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孙老师最后一程

送孙老师最后一程

王小宁⁽³⁾

孙殷望老师是我的老领导、好老师、忘年交。作为领导，他曾为我评职称倾注极大关怀和全力帮助，也曾因我突然决定去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学位没有及时向他报告而对我进行过直率批评；作为老师，他曾对我写作论文给予悉心指导，也向我传授过宝贵的教学经验；他退休后，我们又成了相互信任、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在我的印象里，性格热情开朗、说话声音洪亮又经常面带真诚笑容的孙老师是一个顾全大局、宽容大度、重情重义的人。

2013年7月，孙老师不幸罹患结肠癌。在他人生的最后11个月里，我因帮他编辑书稿而更多感受和目睹了他的内心世界、情感、人格……

病魔突袭，开写人生自述

2013年7月15日，我跟孙老师共进午餐——后来才知道这竟是最后一次。那天，他跟往常一样，头戴棒球帽，推着朋友送的永久牌坤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蓝色手提袋。我们一起来到万人大食堂三楼，他说：“今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我说：“吃点简单的就行。”他一边翻看着菜谱，一边说：“这次要点儿好的，你爱吃的。”孙老师点菜的习惯一是性价比高，二是下饭。点好了菜，他问了我近况以及他关心的事情，然后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新近的俄罗斯旅游见闻和感受。不一会儿，菜上来了，他却说：“今天你多吃点，我最近肠胃不大好，不能吃油腻的，也不能多吃，明天还要去北医三院做肠镜检查。”听到这儿，我不禁一怔，平时很少听孙老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尤其是吃饭，他从不忌口，每次胃口都不错，喜欢吃肉，喜欢吃带点辣味的菜下饭。但是他满面的红光和洪亮的嗓音，立刻就把我的担忧打消了，我说：“顶多就是点息肉，不会有大问题。”那天的菜剩了很多，孙老师说：“你打包带回家晚上吃吧，别浪费。”临别时我对他说：“明天检查完给我打个电话吧。”

肠镜做完了，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孙老师的结肠上长了一个肿瘤，已有鸡蛋大小。当我去北医三院看望他的时候，他给我看了左手腕上戴着的病人信息，写着Ca1562。天哪！“Ca”不就是癌症吗？我的心跳立刻加速，但是我竭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慌乱，安慰他说：“就是点息肉，切掉就好了，别瞎想，不会有事的。”其实，当时孙老师已经知道自己是结肠癌，他说：“没想到我这个平时身体很好、很少去医院的人，也会得这样的病！”

尽管病情出人意料，但是孙老师仍然一如既往地乐观、镇定，他开始调研治疗方法，同时也下决心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余下的有生之年，写一本人生自述之书。后来，孙老师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表明了他的写作衷曲：

清华园，是孙老师的命，是他奉献一生的地方。他在这儿学习、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他的情感和希望。在身患绝症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对母校的无限眷念和深情回忆都用文字记载下来，让文字延续自己的思想情感。

由于孙老师对电脑不熟，他还是喜欢用传统的纸笔写作。为了减少他外出找人打字的麻烦，也为了避免他在公共场合感染病菌，我主动请求为他做文字录入。孙老师有些过意不去地说：“那太耽误你的时间了。”我说：“不耽误，我正好可以先睹为快。”就这样，他每写完一部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他家拿回录入打印出来之后再送给他校对、修改。每次我去拿稿子的时候，孙老师总要说一句：“你慢慢打，不着急，不要因此耽误其他事情。”孙老师就是这样，他为别人做的事情很多（以前中文系教师，无论是提职称，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鼎力支持或帮忙解决），但是，别人稍微为他做点什么，他就会表示特别的不安和感谢。

2013年9月初到2014年1月初，历经4个月，孙老师先后进行了8轮化疗，他的书稿大部分也是在此期间完成的。那时候，他就好像跟时间赛跑似的，马不停蹄，每轮化疗下来都能写近万字。每当看到厚厚书稿上他那苍劲有力的字体，想象着他面对病魔的折磨，强忍着化疗反应的痛苦，趴在病床的小饭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叙写他那些蕴藏在心里的故事——他的自省，他的感恩，他的勇气，他的希望……我都为之感动和钦佩。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和乐观、淡定的心态啊！

