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另类李鸿章

历朝历代的官场，讲的就是循规蹈矩，中庸为大，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李鸿章则不然，他走的是自己的李氏为官之道

端详李鸿章片刻，你会发现这老夫子是个异类！而且是五千年独一份的异类。这话怎讲？

身高1.83米就很另类，便是站在人高马大的洋人堆里也显个儿，更何况来自一个当时蛋白质缺乏的国度；声音沙哑很另类，和他交谈过的洋人，大多认为他有一副老军头的沙哑大嗓门，说话不带之乎者也。这个老家伙出门在外也不穷讲究，自己弄把竹椅子，让下人找来两根粗毛竹一捆，便满世界地展示李氏竹轿子风采。可毕竟七十有四之人，洋人看不过去，给腿脚不便的“副总统先生”（德国人对他的称谓）弄了把刚刚推向欧洲市场的老人轮椅，中堂大人一不小心成了中国坐轮椅第一人。这些如果还不能算异类，我们想一想，当时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活到七老八十？就是能，又有几个敢带着棺材去巡访世界。大多国人到了这把年纪，惦记的就是快些了却四世同堂、含饴弄孙的夙愿。

江淮之地历来闭塞保守，一个从小读四书五经的农家孩子，除了老父有些文章底气，母亲“麻大脚”满脸麻子，脚非三寸金莲。在合肥乡下的昏昏油灯下，一个纺棉纱，一个有嘴无心地背死书。居然让他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青云直上。这在中国不算另类吗？想想现在的父母，从小为儿辞职陪读，时间、银子大把大把地花，最后孩子顶着个博士帽，连老婆都讨不起。这一比，鸿章成才的性价比不要太高！更加另类的是，成就了封疆大吏后，旧时士大夫便装起文化老师，口必称儒学，手必练羲之。李鸿章则不然，人家40岁开始自学夷务，在船上悟出了近代文明的真谛，成功地转型到了能和欧美文明人士打擂台的新式士大夫。而且在慈禧太后、摄政王恭亲王、军机大臣文祥等领导看来，危危大清，还非他来救不可。什么事业能做到天下非你不可，你的地位便坚如磐石，非三五个御史大夫搬唇弄舌能参倒的。这个新旧通吃、“学贯中西”的李鸿章在老牛拉破车的时代还不算另类？

1896年5月26日，李鸿章在圣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与俄国敖德萨市市长、退休海军少将泽列诺伊合影。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是李鸿章坐在东道主提供的轮椅上。查李鸿章1888至1900年期间国内外的老照片，发现其大多情况下用的是中国制造的竹轿子。这把轮椅一定是欧洲产品，那会儿咱们还造不出这类工艺级产品。李鸿章在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是坐这样的轮椅。如此，李鸿章一不小心成了中国历史上坐轮椅的第一人。到了美国，他便又乘坐国产竹轿子到处跑。

搞洋务，办外交，在第一线和洋人打交道的所谓国人“外交家”，大多见洋人矮三分，说话行事遵循“外交无小事，事事得请示”的老规矩，不是低三下四，就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咱们的李大人不管这些婆婆妈妈的规矩，和日本驻华公使大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老资格，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大吐受寡妇（慈禧）、毛孩（光绪）之气的苦水，要人家“德夷”俾斯麦给他出馊主意。妄议君上，还在洋人面前把家丑外扬，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要是别人，早就腰斩了，可李鸿章没事儿。五年后他在谈判桌上殉职后，慈禧还哭成个泪人儿，你说另类不？

历朝历代的官场，讲的就是循规蹈矩，中庸为大，不求无功，但求无过。

李鸿章不然，他敢走自己的李氏为官之道，说白了就是在同道、同事、领导和师长面前不停地“炫耀”，也不怕引来官场同人尔虞我诈的嫉妒，最后居然还引来上下一片叫好声。连装清高的清流大腕张之洞都得强压一颗嫉妒之心，私下里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能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转述这位晚清“美髯王”、人呼“张香帅”的话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张之洞不愧为晚清能臣，这段私房话基本上把政敌李鸿章的“洋务”特点一一历数了出来。

