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学生
门前若无南北路，人间应免别离愁——在高墙下宁静的校园，奋斗着救亡图存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在激情与理智并存的西南联大，在两个大时代的交叉路口，如烟的情思、失落的爱情困扰着年轻的女大学生；而在20世纪90年代汹涌的出国浪潮里，一大批青年学生同样面临“抉择”，经历了困惑与反思……
北平的学生
一
北平是北京的旧称，隋朝就已有之。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后，又将“北平”改为“北京”。从精神层面而言，与其说“北平”是地域范畴，不如说是文化范畴更为贴切。
“北平”时期是大江大海的时代。“北平”有着诸多的中学、大学：国立的、民办的、教会的……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学生群体。北平的学生在精神气质上组成了一代特殊的知识群落，他们与古都的文化传统血肉相连，继而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担负着承上启下之职。其传承之脉，乃古都千年文明遗韵及五四新文化精神。当1949年北平更名为“北京”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群体独特的审美取向、生活习俗、文化特征也并未消失，而是余韵犹存。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2年北京女七中的学生依旧称授业师为“先生”，学生见了先生依然会恭恭敬敬地鞠躬；北海设有夜冰场，冰场里卖红果汤……
通过品读大量历史回忆与文艺作品，可以得到一个直观感受：缺少“洋味”是北平学生的普遍特点。即令如教会学校贝满女中、燕京大学出身的所谓“假洋鬼子”，其文化气质亦与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中西女中、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有着微妙差异。
老演员师伟解放前是中国大学学生。在1957年拍摄的影片《不夜城》中，这个昔日的“北平学生”被“赶鸭子上架”式地派演了一把上海滩的洋小姐。有很多镜头表现这个人物细腻的海派作风：穿着与欧美时尚同步的漂亮短大衣与红呢裙子，在自家有秋千的大花园里开派对跳踢踏舞，叫爸爸妈妈为爹地妈咪，不开心或陷入沉思时会将两只手绞在一起放于胸前……
故事片《青春万岁》刻画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的先生与学生
这是师伟的本色出演吗？答案是否定的。几十年后在接受小崔（崔永元）《电影传奇》采访时，白发苍苍的师伟笑言：“我是北平的穷学生，打球、溜冰什么的，哪会跳踢踏舞呢？……电影中的场面都是现学的。我们那时都要体验生活，去上海的资本家家庭，看他们平日是怎么生活的……”
请注意“北平的学生”五字。这是一个活鲜鲜的标签。
从师伟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北平学生的业余消遣主要是打球（大概是篮球、排球）和溜冰。师伟就读的中国大学位于城里，大约常去北海溜冰。无独有偶，《青春万岁》中杨蔷云和她的同学也常去北海滑夜场。而在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女主人公于倩倩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于北京的。“她骤然想起小时爸爸常常带她来溜冰，那时是有夜场的。倩倩最爱溜夜场，人在冰上轻轻旋转，星光，灯光，刀光顿时就在冰上划出一个晶莹的梦也似的世界。爸爸紧紧拉住她，冬夜清新的冷空气轻轻拍打着面颊，《多瑙河之波》，《春之声》在耳边回响，她快乐地尖叫着，一心想从爸爸那有力的大手中挣脱出去，奔向那比梦更美好的生活。”
这真是比梦更美好的集体记忆。
或许是气候使然，在上海老学生的回忆里就很难找到溜冰的字句，频频出现的是打网球、开派对、喝下午茶这样的西式风尚。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翻译家吴劳先生在《从李家派对到邵府下午茶》中说：“乘三轮车到淮海路‘第第斯’，自有白俄大美人送上咖啡及一台满放小蛋糕的双层金属架。我出手一向快，不觉已三块花色小蛋糕下了肚……那年12月，她邀请我参加她家的圣诞派对！这样便结识了冯亦代和夫人安娜，董家兄弟，姚苏凤夫妇等……那次碰到了印度姑娘，就是张爱玲为之起名为炎樱的。她是个小胖子，故张戏称她为two armfuls（两个抱满怀）。她谈吐风趣，不怕陌生，节奏感奇强。我和她边舞边谈，都是骨头奇轻！”
吴劳1948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美商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朱曾汶与圣约翰大学同学朱定合编的电影刊物《水银灯》上发表处女作《眼波，眼波，眼波，眼波》，写白琳·麦考罗等四位眼睛会放电的好莱坞女星……
