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投笔从戎干革命

天南中学接受进步思想

“我真正接受进步思想，对政治有些认识，还是在天南中学读书的时候。”宋文骢如是说。

1939年，我大片国土沦陷后，从沦陷区转移到昆明的人越来越多，昆明基督教会为解决他们的子女求学问题，在金碧路锡安堂建立了天南中学。学生主要是昆明社会各阶层的子女、西南联大教职工子女和逃难来昆流离失所的孤儿。学校首任校长是原苏州乐群中学校长金志仁先生；第二任校长是西南联大体育系主任著名的马约翰教授(抗战胜利后回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授)。老师也有不少是从沦陷区来的学者教授，不少老师思想进步、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他们讲课不但深入浅出，还能联系社会实际提高学生思想水平。

宋文骢入学时，学校校长是原云南大学生物系吴醒夫教授。吴校长是个讲民主、开明而又爱国的人，所聘教职员工也多半是进步人士。所以宋文骢一进这所学校，就感受到一种民主进步自由的气氛。

这个学校从1942年起，就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他们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宣传抗日救亡、反对消极抗战的主张，从此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到抗战胜利后，这里还保留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同时教会学校主张信仰自由，也并不干涉学生参加游行等民主活动。

宋文骢到学校报到时，学校已从金碧路搬迁至昆明西郊普坪村干沟尾。

这里，远离闹市，视野开阔，环境优美，整个学校掩映在两个山谷中间，背靠森林茂密的碧鸡山，面对碧波荡漾的五百里滇池，又是一个适合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宋文骢在这里整整学习了3年。

在天南中学读书时远足

在这里，他进一步打牢了自己的学习基础，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主要的是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照道理，日本投降之后，受战争荼毒多年的中国人民，都期盼能好好喘口气，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宋文骢也是一样，他也盼望着战争很快结束，再好好读几年书，或是继续深造或是参加国家建设。可事与愿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逆潮流而动，又悍然发动起一场内战来。这一来，又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同时也把学生们推向了政治斗争的前沿。

1946年秋，宋文骢进天南中学就读时，内战的硝烟，早已飘向云贵高原。

蒋介石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以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学生为主，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天南中学的学生在地下党的引导下，也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

“那时中国的年轻人，虽有几种类型，但大家几乎都是在战争的氛围中长大，多数还是忧国忧民的——读书都读到高中了，国家如此动荡，生存如此艰难，高中毕业后到底干什么呢？这是摆在每一个青年学生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宋文骢不但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学生，他还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到了天南中学后，他受到进步教师和同学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看了不少地下组织和同学私下传给他的进步书籍和报刊。这些书籍和报刊上，有介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也有介绍共产党主张和解放区的。渐渐地，他更深入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从思想上认同了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主张。进学校不久，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来。

他在运动中很活跃，积极参加学校学生集会，和同学们讨论时局政治；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上街游行，呼口号贴标语；他没日没夜参加护校活动，经常晚上拿着棒子站岗放哨。由于他表现出色，加上身体健壮，还被推选为学生纠察队队长。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天南中学涌现出一批进步的学生。当时，在同学中比较活跃的有宋文骢、申业荣、王壁满、王滇声，他们被称为天南中学的“四大金刚”。

后来，这“四大金刚”除宋文骢一辈子和飞机打交道外，其余几人是“各有所长，各搞一行”。申业荣参军后转业到地方当过县委书记；王壁满参军后进了西藏，受伤后回到昆明早年病逝；王滇声后来则去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定居，据说还成为美国波音飞机一个分公司董事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