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关于明代诗歌的发展，时人有“明兴百余年矣，而诗道盛于弘、正之间”
，“百余年来经术贵而声诗绌，一振于弘治、正德”之论，指出了弘治、正德诗坛的中兴之势。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明代第一个有改革纲领、追随者众多的文学思想潮流，即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潮，文章辞赋为之一变。因此，对明代诗学进行研究必不能绕过前七子，而对前七子进行研究则李梦阳研究是一关键，徐朔方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表的《论前七子》一文中就指出：“要正确地认识这个流派的真实面目，公允地评价他们的活动，应该从研究李梦阳的文学活动着手。他在前七子中行辈最高，成就最大，是他们公认的领袖。”廖可斌亦认为：“无论从对复古运动的倡导之功来看，还是就创作成就而言，要推选出复古运动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作家……如只举一人，则只能是李梦阳。”这一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领袖，李梦阳影响了明代诗学走向的作用毋庸置疑。从一定意义上讲，李梦阳是明代诗坛发展的转捩点。近代学者陈田在概括明前期诗坛各流派演变时指出了这一发展轨迹：“有明诗流，吴下擅于青丘（高启），越中倡于犁眉（刘基），八闽工于膳部（林鸿），东粤盛于西庵（孙蕡），西江妙于子高（刘崧），各有轨辙，不相沿袭。自茶陵崛起，笼罩才俊，然当时倡和袭其体者，不过门生执友十数辈而已。暨前、后七子出，趋空蹑景，万喙一声。”自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起，明代文坛重文贵经术而轻诗的局面发生了根本转变，诗歌创作与理论探讨蓬勃发展，诗道大振。自此，明代诗歌流派不断涌现，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等，无不分派立户，在批评与被批评中不断促进着明代诗学的发展。
李梦阳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受到了与他同时期以及后世人们的关注。王廷相曾盛赞道：“时则有若空同李子献吉，以恢闳统辩之才，成沉博伟丽之文。厥思超玄，厥调寡和。游精于秦汉，割正于六朝，执符于雅谟，参变于诸子。以柔澹为上乘，以沉着为三昧，以雄浑为堂奥，以蕴藉为神枢，会诠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长者汪流，阔者海受，洋洋岩岩，冥冥
，无所不极。”虽然有溢美之嫌，但其指出了李梦阳的师法取径和审美趣味。李梦阳后学朱睦
在《空同先生传》中云：“弘治间北郡李公献吉始变文体，力追元古，以荡涤金元之习，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拟汉魏，兼法李杜，海内学士大夫翕然趋之，诚一代之宗。”亦指出了李梦阳文取先秦两汉、诗取汉魏盛唐的特点，并解释了李梦阳作为“一代之宗”的文学史地位。李开先为其做传称：“近见顾东桥所撰《国宝新编》总论，一时名流而以崆峒居最，黄初绝响，诗道中微，唐兴数子，大发厥机，一鸣惊人，千古为友，乃出诸知己之口而非意料之语也。责备者犹以为诗袭杜而过硬，文工句而太亢，当软靡之日未免矫枉之偏。而回积衰、脱俗套，则其首功也。……后学得其指授及私淑者抑又不可胜计。”这里肯定了李梦阳对力挽明代文风颓势并使之一变的巨大贡献，同时亦为李梦阳辩护，认为其复古思想中为人所诟病的弊端是矫枉过正的后遗症，是在改革道路上所无法避免的。
至清代，对李梦阳倡导的复古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俞汝言盛赞李梦阳诗歌创作道：“献吉五言古诗康乐后一人，七言近体少陵以后一人，七言绝句太白以后一人，惟五言近体少逊前贤，颇有才多之恨。”钱谦益则对李氏复古主张颇多不满：“夷考其实，平心而论之，由本朝之诗，溯而尚之，格律差殊，风调各别，标举兴会，舒写性情，其源流则一而已矣。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于聱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可谓好者美之，恶者批之，均有失偏颇。相较之下，四库馆臣对李梦阳的评价则尚属公允，其云：“（李梦阳）气节本震动一世。又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厥后摹拟剽贼，日就窠臼。论者追原本始，归狱梦阳，其受诟厉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攻心，矫枉过直。……平心而论，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谓武库至兵，利钝杂陈者也。”（《四库全书总目》）
光绪三十年（1905），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道：“自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文始一变。”指出李梦阳等变革文风之功。1933年，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评：“（李梦阳）起自穷边，而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盛气矜心，欲驾八家而上之；其文则故作聱牙，范经铸子，以艰深文其浅易。而熊迈之气，足以振啴缓；生撰之句，足以矫平熟；风气鼓荡，观听变异，所谓：‘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评价毁誉参半。
但总体而言，在20世纪初，学术界始终将李梦阳置于“前七子”中进行整体关照，对以其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多批判之声，对其文学创作大体持漠视态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出现对李梦阳进行的专门研究，以唐景绅的《关于李梦阳的生卒年代》（《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和陈志明的《李梦阳的为人及其文学事业述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为首发。中国学界对李梦阳等复古派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则以1982年章培恒翻译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一文为标志，此文原发表于1960年《立命馆文学》一八〇期，吉川幸次郎摆脱了对李梦阳等的文学创作评价不高的定式，肯定“由那样的改革热情所产生的他们的文学，乃是作为明代之特征的平民精神的表现之一”，从正面发掘李梦阳文学创作中顺应历史潮流的平民性特征。自此，对李梦阳的研究蔚然成风，其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李梦阳的生平及交游研究；②李梦阳的文学创作及版本刊刻研究；③李梦阳的学术思想研究。
