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1）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2）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
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2）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1885～1959）在上海创办的书店，书店主要经营销售日文书籍。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2）；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3），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0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收于《且介亭杂文》。
（2）扶乩：同“扶箕”，是一种迷信活动，在架子上吊一根棍，两人扶着架子，下垂的木棍在下面的沙盘上画字句来作为神的指示。
（3）“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1934年7月25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在说到借助欧化句法来学习白话文时，批判了借口反对欧化句法来攻击白话文的人；8月7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
“小童挡驾”（1）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2），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
“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
“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3）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4），要推出“女子与小人”（5）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四月五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7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宓子章，后收入《花边文学》。
（2）“裸体运动大写真”：1934年3月，上海大戏院放映一部德、法、美等国裸体运动纪录片《回到自然》。此前影院为此纪录片大肆宣传，这句话以及下面引文都是广告中的话。
（3）张生：即张珙（君瑞），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人物。这里引用的唱词是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一折：“咍，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4）“汪踦卫国”：汪踦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个儿童，鲁哀公十一年的时候，齐国攻打鲁国，汪踦与邻居公叔禺人共同奔赴战场，保卫国家，最终阵亡。
（5）“女子与小人”：出自《论语·阳货》，“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过年（1）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2），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3）；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17日的《申报·自由谈》，后收入《花边文学》。
（2）“废历”：即农历（夏历）。国民党政府曾再三下令废除农历，所以称为“废历”。
（3）感慨：1934年2月13日（夏历除夕），这一天《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一篇署名为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之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
朋友（1）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
“朋友，以义合者也”（2），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日的《申报·自由谈》，后收入《花边文学》。
（2）“朋友，以义合者也”：《论语·乡党》里说：“朋友死，无所归，曰‘於我殡’”，宋代朱熹注解说：“朋友以义合，死无所归，不得不殡。”朋友以义合，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1）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2），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3）。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4），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5），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6），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7）之类的。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8）。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9）。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8月18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2）孔乙己：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人物。1933年8月14日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再谈孔乙己》的文章，文中对旧时书塾中教小孩习字用的描红口诀“上大人，丘（孔）乙己，代三千，七十士”等做了考证和解释。
（3）《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所撰，也有说是宋元初人区适子所撰。《百家姓》：相传为宋代初年人撰。两者都是旧时书塾给小孩用的启蒙课本。
（4）《神童诗》：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也是旧时书塾中的一种简单启蒙读物。
（5）《幼学琼林》：为清代程允升等撰，原名《幼学须知》，后经邹圣脉增补，改名《幼学琼林》。旧时儿童启蒙读物。书中内容很繁多，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器具、技艺等多种知识典故，皆为骈文，便于记忆。
（6）《太公家教》：现存的最早的蒙学伦理课本之一，撰者佚名，其书多用韵语杂述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和待人处世的格言。
（7）《急就篇》：也称《急就章》，西汉史游撰，亦为旧时儿童启蒙读物。
（8）学究：原是专门名称，唐代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等科目，明经中有五经（包括《易》、《诗》、《书》、《礼》、《春秋》）。应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应五经考试的，叫做“学究”。字义上的理解，学究一经，就表示学通一部经书。这里所说的学究，指在某一特定的范围领域内有研究的人。
（9）“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出自韩愈《与孟尚书书》：“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禹是一条虫”，出自史学家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他对禹做完考证后，以《说文解字》训中“禹”为“虫”的解释作为根据，提出禹不过是“虫”的论断。这一论断震动了史学界。虽然后来顾大师自己也否定了这一论断，但由于鲁迅、陈立夫等人或恶意或善意的传播，这一论断反而更有名了。
中国人的生命圈（1）
“蝼蚁尚知贪生”（2），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不过，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例如罢，报上说，北平正在设备防空，我见了并不觉得可靠；但一看见载着古物的南运，却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机，并且由这古物的行踪，推测中国乐土的所在。
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
这在“蚁民”，也是一个大打击，所以还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生命圈”。这就是说，既非“腹地”，也非“边疆”，是介乎两者之间，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于×世”（3）的。
“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砾。“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胡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只要炸弹不要误行落下来，倒还有可免“血肉横飞”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国人的生命圈”。
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〇”。