李鸿章的特点就是，放得下40岁前念的那十多本“官场敲门砖”，偷偷地掌握了些那个时代被人唾弃的“雕虫小技”，我们暂且称之为“洋学”吧。那会儿，满朝大员从小学的是四书五经，讲的是孔孟之道。蒙古族的清廷道德文章大腕倭仁大学士，在瞬息万变的格局面前，以不变应万变，就会一句永远正确的废话：“唯人心耳。”

李鸿章虽也是母亲“麻大脚”油灯下逼出来的二甲第十三名进士，但一个江淮小赤佬要想混出个人模狗样来，非得有独一门的为官之道不行。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时日里，在南京至上海的洋人运兵船上，曾国藩帐下的这位小秘书，经过一路上的所见所闻，72小时到了上海后，蜕变成了“洋学家”。连老师曾国藩都感觉，三天不看李文章，觉悟跟不上李鸿章。从此李鸿章成了清廷独一份的“世界百事通”。

中国官场文化的潜规则是枪打出头鸟，官场上的陋习开口闭口“愚见”“窃以为”，怎么低调怎么来。鸿章大人不管，在天津北洋通商大臣的衙门里，天天和一帮中外宾客高谈阔论，还来者不拒，什么人都见，连“反贼”孙文他都见。

遇到中外新鲜事，朝廷还得六百里加急去天津问道李中堂。这在别人眼里真不是个滋味，可他就是半个世纪坐在封疆大吏的正一品位置上没栽过跟头，要不是甲午战争打输了，李大人可能会把天下第一总督——直隶总督的椅子坐穿，你说他是不是官场上的另类！

西方漫画家笔下的李鸿章。1900年前后，李鸿章在国外的知名度绝对高于国内。因为每次中外有冲突，出面收拾残局的总是这位高个子的李鸿章。国内对他的“主和”谈判立场多有责难，其实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是有句说烂了的口头禅叫“弱国无外交”吗，在当时国力羸弱的状况下，一味地走“豁上老命拼了”的蛮干路线是不现实的。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工商不能工商，民智又未开的状态下，连拼的老本都没有，李鸿章能求一个和局，已经是抽了上上签了。试想，如果李鸿章自作主张割地求和，你以为清廷的当家人会放过他？咱们不能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却步步歇。慈禧太后重用李鸿章，就是因 为他和洋人谈和局，总能谈出一个慈禧太后惊喜的好价来。这样的人其实满朝找不到一个。别看平时满朝文武慷慨激昂，一要真刀实枪地和洋人周旋，个个把乌龟头缩回，作扭捏状。如果您是当家的慈禧太后，您会不用李鸿章？如您所见，一旦用上了异类李鸿章，朝廷就像吸了鸦片一样，再也没法戒掉，直至他生命终结都不肯撒手。

从大一统的秦朝一直到清末，商人在中国不是一个有面子的职业，历来受士子文人的排挤打压，甚至成为官吏敲诈勒索的永恒对象。从一开始，秦始皇和李斯俩人就强调重农抑商。中国历史上408位皇帝，几乎每年都得春祭先农，而后还要亲耕。立春日迎春，祈求丰收，是上到天子下到庶民，都必须参加的一项活动。可你见过皇帝在销售旺季去市场上示范销售或者祭拜商神吗？中国压根就没有正经八百的商神。李鸿章深知这一套，其一生的经商活动都披着政府的外套。

商业活动必须寻找官家背景，或者由官家直接操控，这些商场上的道儿李鸿章都知道。他就是此种中国式商人的典范：亦官亦商、官商联办、官办商股、代官家采购，甚至借洋务运动之名，行积私家资产之实。很快的李家就成了中国中部首屈一指的官僚首富。死后那份长长的分割财产遗嘱，更让后人看不到钱的尽头，可见为官的李鸿章在商场上的成功。

可李鸿章在商场上又是另类的，中堂大人不走传统官僚商人的老路，直接地、赤裸裸地以权谋私。他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略的制定，先把国家的发展思路理顺了，然后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最后才顺理成章地半官半商玩一票。那会儿市场人才不多，涉外人才更是奇货可居。李鸿章以自己快半步的知识结构，自然而然地赢得了众多项目和订单，甚至成为朝廷的采购部长。