以上种种，都是极生动的老上海教会学校氛围浸淫出来的“洋事儿”。
故而“土”与“洋”成为北平学生与老上海学生最鲜明的区别，就好像一袭大褂与西装的区别。这种气质的差别，其实就是清末民初黄仲则笔下的宣南与包天笑心中的苏州河不同气韵的延续。
二
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是典型的“北平的学生”。他是上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学生，却喜欢八旗子弟的老玩意儿。他熬鹰，半夜到西郊有松柏树的坟圈子里放狗咬獾。王世襄在美国偶遇满族作家老舍先生，两人谈到这些事时都来了劲，一顿饭时间聊的都是养狗捉獾！
另一位文物专家朱家先生满含深情回忆的那个从小长大的家，现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僧王府”中的一所后院，朱家当年以10500元拍来的。但最让我忘不掉的却是《故宫退食录》前面的一幅黑白照片：童年的朱家和哥哥挤在一个大木盆中划水嬉戏，木盆在自家的荷花池中飘，后面是一带回廊。藤萝满架，浓荫蔽地……
“北平学生”的名单里，自然还少不了邓云乡。邓先生的笔触真是清雅无双。四合院的草木虫鱼、春雨青灯在他笔下都幻化为有生机的精灵，也该读读赵珩的《彀外谈屑》，体会他的父母在辅仁大学度过的青春岁月，还有南河沿大街的欧美同学会……
而在老一辈电影、话剧演员群体中，于蓝是“北平的学生”，孙道临是“北平的学生”，黄宗江、张瑞芳更是“北平的学生”。他们的祖辈，亦都是从外省来到古都定居的。黄宗江第一个搬上舞台和银幕的作品《大团圆》描写的是在分崩离析的大时代里一个北平旧式大家庭成员的奋斗、挣扎与向往。无疑，剧中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剧中的大家庭就是他的家庭。孙道临出演这个大家庭中一个不团圆的儿子。这是孙道临第一个银幕角色，他所演的恰恰也是他自己。如此本色的双料诠释，岂能不逼真得打动观众的心？
张瑞芳是又一个实实在在的“北平学生”。1937年以前她就读于男女合校的艺术专科学校，和要好的男同学带着各自的弟妹去北海，去颐和园，划船、游戏、写生，可以玩上大半天。
张瑞芳与孙道临是典型的北平学生
晚年的张瑞芳在回忆录里用淡淡的笔触记着空寂、平和的抗战前的北平。我读着，好似看到了《四世同堂》里的小羊圈胡同，推开了另一个“北平学生”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抛在身后的阴湿古旧的垂花木门。无论身在何处，他们的记忆是永远与这座古城不能分离的。
三
如若进一步细分，你或许还会发现另一批“北平的学生”。这些孩子也都是喝着北平的水，吃着北平的米面长大的。抗战前，冬天的煤，夏天的冰，逛琉璃厂看中的书，菜、米，各色花儿，日日都有人送上门来。这也都是与北平一般宅门人家没什么两样的。不过，严格地说，他们还不是北平的“孩子”。杨振宁、宗璞，这些校园子弟，成长于高高的围墙下，在另一种世外桃源中自成一格。他们甚至不大会说“北京话”。王蒙就形容听宗璞说话就像是听上世纪30年代的国语片子，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著名作家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描写的是“离开北平之后”的西南联大。据说他本意写三部曲，第二部拟把所有和北平有关系的人物都放在北平去，那是这些人的童年时代。可惜我们永远见不到了。
多少年就这样流淌过去了。生活在现代化的北京城，今天许多人展开了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寻根之旅，走着走着就不免又“回到北平去”了。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是“60后”与“70后”。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一代北京孩子记忆里的这个城市依然有着那种清冷、萧条的意味。然而他们的审美对象不是北平，是借北平来怀念其他。
发表于2012年12月29日《北京晚报》
旧时月色中的物理系大咖们
大咖，这是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语。“咖”是方言谐音而来，在闽南语中是“角”的意思，“大咖”即引申为某一方面的达人、高手。众所周知，物理学是一门分量极重的基础学科。或许在当今高等学府的招生排行榜上，它已不再是最热门的专业，但物理系师生向来是骄傲的，因为在世人心中他们永远是高山仰止的大咖。物理是多么神妙的存在，它能制造飞机大炮，也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一支魔杖，只有最富于智慧的人才能熟练地操纵它。在二十世纪那些长长久久的时代，这些大咖的存在，就等同于神话一般！
