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间万事塞翁马
在我采访曹可凡的过程中，他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致的意思是说：“我的一生波折不断，无数次几乎穷途末路的时候，都幸有贵人相助，才能转危为安。所以现在，只要是我能帮上别人的事情，我都会尽力而为帮助对方。”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曹可凡的人生轨迹是一帆风顺的，既不像孟非那样从社会底层苦苦打拼成名，也不像董卿那样经历了职业生涯的大起大落，自1987年主持人大赛出道以来，他一直向上发展，并且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获得更高的成就，这样的人，究竟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穷途末路”呢？
随着交谈的不断深入，我才真正发现，每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物，其背后都有着无数的辛酸与坎坷。通往成功的大道永远伴随着乱石与荆棘，而不是灯光与红毯。
特别对于曹可凡而言，在他读小学、中学的岁月里，道路的坎坷曲折几乎伴随着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如果说3岁时的“批斗”、小学时的骨折只是转瞬即逝的小小插曲，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困扰，着实要比同龄人多得多。
这种波折，既是那个特殊时代的遗留物，又是家庭环境的必然，同时也与曹可凡天生的能力特点紧密相关。总而言之，他的少年生活，绝不像歌中唱的那样“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
不得不说，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变化最大、最纷繁复杂的二十年。在这段时间中，各种社会变革—新旧政策的交替、社会风向的转变、潮流交替转瞬即逝……反反复复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在这其中，有的人在应接不暇的新现象中忙忙碌碌、随波逐流，有的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中翻江倒海、钻头觅缝，也有人被一扇又一扇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大门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从。
而对于少年曹可凡来说，他的生活注定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简单懵懂。优越的家庭条件，能为他提供多过普通孩子的人生选择；高要求的长辈，向他施加了高过普通孩子的成长压力。而当这一切遭遇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时，又会产生无数计划之外的突发与变故。
是该读书，还是学手艺？是学文，还是学理？是出国留学，还是追求艺术？学习该怎么学，考试该怎么考，考不上大学是去工作还是复读？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擅长的，什么又是自己适合的……
原本做梦都不敢想的幸运竟会在一日间变为现实，原本以为已经牢牢在握的机遇又会在一夜间烟消云散。命运的洪流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转向再转向，早早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身处其中的少年曹可凡全然看不清自己的未来究竟在哪一个方向。
然而，幸运的是，每次在“几乎穷途末路的时候”，都会有“贵人相助，转危为安”。而对于少年曹可凡来说，所谓的“贵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某件特定的事，而恰恰是“命运”本身。
无论是在前行的道路上被绊倒，还是被突然关闭的大门撞破了头，或许当时的曹可凡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得不轻，可回过头看，每一次的挫折都没有变成他成功路上的阻碍，反倒成了将他从歧途带回正路的人生指引。
当我听着曹可凡细细讲述他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时，我不止一次地感慨，其中的戏剧性简直比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还要曲折；当我将所有的故事整理成线索清晰的文字后，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有些迷信的念头—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曹可凡命中注定就是要做主持人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命运”几乎为他排除了所有的其他选项，只留下了唯一的这条最适合他的道路。
若是这样想来，那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一切挫折、一切苦楚，反倒是成年后最大的福祉、最大的恩惠了。
（一）恢复高考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算不上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始终就是在这样一个中游水平徘徊。现在想来，这和我当时比较顽皮、在学习以外花费的时间比较多有关系。相比起“学霸”们每天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电影、看演出、学琵琶、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上，学习只是靠平常的小聪明勉强维持，因此始终处于班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整个国家对读书、学习都不是很重视，虽然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没有碰到过因为“停课闹革命”之类的事情，教学秩序始终比较有序，但总体上大家对知识并不重视。那时候，工厂的工人是最“吃香”的，收入殷实、社会地位高、谈恋爱找对象也更受欢迎，而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那是“臭老九”，只有被批判的分儿。
当然，无论社会主流观念如何判断，我父亲心中的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终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重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只有学习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但即便有这样的想法又能如何呢？“文革”期间高考被废止，考大学不看成绩看成分，只有出身“又红又专”的人才有可能上大学，像我这种“资本家”的孩子，就算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羡慕的分儿。
所以，我的父亲才会让我去学小提琴、学琵琶，掌握一技之长，而不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校的课程上面。至于学习，那也是必需的，但是所学的内容更多的是课堂以外的东西—历史、文学、艺术、外语……这些知识都由父亲手把手来教我，或是经由父母创造条件让我去体验、感受，与学校所学的知识、学校考试的内容关系不大。
1975年，我小学毕业。和锦园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我们的初中几乎也是就近分配的。我读书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甚至说，用“普通”来形容，已经算是对它的褒扬了。当时学校里，时不时会有学生因为打群架什么的，被送去“工读学校”。足以见得这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多么淡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看着长辈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当时年仅13岁的我并不知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会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多大的影响。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顿时，我猛然发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一扇原本被锁得死死的大门忽然打开了，我也可以像父亲那样，享受高等教育了！