其实，这预感是大家都有的，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
但这一番话，阔人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但有飞机，还有他们的“外国”！
四月十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4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后收于《伪自由书》。
（2）“蝼蚁尚知贪生”：出自元代马致远《荐神碑》第三折：“蝼蚁尚且贪生，为人何不惜命？”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七回也有用到：“万望大圣慈悲，可怜蝼蚁贪生之意，饶了我命，愿送师傅你过山。”意思是说连蝼蚁都爱惜生命，何况是人呢？现在常用来告诫人们不要轻生，好好活着。
（3）“苟延性命于×世”：出自三国时代诸葛亮《前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苟且，生存之意。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1）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尝慨乎言之，曾出一联，索人属对，道：“三鸟害人鸦雀鸽”，“鸽”是彩票，雅号奖券，那时却称为“白鸽票”的。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2）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3），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4）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
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后收于《南腔北调集》。
（2）“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出自《礼记·檀弓下》：“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魄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意思是人的肉体重归于土，是自然而然的，而人的灵魂则游走于地上，无处不可到。
（3）“拔宅飞升”：见《太平广记》卷十四引《十二真君传·许真君》，里面说到东晋许真君在蜀地做官，因见晋国王室混乱，于是弃官东归，其“学道有术”，在“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
（4）那里：即“哪里”。
捣鬼心传（1）
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有像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他无论怎么怪，怎么畸，总有一个限制：孪儿可以连背，连腹，连臀，连胁，或竟骈头，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骈拇，枝指，缺肢，多乳，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好像“买两送一”的买卖。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
但是，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谓“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笔记里，常说罗两峰的《鬼趣图》（2），真写得鬼气拂拂；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还不如只看笔记有趣。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3）。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
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4），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古来尽多坏人，十条不过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骆宾王作《讨武曌檄》，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几句，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不过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样呢？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只是攒眉摇头，连称“坏极坏极”，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狂飙文豪”（5）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而终于并不发表，是深得捣鬼正脉的；但也竟无大效者，则与广泛俱来的“模胡”之弊为之也。
明白了这两例，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因为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不测的威棱使人萎伤，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却还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后收于《南腔北调集》。心传是佛教禅宗用语，师徒之间只靠心的交流来传承思想，而不著述立经写传。
（2）罗两峰：即罗聘（1733～1799），字遯夫，号两峰。清朝扬州人，画家，金农入室弟子，“扬州八怪”之一。所作《鬼趣图》，讽刺世态，针砭时弊，别出心裁，为许多文人所题咏。
（3）此处晋人所记山中厉鬼，出自于南朝宋人郭季产的《集异记》，里面说道：“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人著乌袴褶来，取火照之，面首无七孔，面莽傥然。”（据鲁迅《古小说钩沉》）
（4）这讲的是孙中山申讨满清的十一条罪状书。十一条罪状如下：
（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
（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权益。
（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
（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
（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
（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
（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5）“狂飙文豪”高长虹：高长虹（1898～1954？），本名高仰愈，山西盂县人，中国现代作家。他因当年与鲁迅的交往和后来交恶而为人所知。1927年1月，高长虹在《狂飙》第十七期中发表了《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说：“若夫其他琐事，如狂飙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我们是青年，我们有的是同情，所以我们决不为已甚”。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鲁冲突”，冲突主要是起源于1925年8月，《民报》刊登广告说要增设副刊并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等人撰稿。高长虹对“思想权威”的广告十分恼火，以为鲁迅默认了这种提法，于是迁怒于鲁迅。加之《莽原》周刊最后四期无高长虹的作品刊登，并且《莽原》改半月刊后接连不断地减少“狂飙”社成员向培良、高歌等的作品。于是，高长虹就在《狂飙》周刊上发表对鲁迅先生不满的文章《给鲁迅先生》，“高鲁冲突”导致高长虹众叛亲离，最后沦为悲剧人物。
人生识字糊涂始（1）
中国的成语只有“人生识字忧患始”（2），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的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更喜欢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点心，但也为了爱热闹，尤其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己有关系——能懂，该问，或可取的。
我们先前的学古文也用同样的方法，教师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去。弄得好.是终于能够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写出几句来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为通，别人也以为通了，但一看底细，还是并不怎么通，连明人小品都点不断的，又何尝少有？人们学话，从高等华人以至下等华人，只要不是聋子或哑子，学不会的是几乎没有的，一到学文，就不同了，学会的恐怕不过极少数，就是所谓学会了的人们之中，请恕我坦白的再来重复的说一句罢，大约仍然胡胡涂涂的还是很不少。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为我们虽然拼命的读古文，但时间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说话，整天的可以听见；而且所读的书，也许是《庄子》和《文选》（3）呀，《东莱博议》（4）呀，《古文观止》（5）呀，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这一种“有所得”当然不会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自己本是胡涂的，写起文章来自然也胡涂，读者看起文章来，自然也不会倒明白。然而无论怎样的胡涂文作者，听他讲话，却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听不懂的——除了故意大显本领的讲演之外。因此我想，这“胡涂”的来源，是在识字和读书。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会用些书本子上的词汇的。虽然并非什么冷僻字，或者连读者也并不觉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枝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钩出一点轮廓来给我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钞来的，向来就并没有弄明白，一经切实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珑”，“蹒跚”，“嗫嚅”……之类，还多得很。