李鸿章式的市场观，以独门学识为基础，平时培养自己对新生事物的洞察力和敏感度。李在这方面是一个商场奇才，给同人的书信和上奏朝廷的奏折里到处充满了这类市场分析。朝廷决定购买洋炮时，李鸿章先让手下准备一份世界各国炮厂的大炮质量一览表，经过认真的审阅、选择和比较后，他认为克虏伯大炮优于美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大炮，将来一有战事，“稍有优，则利钝悬殊”。他一下子就定了328门。后来的战事证明，克虏伯炮的确不错，但是中国军工人员的维修和再造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在买卖中夹杂中国人员的培训，被这位门槛精的官场生意人注入到了新的谈判中。1877年春，克虏伯在一场军火竞争中无奈地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七位中国留学生到了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后来“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就是在那里留的学。

利用官场的优势，为朝廷争利，清廷看见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下，朝廷急着要办一大批实业。清廷拿不出足量的钱，商人李鸿章如鱼得水，他自己凑一点，关税上扣一点，让商人朋友入股一点，便在市场上觅到了一批美国旗昌洋行的二手船，居然让他把招商轮船公司给办了起来，还揽下了海运漕米的大活儿，这在满腹经纶的书呆子同事里的确很另类。

1906年，在李鸿章过世五年后，一尊存放了十年的铜像由德国克虏伯公司驻华代表曼德尔，作为礼物，赠给了李鸿章在上海的后人。由此想到，当年作为进货商的李鸿章能让供货商在其身后还心甘情愿地花银子铸造铜像赠其后人，这不啻是给李鸿章商业才能和商业操守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状。因为一般进货商和供货商的关系是尔虞我诈，人死了，利用价值也就没了，哪还有缅怀之情？商场另类李鸿章一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做法感动了人家，比如，不那么急功近利，或者不只是把“双赢”当口头禅搪塞人。

官场上的李鸿章，爱亮观点，爱出风头，照理说这是千百年来为官的大忌。但是，人家从1863年开始，一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兵败，官运一直亨通。直隶总督这个肥缺，慈禧太后两三年一换人，把它当作摇钱树。慈禧死后，那些堆在紫禁城大殿里的原封未开的银子，很多上面还写着谁谁送的“孝敬”。但是李鸿章坐上直隶总督位，一坐就是24年。有清一代独有！你说另类不另类？我们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李鸿章撞上了三次“狗屎运”。

首先就是李鸿章遇到了一位另类好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另类人物。自己一辈子起早摸黑地过苦日子，出生在中部一个比较爱忽悠的地方却一辈子不忽悠人。以朴拙代机巧，以本分示人，以诚信待人，做到这些，最多还只能算是个清流领袖，但是曾国藩却能出清流而不迂，成就其独一份的“经世”实干，自创了军事品牌——“湘勇”。

这湘勇不但治好了晚清“八旗”“绿营”屡战屡败的顽症，还以乡情和血亲为基础，增强了战斗力，真真切切地攻入南京城，灭了“长毛”。最了不起的是，不似历代那些重兵在握的将帅，动辄干下“黄袍加身”的反叛勾当，一旦消灭了太平军，他马上巴巴地搞起了大裁军，自断臂膀，生怕坏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所以曾国藩的品牌无论在朝廷和地方都是杠杠的。这就是李鸿章的狗屎运，遇到了这么一位名牌老字号太师爷。他推荐的人没有不成事的。小秘书李鸿章1861年出曾国藩的帷帐，自己去家乡招兵买马组织“淮勇”，不到两年，1863年便在曾老师的举荐下做了封疆大吏江苏巡抚。

江苏是何等之地，那是帝国的粮仓，没有曾国藩这样好口碑的人推荐，再有才也是白搭。所以说另类官僚李鸿章遇到了另类老师曾国藩，实乃千年一遇。

还有更加了不得的地方。这个曾老师从不倚老卖老，自己作得一手锦绣文章，还能与时俱进地和弟子们交流新学问，从来没见他吆五喝六地训斥过学生李鸿章。在学生的启迪下，曾老师竟然在耳顺之年，学习“洋学”，以朝内朝外独享的名牌身份和学生一起联名上折子给朝廷，推荐幼童留学。在拟订的《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第三条中明确写道：“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

曾老师驾鹤西去后，其名下聚集的一大批弟子，也就是李鸿章的学兄学弟、同道中人，他们都能在李鸿章为官任上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使其得心应手地推行保守的新政。这样的老师真是旷古少有，却让“李二先生”给遇上了。

