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情，女人与记忆
爱情，女人，记忆
爱是我们最需要的，爱情却是我们最怕的。因此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很少会不复杂，使之复杂的是我们的记忆。爱情与记忆之间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痛苦呢？
从记忆的本身来看，本来有两种记忆。为了了解这个现象，最好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解释记忆，有集体的和个体的记忆。集体的记忆我们最好叫纪念。一个民族每年会纪念建国之类的历史事件，她分享集体的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这种纪念，她会从历史上失踪，或者陷入很大的困境。
跟纪念不一样的记忆是个人的，我们叫它回忆。人类很晚才有这种现象。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中国已经有诗人能这样说：你还记得吗？二十年以前我们两个……因此不少唐朝的诗歌用“记”这个汉字来作为标题。
这种回忆都包含一点忧郁的感觉，因为所有的回顾跟时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记得的经常已经没了。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从怀念开始。无论是杜牧、鲁迅或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怀念”是他们大作的出发点，这让读者伤心。我们怀念的一般是人，是我们爱的或重视的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这些人，或者他们走了，让我们一个人留下来。失去后我们会太难过，会觉得生活是空的。想起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也可能我们不光会有一种美感，更有最深刻的悲痛。如果回忆离不开痛苦，我们不一定敢面对它。
德国当代哲学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要经历一种原场景（primaeval scene）。比如娃娃看到妈妈的微笑，他也开始微笑。微笑就是爱。因此每个人首先看到的原场景跟爱有关系。孩子长大了，他（她）不光需要爱，也需要爱情。如果是男的，他去找。如果是女的，她开始吸引。按照什么标准来找、来吸引呢？可能他们（她们）都会靠无意识地看到的一种原形象（primaeval image）。要不然在几亿人之中他们/她们找不到自己要的对象。找到了，他（她）会说“就是他（她）”。跟顾城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北京火车站的人群中看到了谢烨，他知道他要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人。
可以说一个人看到别人，爱上他（她）了，这也算一种原场景。这可能是我们第二次原场景。不过，不少我认识的女人怕这种原场景。最近有一位女士坦率地告诉我，如果她有一天会碰到一个一辈子再也找不到的最合适的男人（man of my life），她肯定要跑掉。另外一个已经去世的女性朋友十几年前来信问我：如果我们有一个一直感觉到的愿望，但是完全不愿意满足它，我们怎么办呢？第三个我认识的女人听一个男人说“我爱你”，她的反应非常奇怪。虽然她也爱过他，虽然他们两个享受过爱情的深度，她提醒这个男朋友：这句话我不允许你说！
女人怕爱情吗？她们怕激情（passion）！好像她们不要一个能满足她们所有愿望的男人，宁愿跟一个老实的丈夫在一起。去年有一个跟我读完博士的中国女生告诉我：“老师，我知道你觉得我的老公不好看，他肚子太大，他的身材不怎么样，总的来说他不是帅哥，但是因为我可以控制他，所以我只好跟他在一起。”这不是一个奇怪的观点吗？她说控制，不说爱情，更不说激情。肚子大的中国男人喜欢这样吗？
当时我想起Rod Stewart来，他是英国有名的摇滚歌手，他1980年唱过：even the president needs passion（连一个总统也需要激情）。他这首歌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激情的话，它能是完美的吗？因此，怎么可能有女人会不要激情呢？
是的，女人经常害怕激情，因为激情太深。激情能打开一个女人的真心。打开后，她的痛苦就开始了。一些欧洲语言的passion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除了激情外，它还是痛苦的意思。激情与痛苦真的是一致的吗？好像是，从女人来看，也许更是。大夫们说女人比男人更懂和渴望爱和爱情。女人就是爱和爱情。如果一个男人了解这个，如果他掌握了爱情的秘密，他可以触摸到一个女人最神秘的地方。然后他们能够成为神与女神。这样宇宙的秘密也快要打开了。天人合一是人最大的渴望，能够得到吗？通过互相拥抱能得到。不过需要勇气。为什么呢？