这个消息对父亲的刺激甚至比我更加巨大。一直以来，父亲都希望我能努力读书，像他一样考上大学，成为高文化、高学历、高素质的社会栋梁。只是一直苦于所谓“家庭成分”的限制，这样的“痴心妄想”只能默默藏在心中。而现在，大学之门终于又一次面向所有读书人平等开放，这种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怎能不去争取，不牢牢抓住呢？
在那之后，父亲对我学业上的要求明显提高了不少。受此影响，我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成绩从原本的班级中游提升到了班级前列。然后，在中考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条与锦园多数小伙伴不同的道路—离开学习了三年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学，考到了离家较远的复旦中学。
（二）高中偏科
复旦中学是一所创建于1905年的老牌学校。听说今年学校正式升格为“市重点中学”，教学质量应该比我当年就读的时候又强了很多。当然，即便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它依然是上海老牌的“区重点中学”，起码和我初中就读的十八中学相比，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学生生源都提升了一大截。
记得当时，我的中考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那一届总共有11个班，排班顺序基本按照中考成绩来定—也就是说中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在1班，次之的在2班……以此类推。而我，则被分在同样算是不错的3班。至于4班之后的成绩，就比前三个班有非常明显的差距了。
但进校时成绩好，并不意味着永远成绩好。进了高中之后，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才学了一个学期，成绩排名就从原本的前百分之三十掉落到了后百分之三十。
客观来说，当时成绩退步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学校环境的变化。初来乍到，对新学校的氛围总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从普通学校到区重点中学，学校层次的提升也意味着校内竞争的加剧，再加上我所在的班级整体水平又在学校平均之上，这么一来，我过去的学习优势荡然无存。
更主要的，是高中教学内容的变化。在初中的时候，我的理科成绩并不差，那时候总以为自己遗传到了父亲在学习方面的优秀基因，中学这点知识学起来自然是轻轻松松。然而从高中开始，“数理化”课程的难度一下子提升了许多。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继承到的只有父亲在语言、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在理科方面真叫作是“有心无力”。初中的时候理科学得浅，靠仔细和小聪明还能应付，到了高中知识点越来越深、题目越来越难，于是就越来越吃力，越来越跟不上。
看到我这个情况，父亲也非常着急。
那时候的父亲在厂里从事化学、环保方面的工作。电镀车间使用过的水中残留着大量有毒有害的成分，过去人们不懂，就直接把废水排进河道，到父亲那时逐渐有了环保的意识，于是工厂自行组织科研力量，研究如何对污水进行处理，以确保排放的污水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在那时，父亲的工作绝对属于高端的科学研究。
起先，父亲也曾经尝试过在理科方面帮我做一些辅导。可是也不知道是父亲的教授方法有问题还是我的接受能力有问题，无论怎么教，成绩依然不见提升。更要命的是，一次次考试的挫败使我对学习数理化兴趣全无，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
尽管父亲的学问渊博，可是“高射炮打蚊子”终究产生不了效果，于是父亲决定转变策略，从延安中学请了一位数学老师来给我补课。要知道，当时学生请家教补课之类的情况远不像现在这般普及，延安中学又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市重点中学，一对一的学习效率显然比在教室里上大课提升不少。然而，即便是高水平教师的一对一单独指导，依然没能“挽回”我那“无可救药”的数学成绩。
（三）硬着头皮学理科
久而久之，学校老师也对我的理科学习失去了信心。在他们看来，像我这种学习“跷脚”的学生，想要考大学那就只有一条路—老师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以及我父亲暗示：其实学校里还有一个文科班呢，你文科那么好，为什么不考虑呢？
对于这个提议，我个人是乐于接受的。在我看来，只要不学物理化学，什么都好。然而，父亲却对老师们的这一建议坚决反对，理由有两点：
其一，父亲认为学文科的人容易“出事儿”。对于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见过解放前的战乱，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对于“因言获罪”的事情看得太多。在他们看来，学文科的人大多关心政治与历史，这些人受到风波牵连的概率远高于学习理工科的人。所以，为了我将来的人身安全，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去学习“容易闯祸”的文科专业。
其二，父亲认为学文科没有必要上大学。作为一个学理科的大学生，父亲在语言、文学、历史、音乐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水平，而这些都是他自学得来的。因此，在他十分传统的学习观念中，文科的知识只要自己感兴趣，自学都可以学得很好，在大学学习文科完全就是浪费青春。
特别是当时老师们重点推荐的外语专业。在父亲看来，外语就是一个工具，一个用来获取其他资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工具，专门为了学外语而在大学里攻读一个学位，是一件极其没有必要的事情。如果在大学花费四年光阴却只掌握了一样工具，那就等于在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既没有学到能够改变世界的知识，也没有学到可以自食其力的技能。
应该说，当时的中国，持有和父亲一样观点的知识分子非常多，所以才会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也就是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学理强于学文，理科生多过文科生的情况在中国各省各级中学持续了好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才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我便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学习我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有自信能学好的“数理化”了。
就这样，比起我在小学、初中阶段自信、愉快、饶有趣味的学习经历，我的高中生活可谓是百无聊赖、苦不堪言。没有了与小伙伴嬉戏玩耍的趣味，没有了看演出、看电影的休闲，只有永远答不对、做不完的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还有来自父母、老师和自己的无形压力。
当然，到今天再回过头看当初的选择，我还是要感谢我的父亲。如果没有那段学理科的经历，且不说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至少我不太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逻辑清晰、思维缜密，用一个理科生的理性头脑来“思考人生”。