曾国藩老年照。他的照片流传不多，这和他为人低调以及当时照相技术还不普及有关。这可能是他仅存的唯一一张老年照。权倾半个中国的大清重臣，看似如老村夫，这要多大的宠辱不惊的定力啊！

民国时期的曾国藩墓御碑亭。曾国藩墓位于长沙望城县坪塘镇桐溪村伏龙山上，是与其夫人欧阳氏的合葬墓。主碑高3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墓庐前300米处的御碑亭，内有道光皇帝亲题碑石，“文革”中亭碑俱毁。

另类官僚李鸿章，三生有幸，遇到了一位另类领导，这人就是慈禧太后。人说慈禧太后一女流之辈，北京西单辟才胡同一满人官宦人家之女，却要领导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GDP总量最大、历史文化传统最悠久的国家，实在是中国的一大悲哀。更有人根据以下这段慈禧亲拟的上谕，认为满人“秀女”出身的她连识文断字还没解决，岂能领导我泱泱中华大国？慈禧的这段有名的上谕如下：

“……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

在这份不长的朱谕中，有心人发现有十多处错别字（括号内是正确的字）。

是啊！她毕竟是深宫里的一位旧式中国女性。其父并不知道，有一天女儿会像一个男人一样，掌控大清帝国的一切，所以没有在孩提时代，补足她的相应知识。然而她很努力，学着男人的样儿理政，管理着数十万男性下属，却也能进入408位皇帝管理业绩的前50名水平。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际执政了整整47年！驾驭了一大批能臣悍将，如恭亲王奕訢、蒙古悍将僧格林沁，汉员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没有几把刷子是降服不了这些手握兵权的枭雄的。李鸿章就是一例。

李鸿章从1863年进入慈禧太后的法眼，一直到李鸿章1901年病逝，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基本无大变动。其中经过“天津教案”、烟台“马嘉理案”、甲午战争兵败和八国联军的谈判，哪一件不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主事近半个世纪，每一件棘手的外交“夷务”都能使其身败名裂。换成别的领导，在御史们铿锵有力的参奏下，太后早就疑神疑鬼，让“李二先生”吃不了兜着走了。但是人家慈禧太后好就好在是女流之辈，跟着自己的第六感觉走，让君臣关系显得非常稳定。多少次参“李贼”的奏折都被这位辟才胡同的“秀女”硬顶了回去。到后来，外交让李鸿章在天津就地办，北京外围的防务交给了这位高个子的能臣，连离休后的颐和园修葺经费也厚着脸皮向李鸿章要，最后李鸿章死了，老太后在“西狩回銮”的路上哭得惊天动地。这种另类领导，不说千年一遇，也是有清一朝绝无仅有，却让李鸿章遇上了。难怪严肃办报的美国《纽约时报》都参与了小道新闻的传播，说某月某日，李鸿章带着“蜜月里的新娘”慈禧太后去外地度蜜月，够狗血的！

西人老画《为慈禧太后画像》。这是真事儿。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1858—1938），中文译作柯（克）姑娘于1903年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为慈禧作画，并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展出。但是洋人大多不喜老太后，在这幅画里，肥婆慈禧叼着烟，一副无知无识的样子。其实慈禧相当的有见识有见地呢，否则怎能驾驭李鸿章这类能臣一辈子？

别看清末那会儿本质上是个专制政体，舆论还是蛮放得开的。大清朝廷管得了大清，但是管不了大清地界上的洋人租界。于是一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往往先从租界里的小报传播开来，然后成为北京、天津、汉口和上海等地茶馆里的谈资。

比如1898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李鸿章结婚了吗？》的报道称：“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的报纸，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秘密结婚。”

虽然第二天《纽约时报》又辟谣：“这是一则东方玩笑。”但是还是忍不住在细节上渲染一番，说：“据《中国邮报》（China Mail）报道，西太后与李鸿章在9月22日上午在一个叫‘Sisnfa’庙的地方成婚。随后，这对新婚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予以拆除。新婚夫妇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光绪皇帝为此暴怒不已。”这类有关“后党”“伤风败俗”的新闻来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戊戌变法被老太后翻过来后，康梁一党的舆论宣传。大家虽不一定当真，但是此类小道最易长上翅膀家喻户晓，甚至出口到国外，毕竟洋人里也有不少婆婆妈妈的名人隐私窥视者。

