《围城》都没有读过，更不要说《谈艺录》，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钱钟书这样的人，早就该从精神到肉体“退出历史舞台”了。看来，编者以此篇名作为书名，是不无深意的。
值得庆幸的是，1979年4月钱先生访问哥大，正是由夏先生接待，两人一见面就“相抱示欢”，一天之内，三次聚谈，人情世事之间，同样处处皆学问。读《重会钱钟书纪实》，使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1983年夏先生访问中国，则是钱钟书先生代为安排。1998年钱先生病逝，夏先生又写了文章，从对《管锥编》的赞誉，联想到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这些文章，汇为本书的一个专辑“钱钟书天地”。
钱钟书之外，这书中另一个得列专辑的人物，自然是张爱玲了。从“张爱玲世界”一辑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对张爱玲评价的微妙变化。这正是大学者的襟怀。夏先生读到张爱玲的几种传世之作，是在1950年代初，但他早在1943年就同张爱玲有过交往，不过其时夏先生的兴趣尚不在张的作品，而在另一位女士刘金川身上。读本书第一辑“自传的片段”，甚至可以认为，夏先生早年的生活环境，一度与张爱玲的颇为相似，他在那一段自传中流露的情调，居然与张氏作品有契合之处。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已经发现过这一点。
这本书中另外的两辑，一是“岁除的哀伤”，收了七篇纪念文章。夏先生曾自嘲，说他的中文稿，“不是序跋，就是悼文”，但他的纪念文章委实写得情文并茂。编这本集子的陈子善先生，在《编后记》中说道：“林以亮先生概括夏先生的散文是‘禀赋、毅力、学问’的高度综合，确是好评。当然，还应加上‘情感’才更为完整贴切。”我也觉得陈先生这一条加得极准确。另一辑是“师友、花木、故乡月”，虽然仍多怀人之作，但怀的是在世的师友，心境毕竟不同，也更能体现出夏先生“面对生活的种种坎坷，依然笑对人生”的风范。
书楼 书运 书人
2000年7月初，韦力先生来南京，约好了第二天陪他去访泽存书库。不想黄梅时节，次日清晨大雨滂沱，我劝他逗留一日，因为雨大只怕拍不成照片，但他因事急着要走，结果一个人去了，居然还拍了张不错的照片，特别是留下了院内那株大雪松的倩影。如今泽存书库还在，大雪松则确如他所说，已被南京的文化人糟蹋掉了。
这一错过，使我与韦力先生的见面，推迟了三年。但他在寻访古代藏书楼的事，我是早已耳闻，还帮他联络了扬州的韦明铧和苏州的王稼句。当时的韦力，在我的印象中颇富传奇色彩。他不但以藏书之富被誉为“中华当代藏书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当代藏书家中能拥有名副其实藏书楼的第一人。在电话和书信中，不断得知他寻访书楼的新进展，复在《藏书家》上开始看到最初的篇章，但直到2005年2月，收到他惠赠的《书楼寻踪》，才算真正了解这一工作的全貌。
韦力先生在书中写道，他“由于对藏书的爱好，爱屋及乌，对藏书楼变得也很感兴趣”，但把搜集到的藏书楼资料“放到一起慢慢比较，发现大多数材料对于藏书楼现址方面的描述均语焉不详。有一些描述地点的字数均相同，似乎均从一个出处抄来”，以致他“发此宏愿，遍访国内可以找到的藏书楼，哪怕仅存遗址，也要目睹其况”。
自1999年开始的五年中，韦力先生走南闯北，居然被他寻访到了八十余座古代藏书楼。他以“藏书访古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些寻访的经历，依次有“浙江之行”十四处，“常熟之行”九处，“扬州之行”六处，“镇江之行”三处，“苏州之行”四十一处，“宁波之行”十四处，“南京之行”四处，“湖南之行”七处，“广东之行”十四处，“山东之行”十处，共一百二十处，其中有些藏书楼已经不存。且不说依次去访查一回了，就是能把这些藏书楼的相关资料找齐，把它们的来龙去脉理清，把它们的所在地都弄准确，也不是一件易事了。
从上述数字，可以想见当年江浙一带私家藏书之盛。而细读全文，与韦力先生一起品评这些藏书楼的存亡兴衰，又可以看出这五六十年间，不同城市管理者对于文化遗产的不同态度，以及造成的不同结果。即如我所居住的南京，现存藏书楼仅止三处，实在与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不相称。但有什么办法呢，清代津逮楼和开有益斋是太平天国烧掉了，而明代焦竑的五车楼，则是1992年“老城区改造”时被拆掉的。硕果仅存的八十几座藏书楼，在韦力先生寻访之后，已经又有四座被拆毁。
藏书楼的命运如此，藏书的命运更令人感慨。就是建筑保存完好、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的藏书楼，也多是“凤去台空”，早已没有了藏书，徒然成为一个文化空壳。而今天新一代的爱书藏书人，家中能有一间书房已算很不错了，哪里还敢想藏书楼；至于藏书的质量，就更没法与前辈藏书家相比。
韦力先生所做的工作，其实还不止于访查现状和拍摄照片，他的这组“藏书访古日记”，确实是既有“访古”的记录，更有“藏书”的研究，对每一座藏书楼，他都做出了言简意赅的介绍，时有精辟的评价。由此更可以见出他藏书与读书的功底，舍此无法完成这项文化史上的壮举。
