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慈铭生平事略
知人论世。要研究李慈铭，对他的生平事迹必先应有一较全面之了解。目前关于李慈铭的年谱有《李慈铭年谱》（陈仲瑜）和《李慈铭年谱简编》（刘再华），传记则已见前叙。总的来说，对李慈铭的生平事迹，应该可以作一个更详尽的描述。本章以李氏日记为基础，旁参有关资料，成此生平事略。
一 家世
李慈铭将自己可靠的家世上溯到六世。李家出于浙江上虞李墺，后迁到山阴赵墅，再由赵墅迁到西亭。这三个地方，都建有李氏宗祠，李慈铭在同治七年（1868）九月还就西亭宗祠的祭祀与族人协议，结果是以公田百亩质钱三千贯，于次年动工修建旧祠；以八十五亩属人管理，供春秋祀事，另有盈余，用以经商生息。盖此宗祠为李慈铭六世祖登瀛与另两房于康熙年间共同修建，时购二百亩公田以供祀事，后毁于太平天国战乱，故李慈铭有此倡议举动。
李登瀛，字俊升，因居处西亭郊有梅溪村，故号梅溪。幼孤贫，为诸生，旋弃之，游各省督抚，充当“绍兴师爷”，司章奏等事。后以直隶沧州金氏籍补河间府诸生，三试皆第一，学使武进杨大鹤学士奇赏之。沧州人力攻其冒籍，学使力持得免。旋举戊子（1708）顺天乡试，至壬辰（1712）成进士，时年五十七岁。当时李光地当国，方主张朱子之学，以牢笼天下之士。士之浮薄不学者遂群诋阳明，以逢时好。李登瀛素私淑王阳明，深恶时好，在廷试“朱陆异同论”中，力申阳明之说，遂抑置三甲。充武英殿纂修官，授内阁中书，分校《月令辑要》、《御选唐诗》两书。武英殿纂修旧属翰林，非进士与中书所得。李慈铭于此颇为疑惑，后于同治七年（1868）九月初五偶阅《程绵庄文集》中《安徽布政使陈德荣行状》云：“公成进士，观政京师。康熙时海内承平久，天子笃意右文，特隆校书之选，有诏命，取壬辰科进士充纂修，公得入武英殿”，[1]才知观政进士悉入校书为是科特典，一桩疑案涣然冰释。李登瀛之名，应列档中，但道光二年（1822）内阁失火，档册尽焚，是以据无可查。校书毕，李不请议叙而归。旋选授江西安仁县知县，入都引见，康熙面谕曰：“汝由内廷出宰，须为好官。”雍正元年（1723），充江西乡试同考官，旋兼摄万年，署鄱阳。以与上官龃龉，遂得罪去。任县宰时，不携一家人，不置一宾客，力锄豪强，扶贫弱，尤恤寒士。但与布政司参议李兰、按察使积善忤，后以事被劾，谪戍永平卫，卒于戍所，终年七十五岁。李登瀛四十丧偶，有一子一女，遂不复娶，终身不置妾。在做幕僚时，平心折狱，所平反者甚众。佐粤幕时，曾强请当事焚耿、郑之变株连者名籍，免者数千家，尝言吾多阴德，子孙必盛云云。李登瀛交游遍海内，作诗至数千首，但他不善声扬，而死时得旨赦归，不得复官，于是留下遗言：若身不复官，则不请人写墓志，他的生平事迹于是多阙。
李登瀛有一子，名杜，字端木，国子生，雍正中考授州同知，是曰横州府君，以居西亭外之横河也。李杜有子八人，现有记载的是李熙、李建烈、李煦，皆举人。李熙，为长子，字文孟，国子生，是曰芜园府君，为李慈铭之高祖父。李杜有孙二十四人，其中李策堂，字肯如，是曰构亭府君，为李慈铭之曾祖。另有李筠，字礼如。李策堂与李筠皆为举人，李筠官陕西洛川县、四川铜梁县知县。再下一代四十七人，出过一个举人：李钊，字辉远，官左翼宗学教习。兄弟辈另有李钦，字敬之，诸生，为李慈铭之祖父。李钰，字蕴山，官州同知，为李慈铭之本生祖父。李钦无子息，李钰将自己的儿子李泰过继给李钦为子。李慈铭的父执辈共八十余人，兄弟辈一百二十余人，李慈铭排行第五十五。[2]
李慈铭之母，倪姓，会稽陆家埭人，为李氏祖母倪氏侄女，生于嘉庆十年（1805）正月十一日，二十岁结婚，时当道光四年（1824）。道光九年（1829）生长子李慈铭，道光十一年（1831）生次子李恭铭，道光十四年（1834）生三子李楙，道光十六年（1836）生大女，道光十九年（1839）生次女，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三女，道光二十五年（1845）生幼子李惠铭。共育四子三女。她一生操劳，于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日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二 早中秀才 屡赴乡试（1830～1858）
李慈铭之祖父李钦早逝，祖母膝下无孙，所以期望甚殷。李慈铭出生前夕，其祖母梦重门洞启，堂上列炬，数十衣冠者肩相比，状若迎客。须臾，报客至。原来是一五十许的妇人，貌甚庄严，着水田衣，执麈拂，行至中堂李慈铭母之寝门。祖母忽地惊醒，时李慈铭父已在叩门，报胎已发。祖母以为妇人投胎，定是女孩，遂恶之。待到小孩降生，啼声如钟，遂大喜，以为是虔信观音二十年之善报，于是钟爱之甚，期望日切。[3]
李慈铭年幼时身体不佳，七岁犹不能行，[4]但聪慧过人，有读书天才。六岁时识字一千，七岁上学读唐诗，十一岁开笔学作文。他青少年时屡经家中变故：十四岁时，祖母久病，病中令慈铭娶马氏成婚。成礼之日，祖母撒手人寰。三年后的七月十五日，李父因病暴卒。李慈铭十九岁赴县试，不遇。二十岁，赴府试，呕血，即缴卷出。该年接着参加院试，以试卷为邻舍生所污，仅取佾生。次年应乡试，榜发不售。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他二十二岁，应院试，先试古学，得第二；再试正场，得第三。补县学生员。次年应科试，得补廪生。督学者为吴锺骏，对他评价很高。[5]张仲礼曾采太平天国后无锡、金匮地方80个生员的自传为材料，计算出当时考中秀才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考中举人和进士的平均年龄分别为三十岁和三十五岁。[6]从此看来，李慈铭的科举之路似乎通畅光明。
但接下来，他的科举之路开始蹇塞。咸丰二年（1852），李慈铭赴杭省试，不售。咸丰五年（1855），试作制艺多篇，极为自得，如六月作《闵子侍侧》，文后自记云：“成此不及炊许，文不加点，纯是一片天机凑泊而成。”[7]八月至杭参加乡试。事后旁人评价甚高，但九月发榜时又不售。咸丰八年（1858），李慈铭于重病几月后，振作精神，再次乡试。初九日首艺题为“子曰苟志于仁矣”一节，他于此颇有创见，“密咏恬吟，颇油然有得于心”[8]。十五日考策问五道、问经学、问《史记》舛误、问历代田政、问历代兵制、问历代杂税，皆“信笔直书，每条皆切实对之，通五策不过三四事稍含糊耳。至晚脱稿，洋洋洒洒五千余言，颇自负平生读书之功也”[9]。十一月中旬发榜，结果山阴、会稽十九人榜上有名，李慈铭又落选。友人前往劝慰，周星誉作书慰藉，且劝他捐纳以赀郎自效。李慈铭感激涕零，决心走捐官之路。他家中本有田亩若干，在其母主持下，于十二月卖田三十亩余，得银八百七十五两。应该说，这个家庭为李慈铭付出了不少。