李鸿章生于1823年2月，叶赫拉那氏的“兰贵人”生于1835年11月，不错，看上去年龄上还蛮般配的，而且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很铁也不假。但是一个君上，一个臣子，在那个道德文章第一位的时代，这个鸿沟是逾越不了的。

庚子年动乱，北国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一闹，慈禧抽风了，山东抽风了，直隶抽风了，山西抽风了，半个中国都抽风了。但是南国的鱼米之乡却出奇的平静。封疆大吏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以及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搞了个“东南互保”，公开地不执行“乱命”。李鸿章为报答慈禧知遇之恩，从广东两广总督任上巴巴地赶到北京，和八国占领军进行了艰难的谈判。说是艰难，就是占领军要处理闹事者慈禧太后，要她那颗项上人头。李鸿章拼老命也不答应，最后居然办成了！个中艰难曲折，繁复难谈，是李鸿章这个大清第一谈判高手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就是慈禧太后为他落泪，为他建祠堂的原因，不能想歪了。

西人老图《老公司》。画面调侃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结伴出游，关系亲密，琴瑟和鸣。

中国官场历来如战场，同僚之间大多是潜在的敌人！但是在晚清朝堂之上，李鸿章和政敌的互斗却能做到斗而不破，和同事的互动、上下级间的关系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史料中并没有留下李鸿章和同事之间或亲密无间，或横眉冷对的局面。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更多的是对时局的意见交换，对某件棘手事情的处理寻求支持。这也间接地反映了被我等骂得狗血喷头的晚清朝廷，臣子之间的工作关系还是蛮健康的，并没有假话连篇、结党营私的大规模泛滥。

李鸿章和张之洞在主战和主和上往往意见相左，但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前面说到了张之洞暗赞李鸿章一段话就是最好的佐证。庚子之乱时，两人还挑头和南方的一些封疆大吏一起订立攻守同盟——“东南互保”。

李鸿章遇到的第一个反对者、政敌是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一味主战，欲消灭李的淮军的有生力量。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两人见面，还一口一个“翁师傅”“李中堂”。

李鸿章和恭亲王、文祥属于改革阵营的同好，除了工作关系，也没见他们吃吃喝喝、拉帮结派。《剑桥中国史》说到他们之间“神合”的工作关系：“1862年北京设立了同文馆。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学习，以便了解西方。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瞧，一南一北配合行动，一下子使洋务运动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李鸿章的同事、清流领袖、御史张佩纶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但是“清流”一派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是洋务派李鸿章的主要对立面。从李张之间的600多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沟通。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可惜一仗打下来，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张被革职发配。就在张佩纶灰头土脸之时，在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了援手，将其收入幕中。入幕半个月后，张佩纶又有了奇遇！李鸿章爱才心切，决定把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许配给他。这一年，张佩纶41岁，李菊耦才22岁，两人相差19岁。这才有了以后的张爱玲和她的小说。

这些看似平淡的官僚互动，同事之间少了唐代和明代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激烈“党争”，有事说事，无事不玩个人恩怨，这在数千年的官场也算得上是比较另类的。

张之洞像画轴。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呼之“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体仁阁大学士。传张每天下午2时睡觉，晚上10时起床办公。他“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40岁前，李鸿章基本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旧式中国文人。整日泡在翰林院的故纸堆里，无事到翰林院旁的前门棋盘街上闲逛，淘些文人骚客吟风弄月的书卷；在曾大帅帐下时，每天早上，曾国藩甭指望等来这位爱睡懒觉的幕僚共进早餐。可是一旦外放出去独当一面，很快就成就了他新式中国文人的气质。这个变化怎么来的？哈佛大学汉学泰斗费正清有段72小时的蜕变故事，兹抄录如下：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夏……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

这72小时的思考，决定了李鸿章后半辈子出人头地的事业，但是，如果下船的地点不是上海，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到上海后，这支由上海富商自筹资金请来的“淮勇雇佣军”大开眼界。作为旧式军队的统帅，如果是别人，恐怕只把上海的一应洋玩意儿当作异地风情来把玩，但是李鸿章却陷入了蜕变的第二阶段——奢谈洋事。