说是白话文应该“明白如话”，已经要算唱厌了的老调了，但其实，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至于旧语的复活，方言的普通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须选择，二须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这是另一问题，在这里不说它了。
四月二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5年5月的《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号“文学论坛”专栏，署名庚，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人生识字忧患始”：出自宋代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3）《庄子》和《文选》：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主要思想体现在著作《庄子》中。《文选》：《昭明文选》，由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自秦汉至齐梁的诗文总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4）《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为宋代吕祖谦著，选取《左传》中的史事加以评论，通过透彻的分析，明达的议论，表达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由于其伯祖吕本中被称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被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就均称为“东莱先生”了。
（5）《古文观止》：由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编选，收录《左传》、《国语》、《公羊传》、《礼记》等至明人的文章220多篇，是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
男人的进化（1）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2）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3）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自注：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九月三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9月16日的《申报·自由谈》，后收人《准风月谈》。
（2）周公孔圣人：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曾制定周的礼乐典章制度。孔圣人即孔子，名丘，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儒家经典“六经”中的《礼记》（又称《礼经》、《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收录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共四十九篇）为周公所作，也有说是由孔子修订而成。《礼记》中关于旧时婚礼的详细规定，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礼记》中的《士昏礼》专讲婚礼和婚嫁后的各种规矩，妇女必须要遵守。
（3）“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此语出自基督教《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说到：“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关于妇女解放（1）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2）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3）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4）（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十月二十一日。
注释：
（1）本文最初是否发表于报刊不详，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出自《论语·阳货》。
（3）沈佩贞：浙江杭州人，近代女权活动家。留学于日本，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女子参政同盟会，也称“女子尚无会”、“女子北伐队”，随后参加北伐战争。后投靠袁世凯，担任总统府顾问，被称为“洪宪女臣”，由于她曾先后与黎元洪、江朝宗、段芝贵、袁世凯等人有暧昧关系，并且在参加同盟会期间干了不少龌龊事，所以尽管她因为争取女权风光过一阵，但她的名声并不好。
（4）“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这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叫“掷瓶礼”的仪式，在一些庆典活动如船舰、飞机首航前，一些有身份的官眷或者女流将一瓶系有彩带的香槟酒掷碎，以示祝贺。
关于女人（1）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2），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3）。”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4）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四月十一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15日的《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和瞿秋白合作完成，后各收入自己的杂文集，分别为《南腔北调集》（鲁迅）、《心的声音》（瞿秋白）。
（2）“堕马髻”、“愁眉啼妆”：出自《后汉书·梁冀传》，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唬（啼）妆、堕马髻。”唐代李贤在注引《风俗通》的时候说：“愁眉者，细而曲折；唬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
（3）此阿拉伯古诗人的名字叫穆塔纳比，文中诗句化用了他晚年的一首抒情诗，诗以“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结尾。文中引用与原诗有较大差别。
（4）长三幺二：是旧时上海对不同妓女的称呼，名称都来自于骨牌，“长三”本指两排三点的牌，长三居于娼妓等级之最，非常有名气，“幺二”则是较为普通的级别。
寡妇主义（1）
范源廉先生（2）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者有之，“神道设教”者有之（3），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4）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5）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和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6）……。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7）。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 Kowalewsky（8），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9）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10）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媟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1）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他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20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后收入《坟》。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为了防止“有伤风化”的事情发生，阻止男女同校，要求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当时讥称为“寡妇主义”。