当然，此与李慈铭年少聪慧、能文能诗有相当的关系，因此，旁人及他自己不能不对他的学而优则仕抱相当的信心：他与几位友人结文社，其文名早已远播越山吴地。咸丰三年（1853）秋七月，李氏与孙子九、周叔云、周季贶、周息鸥、王平子等十五人共结言社，每人先捐一番金，每月捐钱二百，推孙子九为社长，每年秋冬两大会，社长拈诗文题。加入言社者，除本地人外，尚有青田、上虞、萧山及江苏阳湖等地人氏。[10]但此社似乎活动未久，又结益社，其事当在咸丰四年（1854）四月左右，但此段日记，已为李本人于后来涂抹，难以分辨，唯眉上有语云：“此段记结益社事。其时周蜮病狂丧心，与杭之轻薄士蒋坦某者游，遂顾合江浙噉名恶客百余人，结大社于西湖，先刻条约及姓氏，遍达三吴。来请予为监社。予颇恶其事，屡谢不得，此处尚有自媿謏闻动众，且性落莫，不妄交游，恐蹈标榜门户之习，逊谢之等语，字迹隐隐可辨也。自叹见机非不早，而姑息养奸，不能决绝，遂为鬼蜮所陷，可痛也夫！”[11]不过是事后辩解之言。观咸丰十一年（1862）二月十三日日记中之《叔子读书图记》，可知该社当时有一定声势，李氏亦颇以此自傲也。文云：
时天下初乱，浙东西尚帖无事，周子因得躬耕养亲，益奋发读书，务为有用之学，思所以济艰难致太平者。季子年少气豪甚，视一世无可当意，独师事其兄友。其兄之友而同郡若孙子垓、王子星諴、周子光祖、陈子寿祺、孙子廷璋、徐子处复、陈子润等，咸矫首厉翼，以昌明绝学为己任，于是有言社之举，推周子主盟，从而和者数十人，皆都邑之望。盖有负重名而不得入者，有势位赫赫自命乡老求一与会而不获者。未几，江南北浙西，争以所业来贽，书币车马，日萃于越，越必主芝村，于是有益社之广，好事者定为益社六子、续六子、后六子，广六子之目，而芝村之名胫千里矣。[12]
《世载堂杂忆·言社五星》云：
会稽周畇叔星誉，以道光庚戌翰林，回籍家居，文章学问，名重一时。与其兄涑人星謇，弟季贶星诒，同创言社。隶社籍者，有王平子星諴、李莼客星谟，时号“五星”。犹南宋“永嘉四灵”，咸以“灵”名。
是时畇叔以翰林告假回籍，莼客等尚诸生耳，依附言社，更名列星，字从言旁，其倾向可知也。[13]
文社限于经济、交通、时间等种种条件，限于每年两集。如咸丰四年（1854）三月廿七日在洲山吴园社会，社长孙子九出题，文题为“拟明故相胶州高公祠堂碑记”，诗题为“姚宫保启圣象鼓歌”，到会者有周星誉、丁韵琴、周雪鸥、寄凡、杨渔苹等人。[14]更有意思的，是有些社友从未于文学活动中见面，倒是日后在生活中相遇，如李慈铭日后上京捐赀，在嘉定见社友许棫、沈寄帆。这也算是结社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三 北上捐赀 沉浮都城（1859～1865）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底，李慈铭偕周星誉、星诒兄弟等北上京城，捐纳为官。到上海，同伴带他游历了妓院，打开了他生活中的另一扇窗口。在家乡时他从不屑于此事，但一进兰春堂，便为妓女迷住，上演了生离死别的一幕。一路上，先是在运河上乘船，后来乘车，行旅之余，复事游览。对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李慈铭，这不啻为一次开阔眼界的旅行，尤其是见识了北地黄尘涨天的景象，这为他写诗吟咏明秀江南增加了变调。路上，他还见识到了太平军和捻军战乱后的惨况，并由于警耗，稍稍耽搁了几日。不过，五月十七日终于入都，历时两月余的旅程还算顺利。
到了北京，即忙正事。李慈铭为一乡间文士，对官场中的花样丝毫不知，且十分相信交谊多年的周氏兄弟，于是，一场深深影响他一辈子仕途与心理的大事随之发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云：“周畇叔以越缦学问才调沉沦可惜，劝其纳赀为宦。越缦乃售出田产，决意捐纳。时季贶亦纳赀，以同知分发福建。李则愿捐京官，指捐郎中。越缦捐官之款，交季贶带京办理。季贶抵京，部中书吏告周曰：查福建省同知，如加捐小花样，即可补缺。但所携款不敷，乃移挪越缦捐郎中款，将原捐‘不论单双月’者，为李仅捐‘双月’。”[15]这种被欺瞒的行径，初未为李氏所知。李先向上海丝茶局报捐太常寺博士，缴纳实银一百廿九两。后又改向福建捐局，照福建票本例，报捐郎中。郎中底价原为九千五百三十一两，该年正好是捐纳新增的一年，《清史稿·选举志》云：（咸丰）“九年，复推广捐例。时军兴饷绌，捐例繁多，无复限制，仕途芜杂日益甚。”“时由则京捐局，外则甘捐、皖捐、黔捐，设局遍各行省。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16]
此时捐官，照原价打折一般在三成左右[17]，捐官之官价非常低廉。但捐的人一多，势必无法人人实授，于是中间的名堂日渐增多，总之是多交钱胜于少交钱，“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18]。周星诒为自己加捐花样，挪移了李慈铭款项，并少捐了李的花样。这样，李侘傺京城，困顿他乡，便成定局。
自入都捐官到发现为人蒙骗，再到同治二年（1863）五月入户部为郎，李慈铭在京以身份未明者沉浮四年。这四年间，家事国事，皆无以堪。先是咸丰十年（1860）三月间杭州失于太平军手，李慈铭挂念家乡，愁肠百结，再加己之捐赀乃家人资助，更有自愧之情：“细弱全家累，辛勤仰母慈。梦中怜病弟，乱里念孤儿。多难惊心惯，穷居得信迟。侧身无处所，流涕太平时。”（《闻故园近日消息伤乱忧家杂成》之五）[19]他还论绍兴形势，“重湖复江，非四战之地，自来争王定霸，固非所屑，即小寇豕突，亦非所急，故兵戈罕及”。但他仍生平第一次希望自己带兵从戎，扼守萧山西兴，“必能保御乡土，使贼不得近江岸一步”[20]。他不知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于二月廿七攻破杭城，行的是“围魏救赵”之计，目的是调动清军在金陵的主力，最终二破江南大营，击破太平天国京城边上的围困。所以李秀成在占领杭城几天后，于三月初二夜，就主动撤离杭州，飘然远去，回师皖南，集结兵力，以图再战。[21]在太平军离浙后，李慈铭对浙江的庸懦官吏仍然切齿痛恨，口诛笔伐。接着，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一场被围困的战事：该年六月，英、法军一万七千余人，加上军舰、运输船等，抵北塘海外，前来寻衅。六月三十日，李氏日记云：“海氛甚恶矣。”“比来军警日至，枢府深秘不泄，朝官无知其事者，故民间谣言纷起，益滋震惊。海夷之事，一切战守区画，隐讳尤甚。以宰相备戎，事体郑重，而外间不知其所统何兵，所守何地，亦古来未有者也。”[22]但他到七月二日还对这场战争表示乐观，似乎对英国人的底细十分了解。实则僧格林沁五日就退出大沽炮台，到七月十一日：“闻夷人突入天津据之。