尽管具备了做这项工作的所有条件，真正做来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这些日记中，时时可见旅途的艰辛、访求的艰难，一些人出于莫名其妙原因的阻挠，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有时候也会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花钱吃苦”？在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只能以这样的想法自慰：如果“把任何问题都想透，就会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必要了。所以人有时候需要自欺一些，告诉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书楼寻踪》在《藏书家》一刊出，就受到了广大读书人、爱书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这事情的“很有意义”已毋庸置疑。
在谈到西涧草堂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分藏于北图、浙图和上图，“蒋光焴为保存中国典籍功不可没”，“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后来的藏书纪事诗中都很少提到他”时，韦力先生坦言，“这种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学的人物，应当对其大力赞扬才是”。而韦力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以一己之力，对中国藏书楼这样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珍贵文化遗产进行盘点，同样是“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学”。这项壮举与他不惜重金搜求的高品位藏书，都将使他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承前启后地位。对于韦力先生的这种努力，对于韦力先生这样的爱书人、读书人，中国文化界也“应当大力赞扬才是”。
探幽途中的陈子善
2007年暮春时节，南京凤凰崇正书院揭幕，陈子善先生应邀来做第一场讲座，夜晚就宿在清凉山茂林修竹之间，明月清风为邻，书香墨韵做伴。我算是半个主人，陪他逛了一下午旧书店，也携了他的两种旧作，请他题签。其一即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郁达夫忆鲁迅》。子善先生写道：“本书出版于廿五年前，是我编书的第一本成果。当时我与王自立先生一起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又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产生浓厚兴趣，这本小书也是我们合作研究鲁迅和郁达夫的第一个成果。倏忽廿五年过去，回想当年情景，回想自己走过的治学之路，不胜感慨。”
就在这“第一个成果”之中，无论是郁达夫所写有关鲁迅文字的钩稽编注，还是《郁达夫与鲁迅交往年表》的编写，都已经显露出子善先生治学之路的端倪。
子善先生的学术生涯，是自鲁迅研究肇始的，但他很快就拓而展之，由郁达夫而徐志摩，而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新文学天地。不能不说，子善先生做了一个明智的抉择。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毕竟不仅是“左翼”作家的文学史，也不仅是十来位“一线”作家的文学史。形成这样一个影响全社会的历史深远的文化运动，理应是一代以至几代文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一部严肃的文学史，也就必须展示出那复杂、多元、群星璀璨的真实图景。然而，诚如子善先生所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一线’作家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当深入（当然仍可继续拓展），‘二线’乃至‘三线’作家的研究却还相当薄弱。”所以他即以此为己任，“历史的很多东西是被遮蔽的，但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我的职责就是要把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我历来不赶时髦，不人云亦云，历来致力于文学史上被遗忘、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他并且坚定地表示，即使人生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做这个工作”。
柯灵先生曾指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探幽发微，钩沉辑佚，力求史实的补缺还原。知人论世衡文是否确当，是第二步的事。”子善先生就此阐发说：“我的偏嗜正是这第一步的‘探幽发微，钩沉辑佚’，也就是对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鉴别、查考和整理。这项研究虽属微观范畴，但我力图从‘外缘’和‘内征’两方面考析逸文的真伪，钩稽文坛的逸事，以求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形成完整的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添砖加瓦，进而从宏观上影响现代文学研究的路向和进程。”就此而言，子善先生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的。