（2）范源廉：（1876～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创始人之一。一生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5年春，因师大经费不足辞去校长职位，该校学生会曾发动挽留运动。这里说他成为“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大概即指此事。
（3）“奉母命权作道场”：是说读儒家学说的人，不信奉佛教，奉母命作道场。这里指当时一般兼信佛教的道学家。“神道设教”：是封建统治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人民的一种方法。见《周易·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章士钊在任当时的教育总长时，也曾表示自己认可这种做法。
（4）《文昌帝君功过格》：是一种宣传封建道德、带有浓厚迷信性质的劝人行善（劝人行善积阴德）的书。“文昌帝君”：传说是掌管人间功名禄籍的神。
（5）“儒行”：即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行为。《礼记》有《儒行》篇，记载了孔子关于儒者道德行为的言论。
（6）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指不分是非的盲从的人们。
（7）校长：这里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舍监：学校管理寄宿学生生活的人。
（8）Sophie Kowalewsky：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雅，1888年获得巴黎科学院的保尔丹奖金。有剧本《为幸福而斗争》、小说《女虚无主义者》等。
（9）Ellen Key：爱伦·凯（1849～1926），瑞典思想家、女权运动者。
（10）章士钊呈文：指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本文所引的字句，为呈文中污辱女学生的话。
（11）“未字先寡”：待字闺中时，心情就已经和寡妇一样了。
青年与老子（1）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2），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3）。
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的·自·白（4）——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就不见了。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5），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6）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1月1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2）“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是指清末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
（3）此故事出自《太平广记》卷二八九中五代汉王仁裕的《玉堂闲话》：“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上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
（4）杨某的自白：指杨邨人在1933年2月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
（5）“虚君共和”：康有为曾在1918年《不忍》杂志上刊登《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文中说到中国应该实行“虚君共和”，即提倡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也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政治主张。
（6）张宗昌：（1881～1932），山东人，北洋奉系军阀，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等。曾经提倡尊孔崇儒。
为了忘却的纪念（1）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2）。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3）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4）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5）（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6）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7）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8）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9）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10），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1）。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1（2）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1（3）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1（4）。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1（5）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1（6）。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1（7）。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1（8），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
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1（9）。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20）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2（1），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22年4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这五个左联作家是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
（3）林莽：原名楼适夷，浙江余姚人。中共党员、作家、翻译家，当时“左联”的成员之一。
（4）彼得斐：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1849年7月31日，裴得菲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代表诗歌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约翰》、《大海沸腾了》、《爱情与自由》等。
（5）《莱克朗氏万有文库》：1867年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
（6）那个时候作者痴迷于彼得斐的诗歌研究。
（7）丸善书店：是日本东京的一家卖西方书籍的书店。
（8）柔石：原名赵平复，化名少雄，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1928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先生同办“朝花社”。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次月7日与另外几位同志被杀害。鲁迅写此文，正是追悼柔石和其他死难的同志。鲁迅十分欣赏柔石，他说：“我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青春的活力。”
（9）“三道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所以被称作“三道头”。
（10）方孝孺：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文时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建文四年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永乐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刚直不屈、坚决不从，最终遭杀害，被灭十族。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处死，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11）朝华社：即朝花社，继未名社之后，鲁迅创办朝花社。朝花社成立于1928年底，成员五人，即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许广平。
（12）叶灵风：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他是著名画家、藏书家、作家。译笔端庄、流利，富有情趣，然而因为被鲁迅在此文中称作“纸老虎”，可见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
（13）“人心惟危”：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就是民心，居心叵测，所以危险，道心就是治国之道，道心难寻，所以微妙。