叶企孙（1898—1977）先生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物理系大咖。他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堪称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我曾留意过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整整20年间叶先生与诸年清华物理系学生的数张合影。影像的力量的确震撼人心。叶先生身边环绕的青春面孔，张张称得上韶秀不俗，那一道道奕奕的目光竟能穿透大半个世纪发黄的光阴照亮今人的心灵。或许只有四字才能概括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俊采星驰。叶企孙先生终生未婚无子女，他把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关怀他们。一些学生被他邀请到清华北院他的住宅与他同住，既可让他们在饮食上得到些滋养，还可以随时随地讨论物理问题。后来这些成为中国物理界风云人物的昔日学生都为叶先生写下了满含深情的回忆文字。
叶企孙日记
这样出类拔萃的男孩子，对于半个世纪前的花季少女而言，自然是一份花团锦簇的人生理想。那时的女子，追求得更多的是一份纯粹的荣光，而不是金钱的魔光。有一个诙谐的段子。1949年圣诞节，正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深造的杨振宁到普林斯顿唯一的一家中餐馆“茶园餐厅”吃饭，忽然听到有人在招呼他。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她就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杜致礼。五年前，正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兼职当数学老师，这个班的学生里就有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以一部小说《红岩》感动了数代读者的罗广斌，以及杜致礼。1949年的她正在普林斯顿读英文。他乡邂逅，二人很快陷入热恋。1950年，二人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婚礼。而后，杨振宁携新婚娇妻去拜访胡适先生。一见面胡先生就幽默地说，你父亲总为你的婚事着急，嘱托我们想想法子，我就说不用急，果然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1971年5月8日，250余位清华校友偕夫人聚会纽约，其中有很多物理系毕业生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年轻的杨振宁一定笑得很欢快，而胡先生在欣慰之余，话里话外似乎还带着一点酸楚的滋味。眼前站着的是前途大好的同乡之子，定会令他不由得想起留在大陆，不知死生的儿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狭窄的民国高级知识分子圈内，有哪位先生不羡慕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啊！
此前两三年，正在美国讲学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曾在家信里大赞杨振宁是“现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国成绩最好的”，谆谆叮嘱长子要好好学着点！
几乎就在杨振宁陷入热恋的那个时期，同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同为物理系才子的李政道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杨振宁不同的是，除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秦惠，还有一个叫南希的中国姑娘暗恋着他。当时，在男多女少的美国华人留学生界，怕也只有物理系才子方能享此荣光了。南希是李政道好友凌宁的妹妹。但是既然物理系青年才俊拥有无形的选择权，李政道最终还是选择了琴棋书画俱通，容貌也更美丽的秦惠。
差不多同在那个时代的上海，已是著名物理学家的钱学森回国探亲，引起了有适龄女儿的中产阶级圈子巨大的轰动。在眼睛发着亮光的父执亲友举办的相亲宴上，钱学森的目光却只追随着幼年曾被过继给钱家的军事家蒋百里之女，歌唱家蒋英。晚年的蒋英甜蜜地回忆说，她告诉他，她有男朋友了，钱学森却回答：“只要还没结婚，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对你进行追求。”最终钱学森携蒋英踏上了赴美的邮轮。
……
这些旧时月色里风光无限的物理系大咖们啊！或许是要找到在事业上志同道合的女性知己实在是太难了，或许他们内心里也并不希望把人生的全部都沉浸在公式和数字里，故而在对另一半的选择问题上，我们看到他们大都自然而然又不约而同地采纳了“科学+文艺”的人生方案。这个方案的收获又是什么呢？是双倍的科学与文艺的结果，还是科学与文艺的平方？就像杨振宁能写一手清丽的散文，钱学森对夫人的西洋音乐的鉴赏也造诣颇深，并从中得到了科学研究的受益；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整整一批物理学家，他们的婚姻都是科学加文艺的组合。这是民国知识界一个有趣却普遍的现象，值得今人好好地回味与思索。