当然，在选编近百种现代作家作品集之外，子善先生也撰写了为数不菲的“知人论世衡文”的研究文章，前二十年的成绩，主要收入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文人事》中，此外尚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捞针集》、《海上书声》、《生命的记忆》、《发现的愉悦》等专著在海峡两岸出版。而最近几年的收获，便收在其新著《探幽途中》里面了。
《探幽途中》这个书名，就让我很欣赏。2007年第二期《文学界》杂志的“书爱家专号”，给子善先生冠以“揭幕奇侠”的称号，我觉得至少在风格上，不是很符合子善先生其人。相对而言，“探幽”二字，能够更为准确地体现陈先生的神韵。这本新书，既是子善先生近年“探幽”的成果，也是“探幽”途程中的子善先生的写照。书中有对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所做的精确诠释，也有对徐志摩爱情日记历次出版的详尽考略，有对傅雷、许广平、陆小曼等现代作家逸文的发现，也有对现代名著的整理与重读……其间不乏对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如在谈到方继孝先生的新著《断简出尘》时，子善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当今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沟通很不够，学术界对收藏界的发现经常不闻不问。试问，搞历史的能不重视考古发掘吗？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近年来在近现代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艺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收藏界公布的众多新发现往往缺乏应有的热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且说说我自己”一辑中，我们得以了解子善先生“第一本书”的出版经过，了解他喜爱读的书，他的书房、书缘、笔名以至闲章，甚至还有他少年时的窃书经历。探幽途中的子善先生，并不如西西弗斯那样不停地做苦力，他的生活充满着常人的情趣。他对古典音乐的欣赏和痴迷，以至对猫啊狗啊的宠爱，都是我所曾亲眼目睹的，而现在由他娓娓道来，仍然别有一番滋味。看到畅销时尚杂志所开列的“时尚指标”，他也会“好奇地”与自己对照，得出的结论是在三十三项指标中，他“完全中标的仅一项，部分中标的也不过十一二项”。那“完全中标”的一项，容我透露，竟是“不穿名牌”。我想，重要的不在于子善先生是否够得上“时尚人士”，而是新世纪之初，一位学者与时尚的邂逅，无疑可以视为当代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可扬先生与藏书票
2007年10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藏书票艺术展和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年会同时在苏州木渎严家花园举行，藏书票艺术家和收藏爱好者三百余人欢聚一堂。我与吴兴文、王稼句、蔡玉洗、董宁文等友人，也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虽然对藏书票心仪有年，我还是第一次有幸参与这样大规模的活动，得以结识梁栋先生等多位慕名已久的藏书票艺术家，也欣赏了琳琅满目的藏书票艺术品。在次日举行的藏书文化研讨会上，我说到藏书票不仅是版画艺术品，还是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群众性的读书、藏书活动如火如荼，希望藏书票艺术家能走出象牙塔，与当代藏书家携手合作，共同弘扬藏书票艺术。我们这些爱书人，也愿意就此同藏书界的朋友联络，牵线搭桥。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艺术家的积极赞同。
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与张子虎先生有过短暂的交流。因为知道他是杨可扬先生的入室弟子，所以向他问起新近出版的《可扬藏书票》的情况。张先生慨然允诺，回上海后寄我一本。果然，在10月26日，张先生就寄出了有可扬先生粗犷签名的《可扬藏书票》。