僧王移疾乞假，文俊、宽惠等俱为英人质留，朝命严兵备通州而已。闻浙之临安等县尽失，杭城四面受围，江苏之上海垂破，常熟之兵亦败。南北事坏至此，惟恨多我此生耳。”[23]二十五日，已闻皇帝有逃往热河之意矣。八月初七，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大战于八里桥，惨败。消息当日传到京城，都人大骇。第二天，咸丰逃往热河，人心大震。李慈铭作为一个未入官署的书生，自然只有坐守围城。围城中物价飞涨，到初十，蔬菜渐绝。二十三日，夷人踞海淀，烧圆明园，“夜火达旦烛天”。“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复奸民乘之，攘敛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24]。九月六日日记：“自昨日西直门外火，迄今不灭。”[25]盖侵略者焚圆明园及万寿山、玉泉山等地也。十一日恭王与额尔金换和约。九月十五日，批准中英、中法北京和约，但李慈铭知此，已在二十二日。英军二十六日退出北京。李慈铭则在二十八日的日记中道：“闻夷人尽退出都城。盖法人及俄、米两国人已早去，今日英人亦退，都人始得安枕矣。”[26]
在一月余的围城之中，李氏的生活究竟如何？一天他与朋友到山会邑馆，指示老友王孟调去年客死处，人说：焉知非福！一语使李慈铭欷歔不止。[27]八月廿一日，他竟和友人一起出外听戏。当然，大多数时间还是躲在寓所中看书，与邻舍友人闲谈。围城之初，约十日，晨睡午起，夜必痛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围城生活可以说是李慈铭四年沉浮京城的缩影。这时，他的时间相当一部分花在学术生活及文学创作上。他读书甚多，但是似乎无甚条理，而且他于咸丰十年正月十三日买得《说文段注》，“比年觅此，今日始得，可喜也”[28]，却成为被后代学人讪笑的一个把柄[29]。这段时期，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旺盛。因国事蜩螗，想念家人，所作诗文如《越中灯词十绝句庚申客都中作》、《京邸寒夜与仲弟书》、《正月五日致故园诸兄弟书》等，或老成沉郁，或清新可诵，洵为佳作。也有相当多的时间，他和友人一起去看戏、招郎、访妓，盖为平民，无须遵守官员规章也。如咸丰九年（1859）十月二十至二十四日每天都上戏园观剧，偶尔也做评论。访妓极少，但也曾被妓女的米汤灌昏，如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二日日记云：“佩娘名最北里，予于正月间饮秀娘家，窥见之，风姿秀出，清艳照群。颇形爱慕。昨特过访留饮，明筵初觌，语笑无多。而镜侧灯隈，时承眄睐；兜鞋举钏，微示殷勤。酒散，贽以缠头，固却不受。临行私订宵分再来，予笑颔而出。今日绿椾甫去，碧幰遽来，眼波乍驯，眉语渐狎，巾承粉屑，杯接脂香。席次语予曰：君姓太著，妾不能分别其人，以后见召，请以君字为信。佩娘遽曰：若辈尚不屑以真姓自通，肯以名字劵人耶？姊此言取客嗔耳。乃低首久之，曰：然则去君姓之木字，仅留子字，使妾得持为凭，可乎？予笑曰：名字得蒙记录，已为万幸，敢自惜耶？”[30]好在月余便发觉真相，不再迷恋。期间参加友人宴饮亦不在少，座中多召歌郎侑樽。此在以后的生活中更为常见，不赘。
此间，发生过以后岁月中几乎不见的感情波澜。原来李氏的姑母中，长姑嫁到薛家，另一个嫁给马姓。嫁给马姓的姑母，产后三月患病死去，生下的马家孤女为李慈铭的祖母抱回到家抚养。等到李慈铭生时，那马氏孤女已经五岁。在李慈铭出生一个多月后，薛家姑母于道光十年（1830）二月生了一女，唤作珠婴。珠婴与李慈铭年岁相仿，小时常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李慈铭日后在《外妹薛宜人权厝志》回忆起那时的美好景象，在《萝庵游赏小志》和早期诗作中也屡次提到。李十四岁时，为了冲喜，家长做主，将马姓孤女配给了李慈铭，而薛姓姑娘，则与他天地永隔。五年后，薛珠婴嫁给了张存斋。内外别嫌，再不相见。咸丰二年（1852）九月，薛珠婴病死，芳龄二十三岁。自此李氏多有悼亡想念之作，而篇幅最大的，则作于咸丰十年（1860）七月十三日。当时见友人在写乐府，“予以近日之梦忽忽有感，亦填《秋梦》一出。平生不弹此调，勉强效颦，客中又无曲谱，即《牡丹亭·寻梦》剧依样填之”[31]。《秋梦》开头则借剧中男主角之口道出创作动机：“小生莫峤，江南人也。自客京师，已逾一载。洎闻寇警，久绝家书。游子难归，十二时思亲肠断；故园何在，三千里作客神伤。才高有穷鸟之悲，金尽作枯鱼之泣。日下秋风又起，病体未瘳，遥念栗里亲朋，瀼溪弟妹，是谁驱迫，致此分离。”[32]句句无不可视为夫子自道。
在京期间，李慈铭有缘结识两位公卿。这不仅提高了李氏的声誉，更使他有机会一窥高层政治内幕，甚至企望一展身手。刘成禺说李氏见知于潘祖荫是由于周星誉之揄扬[33]，咸丰九年（1859）十月初二日记云乃陈珊士称之于潘伯寅学士之故[34]，抑或是李与周后来交恶故讳言。《世载堂杂忆》说周“又推荐于商城周祖培之门”[35]，亦应有理，盖日后一段政治公案，李氏让周星誉去向周氏建议也。
李氏为一文人，虽为官员，实长久在户部为闲差。日后为御史，于政治大事，实未参与。回顾其一生，他与政治最近时，倒在这沉浮京师的四年间，即辛酉政变时期也。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死前授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揽朝政。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等密谋，试图垂帘听政。李氏日记八月初四日云：“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予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益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36]此时在京官员与热河行宫有密札沟通[37]，但主其事的恭王于八月初一到达热河，八月初七离开，八月十一日抵京。李慈铭此文作于恭王在热河期间，足见当时政见之分歧。日记中之“当国”，应是周祖培。