发表于2013年12月7日《北京晚报》
那些独身的民国女子们
婚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时代，婚姻形态的演变都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独身、“剩女”已成为社会上时髦的名词，其实，它们并非现代人的独造。
本文所记的民国女性的独身现象大都发生在开放性较强、自由度较高的沿海地区，这绝非偶然。这些地区与外国通商最早，受资本主义影响较内地更深，故多集传统势力与异质民风两种历史因素于一身，因此成就一批特殊精神气质的独身民国女子。
以文证史，老作家笔下的独身主题
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批由中老年女性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于后人探究民国时期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女性自身在面对两性问题时的矛盾心理起到了以文证史的作用。
出生于“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其笔下主人公的深层心理大多具有惊人的时代共同点。她们虽都在新式学堂接受过良好教育，却由于从小耳闻目睹周围已婚女性的不幸际遇，精神上的阴影和偏见忽隐忽现地影响着其对男性的看法。
在出版于1982年的王莹遗著《宝姑》中，主人公宝姑就因自身在包办婚姻中的痛苦一度发出“我不但打定主意不跟他结婚，我也打定主意，从今以后，不跟任何男子结婚”的呐喊；而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也使陈学昭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的主人公李珊裳“抱着一种憎恶而敌视的心情看待男人”。她悲观地说：“女人既然极难逃出男人的权力，又怎样能逃出男人的灾难呢？”她看到同族中的比她年龄大的女孩子，嫁出去以后，没有一个是幸福的：有的丈夫赌博，有的抽鸦片，有的嫖妓，而大多数是娶姨太太。所以，当她看见一个少女坐进花轿，抬出娘家的门，她就“起了一种送丧的心情，好像是抬出一口棺材”。
小说《宝姑》
这些女主角朴素的心理活动都是反映现实、忠实于客观生活的。虽然她们最终都没有选择独身的道路，但一度所持的激烈的独身主义观念，已经深刻地表现出在民国急剧动荡的社会思潮里，新女性强烈要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思维与旧式婚姻制度之间必然的强烈冲突。
福建教会学校的独身女性群体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兴办学校，这种历史的契机开始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妇女的个性解放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民国时期福州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独身女性群体就是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由一部出版于1983年、由非职业作家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天涯芳草觅归路》入手，解剖上世纪三十年代协和大学等福州许多教会学校的女性独身现象。
女主角陈坚毕业于基督教陶淑女中，1934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这是一所创建于1915年的基督教教会大学，这一年是它第一次招收女生。协和大学的多数学生都是从福州本地教会中学陶淑女中或英华男塾考来的。虽然学生不一定都信教，但三餐吃饭前都要奏琴，唱赞美诗；晚上到图书馆去，犹如欧美人上大戏院一样，都要盛装修饰一番，以示自重。每日耳濡目染于这种严谨的西方宗教气息里，心态必会产生水滴石穿的变化。
福建协和大学
协和大学的女生主任同样也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子，说着极流利的英语。“她实际上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标本，是女生学习的榜样。她现身说法，勉励她们，要她们将来到她曾经去过的那些国家留学，争取个硕士、博士之类的学衔。”这种示范与导向作用很快令陈坚也像老师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女子受不到教育，成不了人才，参加不了国家大事，不能为国家民族出力！这公正吗？合理吗？……我们女子一定要同男子比一比，赛一赛。”在事业心日益膨胀的同时，她对婚姻则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面对“高富帅”的追求者，她一概拒绝说：“对不起，不幸的先生，请你自我珍重吧！”虽然这种高扬的绝对女性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变形与不可实践的，却正说明宗教精神早已潜移默化于教会学校师生的言行与思维中，与她们反封建、自强自立的思想融合为一体。