女人的心打开了后，它要求永久满足。不是永久的、每天的满足，心开始缺少太多，开始害怕。心害怕记忆。因为记忆说：有一次有……现在什么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女人一般不允许一个人问她“你得到过你最想要的吗”，因为无论怎样，所有的回答都会打开痛苦的大门。
因为我今年70岁，我做过不少女人“灵魂的办公室”。女人们有时敢找我谈她们自己。有一个说她跟一个男人好几年以前享受过她生活中最美丽的时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决定了要走。原因是他们的关系太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她老了，就没办法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这么一个女人中国报纸叫情人（mistress），这是一个男人的角度。女人也可能因为她得不到她本来要的，她到处去找，希望能一辈子满足一次她最深刻的盼望。满足了以后，不允许她自己回顾，不允许任何人提到过去。什么都不说是她唯一不要面对她生活最大的快乐与痛苦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柏林的女权主义者在游行的时候总是喊“我们要一切”的口号。从今天来看，她们都失败了，因为生活不一定会提供一切。可怜的女人！
翻译与女人
我在中国教书已经五年了。我都用中文上课，当然很勉强，很费力气。大部分学生是女孩子，很聪明的女孩子。来上课的男生很少，他们经常比不上女同学。在教室里，男生坐在后面，女生坐在前面。女生认真、微笑，很可惜男生总是麻木。
因为这样，我的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了解、理解的问题。我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学外语和翻译。翻译算服务，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外语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生。我学了好多外语，也教外语和翻译学，那么，我是女的吗？好像是。什么意思呢？
我当然是男的。我的名字和性别都证明我是典型的男性，典型的德国人。但同时我是女性的。跟歌德写中国银杏的一首诗说得一样：我不是一个，我是两性的（Ginkgo Biloba中诗行直译）。因此歌德和我都会主张：两种灵魂睡在我心上。
我的心呢？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欧洲的。
大部分男人不太重视女人。不过，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可能也会难以了解自己。因此我总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我就倒霉了。男人会问我为什么想去做女子。我不想做女人，我想体会女性，理解她们。所以我老考虑到她们：她们是谁，她们要什么，她们希望什么。我总试试看能不能满足她们的要求。我就倒霉了。
原来男人多反思一个女人的心理应该是好的。但是，我这么看好像是错的，不符合时代。我原来每个星期给某一个中国报纸写专栏。过了一年多后编辑来电话告诉我不再需要我的小品，因为我写关于女性的话题太多了。
本来我希望女读者发现我不再写我的散文会表示反抗，但她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大概不好说。也可能她们觉得不应该是男人解释她们，应该是她们解释自己。反正从德国来看是这样的，那里的口号是：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
一般来说，男人是单行路。女人大部分是矛盾的。因此我不再多谈男人，太无聊。不如谈女人、谈翻译吧！
爱和爱情是翻译。我们爱，我们就把我们的感情翻译成语言或手势。我们的眼睛会说很多。我们的眼睛有时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渴望。但如果我们是低着头的呢？
我喜欢在北京的饭馆看人吃饭。场面都一个样——饭来以前，女的看手机，男的看手机。菜来了后还是这样。男人胖，女人瘦。男人穿得乱七八糟，女人穿得很美。
穿衣服也是一种翻译。如果我是女孩子，我不可能跟一个不文明的男人结婚。饭馆里的中国男人经常不够文明。现在天气热了，他们会给我看看他们的肚子，还拍一拍自己胖胖的肚子。怎么办呢？
鲁迅说过“救救孩子”。我们今天只能说救救男人。要不然他们还是在香山“禁止抽烟”的牌子旁拼命地抽烟。救救香山！
男人与女人真的平等吗？
女人的解放也可能是20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女人是人类的一半，写女人就写半个人类，是不是？我原来是这么想的。
