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的梦

《忽必烈汗》那首片断的抒情诗（五十多行合辙押韵、长短不等、韵律铿锵的诗句）是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在一七九七年一个夏日梦中偶得之作。柯勒律治写道，他在埃克斯穆尔高地的一座农庄小住时，由于身体不适吃了催眠药，不久便睡着了；入睡前他正好在看珀切斯^[1]的一篇游记，其中谈到因马可·波罗的介绍而在西方出名的元世祖忽必烈汗修建宫殿的事。在柯勒律治的梦中，脱口而出的诗句纷至沓来；睡梦中的人直接看到一系列形象，听到一连串写景状事的词句；几小时后他醒来了，满有把握地认为自己已经作好或者被传授了一首三百多行的长诗。他记得出奇地清晰，继而转录了现存在他作品中的那个片断。但一位不速之客打断了他的工作，之后，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其余的诗句。“我相当惊骇地发觉，”柯勒律治写道，“自己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大概的情景，除了八九行零散的诗句以外，其余的统统消失，仿佛水平如镜的河面被一块石头打碎，它反映的景象怎么也恢复不了原状。”斯温伯恩认为记录下来的片断是英语韵律中最高的典范，像天空中的彩虹一样不可能加以解析（约翰·济慈语）。以音乐性为基本特点的诗歌是难以翻译或概括的，翻译或概括只能损害原著；现在我们只消记住柯勒律治是在梦中得到了光彩夺目的诗篇。

这个事例虽然不寻常，却并非绝无仅有。哈夫洛克·埃利斯^[2]在他的心理研究著作《梦的世界》中，把这件事和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朱塞贝·塔蒂尼^[3]的例子相比较。塔蒂尼梦见魔鬼（他的奴隶）用小提琴奏出一支精彩的奏鸣曲；他醒后根据不完整的回忆写出了《魔鬼的颤音》。另一个无意识的大脑活动的例子是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情况，他在《说梦》一文中提到《奥拉拉》的故事情节是从一个梦中得到的，一八八四年的另一次梦则给了他创作《化身博士》的启发。塔蒂尼清醒时想模仿梦中的音乐；斯蒂文森从梦中得到故事情节的启发，也就是说，大致的形式；而同柯勒律治的口头启发相似的是比德副主教所描述的凯德蒙^[4]的故事（《英国人民宗教史》，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事情发生在七世纪末撒克逊王朝统治下虔诚尚武的英国。凯德蒙是个没有文化的牧羊人，当时年纪已经不轻；一晚，他从聚会上溜出来，因为眼看竖琴就要传到他手里，而他知道自己不会吟唱。他躺在马厩里，在马匹中间睡着了，梦中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吩咐他吟唱。凯德蒙回说不会，对方说：“你就唱‘万物之始’吧。”于是凯德蒙说出了自己从未听闻的诗句。他醒后记忆犹新，居然能到附近的圣希尔达修道院长那里复述。他不识字，僧侣们便把《圣经》的章节解释给他听，他“像牛反刍似的细细咀嚼，然后转换成优美无比的诗歌，唱出了世界和人的创造，整个《创世记》的故事，以色列的后代出埃及和到达应许之地，基督的降世、受难、复活与升天，圣灵的来临，使徒的教导，以及最后审判的可怕，地狱惩罚的恐怖，天堂的甜美，上帝的恩惠与睿智”。他是英国第一位诗圣；“无人可与他比拟，”比德说，“因为他师从的不是人，而是上帝。”几年后，他预言自己的死期，在睡眠中安然逝去。但愿他再度和他的天使相遇。

乍看起来，柯勒律治的梦仿佛不如他的先驱者那样不可思议。《忽必烈汗》是神来之笔，而凯德蒙梦中所得的九行赞美诗除了来自梦中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长处，但柯勒律治已是成名的诗人，而凯德蒙只是受了神的感召。尽管如此，还有一个事实使产生《忽必烈汗》的梦的神奇之处达到了深奥难测的程度：如果这件事属实，柯勒律治的梦的历史要比柯勒律治早几百年，而且至今还未结束。

诗人是一七九七年做梦的（也有人说是一七九八年），在一八一六年发表他对于那个梦的追记，作为他未完成的诗的注释或辩解。二十年后，巴黎出现了十四世纪拉施特编写的《史集》的第一个西方语言节译本，那是波斯出版的众多的世界历史著作中的一部。书中有一页提到：“忽必烈汗在上都之东修建一座宫殿，宫殿设计图样是其梦中所见，记在心中的。”这段记载的作者是合赞的大臣、忽必烈汗的后代。

一位十三世纪的蒙古可汗梦见一座宫殿，根据梦中所见修建了宫殿；一位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不可能知道那座建筑的蓝图是一场梦，却梦到有关宫殿的诗。睡梦中的人心灵感应，跨越空间和时间造成了对称，与之相比，宗教书里提到的白日飞升、死而复生和鬼魂显露依我看就算不上神奇了。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呢？事先拒不承认一切超自然现象的人（我一向试图把自己归于那种人之列）认为两个梦的故事是巧合，是偶然出现的图像，正如云朵有时组成狮子或马匹的形象那样。另一些声称诗人大概知道可汗梦见宫殿，便说自己梦中得诗，以便造成一个美妙的假象，从而为他的残缺荒诞的诗作开脱或申辩^[5]。这种推测有可取之处，但要求我们武断地假设存在一篇汉学家们所不知的文章，证明柯勒律治有可能在一八一六年之前看过忽必烈汗的梦的记载^[6]。

第一个梦替现实世界增添了一座宫殿；五个世纪后做的第二个梦替世界增添了一首由梦引起的诗（或者诗的开头）；两个梦的相似之处让人隐约看到一个意图；巨大的时间间隔表明了一个超人的执行者的存在。调查那个不死的或者长寿的人的目的也许既无用处又是狂妄的，不过我们可以无可非议地设想他的目的并未达到。一六九一年，在京的耶稣会教士张诚证实忽必烈汗的宫殿只剩下了废墟遗迹；我们知道，那首诗也只记下五十多行。这些事实不由得使人猜测，那一系列的梦和工作尚未结束。第一个做梦的人晚上看到宫殿，修建了它；第二个做梦的人并不了解前者的梦境，得到了关于宫殿的诗。如果这个先验图式不落空的话，在几个世纪后的一个夜晚，会有某个人做同样的梦，并且相信别人也会梦到同样的景象，然后用大理石或音乐把梦境塑造出来。梦的系列也许不会终止，解谜的答案也许在最后一个梦中。

上文写完后，我又揣摩出另一种解释。也许有一个人所未知的标准型、一个永恒的事物（引用怀特海的说法）正在缓缓进入世界，它第一次表现于忽必烈汗的宫殿，第二次表现于柯勒律治的诗。凡是把两者作过比较的人都会看到它们相同的本质。

王永年 译

[1] Samuel Purchas（1575—1625），英国教士、作家，编纂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量游记与航海记。

[2] 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以性心理学研究著名。

[3] Giuseppe Tartini（1692—1770），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

[4] Caedmon（活动时期658—680），盎格鲁–撒克逊诗人，传说是一系列《圣经诗》的译著者，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但以理书》、《基督与撒旦》等。

[5] 据熟悉古典作品的读者判断，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忽必烈汗》一诗比现在更被认为是匪夷所思。柯勒律治的第一个传记作家特雷尔在1884年写道：“离奇的梦中所得的诗《忽必烈汗》远不只是一个心理学的奇特现象。”——原注

[6] 参见约翰·利文斯顿·洛斯所著《通往上都之路》，1927，第358、58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