书读得不好，考大学的机会渺茫，那时的我，和现在许多学生的心思一样，总希望能找出一条比读书、高考更便利的捷径，以逃开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高考这座“独木桥”。
在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四）留学梦碎
第一个选择是出国。
改革开放之前，出国留学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到了1981年，一项新的留学政策正式出台—国家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顿时，想要出国留学的普通学生也有了梦想成真的可能，特别是像我这样有着“海外关系”的家庭，只要海外的亲戚担保，出国读书的手续很容易就能办成。
备注：
新中国的留学制度，从1964年至1981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4年，当时的新中国曾经公派过一批学生前往欧洲各国留学，计划培养一批精通外国语言的专门人才，为国家外交工作提供帮助。这批学生的选拔标准非常简单—家庭出身要“根正苗红”。至于语言天赋和外语基础，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便如此，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批学生多数被急召回国“参加革命”，原本的学习任务全部终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是为了外交需要，国家再度零星选派了几批学生出国留学。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女儿丛军，就是在“文革”时期送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在他们身上还背负着比出国学习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他们是维系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纽带。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出国留学的大门才被重新打开。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留学生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随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和学者公派出国留学。
1981年，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我国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自费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自此，自费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生赴海外学习的另一条重要通道。
解放前，我的祖父曾有意将他的儿子们陆续送到国外念书。作为长子的父亲本应是第一个出去的，却因为身体抱恙最终未能成行。这件彻底改变了父亲命运的旧事，可以说是父亲终生的遗憾。现在国家终于对外开放了，出国的机会再次摆在了眼前。
在这种情况下，把儿子送出国，获取国外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实现父亲当初未能实现的愿望，显然是父亲最大的念想。因此，对于我出国留学的打算，他是举双手赞成的。
于我而言，能够出国读书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首先，出国留学不仅意味着我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与生活环境，更能帮助我摆脱痛苦不堪的数学、物理；其次，英文是我高中时仅有的“拿得出手”的科目之一，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只要稍微冲刺一下，达到出国所需要的标准并非难事—起码比学好数学、物理考高考简单得多。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简直是发了疯般地想要出国，去美国读书。
在家庭成员统一意见之后，父亲立刻开始为我奔波联系。当时对我家而言，最大的优势便是我的叔叔在美国定居。于是父亲立刻与叔叔联络，希望叔叔能够做我出国留学的担保人。
和二叔合影（左三）
对于这样的请求，叔叔欣然接受。他深知兄长在国内遭受的苦难，任何能改善亲人生活的事情，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忙，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再说，我是曹家的长子嫡孙，担保我出国既是父亲的请求，也是祖上的心愿，叔叔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然而，就在我满心欢喜地以为各项准备一帆风顺，出国留学指日可待的时候，事情的进展却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其他亲戚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出国的机会，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这着实给我叔叔出了一个大难题。
最终，为了平衡整个家族的关系，出国的事儿还是“黄”了。出国梦的破碎令我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低落的心情、沮丧的情绪持续了好久才逐渐平复。
当然，现在看来，命运的这番戏弄反倒是将我带上了另一条更加光明的大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十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还特地和叔叔说：幸好那时没去成美国，要不然现在过得肯定还不如在国内呢。叔叔也觉得非常欣慰。他说，每次在中文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时，都觉得特别高兴。在他那里，还保存着一张刊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期与我合影的英文版报纸。他常常会想，当初没担保我出来还真是“错进错出”，为曹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五）与译制片结缘
第一个选择没能成功，我只得把逃避高考的希望寄托于另一个可能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既是我一生的爱好，更和我现在从事的职业有点儿关系，那就是当配音演员。
我从小声音就很洪亮。小时候我就是大块头儿、大嗓门，再加上因为遗传到了父亲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我的普通话在上海人当中也算是相当标准的。因此，我从中学开始就一直有一个特别的兴趣爱好—读报纸，或是跟着广播念新闻。
老师发现我在这方面有特长，也非常支持。“文革”时期上课经常要读《毛选》、读语录，我总是老师们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文革”结束，《毛选》不读了，那就让我领读语文课文、晨读。总之只要是张嘴的工作，我都是班里的不二人选。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那段时间，广播里循环不断地播放由夏青、陈醇这些老一辈播音艺术家们播报的讣告、悼词、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那时的我年仅13，在沉痛哀悼之余也会有意识地对照着报纸，跟着广播里播音员的播报一起读。
那个时候，夏青老师、陈醇老师都是我的偶像，我就像是一个小追星族一样，疯狂迷恋他们的声音，不但喜欢，而且还模仿，反复推敲，拿捏两位老师的发声、吐字方法，播报时的风格技巧，时间长了，也算是模仿得颇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学夏青老师的声音，那时的我可是非常有自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