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琳琅满目，唐代诗人流光溢彩。

生活在诗书传家的国度里，我们从小就得到唐诗的滋养，与唐代诗人有跨越千年的“神交”。自咿呀学语时，我就开始吟诵“春眠不觉晓”、“慈母手中线”，直到读大学、研究生，专攻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与唐诗有不解之缘。在一首诗中，我曾写道：

梦中我回到唐朝，

李、杜、白和星星点点的诗人都在，

他们谈笑风生，

根本不理睬

我和我的数码相机与笔记本电脑。

琵琶、葡萄酒温暖了边关冷月，

杨柳、风雨雪感动着长安灞桥；

李白的酒气清香高傲，

贾岛骑驴苦心推敲，

王维“走后门”考中了头名状元，

玄宗的爱情故事弥漫骊山、洒满蜀道；

女道士们最后出场，

她们笑着问我：

论诗酒风流，

谁人可比李冶、薛涛？

用诗的语言来描绘唐代诗人，可以这样“任性而为”，但如果用理性的语言来归纳唐代诗人的特点，分析唐代诗人趣闻背后所蕴含的意义，那就必须严谨求实了。

应该说，唐代诗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共性，就是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有狂放不羁的精神气质，有侠胆雄心。置身于大唐帝国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诗人们不甘落后，跃跃欲试，即使在奋斗中遭受到挫折，也表现为十足的狂傲、自信。在这方面，最出风头的是李白。李白爱功名，自言“遍干诸侯”、“心雄万夫”(《上韩荆州书》)；好饮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爱剑术，“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生性狂傲，“一醉累月轻王侯”(《将进酒》)；尽管他多次声言“功成身退”，但“身退”是以“功成”为条件的，内心里仍充满获取功名的热望。对这样一位诗仙酒徒狂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他给予礼遇和尊重，诗人任华甚至作诗羡慕说：“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杂言寄李白》)这说明唐代是个健康向上、张扬个性的社会。

描绘唐诗的盛况并不难，而要解释唐诗繁荣的原因，却要花费相当的工夫。无论有多少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众口一词的：唐代的进士考试、诗赋取士的制度，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佳作名篇，即可登科授官，由布衣平民跃升为公侯将相，这种诱惑实在难以抵御，使得大批读书人努力钻研诗艺、创作诗歌，久而久之演变为自觉自愿的主动行为，吟诗作赋蔚然成风。但是科举考试的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更兼有“场外功夫”、“意外因素”的介入，使考场上风云变幻五花八门，出现了一些大喜大悲、甚或是啼笑皆非的故事，展示了科场悲欢、宦海沉浮的景象。

诗人之间的赛诗赌唱、切磋品评，全民爱诗、朝野崇尚诗道的风习，也是唐诗繁荣的两个原因。唐人不惧怕竞争，喜欢在竞争中夺冠争魁，像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人酒楼赌唱，宋之问、沈佺期二人较量律诗，等等。正是在竞赛和考评中，产生了在唐诗中举足轻重的诗体——律诗。律诗有严格的格律限制，这种限制在诗人们看来，不仅不会妨碍他们的诗兴，反而更刺激了他们难中见巧的欲望，促使他们更加纯熟地驾驭技巧，思维也更富有发散性和逻辑性。因爱诗而竞诗，因竞诗而更爱诗，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全社会每个角落都飘荡着诗的气息。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出现了前代所罕见的诗歌“追星族”，他们都有心目中的偶像，并对偶像顶礼膜拜。例如有人崇拜李白，便改姓名为张碧，字太碧；有人崇拜白居易，就称姓名为黄居难，字乐地；有人崇拜贾岛，即对贾岛的铜像晨夕跪拜。就连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文身时也把诗歌刺在身上，堪称是“铁杆诗迷”。正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众多铁杆诗迷的呐喊与鼓噪声中，诗人们才情绪亢奋、各展绝技。

纵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唐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少禁忌的时期。单就诗人来说，可以举出两方面的证明：一是婚姻、爱情方面比较开放，一是言论方面十分自由。唐朝和汉代一样，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放(道学家因此便斥之为“烂汉脏唐”)，像唐玄宗，本人十分风流，也允许宫女风流——一个宫女寂寞难耐，夹诗战袍寻觅佳偶，玄宗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予以成全；又如柳氏，爱上诗人韩翃(hóng)，便说服丈夫准许她改嫁韩翃，一同资助韩翃科考成名；再如崔护，一首“人面桃花相映红”(《题都城南庄》)，传为千古佳话。用“情天欲海、风月无边”来形容唐代诗人的浪漫生活，当不为过。翻开唐代的文史书籍，谐谑诗屡见不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言论自由的事实。像唐太宗和大臣宴饮、射猎时，竟鼓动大臣们互嘲互戏为乐；诗人张元一写讽刺诗嘲笑武则天的侄子，沈佺期甚至编顺口溜矛头直指武则天，武则天却一笑了之，不予追究；伶人在宫中的演唱会上公然说唐中宗“怕老婆”，不但不被治罪，反而获得“搞笑奖”；妓女请白居易给她的女儿取名字，白居易竟“不怀好意”地取名为“皎皎”，暗讽妓女的女儿知其母不知其父。诸如此类的“喜笑怒骂、谐谑嘲讽”，可谓奇彩纷呈。在诗人言论自由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居易，他的两首长篇歌行《长恨歌》、《琵琶行》，一首写的是唐玄宗，一首是写自己贬官的愁闷，但恰是这两首诗，给白居易赢来莫大的名声：对《长恨歌》，社会上不责备其“不为尊者讳”，朝廷也不追究作者“诽谤先皇”罪；对《琵琶行》，人们不仅不责备作者“牢骚太盛”，反而同情“江州司马青衫湿”；甚至于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作悼诗总结他的成就时，概括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

穿行于唐代诗人队伍的行列中，我们还看到许多聪颖早慧、才思敏捷的诗人，像王勃、苏颋(tǐng)、刘晏、李泌、林杰、史青、柳公权，等等。仅以作诗的速度而言，三国时期曹植的七步诗传为佳话，而唐代的史青五步成诗，柳公权更是三步成章。记载“早慧”、“捷对”之类的故事，自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就专辟有篇目，所以我们整理唐代诗人的奇闻轶事，也有必要单独开设一个章节。

另外想说的一点是：唐代全民爱诗，三教九流都作诗，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像“生吞活剥”、“趁韵诗人”、“打油诗”等，应该说是唐诗中的“等外品”。五万五千余首唐诗，不可能都是精品；三千五百多位唐代诗人，也不可能都尽善尽美。本着“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也收录了一些三教九流的奇闻怪事，这样更能反映唐代诗人的全貌，显示唐诗是兼收并蓄、宽广浑厚的“深山大泽”。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分为八个章节，力求有点有面地反映唐代诗人的概貌。在材料的运用上，主要参考《旧唐书》、《新唐书》，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张忠纲先生主编的《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以及一些有关唐代的别史、野史、笔记、传记、纪事、传奇等等。个别地方可能与正史记载略有出入，但为了保留“趣闻轶事”的特征，也选录收取，以聊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