《清史稿》卷三百九十贾桢本传载贾氏偕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沈兆霖、赵光上疏，建议垂帘听政，并称引历朝皇太后相似事：“伏查汉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晋康献褚皇后，辽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至如宋之章献刘皇后，有今世任姒之称，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明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妃，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惟时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抉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38]疏中称历朝太后临朝事，应是袭用李之成果。但此疏上，已在九月廿九日矣。而九月十四日，已有御史董元醇奏皇太后垂帘一书到达热河，为载垣等所痛驳。李氏于十月一日日记云：“垂帘之事，予曾撰《临朝备考录》一卷，采择汉代以来可为法者，而痛论近日之事势，有不得不行者于后，属叔子以贻商城，怂恿上之。商城亦心动，嗣董御史疏先上，被诘责，商城遂噤不敢复言。及銮辂还都，恭邸迎谒道次，侦知两宫意，行至朝日坛，阁部诸臣出迎，恭邸风示之，黄县等遂具公疏上，而胜帅疏亦适至云。”[39]由此两事可见，垂帘听政虽为清朝祖制所无，但当主小国危之时，必有两歧之见，盖一方已有定见之时，另一方只有拼力一赌以冀奇福者。李慈铭日记八月十六日论云：
窃谓垂帘之事，国家所戒，然必主器有长君，否则负扆有元老，若内仅在疢之藐孤，外无总己之良辅，京师孤弱，海内纷崩，狂寇在近郊，强虏居辇下，乃犹拘守文之成说，避称制之嫌名，嗣主深居于禁中，诸臣秉笔于枢府，宫廷隔绝，上下相疑，使非舍经用权，因时变法，假中宫之位号，收人主之威权，召见百官，号令四海，则萧墙之害，不可胜言；社稷之忧，有难臆计。顾举行此事，诚异寻常，首发是谋，尤非轻易。自必盈廷共议，群辟佥名，宰执面启于前，台谏力争于后，连章总进，伏阙相持，谋既佥同，事庶有济，董君不谙事体，泛及指陈，孑尔小臣，贸然尝试，责以非分，岂曰无辞。独是孺子何知，朝廷多故，虽圣德有夙成之誉，生知诚间出之祥，终未有以甫解语言，乍胜保抱，即能披寻封事，周览除书。以此为欺，夫谁见信。况宫闱万里，指使多人，岂得据夫方寸之印文，决为九重之手定。至云所派八人，自有深意，则大行顾命，仓卒施行，审择所由，臣民未谕，此之答诏，非出他人，直是藉地自矜，援朋互救，假朝旨以蔽贤路，冒遗命以固政权。虽假王言，实由私意，宜其力箝异议，阴肆猜心矣。
朝廷之体，须因时制宜。当今主少国疑，一切之政，宜以得人心为本，不当因循旧制，墨守成法。国朝命令出入，皆枢长受旨，枢属代言。乾隆以后，堂廉过高，臣工过贱，纶
之内，挟雷霆之威，爵赏之中，寓鞭棰之辱，入告之辞稍戆，则云非所宜言，表进之式稍殊，则云有乖体制，相沿成习，视为固然。古来优旨异数，不可复见，然以施之今日，窃谓非宜。人君即位之初，例存谦抑，况为少主，尤宜降节为恭，卑躬修敬，礼大臣以资师道，崇方镇以宠成劳。亲王之长，隆以不名不拜之仪；文学之儒，简为侍读侍讲之职（此为汉之华光殿侍讲，宋之崇政殿说书之职，非今之翰林院讲读）。庶使耳目改观，中外属望。今中书堂内，皆坐将军，侍郎省中，尽供伏猎，著作既体中不达，郎官复列宿笑人，胸无古今，目迷日月，不能建议更张，协和上下，良可叹也。
国朝即位改元，向由大学士及军机大臣各拟数号呈进，天子择而用之。今兹未告即位，先议改元，已为奇事，而元号又用祺祥二字，无论文义不顺，且祺字古无用者，祥字惟宋少帝祥兴用之（真宗号大中祥符则四字）。嗣子幼冲，自不知所检择，而廷臣亦无有言者，岂真国威所劫欤？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40]
此后政变成功：九月廿九日，两宫皇太后与新皇帝回北京。第二天，拿问肃顺等三人，另五名赞襄政务大臣革职。随后杀旧人、立新帝、擢官、垂帘，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李慈铭于两宫回京之日患重病，四十余日后始起，连每日必记的日记都因病而辍。李后来之东翁周祖培，在忙一系列事情，如奏谓已拟“祺祥”之年号未协请改为“同治”（李氏谓其为“平生第一相业”[41]），办理平安峪帝陵工程[42]，会议前吏部尚书陈孚恩其罪[43]，与贾桢等同为《大行皇帝实录》总裁官[44]。总而言之周氏没有进入权力中心，李慈铭因而也未能附骥尾。
不过，即使周祖培获重用，为西宾的李慈铭果能一步登天与否也未可轻言。盖李氏究为一文士，翻检前朝故事，古为今用，为今日提供一炮弹，固有本领，但其纵横捭阖、收发自如之政治能力，则阙如也。如该年十月初一，已见处分赞襄王大臣诏旨，让大臣进新政疏，李氏此时见潘祖荫，潘让其代为起草疏稿，李竟建议潘氏承上年请斩怡王等三人后，“转宽三人罪，以存国体”。怡王者谁？乃载垣，咸丰去世前顾命托付大臣之第一人也。此时不快刀斩乱麻，夫复何待？潘氏自不能从。而李慈铭为此事“伤气不快”，“旧疾复动”[45]。
同治即位后十二日补行巨典，李慈铭曾予讥弹。八月十六日日记云：“窃按天子崩，太子于柩前即位，古今不易之礼，国不可一日无君也。未有大行在殡，旷位几三月，始行践阼之礼者。夫天子所至为家，君所在即位所在，非特木兰行阙密迩郊畿，即远在万里之外，受终正位，亦无敢有异议者。方今冲人在上，诸大臣皆不识一字，大行崩逝之次日，即奉嗣子下诏，称上谕，称朕，称皇后为皇太后。夫既未即位，犹太子也。《春秋》之法：未踰年尚称子，况以六龄之幼孤，未履九五之尊位，则诏何自出？名何自尊？此真贻笑万古矣！”[46]萧一山《清代通史》评云：“李氏固不知即位与补行巨典，清累代皆行之”，如康熙、雍正，“何得谓不识一字，贻笑万古乎？因慈铭为周祖培家西宾，是皆发动垂帘之人，故不免好作苛论耳。”[47]萧氏谓清大典当然不错，但李氏此时尚未为周祖培之西宾。李氏自咸丰九年至京，一直无以生计，偶尔为人捉刀，然究未能倚以生活，估计此时尚为家中所供养，所以有多次循绍兴师爷故规入幕之想，但最后皆力辞之。他为周祖培家西宾的日子，《日记》中有确切记载：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四：“商城周允臣（文俞）比部来，致其尊人相国意，延予课其弟二人。”[48]初九日：“午后赴商城之招，草草具酒数口而已。学徒二人，周文龠为商城第五子，恩赐举人，年二十二；文令为第六子，年十四。具衣冠出拜。”[49]是时距李氏作《临朝备考录》已半年余。此时他已对周氏兄弟心存疑虑，但未觅到确证也。在他沉浮北京期间，周星诒与李慈铭之从妹议亲，旋定婚，并于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十二日离京至闽赴任。其兄周星誉与李慈铭同赁一屋，在咸丰十一年（1861）冬季李氏重病期间，周星誉亦去照料。当时李氏“举体沉惙，百苦交作，孤灯黯然，亲庭万里，客中止一蹇仆，转侧无人，药饵俱绝。天之厄我，至此极矣”[50]。那一晚周星誉服侍多方，次日，又为之延医诊视。然在上个月的十九日，李慈铭得家书，收到二十两银子，书中并言上一年母以三百金托周星诒寄京，而李慈铭根本未曾收到。那一天他真如霹雳击顶，马上写信去福建询问。过了好几个月，真相大明，给他的打击巨大。李慈铭与周氏兄弟为友多年，其中周星诒更是以侠义自命，与他意气相投，以前日记中每两三页必出现周氏兄弟名，如今竟被视为挚友之人骗去钱财，且蒙混多年，致使他在京城“浮湛饿隶，不能自拔”，不禁“益愤咤痛苦”[51]，连写作几年的日记都停下了。