（14）这件事指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件中遭日军轰炸，大量藏书被损毁之事。
（15）冯铿：又名岭梅，广东潮州人。现代女作家。1930年加入“左联”。1931年初与柔石、胡也频、李求实、白莽等人同时被捕，死于龙华狱中。
（16）此典故出自《说岳全传》，书中第六十一回写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因同情岳飞，秦桧就派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内“升座说法”，一见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语，指一些高僧盘膝而坐，安然仙逝。偈子是佛经中的唱词。
（17）柔石被捕后，作者在1931年1月20日带着家属离开原居住地，躲到黄陆花园庄避居一段时间。
（18）同乡：指王育和，名乘中，浙江宁海桑洲村人。柔石被捕前和他同住一处，柔石被捕后通过送饭的人带信给王育和，托他将信交给周建人再转交给鲁迅。
（19）此日本歌人指的是山本初枝。鲁迅曾将此文托内山书店寄给山本初枝。
（20）徐培根：白莽的兄长。鲁迅此处将他误认为白莽，后来弄清楚了，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明了这一点。
（21）《思旧赋》：向秀所作，向秀，字子期，魏晋时期文学家。此文是他在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后所作的哀悼之文。
谈金圣叹（1）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2），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3），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4）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5）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6），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
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7）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8），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7月1日上海的《文学》第一卷第一号，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西厢记》、《水浒传》等。
（3）“哭庙”：关于金圣叹“哭庙”一案说法不一。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中说道“……时顺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暱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边塞云。”
（4）袁宏道：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为“三袁”，“公安派”创始人，著有《袁中郎全集》。
（5）《西厢》：原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元代王实甫所作。它的曲辞华艳优美，富于
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金圣叹在批注《西厢》时，有多处篡改。
（6）《水浒》的后小半：《水浒》原先的版本以百回本和百二十回为主，都是以宋江征方腊后受朝廷招安为结局。金圣叹将《水浒》七十回后的章节全部删去，以卢俊义梦中梁山伯好汉被悉数杀绝为尾，并将第一回改为楔子。
（7）《武松独手擒方腊》：这是曾经流行于民间的戏剧，但在《水浒传》版本中，擒方腊的是花和尚鲁智深。
（8）飞艇：当时称飞机为飞艇。
古人并不纯厚（1）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2），但广州开的耆英会（3），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4）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5）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6），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7），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8）。”又咏《荆公》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9）。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10）中的欧阳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1）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1（2）和《唐宋诗醇》1（3），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1（4）的。
四月十五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26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花边文学》。
（2）达赖啦嘛：这位是指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1922年12月17日圆寂。“不幸短命死矣”，出自《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
（3）耆英会：这个词来自于宋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宋代文彦博留在西都洛阳﹐汇集了十来个老年士大夫聚会作乐。“耆英会”这个词就成为了年高有德者的集会。1934年2月15日广州市国民政府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邀请全市二百多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庆典，这就是文中说到的“耆英会”。
（4）“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出自《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意思指夏桀死的时候，你我就都要死去。
（5）“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出自《论语·为政》。
（6）《文选》：即《昭明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7）《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的诗文集，共三十二卷。洪咨夔，字舜俞，号平斋，宋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泰二年进士，翰林学士、知制诰。
（8）“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指贪官污吏们像城狐社鼠相互勾结，盘踞于一窟之中，更像猛虎毒蛇在京城横行霸道，一个个肥白得像鸭子和瓠瓜，而百姓则像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
（9）“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祸胎，祸根；钟阜，钟山。理解此句需要贯通全诗来看，诗中讲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君臣一德”，然而神宗去世后，北宋末年，内忧外患频仍，战事不断，徽宗即位后，任用奸相蔡京、童贯等，朝政日非，北宋王朝更是风雨飘
摇，危在旦夕。洪咨夔的这几句诗大有作者所说的“指斥当路”的口气。原诗如下：
君臣一德盛熙宁，厌故趋新用六经。
但怪画图来郑侠，何期奏议出唐坰。
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腥。
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
（10）“八大家”：指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宋八大家文钞》，辑选了唐宋时期推动古文运动的八位代表人物，分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故称“唐宋八大家”。
（11）“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意思是指责那些“先荣而饱”的在位之人不知为天下忧，而且禁止他人为天下忧，而能忧天下之人“又皆远贱”（《读李翱文》）。
（12）《唐宋文醇》：清代乾隆皇帝命馆臣采选、编辑又经其“御定”的文章总集，共五十八卷，收录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十人的文章。
（13）《唐宋诗醇》：清代乾隆皇帝命馆臣采选、编辑又经其“御定”地诗歌总集，共四十七卷，收录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六人的诗作。
（14）“挽狂澜于既倒”：出自韩愈《进学解》，原文是“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女人未必多说谎（1）