病情恶化，留下最后嘱托

闯过8轮化疗大关之后，通过补充营养液，孙老师的身体明显好转，各项指标趋于正常，他的心情也显得较前轻松和愉快。2014年3月中旬他进行了复查，没有发现癌细胞。孙老师非常兴奋地将这一喜讯告诉了我。之后的半个多月，为了让他静心康复，我没有去看望他，也没有跟他电话联系。我为孙老师庆幸，觉得乌云过后迎来的是一片蓝天。

但是，严酷的事实有时让人无法承受。4月5日，孙老师病情突然恶化，浑身出现了黄疸。当我再次看见他时，他已跟半个多月前判若两人，除了那对浓黑的眉毛和洪亮的嗓音依旧之外，我简直都认不出了：他的脸色黑黄，眼白也变得黄而浑浊，原来基本合体的衣服看起来也松松垮垮了，显然，人瘦了一大圈。孙老师给我讲了那段时间身体状况的变化，并说已经约好了4月17日去北医三院做胆管支架手术以便排黄。4月20日我去北医三院探望，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书名可能要改一下，改成《自省自觉　忆悟人生——我在清华58年》。”他把原书名中的“60年”改成了“58年”，少了两年！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含着眼泪说：“没那么悲观吧，休养休养过段时间就好了。”孙老师说：“看样子很难逆转了。”后来听他的夫人刘老师说，其实那时癌细胞已经大面积转移，淋巴、胆、胃、肝脏，以至大脑都已出现病灶，随时可能陷入昏迷。孙老师虽然对这些情况不是完全清楚，但他显然已经感到了病情的严重。

由于癌细胞大面积转移，不能再实施手术，4月21日，在清华各位领导全力安排协调下，孙老师转到清华校医院接受保守治疗。

刚到校医院的两个星期，每天去看望他的亲友同事络绎不绝，有送水果的，有送补品的，有的朋友为了给他解闷，还送去小半导体、音乐播放器，也有的知道孙老师喜欢看新闻，特意带去了报纸。他的几位挚友，几乎每天都去看望，有的一天竟然去两三次，还给他送饭。有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和鼓励，孙老师的状态似有好转，他能喝一些米汤、烂面条，也能吃一点水果。

5月6号，孙老师又写了一部分书稿交给我，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手写稿。这次，他特别交代我几件事，而且叮嘱得很细：（1）这本书肯定写不完了，但是希望把第三章最后两节写完，不写太遗憾了。这两节分别是“特殊工具，揭秘清华简报组”和“痛定思痛，反思与领悟”，前者请他在校史的助手刘惠莉老师根据当年简报组全体人员的检查材料从中选编一些，后者由他口授，我来录音整理成文。（2）虽然此书无法正式出版，但希望印制得漂亮一些，送给亲朋好友以作纪念。（3）让我抽空跟刘老师一起去家里找一些照片，插在书的前面和正文里。照片分5类：第一，老家安徽南陵县丫山的风景照；第二，与亲人的生活照，母亲照片，全家福；第三，多年来与同学同事朋友的合影；第四，讲课的工作照；第五，境外出访照。（4）列举了120多位亲朋好友同事的姓名，嘱咐书印好后一定要送给他们。

此后，孙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咳嗽、呕吐、打嗝、发烧，不能吃东西，连喝水都不行，完全靠营养液维持。渐渐地，他连拿东西的力气都没有，更不用说写书稿了。

6月9日因校医院按计划装修病房，孙老师被转至北京老年医院肿瘤科治疗。这个医院离我的住处不远，因此，我每天都去看望他。虽然眼看着他的身体日渐衰弱，但我在心里仍然期盼奇迹出现，希望孙老师的顽强意志和医生的精湛技艺相互配合，能够战胜病魔。