周星诒骗李慈铭钱财事，在晚清士林中可谓著名。《世载堂杂忆》谓：
季贶抵福建，即补汀州本缺，托傅节子入京引见之便，带还李款。傅见李作诗辱骂季贶，且逢人讪诅，丑不入耳，乃匿款不交。问李曰：“如季贶全款奉还，尚存友谊否？”李曰：“虽本息加倍，亦不为友。”傅遂决不代还。[52]
此说无旁证，但揆之事理，亦不甚确，至少这里说周氏甫去福建即拟还款，事实是周氏去闽就官后两年未有只言片语，如果不是李氏家书，周星诒骗金之事尚未败露。所以周星诒之外孙冒广生曾云：“闻之外祖季贶，谓越缦骂我，应该，可谓以德报怨。骂畇叔，则太负心，不免有以怨报德之诮矣。”[53]冒广生之子舒諲亦云：“凭良心讲，周星诒拿了朋友鬻田之资，不给朋友办事，反替自己兄弟捐班，是为不义，难怪李慈铭对之痛恨入骨。”[54]此事对李慈铭的心理影响甚巨，其关键在于原先对朋友的信任、对友谊的依靠，经此全盘崩溃。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九日，周星誉等人设宴，李前往之，借故发怒，诃斥陪酒之人。在该日日记中，他自谓“平生不喜骂座，履舄之宴，尤恐失欢。近日以胸中愤塞，顿生芒角。打鸭驱鸦，殊可笑也”[55]。这天发怒，应是针对周星诒。日后他常使酒任气，任意苛评文士，周星诒骗金一事之影响不可等闲视之。此时李氏三十左右，刚刚开始体会人世间之复杂。如此大事，必动摇他年轻时之素所信仰，并对他日后之生活留下种种印痕。
知悉被友人骗后，李慈铭的情绪下降到了一生的最低点。同治元年（1862）五月得去年八月家书，言将避兵祸于柯山。太平军于上年九月廿九日攻破绍兴，李家故居被焚，但家人无恙。该年六月，都中大疫，李慈铭日日徘徊于生死边缘。七月，得上疫病。好不容易痊愈，又得“脑漏”，“髓血迸流，奄惙待尽”[56]。此时他为周祖培家西宾，犹著《穷愁录》一册，盖以代日记也。八月十二日，陈珊士为传递家书，方知家中安度战乱，于是惊魂稍定，思理故业，于九月初一始重作日记，一边继续当家庭教师，一边亦重新考虑捐赀为郎事。到同治二年（1863）二月，托人问明须补交部银近二百两。他想尽办法，四出借贷，有一新结交朋友知悉后慷慨捐助五十两，终于凑足银两交付。该年五月，获得官员正式身份，初五日吏部掣签，李慈铭分到户部，从此开始了他的闲曹生涯。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二十六日，李慈铭租住北京的家贴上了一幅墨迹未干的春联：“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署户曹郎。”几个月前的五月十五日，他一早来到户部，见了尚书宝鋆、罗惇衍，左侍郎皂保、沈桂芬，右侍郎崇纶、董恂，唯管户部的大学士倭仁未见。户部有十四司，李慈铭被分在广西司行走[57]。“广西司兼稽本省矿政厂税，及京省钱法，内仓出纳。”[58]李慈铭捐户部郎中，司务厅派他的工作是稽核堂印。
李慈铭对做官上班毫无兴致。五月十五，即他到署中报到见官的第一天，就在日记中发牢骚说：“行年三十五矣，黄鹄不举，来与诸牛作缘，可笑也。”回家坐在车上，道路坎坷不平，颠仆殊甚，他的感受是：“何事烦人，自作此孽！”[59]盖用“自作孽，不可活”之义也。十七日分到广西司，他中午至署，“先拜广东司诸同官，次访广西司。受谒标簿毕，即出”[60]。在办公场所根本就待不住。六月三日接到分配工作，次日就到司务厅向堂官要求辞差。不得，又写信托朋友帮忙辞差。那天他回到住处，饭后与东家大学士周祖培谈到辞差事，大被嗤笑。此时的李慈铭非常恼怒，“得署中司务厅知会，予派稽核堂印，向例满汉各八员，须日日进署。生最畏暑，近日炎歊尤酷，支离病甚，又无一钱可名，乃正用此时持事来，殆非人力所致者也”[61]。但他心里也明白周祖培说得没错。周的评语“能读书而不能作官，尤切予病”[62]。初六日赴署上班，稽核堂印。“诸吏以次执本对唱，予据牍听之，计画七十余本，画诺封戳而回”[63]。此后十二日入署一回，十六日即告假十日。他不仅厌倦公事，对同事亦报以白眼：“七月十五入署晤本司主事王寿卿、顾敦义，皆苞苴龌龊之尤者。生与此辈相对，咄咄怪事。”[64]从八月份起，便鲜见他上班的记载。十一月初二的日记云：“以予自论之，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时，或明日有小事必须出门，先日方寸即觉兀臬；今年到官后，更畏派差使，比虽四月不入署，然自惴惴恐书吏送知会来。”[65]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十七日云：“午入署，坐于陕西司堂，不至此者一年余矣。”有同事持生字问他音义，“其人盖进士也，言次夸予楷法，云特持扇索书。李生即脚间都能夹笔，亦不能为此辈役耳。予之不肯诣曹，大率为此”[66]。部里派他差，他总是尽量推托。如该年五月派他到地坛陪祀，他马上托人到署中告病，却去访客、听戏、宴饮去了。次年二月十六，被派到关帝庙陪祀，月冷风严，独倚庭庑，此苦差事，资深者不为也。李慈铭自以为是“朝不坐宴不与之人，伛偻庙廷，亦非神明所能鉴及。故去年三与此事，均托故不行。昨冬有事，圜丘以陪祀人希，为台官弹劾。朝旨申饬，令自此从严参治。今不得已强行，免罪而已。自惟偃仰泥涂，牙吽尻肩，与侏儒为伍。李生人材虽未若髯之绝伦超群，要亦《英雄记》中所不容见没者也。壮缪有知，必当窃叹！”[67]厌倦闲官生涯的同时，竟也透出一股不常见的豪气。