一两年前，我每个星期给某一个中国报社写一篇散文。过了一年多后，该报社的编辑（他当然是一个男的）来电话告诉我：你老写关于女人的话题，我们不太想再发表你的文章。我吃了一惊。写女人不对吗？落后吗？好像是。我早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男人做女子的镜子，给她们各种各样的认同。当时是50年前，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有道理。今天我怎么看呢？
30年来我经常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没想到有一天在波恩会有一个女人就此问我：“你为什么想做女人呢？”我不想当女人，即使我总是坐着小便，为了干净，没有别的意思。我不喜欢看男人站着撒尿。他们还不洗手就离开厕所。我还记得50年代的德国，我们小男孩每一次公开地一块儿嘘嘘，大声地喊一声口号：谁不站着，谁不是男子汉。很调皮，对吗？这件事情不要多说了，有一点无聊。
有一次一个中国男性读者跟我家里人说：“顾彬不喜欢男人，他最讨厌的是中国男人！”有道理吗？慢点，情况复杂一些。
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长大的孩子，经常看不到爸爸。他们有的死了，有的作为战俘，有的到外地赚钱去了。我爸爸早上很早离开家，晚上很晚工作回来。他回来我已经睡了，因此很少能看见他。
那时候，我们小孩儿老跟女人在一起，渴望有一天会来一批男人跟我们玩。他们来了，他们是士兵，英国人。他们的军营就是在我们住的房子后面。每天他们到我们房子前面的荒地来进行部队演习，我们小豆豆们都跟着他们，有时高兴地坐在他们的高射炮上。虽然我们不懂事儿，有一点顽皮，比方说把石头扔到他们的营房，但英国军人还是对我们孩子们非常亲切。
当时我们小孩儿做战争的梦，梦见到战地打仗去。我们心上都代表一种男人主义。我们看不起女孩子。我们到野地玩儿骑马牧者与印第安人的游戏，到森林爬树，在那里女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存在。我们是男人，我们是英雄。上学我们经常带武器，当然是玩具枪。有时我们在树林子里找到真的兵器或真的手榴弹，就把它们藏起来。而且当时在家里还有真正的手枪与真正的弹药，它们是大战留下来的。我们孩子当时的生活其实有些危险。
无论如何我居然有一天发现了女孩子，女人的文明，在小学、在学童日托所。我是在德国的北方出生的，在策勒（Celle）。1952年，我在这个古老城市的郊区开始上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男生受不了老师老歌颂两个女生的书法，还让她们两位把我们的名字写在我们本子的封面上。原因是老师觉得我们的书法太难看。他说他认不出我们的姓名来。两个姑娘把我们的名字在我们的手册上写好了，我们发现什么呢？不光发现她们的书法好看，我们也发现她们本身的温柔、文明、美丽。
下课我们学生大部分去学校旁边的学童日托所。那里的阿姨们都是年轻人。她们个子高，头发长，身体瘦，她们很女性。我们偷偷地看她们漂亮的体形，特别是她们裙子的低领。从那时我开始害怕女人，到今天我还怕她们。为什么？不太清楚。好像对我来说，她们代表一个跟男人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世界。
20世纪50年代女人在家里什么都决定，但是如果她们想到外面工作去，她们需要丈夫的批准。反正在1949年后的西德是这样。不过像鲍勃·迪伦的歌儿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样，时代在改变。好像六七十年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看起来从男转到女，无论在德国、美国或中国。
大地上新的口号是Pretty girl rules the wolrd（美女统治天下）。到目前为止，连她们的内衣也受到男女的赞成。Victoria's Secret的时装在全世界成功。我们男人偶然路过它的商店，根本不知道把我们眼睛放在哪里，最好把它们装到口袋里头吧。不过，不看的话，女人不高兴，看的话，她们会想：你瞧这个好色之徒。
七八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呢？难说。因为历史是复杂的。应该承认到现在不少女人还是不幸的。不要说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种社会，谁都知道女子在那里要面对暴力。不过，女人的不幸福不再是历史的倾向，相反的，在学校女生超越男生，在德国、在中国都是这样。我在汕头大学或者在青岛海洋大学上课，女生坐前面，男生坐后面，女生写最好的考卷，男生写最差的。
可能20世纪以来有两种社会的趋势：一个是美学丑的发展，一个是女人自信，后者是我们要赞美的变化。人需要美，要不然生活单调。不过，现代艺术、当代文艺、今天的文学等不一定还能代表美。几十年来，丑代替了美。另外，今天看新闻，经常看到战争，大部分是男人打仗去。可能由于这类的原因，时装表演越来越多受欢迎。无论我们怎么评论，在高台（cat walk）上出现的女人，在女时装杂志上看到的服装都不丑，相反地我们的眼睛感觉到美的幸福。如果男人看模特在高台上走来走去，都是从台下观察台上的她们。电影、图画、文学作品里描写的神女经常在高尚的地方，经常从上面下来，下到大地上，到男人界。中国英文版的《环球日报》（Global Times）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女人的内衣，报道一个美国男人把 Victoria's Secret 的模特叫成 “angels”（天使），看上去有一点道理。