可扬先生是著名的版画艺术家，七十一岁才开始从事藏书票创作，然而这块园地的开拓，使他的艺术生涯再一次焕发青春。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在藏书票和大型版画的交替创作中，我尝到了藏书票带给版画创作的启迪和甜头。它的幅面很小，题材不拘，形式自由，易于上手，费时不多”，因此“可以作为艺术上探索创新的实践和实验。有时创作出一张在题材内容、构图格局、色调搭配上颇有新意的书票，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充实提高，发展成为一幅大型版画，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虽已是九十四岁的高龄，但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创造力丝毫未减，近几年的藏书票创作，仍然时时闪现出过人的睿智和炫目的光彩。如2004年创作的“之之本命年”，票面图案是一个扎着花头巾、背着大书包的俏皮小猴子，让人立刻可以想到票主肯定是一个属猴的女孩子。2005年的“项兆丰藏书”，设计成窗花形式，黑色的窗格中，“项、兆、藏、书”四个小字挂角，一个写在红纸上的大大的“丰”字居中，充满喜庆意味。2006年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存书”，巧妙地化用了《祝福》中的一个场景，作为衬景的粉墙上写着大大的黑色“福”字，而主体绍式房屋门楣和门板上的一方红纸，尤其是门前阶梯旁的一盆红花，完全改变了旧有的氛围，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2007年的“韶雪爱书”，因为票主的名字中有一个“雪”字，票面便设计成一个冬日的小村庄，以黑色的近树远林为背景，前景中的房屋黄墙白顶，如同披着一层厚雪，而置于底部的“EXLIBRIS”采用红色，为画面增添了亮色和生气。
这一本《可扬藏书票》，与可扬先生以往的藏书票作品集，还有几点不同之处。首先，本书汇集了可扬先生迄今为止所创作的几乎全部藏书票，共二百二十五种，系统而完整地反映了可扬先生近二十多年来从事藏书票创作的历程和所达到的崇高艺术成就。
其次，收入本书的藏书票，是出于一位藏书票爱好者的收藏，这位收藏者就是可扬先生的忘年交徐志康先生。十年以前，他第一次看到可扬先生的藏书票，就被那“浓厚的书卷气、艳丽的色彩、力透纸背的线条、粗犷的构图和深奥的哲理”一下子吸引住了，从此与可扬先生订交，致力于可扬先生藏书票的搜集，在可扬先生的关爱下，“渐入佳境，终集大成”。而他也“总觉得肩上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定要将反映杨老晚年版画艺术的藏书票汇集出版，让更多的藏书票爱好者分享这一艺术珍品的魅力”。
第三，这本书的主编恽甫铭先生，不但是编辑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是一位画家，从他为本书撰写的序言里，可以看出，他对藏书票艺术的真谛，对可扬先生藏书票的艺术特色，都有独到之见。张子虎先生所作的封面与扉页设计，也是质朴而不乏大家气象。所以这本书的装帧以至印刷，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套印版画的色彩，把握准确，得到逼真的再现。
关于举办朱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倡议
2007年是朱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鉴于朱偰先生对南京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奋不顾身保卫南京明城墙、直至奉献生命的可贵精神，我们谨发起倡议，在4月15日举办朱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并希望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文化领导部门，能出面主持这一活动。
朱偰先生诞生于1907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初三），是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长子，幼秉家学，精研文史。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攻读于北京大学，后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1932年取得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出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讲授财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读等。但他对历史胜迹和文物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与热爱，在中大任教期间，“出其绪余，抽其暇晷，常事考察，兼以摄影，随时记述”，使朱希祖先生产生“余虽治乙部，反不如其专精，虽欲造述，亦不如其敏捷”的感慨（见朱希祖《金陵古迹图考序》）。鉴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文物古迹在公私营造中“毁弃尤多”，“摧毁之事，层出不穷”的现实，朱偰先生以自己历时数年的实地考察和悉心研究为基础，先后出版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等著作，一方面督促政府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向广大民众作保护名胜古迹的启蒙。