他的为官生活琐碎无聊，不过，他在这一段生活中的政治事件仍可略加述说。这些事跟他的户部身份几乎无关，倒是由于他曾任大学士周祖培家的西宾。他于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日辞馆，但因无处可去，仍住在东翁家中。三月初五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劾恭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次日李氏日记云：“编修蔡寿祺疏劾议政王揽权纳贿。议政王欲逮问之。两宫怒甚，垂泪谕诸公，以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公莫敢对。太后屡谕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商城顿首言：‘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太后曰：‘若然，何用汝曹为？异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商城又言：‘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且言‘请与倭仁共治之’。太后始命退，诸公流汗沾衣。外间藉藉皆言有异处分矣。”[68]六日，周祖培找李慈铭谈恭亲王事，以皇太后朱谕见示，有“妄自尊大，目无君上”之语，诵之悸然。初八夜周又找李夜谈。九日，两宫皇太后又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延栋、王发桂等人，谕曰恭王必不可复用。诸臣至内阁商议，军机大臣文祥述昨日面奉皇太后懿旨，复用恭王，但要外廷议决共请。两歧之旨，使得众臣莫名其妙。此二日押班领见者均钟郡王奕詥，乃各引王为证。王言：“固皆闻之。”“诸公相顾色然，不成议而退。”李氏在日记中记载下此事后，议论道：“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旧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藉大臣，以镇象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劫，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朝臣，审求廷辨，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而
者，方且阿旨依违，私心窥测，惟求保位，谁复忧公？至令任姒之贤，丝纶之重，随人改易，无所适从。乃犹归过君亲，以为寡断，是可流涕者矣。”[69]萧一山言：李氏之评，“可谓中肯。盖恭王之罢绌，乃基于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特藉蔡疏以发耳。慈禧有必欲去之之心，故自撰谕旨，但以亲王疏陈，大臣谏议，又怵于外交之必需奕维持，故又踌躇莫定，遂有两歧之言也”[70]。李慈铭又谓蔡寿祺“久滞词曹，素无士行，行险侥幸，小人之尤耳”[71]。此语或可代表当时人对蔡的一般看法。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国事中，李慈铭的看法异常中肯。他跟周祖培对谈时应该也表露了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态度。综观起来，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难得。我们从此是否可以揣测，如果让他早日得以青云直上，发挥参谋咨询的功用，他的一生可能作出更多的贡献？
李慈铭的经济生活，在这三年多中经历了一个由窘转裕的过程。他刚捐官时，由于借了许多银子补交捐资，窘迫异常，常靠借贷度日。如有一天去吊丧，须借钱，但不得一文，还是仆人五福借他六千钱。[72]不过，约半年后，到十月份，他就觉得宿债稍轻，毕竟有了几项收入：其一、养廉银。本来由捐纳出身，分发各部院的小京官，在三年学习期满前是没有这项收入的，所谓“定制：部曹学习诸员皆无俸，惟户部给养廉银”[73]。但是养廉银确实微薄，同治三年（1864）全年不过八两八钱。其二、印结银。这是李慈铭赖以为生的主要款项。“印结是清代官吏铨选陈规的一种例行的保证手续。捐途出身的人，不论所捐官职品级之高低，都要缴具同乡在职官吏的保结。这种保结一定要缴纳一笔结银，才完成手续。印结银自咸丰以来，迄同光年间，由各省在京现职官员管理。……每月结算，按总数之多少，分配于各京官”[74]。同治三年，他每月所得印结银十余两到四十余两不等，全年总计二百八十四两一钱。其三、束脩、润笔等收入。该年二月十一日，他定下《卖文通例》：“凡十条。不应者十一条，不在例者二条。”[75]同月二十四日，有人求他撰一寿序，付六金。而依他的通例，须二十四金，于是介绍给他人。“李生既自作例，虽饿死不肯坏此铁门限也”[76]。三月二十日，他将《卖文通例》刻印散发。前一天他收到了一篇墓志铭的润笔五十两。二十日那天，他还清了钱铺的欠银五十两，“从此市债毕偿，免与侩辈周旋矣”[77]。其四、帮忙跑官的收入。作为大学士家聘请的家庭教师，李慈铭还帮人家跑官。乡人寿祝尧，与李慈铭为中表兄弟，拣发知县。寿氏因家寄寓广西，极想到广西为官。李慈铭因托东翁周祖培，又请周复托大学士贾桢，寿氏因得第一名以进。[78]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寿氏助李度节费。九月底，寿氏将赴官，送李慈铭银五十两。此时他欠钱庄银一百两，立马就去还了五十两债。同年十二月，又做类似事一件，并得意地说：“生喜嘘植士类，而恨在下位，不得自行。今馆此间，为吾乡寒畯地道者，孙毓芳、寿祝尧及王观光三人矣。”[79]
经济略为好转，李慈铭挥霍享受的老毛病马上复发。由于规定官员不能狎妓，他于是饮酒呼歌郎，甚至当歌郎芷秋谋脱弟子籍求他帮助时，他还组织了一帮朋友，各赠二三金，他自己赠十二金。另外，则开始谋妾，补官五月后就去看官宦人家遣散的婢女，因“面如坳月，双莲闯然”，“不宜添香侍砚”才作罢。[80]对纳妾之必要性，他说起来振振有词：“夜料算月内出入帐，计亏七十五金。寒士不善治生，其困至此。不得健妇持家门，更三四年必饿死矣。”[81]
此段时期中，可叙的事大致还有：参加了同治三年（1864）的科举考试，做了几篇得意闱艺。发榜后，仍不中。因为在北京，有条件请朋友从吏部取到自己的试卷。试卷为瑞常相国所不取。考试虽不利，但他在京师的文名已不低，得以有机会与为编修的张之洞等平辈论交。徐荫轩说他的学力在张香涛之上。“张香涛者，名之洞，南皮人，去年进士，一甲第三人，为北方学者之冠”。“太史之言，自为可感。生平偃蹇场屋，所获知己，亦仅太史一人。若张君壬戌经策，予曾见之，博赡实非予所能及”[82]。应朋友之约，他与张之洞一起吃饭，后来张之洞访李家久谈，结为朋友。他广交朋友，两年余时间，竟与九位友人换帖结拜兄弟。他一生最好的朋友陈骥，亦死于此段时期。陈骥对他，友情真挚，所以当陈骥死于同治三年十二月时，他极度悲痛。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友谊，使得李慈铭在遭周星诒欺骗后尚能正面相对人生，而不至于走入偏锋、自暴自弃。陈骥（1827～1864），江西新城人，与李氏一样，也是捐赀在京的小官，在工部都水司行走。两人身世相似，意气投合，以文论交，陈尤服李氏之学问，两人宅相去不到二里，风霜雨雪，时策蹇车时步行相过。对李氏的好色，陈骥曾经相劝，但亦不过于勉强，只经常策促李氏专心文辞、探讨学问。李慈铭关于陈骥的记录，今天读来，仍觉深情盈盈，动人心弦。陈骥死后，李慈铭与其弟换帖。