女传教士的身教
这种在民国各地教会学校普遍存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包含少量男性）坚持独身生活的社会现象，除了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外，来自异域的女性主义观念也起到了不经意却深刻的作用。这在朱峰编著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中可以发现理论的证明：“大批受教育的英美女性投身海外差传工作，她们不满足男性占主导的差会体系，自己组织了独立的海外传教系统……早期中国教会女性群体的性别意识不是来自‘言传’，而是通过‘身教’。”他指出：“必须注意近代教会女校教育活动中‘言传’和‘身教’之间的矛盾。大部分女传教士们希望通过教会女学校培养基督教化的贤妻良母，但是教会女校负责人和女教师本人却成了教会女生学习模仿的范例。”
上述历史文本中出现的福建教会学校女教员独身群体，很好地证明了这个观点。
无独有偶，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在《我怎么做了基督徒》一文中也说，她就是在浙江冯氏高等女学校（英国圣公会所办）学习时，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巴义路女士，感觉到中国需要基督徒的“力行”精神，遂信了教，后随巴师出洋深造。巴师是她的楷模榜样，其自我牺牲精神对曾宝是无言的教育。所以曾宝学着她和其他几位女校创办人（大都是英国的独身基督徒）的样子，回国后创办女学，一生以事业为重，终生未婚。甚至她从小在基督男校接受教育的弟弟曾约农也一生未娶。姐弟两个在长沙办的艺芳女校，特别着重女子完全人格的培养。
老明信片上的女传教士
类似的例子还有著名妇科医生林巧稚和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金女大毕业的吴贻芳回过头来教育金女大的新一代，定的校训就是“厚生”——人生的目的不但是为自己活着，更要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帮助社会。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这些清操自守的女子心中强大的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这是与她们在学校里受到的严谨律己的教育一脉相承的。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这些说着流利英文的女性，她们都是高学历的女子，在精神上有洁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寻找条件相当的伴侣确实有一定困难，但绝对不应否认教会女校的老师们客观上对她们人生选择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式微。
上海：独身的群像
现在该谈谈上海了。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国际商埠。华洋杂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王安忆有句话说得妙：“上海的繁华是女性风采的。”
从民国成立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上海集中涌现出一批独身女性。其中一部分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比如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里以浅浅一笔描述的一个30年代的单身护士：“在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不好看的老姑娘……她在这个风气势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过教育，能说英文，她当了单身职业妇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强嫁人的侮辱。那个年代要成为可以靠自己独立生活下去的职业妇女，不是简单的事。可在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里，也不算件稀奇的事。”
而家庭环境对于一家人的道德、思想、习惯、人生选择，也有着很大影响。民国时期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海一些长辈开明、生活方式西化的知识分子、资本家、银行职员的家庭里，又集中出现了一批默默生活在象牙塔下，有精神洁癖的独身女性。而且在这些家庭里，独身往往不是个别现象，经常是上下两代人，甚至有兄弟姐妹都是独身者的。这些人大都有个共性，家庭有笃信基督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往往是自愿走上这条道路的。