费正清写道：“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如在别人，看了说了，权当谈资，李鸿章却动起了借用上海富商钱袋子的心思。方法是，欲利用上海商人求安的心态，让他们出钱来鸟枪换炮，费正清接着说：“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当时已经有数万洋人长期定居于上海，连公墓都在静安寺周围修建好了。每日价，这些老外阅读着用快艇从香港捎来的世界新闻，因此当时上海的信息流通，显然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于是我们通过费正清看到了军人李鸿章未来发展的轨迹：“此外，李鸿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

爱给人戴高帽的美国人费正清，在李鸿章蜕变的后期，给予了他与我们国人完全不同的结论：“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

西方旧报上的李鸿章和他所创建的淮军。“淮军”是晚清时代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国防力量。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1861年太平军进军上海，上海守军不能抵，外援英军未到，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曾国藩求援。幕僚李鸿章主动请命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初创时6500人，主要将领有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毓兰、吴毓芬、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程学启等。李鸿章以淮军势力为基础，营造了自己的政治军事集团，掌握了大清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

自古以来，办“夷务”就是个下三滥的活儿，别人避之不及，李鸿章却大包大揽。

汉以降，办“夷务”又是一个边缘冷门的差事，正经八百的士大夫，没人肯干。

所谓纳贡而来的朝贡者，有一半是冒牌货。先不说西域路上数百个小国部落，光是这些地方的草寇大胡子商人，欺我大汉民族对外邦地理的一知半解，便冒充纳贡使节，在东去长安的路上收购些便宜西域货，大摇大摆地来西安、洛阳的四夷馆里免费吃住，骗吃骗喝。酒足饭饱后还又跳又唱撒酒疯，然后按律上朝进贡讨赏。中国统治者历来好大喜功，给的回礼往往大大地超过那些蹩脚货“贡品”。朝廷这样做同时也是给自己臣民看：“瞧！四方蛮夷都是我朝的属国，不得不来朝贡。”说到底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历朝历代的夷务都是皇帝打发冷落官员的一个去处。

但是李鸿章办“夷务”，却把个冷门的“夷务”办成了火烫的外交，最后还让那些新入官场的士大夫文人大批地弃朝官，来抢这个时髦的外交官位。实践证明晚清那会儿，官场上的那些机灵鬼，转行办了“夷务”“洋务”或曰“外交”，个个都是名利双丰收。到了民国，跟着李鸿章的那些人，哪个不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华洋杂居之地率先过上了“小康日子”，岂止是“小康”？！

比如，盛宣怀、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李凤苞、伍廷芳，洋员德璀琳、汉纳根等，哪个不在民国初年吃香的喝辣的。住着小洋楼，办着油水多的洋务，还是朝廷不可或缺的稀缺人才，何乐而不为？

昔日德国小瘪三德璀琳，在李鸿章帐下跑腿，后来整个家族都成了天津显赫家族，后人评说：“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做李鸿章的幕僚，去遥远的中国发洋财，曾经是美国前总统胡佛年轻时的励志故事，他来到中国，在李鸿章创办的开滦煤矿做工程师，这才知道李大人已经不在人间多年了。可见李鸿章办洋务的里外讨巧，其美名传得有多远！瞧，李鸿章硬是以一己之力，把个冷门的“夷务”办成了热门的洋务和外交。

李鸿章不但自己乐此不疲，还献了青春献子孙，让大儿子李经方接着干。李经方更胜他爹，最后干脆把办外交时的一位英国女秘书、一位法国女秘书，双双收房做了李家人，成就了后人的谈资。最后，外交还成了李家的“招牌菜”，其后代李道豫20世纪90年代也接班干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李鸿章不仅自家干，还影响了老师曾国藩的视野，其大儿子曾纪泽于光绪年间先后任了驻英、法、俄国大使。其后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更立新议，收回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

西方旧报上李鸿章与外国公使会谈图。李鸿章是当时朝廷一品大员，也是和洋人打交道最多的人。东西洋要人对其多有好评，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当时的西方媒体称其为“东方的俾斯麦”。俄罗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国人的一大特点是，革命性的新技术、新玩意儿刚出来时，个个嗤之以鼻，没个十年八年，脑瓜子都转不过弯来。等到见好的日子，大家又一哄而上，市场上到处是山寨产品。