这些著作中，保留了大量南京文物古迹的可贵影像和第一手资料，使后人得以了解其当时面貌，至今仍是相关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与此同时，他还利用暑假北上考察，撰著出版了《元大都宫殿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和《北京宫阙图说》等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偰先生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4月底，南京市政府为某单位基建批准在太平门缺口处拆城取砖，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偰先生就提出不同意见；6—7月间，他接到中华门内瓮城及石头城等处面临被拆危险的紧急报告，当即赶往现场察看，并向南京市政府提出意见，加以制止；此后，朱偰先生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以阻止渐成风潮的拆城活动。9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朱偰先生的文章《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对有关部门提出严厉批评。该文先后被《光明日报》、《文化新闻》等报刊转载，省、市电台广播，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朱偰先生还电告中央文化部，请求制止南京的拆城风潮。南京的拆城风潮因此被暂时阻止，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得以保全。但在1957年，朱偰先生却因此被定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更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辞世。1978年，党和政府为朱偰先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改革开放以来，南京明城墙的价值越来越为社会所认识，明城墙保护逐渐成为南京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1988年，南京明城墙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现又在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领导同志曾指出，南京已是中国唯一有条件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都。南京明城墙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当此之际，我们不能不追念朱偰先生的历史功绩。已故著名作家艾煊先生曾在《帽子与城墙》一文中，将朱偰先生比喻为“护城之神”，理应得到人们的敬重。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也已成社会共识。纪念朱偰先生百年诞辰，倡导他那种孜孜矻矻于城市文化建设、奋不顾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精神，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特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在朱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举办隆重的群众性纪念活动，出版纪念文集，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广为宣传，并选择适当的场所树立朱偰先生的雕像，在城墙博物馆中为朱偰先生设立专门的纪念室，以激励人们热爱家乡，热爱南京，吸引更多的人致力于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南京的科学发展、和谐进步贡献力量。
附记：
这篇倡议，系出自董健先生提议，由我执笔。此前，朱先生子女曾提出要求，得到的回复是不能举办。后我随董健、宋词二先生发起倡议，得到各界人士积极响应，终以南京图书馆出面，如期举办了纪念活动，也出版了纪念文集。
活泼泼的文字迷住我的魂
赵萝蕤先生的著作，如果不算译作，以前只读过《我的读书生涯》。那一本中收入的文章，主要还是在谈译事，让我们对于作为翻译家的赵先生，可以有较多的了解。然而，赵先生其实不仅是位翻译家，还是作家和诗人，对于文艺理论也有研究。这一些，我是在读了新近出版的《读书生活散札》之后，才知道的。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赵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当时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同校；丈夫在联大就职，妻子就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课。而且那时物价腾贵，金圆券不值钱，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因为在联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做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教书的收入不及当保姆，赵先生只好自任保姆，以保证外子陈梦家先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她也绝不甘心于做一个保姆。《读书生活散札》中有好几篇散文，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一时期厨房生活与读书写作的冲突，如《厨房怨》中写道：“没有一本书不在最重要处被打断，没有一段话不在半中腰就告辞。偶有所思则头无暇及绪，有所感须顿时移向锅火。”“最后决志偷空。在饭未熟时看一章——饭焦或章缺。在油未沸时，缝两针——油焦，锅黑，或来回奔视。在菜未烂时写一段——菜煳，水干，或写作半句。汤不等开，先吃热菜，则汤干，来回奔驰，饭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赵先生陆续写下了收在本书中的几十篇诗文。