王元化先生的姐姐桂碧清，母亲就出身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她的三姨桂德华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回国后在圣约翰等大学教外国文学，一生未婚。桂碧清自己也终生未嫁，把精力都放在照顾家庭和照拂兄弟上，她帮助王先生度过了生命中最难过的那些日子……
沪上钢琴家顾圣婴，其名字就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质。她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中西女中，在“文革”的狂风骤雨中，30岁的她与同住的母亲、弟弟共赴天堂。有人回忆她的外形瘦弱如小男生，演奏时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对西方音乐精神准确的领悟力。在对顾圣婴少得可怜的回忆里，就有人说在六十年代还见过她用法郎买唱片。这样匪夷所思的记录，让我想到王安忆《长恨歌》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个旧式工厂主严先生家的描述：这房间分为里外两进，中间半挽了天鹅绒的幔子，流苏垂地……外一进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房间，房中一张圆桌铺的是绣花的桌布……窗下有一张长沙发，那种欧洲样式的，云纹流线型的背和脚，橘红和墨绿图案的布面……窗户上的窗幔半系半垂，后面是扣纱窗帘。我无端地觉得顾圣婴和她的母亲、弟弟应该就那样相依为命地生活在这样半垂的窗帘后面，姐弟两个都有一种精神洁癖，现实的羁绊也使他们选择了独身。夜晚常常从窗户后面传出肖邦的乐曲，直到最后毁灭的那一天。
钢琴家顾圣婴
作家叶永烈采访勇敢地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为此受到长时期不公正审查的江小燕女士时，是在1984年。年过四十的江小燕依然独身，与母亲、妹妹同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这说明妹妹似乎也没有结婚。今天，74岁的江小燕独自住在上海远郊，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平淡无波地生活着。她曾说：“我父是个基督徒……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
江小燕的年龄与顾圣婴差不多，她们都生于四十年代，是赶上了民国尾巴的一代知识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对于这些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剩女”们，民间的不理解和非议似乎反而没有近百年后的今天那么甚嚣尘上。在女性受到压抑的社会总环境下，在一个小的、价值观趋于西范儿的生活空间里，她们获得的宽容度竟然是很高的。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这些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却具有精神洁癖的女性，往往表现得坚忍、勇敢和镇定。面对荣誉与金钱的诱惑，又淡定自如，与世无争。这既是中华民族女性优秀传统的体现，也让人想起了简·爱这样信仰基督的西方女子的精神气质。所以这个群体选择独身，绝非刻意回避男女交往，而是几方面合力作用下，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她们的渐渐远去，也寓意着一个精神阶层的逐渐消亡。
发表于2014年1月4日《北京晚报》
湖州感觉——仰望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女生
湖州
对湖州的感觉，最早是来自电视剧《珍珠传奇》，那主题曲的第一句便是“吴兴才女沈珍珠”。十四五岁的我，第一直觉是：这地方出了珍珠般清媚婉丽的才女沈珍珠，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么此地一定如珍珠般空灵淡懿。这地名中的一个“吴”字，还曾使我一度误以为吴兴是属于江苏的一座河道阡陌的水城。直到后来才弄清楚吴兴原在浙江，而且就是盛产柔翰的笔墨之乡湖州，不但未有失望之情，反更添几分惊喜。吴越古来并提，皆是我梦里水乡。在我的印象中，吴风淳雅，越风幽冥。小小的误会令我兴致盎然。湖州的秀与吴兴的清，湖州的淳与吴兴的灵造就了吴王阖闾的霸业、越王勾践的隐忍、伍子胥的悲歌、范蠡的洒脱以及五湖的烟尘。甚而明降清初，江南杏花烟雨的繁华锦绣之风都融入了那方我从未亲游的胜土芳苑中了，那真正是珍珠般错落变幻的感觉。