为官不久，由于母已年老多病，李慈铭拟南归，但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其实他是留恋京师的繁华糜烂生活。在家人和朋友的力促下，特别是友人为他凑足路费后，他无可奈何，于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八日从北京起程。由于陆路不靖，海船已通，二十六日，他从天津乘船，闰五月初一，已到上海。该月廿一日，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故乡。
四 探母守制 考中举人（1865～1870）
李慈铭离京归家，本为探望母疾，但他甫近家乡，就已情怯：那年“浙东上江诸郡，山水暴发”，再加历时多年的战乱，连秀州这样的浙西大郡，战前“阛阓溢填，舟楫辐凑，绿杨如画，朱楼接天。今则乱芜败砾，一片荒凉而已”。[83]接着，他知悉“绍郡山、会、萧三邑于前月二十九日雨坏海塘，水暴长丈余，由西而东，萧山几及女墙，居人无楼者皆露宿屋脊。郡城亦仅不没三版，禾苗尽死，迄今浸淫，较己酉、庚戌间更甚数倍。此诚千古未有之劫矣”[84]。
果然，刚刚见到尚平安无恙的娘亲及其他家人、亲友，马上碰到的第一件事即是审定山阴、会稽公摊修塘派亩条款。上月月底西江塘、东江塘决口，西塘属萧山，东塘属山、会。由于地属不同，两地为出钱多少争吵不休。李慈铭眼看田苗尽死，民生艰难，路过杭州时就向浙江巡抚马新贻进言，请拨款修海塘，并请平摊。而绍兴当地的乡绅有力者章嗣衡、沈元泰、周以均请免赋，在田亩中派捐以修海塘，并与萧山绅士商议派工程款分配事项。由于李慈铭新从京城回乡，没有介入乡中常见的派别对立，众人对他期望甚高。八月十九日李接马中丞信，被推为督修西江塘的负责人，他的季弟李惠铭也从中分得一段工程。在乡中的几年，他深深地卷入这项工程，屡次向官府催要工程欠款，有时感叹季弟之无能，但更懊恼的是卷入与绍兴士绅章、沈、周等的争执。盖中国古代的公益活动，主办人除可借此提高社会声望外，常有借机分肥得利之事，因此公益工程的负责职务便成为争夺的目标。而争夺不得，失意之人便吹毛求疵、借题发挥，甚至造谣中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李慈铭与他们的争执，现在很难明白具体情形，但大抵逃不出以上的定数。
他回乡之后马上办的另一件事是纳妾。既与夫人感情不甚笃，又有未生儿子的借口，归家一月，他便出外寻访。再过两月，他与张家珊姬夜坐水楼，倚烛听松竹，又坐山寺佛殿外蒲团上或桂树下闲语，风景旖旎，几日后议定番金四百枚身价。到九月十五日，为纳姬事办了酒席。此时他与妻子已不住在一起，每月送给妻子家用钱一两番金。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张姬仍然不能怀孕。
同治五年（1866）七月廿四日分家。这是他母亲一辈子做的最后一件事。此时他家中余田一百零九亩，留祭葬膳食田四十亩，李慈铭因此前捐赀为郎的费用为家中所出，此次只分到四五亩。他的仲弟得田二十亩，三弟之子僧慧得田三十亩，四弟此时已过继给族内他家，得田八亩；三妹因为未嫁得田六亩。此后不到一月，李慈铭之母病死，时为八月十七日。而李慈铭也由此开始了他的三年守制生涯。
乡居生涯，难的是养生之钱无所出。如果说以前李家还能靠田租勉强度日，那么，经过捐赀为郎和分家的折腾后，旧日的经济支撑已不复在。好在他在京华数年，官虽不大，文名却渐重，也由此积累下一批社会关系，如浙江巡抚马新贻，绍兴府知府高贡龄、杨豫庭，会稽县令詹仪桂。他们确实给了李慈铭不少关照，如杨豫庭后来免李家亩捐，让李喜出望外。在马新贻的关照下，高贡龄一等有空缺，立刻邀李慈铭主蕺山书院讲席，薪水约钱每月一百千。高贡龄还多方支持他参与海塘工程。詹仪桂接受李慈铭仲弟为幕客，不过后来弄得不欢而散。绍兴郡丞徐皋，为他都中旧识，一直关系甚佳。蕺山书院讲席的薪水是他乡居前期的主要生活来源。
不过，好景不长，大约在一两年后，李慈铭失去了这个位置。失去的详情，今日已不可能得知，连具体时间也无法确证，这是因为此时李慈铭丧母，悲痛之余，自同治五年八月十八至十月底没记日记；但也许是自觉丧气，故意不记辞去书院讲席的时间。反正，到同治六年（1867）初，迫于穷困，他只有寻觅另一条道路了。
从日记透露的蛛丝马迹来推断，李慈铭失去书院讲席时，他的朋友还在关键的岗位上，马新贻尚要到同治七年（1868）才离开浙江，高贡龄也要到同治六年四月告病休致。但李慈铭在该年一月，就哀叹穷甚绝食矣，于二十五日买舟赴杭州干谒。两日后见马新贻。马新贻说拟办刻书局，刊刻经典，李慈铭当即写信建议重刻《文献通考》及《文选》等书。四月二十八日，李将三妹许给王氏之日，接马新贻书及文移一通，李被聘为浙江书局总校勘。六月初九日受薪水三十两银。他欣喜于重回浓郁的文化氛围，但对拮据的抱怨仍不绝于笔。不过，一个意外的喜讯来到：就在该月月底，他闻知在京城时的旧好张之洞被放为浙江副考官。九月二十一日，他访还在病中的张之洞，入其卧内，谈良久。张已在八月受旨放为湖北学政，此时邀李至湖北襄校文事，通俗说就是司文案，为幕客。
绍兴是一个出产师爷的地方，所谓“无绍不成衙”，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绍兴人读书不成，即做幕客。他虽也推辞了几次，但在接到书局同人孙衣言、谭献的劝说信和张之洞的再次力邀后，该年十月初二日，他作了入楚的决定。十一月初七赴杭，廿三日离杭赴沪，十二月初三开航，从江宁溯江而上，初六抵达武昌张之洞学使署。
两人初会，不用说甚为相得。但不到一月，李慈铭即生思归之心。为何千里迢迢辞家至此，倏忽即悔？日记中于此似乎惜字如金，当是考虑到两人关系，无以下笔。身份的考虑固然有，但报酬可能更为问题：张之洞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送去百金，说是脩脯，李也许嫌薄。李慈铭计划几日后南归，辞之不受，第二日张再派人送来。工作又累，如十二月十六日李为张作书十余函，十七日复为书十余函，二十二日患咳嗽，二十三日又为作二十函。也许是身体撑不住，而逢佳节在外，“爆竹咽填，孤馆一灯”，不禁自伤身世，文人的孤独袭上心来。张之洞与他也谈学问，李记曰：“此昔人所云，娓娓可听者耳”[85]，文笔婉转。同治七年（1868）正月伊始，他委顿在室。在帮张之洞料理又一批书函后，正月十九日，他乘船东下，二十二日到上海，应宝时观察为之具舟，二月初二抵杭，初五夜半回家。