侍桁（2）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3）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4），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5），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6）”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7），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8）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1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花边文学》。
（2）侍桁：即韩侍桁，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3）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叔本华继承了康德对于表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认为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他反对妇女解放，他在《妇女论》中说妇女“目光短浅”、“毫无正义感”、“缺乏判断力和思考力”等等。
（4）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的是奥地利心理学家魏宁格，他是仇视女性主义者。
（5）杨妃：指杨玉环。杨玉环受宠于唐玄宗，其堂兄杨国忠专擅朝政，骄横跋扈，天宝十七年，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次年攻破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至四川，将士归罪杨家，杀杨国忠，为稳定军心，玄宗命将杨玉环缢死于马嵬坡。
（6）“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出自杜甫的《北征》。
（7）“妇女国货年”：1933年12月，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会团体将1933年定为“国货年”，将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定为“学生国货年”。邀请工商界著名人士参加演讲，宣传国货，抵制日货，发展民族工商业经济。
（8）“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北人与南人（1）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2）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3）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4），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5）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6），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7）；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一月三十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2日的《申报·自由谈》，后收入《花边文学》。
（2）二陆：指陆机、陆云兄弟，二人都是西晋文学家。陆家本是江南显赫的家族，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三国时吴国名将，本来陆机、陆云兄弟会很顺利地参掌军国大政，可是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南北混一，陆氏兄弟迁往晋都洛阳。
（3）羊衒之：应作杨衒之，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文学家。曾任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期城郡太守等职。博学能文，精通佛教经典。所著《《洛阳伽蓝记》，叙述北魏繁盛时期洛阳城内外佛寺兴盛景象，富有创意和个人才情，是北朝文坛上的旷世杰作，也是现存文学史典籍中“寺塔记”的典范之作。
（4）南方之强：出自《礼记·中庸》，原文为“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
（5）孑遗：指前朝移民。语出《诗经·大雅·云汉》，原文说道：“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6）权贵南迁：指历史上晋朝王室迁都建康（今南京），宋朝王室迁都临安（今杭州）。
（7）某先生：指的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阳货》），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卫灵公》），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我观北大（1）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3），并且分送金款（4）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7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后收入《华盖集》。
（2）一位教授：指高仁山，江苏江阴人，曾留学日本、美国等，时任北大教育系教授。
（3）“作之师”：出自《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4）金款：指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的余款，大概一千多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法郎贬值，法国要求中国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段祺瑞政府同意，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项称为“金款”。
难得糊涂（1）
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正像“玩”木刻之类，未必“只是个人的事情”：“谬种”和“妖孽”就是写起篆字来，也带着些“妖谬”的。
然而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现在，到了“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2）的时代，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这终于说出来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报应之说”（老庄另帐登记），而说别人“鄙薄”佛教影响就是“想为儒家争正统”（3），原来同善社（4）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秾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认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5）。正统和正宗，是明显的。
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活的生活已经那么“穷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又不见了，只剩得字汇。“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6）。”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7）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8）。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
十一月六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11月24日的《申报·自由谈》，收入《准风月谈》。
（2）“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章太炎为吴宗慈纂辑的《庐山志》所作的题辞，见1933年10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
（3）“想为儒家争正统”：是施蛰存《突围》中的话。
（4）同善社：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中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教派，崇尚封建迷信，蛊惑人心。
（5）“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6）原文见施蛰存《突围》之五（答致立）。
（7）“幺匿”：英语unit的音译，严复（几道）在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时对英语unit一词采用的音义兼顾的译法。Unit一词，今译成“个体”、“单位”、“单元”等。
（8）原文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这也是生活”（1）
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觉得的，也许遇不到，也许太微细。到得大病初愈，就会经验到；在我，则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就是两个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觉得两者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负。现在才知道是不对的，所以并无大不同者，乃是因为并未疲劳，也就是并未出力工作的缘故。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我想，强壮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过。