80年代西柏林的街上经常能听到、看到女人游行的口号：“我们要一切，一切要马上就来！”当时的西柏林全部依赖当时的西德，两个德国统一后柏林还是依靠德国的西部，因此柏林的福利很好。根据2007年的统计，当时柏林百分之五十的居民不工作，靠城市的福利好好过日子。因此谁都可以要“一切”。
80年代西柏林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口号“ 鱼不需要自行车，女人不需要男人”。如果她们还是要孩子，怎么办呢？请一个男的帮忙，孩子生了后让他出钱，柏林城市因为缺少它的后代也会给钱。女人这样生一两三个娃娃，不需要发愁。
1977年，我开始做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的“副教授”。我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的，都是女权主义者。在她们的影响之下，我改了我的思路、我的生活方式等。我跟随她们从“男性文学”转到“女性文学”。我从事了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十年多。我跟我的学生（也包括一些男生在内）一起研究、翻译了中国现代、当代女作家的优秀作品。
我为什么有一天“停止了”继续把女性研究放在我研究的中心呢？有好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男人，集中在女人的世界，不但使男人，更使女人表示怀疑。1985年到了波恩大学后，我发现我的学生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她们好像代表另外一个时代。她们给我的感觉是她们非常自信。她们不再认为男女是对立的，相反是平等的。我就开始孤独。
我开始孤独，为什么呢？在柏林，我学好了“恨”男人，恨我自己。我听够了女人说“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强奸者”。我在波恩听不到这类的起诉。波恩属于比较宽容的地区，因为罗马帝国、法国曾经在这里一段时间，也因为狂欢节的影响。波恩的女人很强，不需要我这类的人为她们说话，她们自己说。
我的孤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女人得到了自信以后，她们不要男人保护她们，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研究方面、生活上。虽然我开了女人的研讨会，出了有关妇女文学的不少书、文章、译本，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学者邀请我参加她们开的关于女人的讨论会。虽然我今天还注意到女作家，可是我对她们产生距离感。
我最近产生的距离感跟媒体有密切关系。德国的媒体所谓的女明星老公开地攻击或讽刺男人。目前我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的苦。我们西欧男人这些天说话、写作非常小心。谈犹太人、写外国人，或者跟女人接触，我们都怕会犯错误。因此我们老审查自己的话和态度，要不然我们倒霉了。
德国的女人，反正媒体上的女生是这样，老污蔑男人。如果我们敢像她们一样，问不合适的问题，我们马上就会有困难。我还记得80年代有一个电视台女节目主持人问一个男流行歌手：“你的裤衩儿放哪里啊？”媒体没有反应，女人没事儿。90年代一个男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美国女电影演员 Sharon Stone：“你的内衣在哪里？”媒体就有反应了。
更糟糕的是：上次德国的选举前，有一个女记者给媒体报道一个政治家对她说的话。这句话是一年前在彼此之间说的，因此是私人的话。女记者报道，她当天穿了Dirndl，这是一种突出女性身材的德国南方和奥地利的服装。根据报纸的报道，政治家看到了这种民族衣服，告诉她：“你真会充实你的裙子。”报纸就指责这个政治家sexism（性别主义）。指责了一年了！要求他下台。原来小事儿变成了国家的大事情。在这期间男人不再敢歌颂一个女孩子的衣服，因为他们怕女人会觉得他们的眼睛在检查她的身体。
在中国，我们最近老听到女孩子们把好看的男明星叫成 young fresh meat（小鲜肉）。国内国外很少对这种污蔑的说法做出反应。更可怕的是一个在德国媒体非常成功的女作家在一个电视节目问一个男的：“你的小鸡鸡已经起来了吗？”媒体批判她吗？没有！她要下台吗？没有！几个星期前还有一个女明星告诉媒体她跟男人一样放屁。如果男人不但在彼此之间，也是在媒体对女人敢这样说，他们就完了。