这次入幕中辍，更挤压了他的生活空间。尽管马新贻还在，但书局的薪水确实不多，如同治七年（1868）六月十七日拿到六月份薪水廿番金，十一月拿到十番金。修塘的工钱，官府又常不肯拨付。他在家乡的生活不像刚回乡时那么风光，为此，他试图在杭州开辟新的道路。在回乡后不久的二月二十七，他给浙江盐运史秦缃业去了一信，恳求在杭州找一间书院。不过此事后来并未成功。当然，他在书局期间与浙江文化界的名流的交往，带来了一些精神快乐，此时他接触的有黄以周、俞樾、孙衣言、许景澄、谭献等等，都是文化史上可以留名的人物，只是毕竟贫病交加。到同治九年（1870），他托办起复文书，准备回京就闲职，毕竟京城天地巨大，容得下一老儒闲官也未可知。
不过，他的生命中又一大转折悄然来临。正当百无聊赖之际，他竟通过了同治九年八月的乡试。那个月初他闻马新贻被刺，追忆交往，“予辱与相知，备承推挹，虽居穷忍饿，未曾仰赖豪发，而虚襟略分，又逾故交”，“知己之感，生何能忘！”[86]初七日他入闱参考，全是胡寿谦、谭献、陈豪三人帮他料理考具，极意劝勉，关于考试的记载也只寥寥数语。但九月十五日，乡试结果揭晓。李中第二十四名，胡寿谦亦中第九十名。此次山阴中五人，会稽中四人。该年浙江正考官为刘镌山，李以为是“鬻鬻忠厚人”；副考官为都中旧识李文田，两人相见，李文田“极道故谊”，并跟他说在闱中反复寻觅他的卷子，说如果取不中李慈铭，既负知己，又无以对都中故人。[87]该年李慈铭虚龄四十一。
科场上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李慈铭的社会地位。这不单可从他中举后各色人等纷纷前去看望他见出，还有一桩谋划良久的事也趁机完成：同治七年九月初五日，李慈铭就到西亭宗人家商议重建经太平军战乱焚毁的祠堂——为重修宗祠发起者之一——此事进展顺利。该年十一月，新建李氏宗祠落成，并树旗杆两对，其一即为李慈铭，另一为李国琇，同治五年（1866）进士。同治十年（1871）正月，他撰就《重建宗祠碑记》。后几日，他携一妾一仆，书十舁，二月初九从上海起航，十五日在天津下船，二十三日至京。
五 重回京城 高中进士（1871～1889）
这次回京，李慈铭先到户部陕西司销假，并拜访了许多老友，如户部左侍郎潘祖荫、编修张之洞等。继之是参加会试。同治十年（1871）三月初八日入闱，考完是十六日，次月“榜发，山阴、会稽两邑，只一人曰周福清”[88]。此便是鲁迅的祖父，和李慈铭以后经常来往。会试不中，李慈铭继续他的闲散京官生涯。
中年的生活琐碎无聊，浑不管当时的朝廷正处于后代所说的“自强运动”。其实，自李慈铭重返京城至他高中进士，即1871～1880年，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较著名的便有：刘锦棠平马化龙，香港、上海海底电线成（1871）；曾国藩卒，上海《申报》创刊，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成行，云南杜文秀服毒自尽（1872）；轮船招商局成立，同治帝亲政，外国使臣以谈妥之礼节觐见，云南回乱全平，左宗棠肃清嘉峪关内之乱（1873）；左宗棠出关西征，日军进兵台湾，中日台湾事件条约签字，日本撤军（1874）；同治帝崩，慈禧二次听政，拟定光绪年号，上海至江湾铁路试车，中英就马嘉理被杀案交涉（1875）；中英烟台条约签订，郭嵩焘出使英国（1876）；阿古柏死，驱白彦虎出国境（1877）；左宗棠等平定新疆，崇厚出使俄罗斯（1878）；王文韶进军机，日军侵入琉球，改为冲绳，工部尚书贺寿慈为清流所劾，吴可读自尽，美前总统格兰特访华调停琉球事件，郭嵩焘休致，崇厚与俄签订条约，沈葆桢卒（1879）；崇厚所签条约遭国内强烈反对，各国公使抗议（1880）。但是这些大事在他的日记中基本上未留下什么痕迹。只是自马戛尔尼开始便是问题，拖得太过长久的外人觐见大清皇帝之礼节，此时才议定，在李慈铭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初五的日记中留下了这么一段记载：“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夷酋皆震，失次，不能致辞，跽敬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故其初挟制万端，必欲瞻觐，既许之矣，又要求礼节，不肯跪拜。文相国等再三开喻，始肯行三鞠躬，继加为五鞠躬。文公固争，不复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有此致之也。”[89]这段记载显然有些自吹自擂。对相识的郭嵩焘毅然出外任大使及清廷决议派出使臣，李氏都反对，他议论说：粤人陈兰斌发议，“谓各国皆有类官驻我都城，而中朝官无驻外国者，欲以知情伪，通信命，非此不可。谋国无人，曲意从之。不知夷人挟其虎狼之威、犬豕之欲，近据辇下，外扼各口，啀喍一言，上下惕息，要求劫胁，无计不从。彼之监我宜也。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嚬笑，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力，况驵侩奴隶之辈乎！”[90]次年读了郭嵩焘的出使日记后，他满腔愤恨，予以重谴：“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如是何肺肝！”[91]这几年中，他在日记中记载最多的政治事件，反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因为杨乃武案发生于浙省老家，再加此案在北京掀起若大波澜，百姓官员间有许多议论，李慈铭在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杭城士大夫的议论传谣，以为杨乃武为一无赖。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又记下了此案最新情形，并发感慨说：“呜呼，自癸酉十月狱起，传至京师，凡浙江官吏乃乡士大夫，盖无一不以为杨乃武为宜死也。友人中如谭仲修、陈蓝州、杨雪渔皆自杭入都者，皆极口詈杨，备诸恶状，虽予亦切齿痛恨，惟恐其漏刑或不速死也。而岂知事有大谬不然如此者。非特折狱之难，而吾人之议论可不慎哉！可不慎哉！”[92]这一段时期中，唯有此案在他的心灵上造成强烈震撼。两年后，当一个友人去广东做官，他就赠以《洗冤录》一册。儒家爱民如子的抽象观念还是存活于他胸中的。相比起来，由西方世界引发的新事件，尽管也让他觉得光怪陆离，但未尝改变他的内心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