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晚上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那对于拿破仑成了一种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以使滑铁卢成为奥斯德里慈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着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世界整个崩溃。[1]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当雨果作为《悲惨世界》故事的叙述者，从比利时的尼维勒到达滑铁卢附近的乌戈蒙时，在作了上述这段“假使”的同时，又不无淡淡的幽默，说道：
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的一个农民向游人说：“先生，给我三个法郎，假使您高兴，我把滑铁卢的那回事说给您听听。”[2]
由于写作《胡适传》的缘故，我多次身临传主故乡徽州。而那都是为了体认胡适晚年随国民党政府到浪花尽处，东海扬尘时所说的：“我将来写自己传记时，要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形。”[3]
在传主家乡绩溪，从县城到山村上庄，所到之处，随时遇见一个行人，只要他们得知我是来“寻找胡适”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向我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尽管他们话语中“胡适的故事”，有的纯属子虚乌有，有的是添枝加叶，有的是移花接木，但他们都为有胡适这位乡贤里圣而产生与你交流的话题。也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文化功利价值，但起码是一种谈资和交流的媒介。胡适实际上成了他们向外界展示他们“文化之乡”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
就传主家乡绩溪而言，由于胡适个人沉浮之故，曾几度辉煌，几度暗淡，而今又再度展示出她的文化风光。“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一个个绩溪人向我或许多身临绩溪的外乡人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
1989年秋至1990年春那个暴风雨过后的岁月，我到长江三峡漂泊，去庐山、黄山攀登，还到井冈山去跋涉。抹不掉的烙痕，化不开的情结，我思考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使命。且因写作《茅盾传》的缘故，我得以比较了胡适、茅盾两种政治—文化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
在那本简略的《胡适传》初版印行三年后，我第四次来到绩溪时，一位胡适的亲属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假如胡适先生1948年底不从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走掉，你的《胡适传》将是另外一个面目吧？”
正是基于不容假设的历史法则，我回答道：“如果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化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也会是另外一个格局。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也正是这次谈话，使我忆起了雨果《悲惨世界》里的那一个值得人们品味的假使，和那个随时可以“说给您听听”的故事的表达方式，并从中得到如下启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来说，胡适何尝不是一个拿破仑式的英雄（章士钊称之为“适之大帝”）[4]。同时也正如普希金在《致拿破仑》一诗中所云：
神奇的功业一旦建成，一代伟人立见凋敝。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经历了封建帝制覆灭、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验三个重要阶段。特别是20世纪初实验主义的呼声，20世纪末才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回应。这对胡适来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参与。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文化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干预政治是歧路。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是暂时的，文化却是永恒的。他留下的遗产，显然很难用政治与学术划为不相容的两极，本传则着重于胡适的“歧路”上追踪。
百年新文化，一部胡适传。
言归正传。请读者随我在对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进程的回眸中，“寻找胡适”，在胡适那“自由的感念与困境”中，以你个人的感知与理念参与胡适形象的重塑。
————————————————————
[1] （法）雨果著：《悲惨世界》（李丹译）第378—3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 同上书，第378页。
[3]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5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4] 五四前后，三位文化名人曾在撰述中因胡适而提及绩溪，使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小县因胡适而辉煌。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中国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先后称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1990年代，一度所谓“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时，因红顶商人胡雪岩是绩溪人，曾引起世人对“徽商”的关注。21世纪初因绩溪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而再度全球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