创作与翻译不同，没有凭借，也就不受约束，所以更能见出作者的文采风流。《棤庐记》中写初见南岳衡山：“这山的躯干虽是和别的路上无名小卒的山一样红红绿绿，但猛然来三棵大树，两家茅屋，走出几头丑猪，真是像下了村一样。待到见了黄庭观，十数级宽阔的台阶，几个穷道士，才像有点名山的样子。”文字清新洒脱，冷讽而不着痕迹，使读者如见滥入五岳的衡山的尴尬。《“象牙”的故事》中写安南美人：“丰美光亮如漆的黑发，很文静地拢在耳后，颜色如玉，五官如画，贞静贤淑至极。身上一褶窄窄袖的深紫色绸衣，腕上玉镯，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真好一个象牙人。”沉稳的精雕细琢，文字与美人一样恰如其分。以文字再现音乐，最为难事，请看赵先生描写不成熟的演奏：“琴里倒是有几颗大珠小珠，但是象牙人的高山流水却多泥滩拌石，闲花杂草。”让人如闻其声。甚而对乐理的分析也同样生动：“音乐这样东西，虽说有很大的罗曼蒂克的成分，有时却可以非常之克拉西格尔，甚至于可以上达数理的高超，分析到微乎其微，而可以井井然有条，分量，比例，倍数历历可指。……刚好我的学生有这样的需要，于是我常常会汗珠淋漓地在她谱上演出许多高超的数题来。”显示出作者精深的音乐造诣。
赵先生在1940年的一首诗中写道：“每当我下笔的时候／想起了那些死的字／就咬牙痛恨，可又想到了那些活泼泼的，／又迷住了我的魂。”
正是这种随处可见的“活泼泼”文字，让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赵先生的诗，陈子善先生曾经介绍过一首《中秋月有华》，收在这书里的共有十三首。我更喜欢的是那一首《新桃源》：“入桃源为的是避乱世，／太平天飞满了杀人的机；／从来没听过人喜欢雨，／看见白絮飘蓝空，就头痛。”江南弱女子的诗，读来却有京韵的铿锵。全诗五节，第四节全变成了“□□□”，想来这不是作者故弄玄虚的“此处删去若干字”，而是在《大公报》发表时，因为直言“违碍”被开了天窗。
不仅于创作，在文学批评方面，赵先生也不乏灼见。请读她1944年所写的《近思杂述之一》：“有许多文章，不论是诗、小说、散文或戏剧，叫人一看就非常难过。那里面充满了私情、媚意、矫作、姿态、铺张，一些个欲情闭塞得发胀的‘自我’，简直困制了文学！有些个‘我’在设法表现着自己的自满，有些是用艳丽的字眼卖弄着风姿，有些在用自己并未明了的句子掩饰着自己的空虚，有些尽量地在偷东袭西，在借别人漂亮的衣服，盖自己丑陋的身体；在一知半解的抄袭模拟之下，还要制造出若有其事的自满的神秘。”并且直斥“这些自欺欺人的文学事业者，确是‘自我’表现的至鄙者”。如此精辟之论，登在今天的报刊上，同样有针砭时弊的效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可我们的读者，不幸得很，竟不得不反复地受这种“至鄙者”的折磨。1994年，赵萝蕤先生在接受美国学者肯尼思·M.普莱斯的采访时，旗帜鲜明地宣称：“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少诗歌，至少我读到的不多！我认为我们不读当代文学并不是件好事，不过实际上我还是不读。”可见她的文学理念是终生不悔的。
赵先生强调：“从来最真挚、最感人、最优秀的文学作家，不论属于哪一时代，哪一潮流，哪一民族，哪一境界，都是由‘真我’推及于‘非我’及 ‘超我’的。”让人联想到她在《真人与圣人》中所希望的：“天然的不一定尽善，但是却一定不假；人为的不一定尽恶，但却很容易是假的。”“让我们这些能力微薄的人，先求‘真’：求真知自己。‘真己’是人人可求，自然的，很不完善的。其次再求善，做一个尽心尽性的比较不大不完善的真人。”
这种孜孜不倦的毕生追求，成就了一个“完善的真人”。
同在《近思杂述之一》中，赵先生提出了对于文学作者素养的要求：“文学作者和其他的人的不同处，就在于他对于他所居留的世界不但有感情并且有理解，不但有理解并且有感情。他对于他的世界必须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感情：就是一般所谓丰富的人生经验、真率的性灵。”
这种要求，不仅于文学创作，在文学翻译中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翻译质量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时见报刊上摆擂台。我于外语是文盲，不敢妄言。赵先生曾经说到翻译严肃的外国文学著作，应该具备三个起码的条件，在“对作家作品理解得越深越好”和“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之外，她还强调了“两种语言的较高水平”，需要一定的汉语水平才能较好地反映外国作家作品的内容与艺术风格，也就是说，翻译家不单外语要好，汉语也要好。单是外语好，未必能成为翻译家，更不可能成为文学翻译家；倒是不懂外语的人，比如林琴南，为中国人译出了一批西方文学作品，一百年后竟还有人要读。赵先生能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与她文学创作的成就之高，是大有关系的。