起初两天的治疗似乎很奏效，他先前的咳嗽、打嗝好了很多，烧也慢慢退了。孙老师觉得自己有了说话的体力和精神，于是，吩咐我没事的时候多跑几趟，做一些录音。我马上答应。随后的几天，我都是在他午休后或者早晨起床不久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去探视的。

11号下午天气晴好，3点半我一去，就发现孙老师兴致很高，他说今天录一下书的后记吧。我问需不需要准备一下，他说已经想好了，结果一下子说了10分钟，整个后记一气呵成。除了嗓音有些沙哑之外，他还跟往常一样，说话底气很足，思路清晰，完全不像是一个身染重疴、卧床不起的病人。

12号一早7点半，我就到了他的病房。趁着大夫、护士还没有开始治疗，我把已经写好的“前言”让孙老师看一下。他看后说：“写得不错，但叫‘前言’不妥，‘前言’是作者本人写的，你写的应该叫‘编者的话’。”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那一次，孙老师居然连续说了50多分钟，其间，他思路清晰，谈笑风生，有时还跷起了二郎腿，神态动作跟生病之前我熟悉的情形一模一样。我由衷地说，今天是他生病以来精神状态最好的一次，他开心地笑了笑，似乎对自己的状况也很满意。

我完全没有料到，仅仅过了一天，13号晚上6点半多，当我再一次来到病房的时候，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场面：孙老师躺在病床上，喘着粗气，时不时发出几声呻吟，说话时明显感到舌头发硬，已经吐字不清了。听护工说，他躺着浑身难受，想坐一会儿，但是把他扶起来，坐不了两分钟又得躺下，这样已经折腾好几次了。我问护工今天谁来过，结果孙老师吃力地插话说：“他们（指他的夫人和女儿女婿）打电话了，今天都来不了，他们太累了。”我问他是不是希望他们来，他说：“他们说明天早上来，不要叫他们，他们太累了。”过了一阵，大约八点半左右，他让我给夫人刘老师打个电话，问问她是不是发烧了。我能体会孙老师内心很矛盾，他一方面很想念家人，很希望见到他们；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过度劳累，不忍心让他们立刻就赶来。跟刘老师通过电话之后，得知她并没有生病发烧，而是全天在家整理孙老师的书籍、照片以及办理他的其他事情，事情办完了，时间太晚就没有来医院。孙老师听后心里似乎踏实了一点，安静了下来。那天离别之时，看着黑沉沉的夜幕，我心里的不安和担忧也是沉甸甸的。

平静告别，亲友陪伴送行

6月14日凌晨3点10分，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孙老师病危了。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是孙老师清华家里的电话号码，随即电话里传来了他的夫人刘老师焦虑急迫的声音：“孙老师不行了。”挂断电话，我立刻开车来到了病房。

孙老师病房所在的楼层灯火通明，大夫和护士来来往往，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女儿和女婿已经守护在他的身边。只见孙老师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面带氧气罩，双目紧闭，鼻孔边凝固着一点血迹。听护工说，3小时之前孙老师开始吐血，情况危急，但是他仍不愿意打扰家人休息，希望自己能坚持到天亮，所以没能及时告知他的夫人。

我走到孙老师的病床前，轻轻揉了揉他那已经骨瘦如柴的肩膀，拉着他有些发凉的手，俯身问道：“孙老师，难受吗？”他的头无力地左右摆动了一下。我看他意识尚清，便告诉他刘老师很快就到。这，也许正是他期待的！

不一会儿，刘老师来了，孙老师的几个好朋友也来了。每个人都急切地走到他的病床前，呼唤着他的名字，告诉他自己来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围绕在他的病床边，眼看着生命体征监护仪上显示的各项数据不断地变化。慢慢地，血氧没有了，血压没有了，脉搏没有了，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时间定格在2014年6月14日凌晨5点56分。

孙老师就这样走了，带着对女儿和夫人难以割舍的骨肉之情，带着对朋友同事的无限挚爱，带着对清华园的依依不舍，留下了他此生唯一的未完稿，静静地走了。

9月8日是中秋节，也是孙老师的生日。当一轮皓月横过天际，将清辉洒向大地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孙老师，祝您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0年10月，孙殷望与中文系老同事在稻香湖（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