好像这个时代，女人想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在中国，有女人夜里随便敲宾馆的门或随便打宾馆屋子的电话；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坛上有女人随便打开胸罩；在波恩的大学区有女人随便抓住男人的中心。她们要怕法院的惩罚吗？不。要怕媒体骂她们吗？更不。为什么不呢？好像女人还算弱者，男人算强者。但是女人越来越强，男人越来越弱。男人不敢公开地说他们在女人的手里，会丢脸，因此男人沉默。
其实男人不再是强者，口头上或行为上犯错误，他们都要负责。男人越来越害怕碰到女人。因为女人，比如在德国，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十年前，一个男老师要坐十年的牢。原因是他的女同事起诉他在办公室强奸她。他在监狱死了后，法院才发现女老师的故事全部是编造的。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这些女人是否代表所有的女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质疑，对女人不好的男人能否代表所有的男人。反正国内国外有好男人，好像有困难看到他们，但是他们是有的。我们跟我们崇拜的女人去找他们吧。
男人能爱女人吗？
最近中国报纸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消息：一个女学生带了三个男学生去医院，要求那里的大夫们检查出谁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爸爸。我的问题不在于谁玩儿过谁，而在于中国还有君子吗？如果是“我”作为这三个男学生中的一个，那么无论是不是“我”的孩子，“我”会说：“是我，我是孩子的爸爸。”一个君子应该这样。那三个男生爱不爱那个女生我们都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只想“放松”。那么，那个女学生也“放松”过吗？根据中国的统计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女孩子很少得到全面的满足，真可惜。
住北京的四川诗人欧阳江河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女人到了30岁后开始老，特别是她们的皮肤。我老在考虑这句话，真是这样吗？如果在男人的眼睛里如此，这就真可怕。那么，女人30岁后还会有她们自己完美的生活吗？如果没有的话，30岁后的女人都赶快学德国女人吧。德国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女人都一个人住、自己过日子，她们没有丈夫，没有对象，没有孩子。所谓的进步女权主义者鼓励单独的女人说：有什么男人就玩儿什么男人，但是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敢问：男人是东西吗？好像是，我们男人喜欢作为女人的——上面提到的这类女学生的玩具吗？我跟大部分的男人只好说：不喜欢，讨厌！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男人要受到女人的批判。她们觉得，“我们”都把她们作为“我们”的“性奴隶”（sex slave）。
现在我们男人应该表示反抗：我们是人，我们不像美国明星Madonna（麦当娜）说的那样，男人不是女人的toyboy（男性的玩具）。麦当娜虽然50多岁，还是非常好看。她为什么没有跟欧阳江河说得一样已经老了呢？因为我们男人看到她的照片，看不到她的“现实”，看到的是她的“形象”（image）。这个形象当然很美，很有吸引力。我们“男人”看到她的照片都太想跟她“在一起”。跟一个形象在一起吗？是的，我们“男人”不要女人的现实，要她们的形象。因此女人注意她们的外表，无论内衣还是鞋。女人知道怎么引起男人的注意。那么，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爱她的本身吗？还是爱上她的内衣或者袜子呢？男人爱上女人的现实还是形象？很可能只爱上她的外表。女人的外表不能代表她的本身。她的外表是一个以形象为主的媒体的创造。比方说好莱坞电影给我们看的女人都是假的。当然电影里的男人也是。“假”是什么意思呢？Fifty Shades of Grey（《五十度灰》）这部电影最近非常成功，从我的视角来看，电影女主人公原来看起来非常一般，但在电影里因为化妆的原因她好像是大美女。
好几年以前，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们女人为你们男人什么都会做，你们男人对我们女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吃了一惊。因为原来我在当时的柏林碰到的女人都是不要男人的。她们说：女人跟鱼一样，鱼不需要自行车，因此女人也不需要男人。还告诉我：如果一个女人为了满足她肉体的要求而跟男人在一起，但是找不到最理想的男人，女人就应该幻想跟她最崇拜的男人在一起来满足自己。那么，一个女人这样得到满足，她其实不是跟她的丈夫、对象或者朋友，而是跟另外一个，也可能在媒体上看到的、根本不认识的形象。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问：女人能爱男人吗？