21世纪之前，关于李梦阳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其生平及文集刊刻情况。如黄长椿《李梦阳年里考》（《江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梁临川《李梦阳中进士年份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梁临川《李梦阳的两篇佚文》（《文献》1992年第3期）、梁临川《李梦阳全集初刻本辨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王公望《李梦阳〈空同集〉人名笺证》（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1993—1996年共四期中）、王公望《李梦阳生平若干史实的考索辨误》（《社科纵横》1996年第3期）、王公望《李梦阳著作明代刻行述略》（《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3期）、王公望《李梦阳生平考辨二题》（《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等，主要是梁临川、王公望二公致力于李梦阳的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李梦阳诗学思想的研究。较早关注李梦阳诗论的研究有：赵建新的《李梦阳诗论述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注意到了李梦阳主张诗歌要“形于遇”、“因乎情”和“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章培恒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首肯了李梦阳论诗“尊情抑理”，并提出其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有着密切联系；汪正章的《李梦阳文学思想简论》（《兰州学刊》1990年第2期）则首次注意到了李梦阳诗论主“格”、“调”。其后又有黄果泉《李梦阳诗学思想的格调说》（《河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史小军《试论明代七子派的诗歌格调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专论“格调说”。自此，“格调说”、“真情说”成为李梦阳诗学思想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李梦阳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与细致。
进入21世纪，李梦阳研究开始多元化。研究李梦阳诗学思想的主要有：陈文新《“真诗在民间”——明代诗学对同一命题的多重阐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邓新跃《李梦阳的诗学辨体理论》（《社科纵横》2005年第3期）、李琳《李梦阳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杨海波《李梦阳文学思想本体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邓雅心《李梦阳复古理论中的“格调”与“真情”》（《丝绸之路》2009年第14期）和侯雅文《李梦阳的诗学与和同文化思想》（台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研究李梦阳诗歌创作的主要有：盛敏《李梦阳诗歌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杨海波《论李梦阳的咏陇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郝润华/邱旭《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对李梦阳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有：王公望《李梦阳与何景明》（《社科纵横》2001年第5期）、王公望《论〈中山狼传〉〈中山狼〉杂剧并非讽刺李梦阳——兼论〈中山狼传〉之作者及李梦阳同康海、王九思之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李清宇《明代中期文坛的“四变与六朝”——以黄省曾与李梦阳文学观念之异同为中心》（《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张金环《相似人格的不同哲学内涵——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对立的根源》（《齐鲁学刊》2006年第3期）、李树军《论李梦阳、何景明论争的文体学意义》（《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除此之外，郭平安的《李梦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对李梦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总体而言，近年来对李梦阳的个案研究日趋全面与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的研究鲜有跳脱出李梦阳个人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并将其纳入更为宏观的整个明代诗坛系统中去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明晰地反映李梦阳对明代诗坛发展的影响是如何产生与作用的，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廓清文学史迷雾的关键。
笔者认为，如果能摆脱单纯个案研究的束缚，拓展李梦阳研究的视域，把对李梦阳的研究纳入整个明代诗坛这个大的坐标系中，通过研究李梦阳纵向上对前人的继承、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横向上与同时期地域性诗坛的互动，尽量真实地反映明代诗坛发展的运动轨迹，探索发现明代诗学复古思潮发展与变异的内在原因和规律，则对确立李梦阳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研究明代诗歌发展，乃至中国诗史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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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李梦阳撰．《空同先生集》卷首．嘉靖十一年曹嘉刻本，三十一年朱睦
增修本．上海图书馆藏． - ［明］李开先著．路工辑校．《李崆峒传》．《李开先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60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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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译．《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文学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页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