陈子善先生在《记忆中的赵萝蕤先生》一文中呼吁：“以赵先生的诗名和文名，应该有有心人来搜集整理她的作品，编辑出版并加以研究。文学史家不应忘记赵萝蕤先生。”这本新书，便是赵先生的亲属和湖州“赵紫宸·赵萝蕤纪念馆”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书收诗文五十六篇，不但有赵先生自己剪存的民国年间发表于报刊的二十余篇作品，而且还有十七篇手稿。如果说《我的读书生涯》中，赵先生面对的是世界，那么在这本《读书生活散札》中，赵先生更多的是面对自我。正如新书《编后记》中所说，“《读书生活散札》的出版，为更全面、立体地认识和研究赵萝蕤教授增添了新的材料。”
初上念楼
阳春三月，收到钟叔河先生寄赠的《念楼序跋》，时时翻阅，在踪迹先生近三十年间编书、著书和读书历程的同时，恍惚也看到了自己读书求学的足迹，故而感触尤深。我的最高学历是高中二年级，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只能算个半文盲，幸亏在度尽劫波之际，就读到几部好书，开眼界，拓胸襟，受用半生，至于年过花甲，还不见得太落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钟先生所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而丛书各册序言结集而成的《走向世界》，竟被我翻烂了。
也就想到，钟先生近年几部著作，都以“念楼”为名，我虽有幸两次面聆教诲，却至今无缘一上念楼，不免遗憾。
无巧不成书。清明时节，恰得彭国梁先生邀，与王稼句先生同赴长沙，开一个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会。稼句还是初次入湘，所以在出发之前，两人就商量好了，一定要留出时间，去念楼拜望钟先生。国梁理解我们的心情，事先做好了安排。这样在4月9日的上午，沾染着长沙迷离的雨花，我们终于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念楼。
就建筑而言，这座楼房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因为有钟先生住在这里，它才会为当下读书人念念不忘。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善哉斯言。念楼中的陈设，一如钟先生所描写的那样。宽敞的客厅一角，安置了一张书桌。书桌后的两个大书架上，满放着的都是工具书，一部《汉语大词典》，牙白护封的中部已经被摸得变了颜色，可见先生平素治学的认真。先生的藏书，则在书房中。
钟先生放下写了一半的文稿，关心地问及我们的行程。因我们刚去过长沙县的金井镇，他回忆起当年从平江来长沙，就要经过金井，那时全靠步行，起早带晚，要走整整一天。现在有了公路汽车，人的活动半径就大得多了。
虽已是八十高龄，钟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兴致勃勃地谈起他最近在做的几种新书。因说到《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旧版印得不理想，正打算重做。稼句当即表示，可以为钟先生找到该书的线装本，作为重印底本。
钟先生送《念楼序跋》给稼句和国梁，因为我已有了，便另送了我一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念楼学短合集》的精装本。这部书的序言，钟先生请了杨绛先生来写，因为当年《走向世界》的序言，是钱钟书先生所写，而且是钱先生主动要求写的。这在钱先生，是一生中的唯一一次。杨先生序中提到的“双序珠玉交辉”，就是钟先生请托时的说辞。杨先生不顾“腕弱”，遂成就了这一段佳话。
《念楼学短合集》的好处，杨绛先生在序文中做了“句句有千钧之重”的评价。倒是稼句注意到，这一种精装本，与他所得的一种装帧不同。那一种软精装，是将封面回折，包过书脊而成；这一种则是另做成单独的护封，外加硬纸函套。连同平装本，这一部书就有了三种不同的装帧。这也是应该记下的书林掌故。
三种装帧的共同点，是书脊外露，便于平摊阅读。钟先生说，这个创意初见于南京书衣坊主人朱赢椿设计的那一套“城市文化丛书”，“最妙的是书页全用线穿，封面也不粘连书本，书脊上能看出麻线绞结，百多页（两百多面）的本子，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平摊着看，不必‘手指头告消乏’。此乃近十年来第一遭真得开卷之乐”。钟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喜得展卷之乐》（收入《念楼序跋》时易名《展得开》），以出版家的慧眼，敏锐地点出其佳处。朱赢椿后来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作为《不裁》的装帧，竟一举夺得2007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的殊荣。
钟先生同样也提出了改进的设想：“书的封面干脆印成单独的护封，和书本两不相关，不仅更加禁得起翻，书名也可以出现在书脊上，这样便更好了。”而《念楼学短合集》中单册的装帧，就正是依钟先生所设想的样子来做的。