英文媒体谈女人经常用girls这个说法。德文不能这样说。德文谈姑娘不清楚是一个还是几个。英文分girl和girls。20世纪80年代英国流行音乐团体Sailor最成功的一支歌儿叫Girls，Girls，Girls。那么为什么是复数呢？一个姑娘不够吗？好像不够。原因大概是，对男人来说，一个姑娘不是个体的，她只代表她女性的本身。男人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女性的本身不一定是个体的。如果我们从媒体来看，这种本身是所有女人的。无论是选美、模特秀还是汽车展览，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girl，我们享受的是好几个。那么，一个不够吗？好像对男人来说一个不够。
我个人也是这么看的吗？不是。我不需要girls，我需要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了解、理解我的女人。对我，一个男人不能代替她，不能！为什么呢？男人不够开放，好多问题他们不敢面对，特别是他们个人的。从我来看，男人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女人。他们起社会的、工作的、政治的作用，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女性的本身是青春。因此女人潜意识里希望她们一辈子能做girl。从媒体来看，我们已经进入姑娘时代。所有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女人都是姑娘似的样子。美国几年前创造了一个新的女人典型：girlie。无论30岁还是50岁，不少女人会穿得跟女学生一样。那么女人的青春真是最重要的吗？女权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是你们男人要求我们女人年轻，是你们的盼望让我们这样做。
奇怪，我从来没有对我重视的中年女人说过：你们性感点，最好穿短的裙子，多注意到胸部的美。我也是一个男人，但是我的标准不是从媒体来的。因此裙子短不短我无所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女人的微笑，她的智慧，她用心听的能力——这就是她了解、理解的才能。我不喜欢跟男人说话。我觉得跟他们谈私人的问题是浪费时间。男人很少敢面对自己。所以他们也不会跟别的男人谈私人的事情。所谓大事儿是他们的题目：国家、人类、未来。奇怪他们的眼睛里还是会有青春的姑娘们，为什么？
美丽的女人美丽的书
书原来是神圣的，它们会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老师，指导我们怎么过日子。因此我们可以跟别人说：出示你目前看的书，我可以告诉你你是谁。
书是神圣的。Bible，这个英文词，来源于古代希腊文。希腊文的biblos是书的意思。在欧洲的中世纪除了Bible以外没有别的书——《圣经》就是书，书就是《圣经》。如果有别的书的话，不许看。看别的书算犯罪。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阅读才慢慢解放了，社会上也逐渐会有别的读物。
《诗经》对孔子来说也是一种神圣的书。不过，除了它之外还会有别的书。所以孟子不要等待什么图书的解放，当时除了四书、五经、十三经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很多著作。跟中世纪的欧洲比较起来当时的中国开放得多。因为有书，所以有发展。
欧洲是翻译大国。欧洲还没有开始翻译以前，她没有中国发达。通过翻译，17世纪小的英国成为当时最强的国家。翻译是看，看是了解，了解是知道人在哪里可以获得好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读，德文说 lesen。这个动词是拉丁文来的：legere。无论是德文还是拉丁文，两个动词都有两个意思：一、从地上捡起来东西；二、看书。两个意思有关系吗？有！宝贵的东西我才会捡起来。看书应该有心得，从书上捡起的心得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著作对中国的影响。如果中国人没有翻译和阅读过《资本论》，那么就没有新中国。翻译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很可惜，在中国还会有人看不起翻译和译者。还有人会说“谁都可以翻译”，这是很愚蠢的说法。翻译一本书是艺术，看和念一本书也是艺术，出版一本书更是艺术。因此如果书不能再是神圣的，它应该是宝贵的、美丽的。
有美丽的书吗？德国每年出版的图书百分之七十是译本。德国的读者大部分是女人，女人在德国算“美丽的类别”，可以说“美丽的女人”，因此书也应该是美丽的。无论如何书与女人是分不开的。荷兰画家维梅尔（Vermeer van Delft）有名的一幅画是《女人看书》。我想不起来男人看书的图画。男人骑马的画很多，真无聊。
中国的书很便宜，而德国的书好贵（因为德国的大部分书制作精美）。美丽的女人需要美丽的书，美丽的书应该很轻，要不然阅读的负担太重。纸应该好闻，因为女人的鼻子非常敏感。封面应该有吸引力，封面上最好给顾客看一个在树上享受爱情故事的姑娘。长篇小说做爱情的梦，小姑娘更做爱情的梦。