记得前年，也在病后，做了一篇《病后杂谈》，共五节，投给《文学》，但后四节无法发表，印出来只剩了头一节了。虽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个“一”字，此后突然而止，并无“二”“三”，仔细一想是就会觉得古怪的，但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读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评家。于是有人据这一节，下我断语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现在也许暂免这种灾难了，但我还不如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话到这里还没有完。”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为了不给我开电灯，我对于广平很不满，见人即加以攻击；到得自己能走动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2）：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3）。
尤可惊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缥缈录》（4），把清朝的宫廷讲得津津有味的《申报》上的《春秋》，也已经时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点滴》（5）里，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我没有当过义勇军，说不确切。但自己问：战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八月二十三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9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最中心之主题”：这个词来源于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文中说到：“国防文学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
（3）义和拳：即义和团。瓦德西：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统帅。赛金花：江苏盐城人，清末的一个妓女。曾去过德国，认识德国的上流社会，有强烈的爱国之心，相传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向德军求情，被人称为“议和大臣赛二爷”、“护国娘娘”。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她作肖像画，齐白石为她题写墓碑。她亲笔题写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至今犹存博物馆中。
（4）《御香缥缈录》：原名《老佛爷时代的西太后》，原为英文本，在美国纽约出版，后经秦瘦鸥译为中文，1934年4月起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后印单行本。
（5）《点滴》：《申报·春秋》的一个专栏。
中国文坛的悲观（1）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叔（2），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3），《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4），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嚣俄和霍普德曼（5）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6）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7），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像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八月十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8月14日《申报·自由谈》，原题《悲观无用论》，后收入《准风月淡》。
（2）章实斋：（1738～1801）名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史学家。袁子才：（1716～1798），名枚，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县）人，清代诗人。袁死后章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攻击其收女弟子的行为是“无耻妄为，蛊惑士女”等，也曾在其他的许多著作里攻击他。李莼客：（1830～1894）名慈铭，字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清末文学家，赵叔：（1829～1884），名之谦，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浙江绍兴人。李在自己的著作《越缦堂日记》中常称赵之谦为“妄人”，攻击赵之谦“亡赖险诈，素不知书”，“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
（3）《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指清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关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的论争。
（4）《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指《新青年》派和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进行的论争。《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综合性月刊。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8年1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1922年7月休刊。
（5）嚣俄：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雨果是浪漫主义剧作家，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霍普德曼：霍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著有剧本《织工》等。两者的作品在剧院上演时，反对者和拥护者都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6）“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出自《庄子·齐物论》。指境况不同。
（7）林琴南：（1852～1924）名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翻译家。他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有《荆生》与《妖梦》。对倡导白话，提倡新文学的人士等进行谩骂和侮辱。
死（1）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2）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3）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4）——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罩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〇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5）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6）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7）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8），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凯绥·珂勒惠支：原名凯绥·勖密特，德国版画家，雕塑家。14岁时即开始学习绘画。
（3）史沫德黎：通译史沫特莱，美国革命女作家、记者。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这里所说的序是指为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做的序，题为《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4）头衔：凯绥·珂勒惠支曾被德国政府文化与教育部授予教授称号，被普鲁士艺术学院聘请为院士、授予“艺术大师”的称号，享受领取终身年金的权利。
（5）北新书局：1924年在中国北京建立的民营书店，后来迁到上海，由李小峰、孙伏
园主持，鲁迅对这个书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因经销中国地下图书和涉及宗教问题一度被查封，并且改名为青光书局，之后恢复旧名。因拖欠版税问题，鲁迅于1929年8月曾委托律师与之交涉。
（6）S医师：即须藤五百三，日本退职军医，当时在上海行医，是鲁迅去世前最重要的主治医生，鲁迅死后，他写了《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7）D医师：即托马斯·邓恩，美籍英国人。当时在上海行医，曾由史沫特莱介绍为作者看病。
（8）宫保：明、清各级官员原有虚衔，如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少师等，咸丰后称宫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