说这些干什么？这是告诉诸位，李鸿章玩的新玩意儿就是比他同时代的人早个五六年，所以他往往能抢得先机。前面说了，李鸿章对新事物的关注度比同僚高出半个头。他私下观察洋兵打仗后，深有感触地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其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朝廷也不是榆木疙瘩，被他长年累月地唠叨，也就有了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李鸿章成了朝廷的采购部长，他的天津总督府就像个大卖场，每日里处理大量的军需采购事宜。

对于那些烦人的枪炮数据细节，他满脑子都是“大数据”，连老外报的价格，都门儿清。几个回合下来，比利时军火商满头大汗地离开总督府，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连声道：“这年头生意不好做，不好做啊！”

老外本以为可以欺我大清“江东无人”，谁知道遇上了个国产的“云储存”脑子。李鸿章杀了价还跟人家要回扣。旧时官僚没有学过红头文件，没有咱们这个觉悟，这是一定的，否则李合肥不可能在官场上只干了数十年，合肥的老家良田就到了20多万亩。

说他是采购员中的异类，就是指他通过中外防务设备的买卖，不但没做冤大头，还顺带着发家致富了。这在晚清那个时代，满朝文武热衷于买官卖官之外，李鸿章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官场—市场经济新路。这条路别人做不好，因为欧洲商人的报价单写满了鸡零杂碎的所谓各类明细。满清贵族，三品以上大员，读孔孟之道上来的，脑子里没有现代军工产品的知识储备，看着一大堆阿拉伯数字就头大。结果慈禧太后让李鸿章一查报价，高出不少。太后再往深里追究，就这些榆木脑袋的家伙，居然还在冤大头的价码上再加码拿回扣，你说领导还让他们再办采购吗？李鸿章不然，他手下一大批中外专擅杀价的幕僚，先把价格狠狠地杀下来，然后再顺手牵羊地拿回扣。太后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合计，总价往往是九折拿下，你说朝廷不找他找谁？

再说有清一朝，封疆大吏带兵打仗，浩浩荡荡数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军需粮草都是自己操办。左宗棠平回乱，平新疆叛乱，带着五省税款银子到处采购，就是因为他在宁夏一带会采购，让后勤压力骤降。李鸿章的淮军，拱卫京师，十多万人，武器又精良，一水儿的欧洲造，就是没有朝廷的订单，他也不愁当不好这个天下油水最足的采购员。

1896年8月8日法国《画报》（L’illustration）上的铜版画，报道李鸿章参观勒阿弗尔造船厂、试炮厂。这时候，李鸿章已经从“帝国采购员”的位置上被边缘化了。但是此人到了欧洲还是老毛病复发，走一路看一路。没办法，李鸿章终身就好这一口，并不似外人认为的只想揩油拿回扣。

李鸿章的这个“科技迷”特质又引出了他的另外一个特征——爱沾个洋气儿。

晚清时代，皇家贵族爱沾个仙气儿，大臣清流们爱沾个清气儿，李鸿章不！这人眼睛向外看，做事儿爱沾个洋气儿。人家让子女学八股文，他却在家里请来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毕德格在家教儿子习洋文——“公子伯行（李经方）从之习英文”“季皋（李经迈）朝夕与游，亦从问学”。不但孩子学，他自己也学。

《李鸿章家族》一书中说：（毕德格）“还为他（李鸿章）用中文朗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的外国书籍！”这是大事。小事上，就连女儿孩子的喂奶问题，李鸿章也在信中这样吩咐：“乳姆既可，啜食一年后，照西法喂牛乳。”

最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办西医院。1878年的冬天，他的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吃了不知多少服药，病就是不见好。无奈之下，李鸿章让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六天中，马根济大夫采用了“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回了李夫人的性命。

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的官僚士绅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大夫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大夫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6000银两，再加上他亲自捐赠的4000两，共计10000两银子。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天津通志》有这样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里办“翻译处”，送幼童进美国学校，在自己的身边安排数十位洋员，重用三个“海归派”——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

李鸿章的幕僚里有大量的洋员，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人——德国人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德璀琳是工商企业中的外国人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与随员合影。前排中坐者为李鸿章，左一为李经述，左二为李经方。后排左为德璀琳，右为汉纳根。

李鸿章爱交洋朋友，有时在家里和他们高谈阔论，晚了就留他们一同吃饭。

美国传教士何天爵（1895年出版《本色中国人》一书，在西方国家影响甚大）说：“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近。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