中国的书经常太重，因此中国的美女随身带它有困难。她宁愿看手机，一个机器作为她的神，比身旁的书与男人还轻。
看、念、听都是艺术。我们用眼睛，用嘴巴，用耳朵，结果都不一样。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看不懂，耳朵听不到，口说不出来有魔力的声音。语言是我们存在的房子，美女们都想住在比较好的房子。因此她们跟一个男的见面，首先要听他的声音。如果嗓子有噪音，她们开始怀疑。然后看他的眼睛，如果他的眼睛无神，说明他连一句话也看不懂，她们更质疑。最后如果他的耳朵听不明白女人的含义，美女们会不要他。
女人是一本书。应该好好看，好好听，好好念。
书现在还是神圣的吗？它的本身不一定还是。不过，如果美丽的女人看它，它会变成女神或神女的读物。因此它还有希望。
表情包
现代（modernity）原来是启蒙。它要求人要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时，人不要怕什么，要了解和认识自己。
不过，现代人好像有困难看自己的眼睛，有困难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会让人感觉到路上的孤独。因此人老需要安慰，需要泰迪熊，需要表情包。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大的。德国20世纪50年代的口号还是：孩子应该跟Krupp（克虏伯）的钢铁一样硬。当时，我们小孩儿还老听到大人说：一个印第安人不哭，因此我们向印第安人学不哭泣。到现在我不太会流泪。我七十多岁，周围的朋友一个一个地去世，我还是不流眼泪，当然我会很难过。
我的孩子们都会哭，为什么呢？我对孩子的教育跟我爸爸妈妈的完全不一样。我爸爸妈妈都参加了“二战”。从战场回来后，他们要求家里的三个男孩儿不要流泪。因此我们都没有泪水，真的比钢铁还硬。我们学好了压抑所有的感情，最后什么情绪都没有。反正我们这一代人就这样看自己。
“二战”后德国缺少男人。男人去打仗，很多人回不来，死在战场。因此我基本是被女人培养的。我的妈妈、祖母、一些托儿所阿姨、一些小学的女老师改变了我原来非常软弱的性格，因为教育我的女人们老说：别哭。“别哭”是她们唯一的口号，因此我没有学好哭。
1974年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当时女权主义的活动慢慢开始了。1977年我到了柏林自由大学后，我的女学生都说我应该学哭。我拒绝了。到现在我还不会哭，我比钢铁还钢铁。这样是对的吗？难说。
我有好几个孩子，他们都会哭。孩子哭的时候我高兴吗？也难说。因为眼泪让人感觉到人生的缺憾。什么缺憾呢？渴望与现实的矛盾。我们希望很多，因此要为了自己的梦而奋斗，但是经常失败。失败也是一种重要的经验。不过，失败有时让我们比钢铁还钢铁，有时也让我们太弱、太软。因此人也需要安慰。
几年来日本的表情包（emoji）越来越多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感觉。它们看起来是可爱的。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它们呢？“我们”指谁呢？如果指男人，女人喜欢男人作为需要安慰的哭娃娃吗？
现代的女人太复杂。一边她们要求男人比钢铁还钢铁，一边她们要求男人很软、很温柔。也可能她们需要男人的手比女人的手还温顺。可是当男人在她们的肩膀上哭的时候，她们大概还会说“别哭，别做哭娃娃”。
男人从女人的拥抱中温和地回来，到社会上去做钢铁。但是，即使这样，男人在女权主义者的眼里好像还是不太对，因为男人永远只是男人。男人要变成表情包吗？表情包不是男性，不是女性，不是钢铁，只是娃娃之类的吧。女人都要抱一个孩子。那么，男人做她们的娃娃吧，但是不要哭。
男人与孩子
几十年来欧洲学术界常用两个我最讨厌的动词，“发明”和“发现”。我跟孔子一样，觉得人不需要再发明或者发现什么。古代什么都有，因此我们应该回到传统去。
无论如何，为了公平地评估历史，我们还是必须谈发现不发现的问题，比如发现孩子。我是在德国的北方长大的。那里的农民把他们的孩子叫“烦恼”。19世纪的德国还是很穷，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更穷了。贫穷的生活中孩子是一个负担。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零下20摄氏度的冬天，我们小孩儿哆嗦了。家里可怕，屋子里头的窗户都有冰。孩子们连下雪时都穿着拖鞋去上学。课间休息时我们不得不到外面去，老师们不让我们在里面享受暖气。我们都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家长打仗时比你们还痛苦。那时老师还能打我们。每天打我们，打得很厉害。我们要脱裤子，他们打的时候我们是光着屁股的。要不然他们打我们一个耳光。我们当时很淘气吗？也可能。