《念楼序跋》是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的布面精装本。牛皮纸护封的封底上，印着《〈走向世界〉后记》开篇第一节：“‘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态度。真正能够不用别人的杯喝水吗？其实也未必尽然；不过有这么一点儿洁癖，就不那么容易随着大流去吃大户罢了。”
坚守着“这么一点儿洁癖”，不“随着大流去吃大户”，则是钟先生的态度了。
正是这种态度，使钟先生赢得了普天下读书人的尊崇。
我们是中午辞出念楼的。当天下午，陪稼句去了岳麓书院。书院的建筑，较我前次来时又繁缛了几重，标出了几十个景点。其实我们想瞻仰的，只是那扇正门，和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读秦风《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耐人寻味的好文章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激动，又一次次地从激动转入沉思。
《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我们真的能够懂得彼此的心吗？
“黄金万两容易得，世上知音最难求。”知心比知音更困难。“懂得彼此的心”，常常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但是，我以为我读懂了作者的心。
作者既预料到读者能够懂得，他应该也是懂得读者的心的。
说彼此懂得，或非虚言。
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朱谌之遗骸寻访记》。文中确实写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朱谌之的女性死于非命，五十年后，秦风先生受托寻访她的遗骸。
这是太过漫长的寻访，这也是太过艰难的寻访，每一步都须跨越时间与空间、存在与思维的隔阂。以至在寻访的过程中，朱谌之的遗骸寻到与否，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跨越这些隔阂时所不得不思考的：中国历史的症结，中国社会的弊端，中华民族的命运。
当然，也包括朱谌之的命运——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命运。
对于此岸，朱谌之是一位献身者。
对于彼岸，她是不能不杀的“奸伪”。
如果两岸的历史一直处于这样的僵持之中，也就不会有这次寻访。然而在2000年8月的台北，出现了一个“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尽管在当时，“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色彩的献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但展览最终被批准了。台湾社会从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平反，走到了开始对“大肆枪决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进行反思。
台湾观众留下了这样的感言：“珍惜现在，祈福未来，尊重人权，彼此友爱！”
友爱，必须是彼此的。
秦风先生说，决定举办这次特展，是“极为勇敢”的行为，但“这一关一定要过”。
从起步到终点，其间的距离可想而知。
起步，才有可能到达终点——当然，起步之后也可能后退。
关键在于谁来选择，选择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对这次特展反应最激烈的，不是国民党人，而是“台独分子”。因为展览“客观上也指出了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民族创伤，从根本上颠覆了‘台独’的论述”。
历史不承认假设，我们不能奢望不出现这如海峡般的创伤。我们只能希望这创伤得到弥合。近年来，连战先生、宋楚瑜先生及其他台湾政治领袖的内地之行，证明了此岸与彼岸，都有疗治创伤的诚意。
没有了两岸的分裂，也就没有了“台独”的容身之地。
在彼岸，不仅有龙应台，也有陈莲芳。
朱谌之的养女陈莲芳一再强调，怕对往事的重提，会影响女儿的前程。尽管这种顾虑在今日台湾“早已不成问题”，秦风先生仍然表示了理解：“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评断，因为那终究不是我的人生，我未曾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然而，如果大家都是陈莲芳，她们的儿女就一定不会有好的前程。
“我们曾经被这样灌注，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好像只是为了换来更多的深仇大恨，或是换来更令人仰望的主义与领袖。我想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我相信他们一定愿以自己的生命换来更宽广的世界：敞开的心胸，宽容的情怀，一个理性与法律超越个人权力欲念的中国……”正因为秦风先生懂得往昔献身者的心，才会有以一己之力完成这艰难寻访的慈悲心肠。
此岸的《老照片》将彼岸的现实与作者的思考传达给此岸的读者，同样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意愿：让“中国人社会”能更好地“懂得彼此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