那时候大概不光是家长把孩子看成“烦恼”，老师们也是吧。他们骂我们，拿东西扔我们。好像我们是老虎，他们是驯虎者。我们的老师当然都是男人，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痛苦。因为刚从战场回来，他们不少是残疾的，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和他们还是会有共同点：饭不够吃，衣服不够穿。
小孩真的是一种烦恼吗？我有四个孩子。对我来说，一个也不是什么烦恼。我还为了他们，每天奔波在路上，挣他们需要的钱。虽然是负担，但也快乐。
最近有一个老朋友来了一封信说，不单是她教育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小女儿教育她。虽然很少能听到这么一种思想，但它不是新的。我不太喜欢男的，不过还会觉得有一些男人了不起，比如丰子恺。我很早爱上他的漫画，原因是他老画孩子。一般来说，男艺术家（artists），包括作家，不写、不画孩子。男人，特别是中国男人，觉得家庭的事情是小事儿，他们宁愿谈所谓的大事情。然而我的大事情，丰子恺的大事情都是从孩子开始的。谈孩子时我们讲宇宙，主张天人合一。这就是所有好的写作和好的绘画的秘密。
别人觉得我不但“讨厌”男人，我更“讨厌”中国当代男作家。他们老告诉我，因为“文革”，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他们当时不能创作什么。连抽屉里他们都没放什么东西。可怜的男人！可是，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东欧的作家老写大作。这类创作大作的人，中国“文革”的时候也有过。丰子恺就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告诉过我，这个漫画家的书信该算“文革”最好的文学作品。从我这来看，不仅仅是这样吧。“文革”期间丰大师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他决定要抓紧完成一百幅图画的最后几十幅。其实他画了117幅，画好就去世了。他创作的《护生画集》不是一般的作品，是大作。为什么他会这样，而当时大部分的作家不会呢？
原因可能是丰子恺太了解人，可当时的文人只理解乌托邦。
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难所
七山是德国北威州波恩郊区的山脉。我家在山的最后面，在树林里。无论山前还是山后，七山都很美。它的美在于神话，原来白雪公主就是在那里，在龙山——七山中的一座山。七个小矮人也在七山，他们老看白雪公主的美。我也看过她的美，因为我也是小矮人之一。不相信吗？来看吧。不过，现在的白雪公主不一定再是德国姑娘，也可能她是中国女孩儿，叫小王、小徐、小周或者小张。
我经常跟中国来的博士生去七山喝当地的葡萄酒。虽然她们是女的，我还是觉得她们是当地的七个小矮人。尽管我是男的，我还是以为我是白雪公主。反正她们老说我好看。70岁的老头子还会好看吗？如果他是白雪公主，他不一定太丑。
不相信吗？来吧，看吧。我们，一个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老在七山下清朝初年的木架饭馆集合，吃饭，喝当地的葡萄酒。
真的是清朝饭馆吗？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开始了。七山的“七”是什么意思呢？不清楚。有人说因为有七座山，有人说是雨的原因，七山的雨很倾斜。也有人说七山的名字是从动物而来的，是从狮子而来，七山中有一座山叫狮子山。
不过，我的问题不在于七山的名字，而在于它的颜色。
我不再开车。我开过20年，开的是大众车，老百姓的车。我是老百姓，我的先祖都是农民，我忘不了我的过去，因此我骑自行车。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波恩。我不需要宝马或者奔驰，我需要的是一辆快的自行车。好的自行车比飞机还快，谁都知道。
自行车是哲学家的交通工具。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思考存在的问题，比如七山的颜色。早上我去波恩大学，七山还是黑的。早上我经过莱茵河，七山还在睡，它的颜色是睡眠的颜色，黑色。它还没醒来。还在做白雪公主的梦，我的梦。我呢？我骑自行车过莱茵河前已经做了《红楼梦》的梦，5点半开始。5点半开始写作，目前写叙事诗，写关于河南姑娘的叙事诗。
早上的七山是没有颜色的，如果说黑色不是颜色，这样也有道理。七山黑，我的自行车黑，我也黑。但是下午我从大学回家七山有颜色。什么颜色呢？每天不一样。今天黄，明天绿，后天蓝。那么它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呢？这样问我们哲学的问题就开始了。东西的本身是什么呢？是白雪公主吗？是七个矮人吗？是我们的眼睛吗？是我们的自行车吗？
每天下午七山的颜色不一样。我问过它，你原来的颜色是什么呢？它说：“我原来的颜色是白雪公主的。但是因为姑娘老在睡觉，七个矮人老在捣乱，因此我老变色。今天我是白雪公主的白，明天我是矮人们的灰，后天我是你们哲学家忧郁的蓝。你满意吗？”我说：“可以，但是你最好还加上革命的红色。”七山答应了，波恩的七山现在特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