自那以后，便时时留意报刊书籍中“湖州”这两个蕴着盈盈水波的秀雅之字。偶尔也摄取到“吴兴”旧典，多在古籍，但也有今人偶一为之。最有意义者，当属一日翻阅《古今著名妇女人物》这本书时，惊喜地发现它竟和一个我素来敬重的北平女生联系在一起。抗日救亡的“一二·九”时代，著名女杰、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陆璀在游行时第一个从紧闭的西直门下钻过去，不幸为军警所抓，还不忘用流畅的英语同在场的美国友人斯诺进行抗日宣传，临上警车还向他潇洒地挥手告别；斯诺夫人海伦称她作“圣女贞德”。这是一个为挽民族于倒悬不惜抛颅盗火的扫眉才子；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留下永久性一页的风云人物。她，竟也是浙江湖州人士。
一二·九运动中的陆璀
于是，在迷蒙中，我仿佛望见一位清秀的、眉宇间带着一股英华之气的少女，手提藤箱，穿着一身淡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颈间围系一条洁白的长巾，从那晨烟轻萦的、宁静的、古老的、珍珠般的朴雅水乡婷婷地向着京城，向着那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走去……在沧桑岁月中，又仿佛有无数和陆璀一样的纤纤弱女，怀着一颗千百年来不曾停息过的踊跃的心，从荒漠或繁花的故里，从历史的烟雾与长河中渐渐地聚集在一处，盈盈地向我们走来，又盈盈地穿过我们追觅的眼波，走向烟云浩渺的远方……长望皓月婵娟处，那，竟又是一个新的湖州？！
发表于1996年6月11日《中国军工报》
但耿银河漫天碧——20世纪40年代两段失落的校园爱情
第一段失落的爱情
那两颗红豆
1956年，28岁的宗璞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红豆》。就是这部小说使她载入了文学史。在此之前，她的身份只是“冯友兰的女儿”，而且为此背负着分量不轻的枷锁。虽然《红豆》的发表在日后使这枷锁更重了一层，但我想宗璞先生是不怨的。
要考察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他所生长的环境。宗璞的艺术风格是永远写实的。《红豆》就取材于宗璞周围一些朋友在那个新旧交替大时代真实的爱情经历和人生抉择。
综观宗璞长达五十余年的小说创作，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知识女性的爱情悲剧清晰可见。它们都发生于那扭转了全中国人命运轨道的狂飙时代。——一部分人选择了这条路，另一部分人则踏上了那条路。
写作《红豆》时的宗璞
宗璞自幼成长于清华园。1946年，校长梅贻琦的女公子梅祖芬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爱女冯钟璞（即宗璞）均因考分不够，惜与清华擦身而过。她们的父辈虽身居学校当局高层，却没有为子女开绿灯。梅祖芬转而考取了燕京大学外文系，宗璞则就读于南开。她俩都是在一年后通过严格的转学考试才回到清华，重读外文系一年级的。
外文系——在那个时代，对女生而言这是最热门的系。宗璞的闺蜜几乎都是大家闺秀：文洁若、资中筠、梅祖芬，还有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聂崇厚……外人掺和不进这幢无形的钢筋水泥墙。故而在对另一半的选择上，这个精神贵族小圈子的标准也多出于近乎形而上的理性意识。
重读《红豆》，对我们这些心灵粗糙的现代人而言，窥见的是拉洋片的匣子里装着的精致世界，一个渐行渐远，已经式微的小社会。就连男女主人公的相识也带着绝种的小布尔乔亚范儿：“有一天天气暖洋洋的，微风吹来，丝毫不觉得冷。确实是春天来了。江玫在练琴室里练习贝多芬的《月光曲》，总弹也弹不会……她走出琴室，一眼就看见齐虹站在那里……他在钢琴旁边坐下了，冰冷的琴键在他的弹奏下发出了那样柔软热情的声音。换上别的人，脸上一定会带上一种迷醉的表情，可是齐虹神采飞扬，目光清澈，仿佛现实这时才在他眼前打开似的。‘这是怎么样的人？’江玫问着自己。“学物理，弹一手好钢琴，那神色多么奇怪！”今天的青年读者觉得这些描写好酷好萌。
宗璞笔下的女主人公已经够阳春白雪的了，男主人公往往更甚。读者大多会忽视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主人公江玫们对情侣的取舍标准，其实这里也有潜本文，甚至是作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选择规范——反观男主人公，他们亦如从同一个典雅的模子里铸出来的。在阅读中，他们常常让我想到《世说新语》里褒衣博带的璧人。由于恐惧人际交往，更厌恶“群众运动”，这些男子比女主人公更“不识时务”，倒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中国的潘彼得。而且与专事人文学科的女主角相较，他们个个还都是胡适说的“最好的文学人才要到理工学院去找”的大拿；而那后者，才是最闪光的社会评判。文艺的花再锦簇，于之依然是副业。却由于在文理科上的左右开弓，他们就以副业作为与不懂数学公式的恋人进行精神交流的主要渠道。这恐怕与作家本身就成长于一个青年才俊多如过江之鲫的综合性大学不无关系。
齐虹浪漫地把两粒红豆放在江玫宿舍的耶稣像后面。从此江玫看见耶稣像，“总觉得他太累，因为他负荷着那么多人世间的痛苦”。——这就是书名的由来。
对知识素养比自己全面得多的另一半，江玫们是欣赏甚至不无崇拜的，她们乐于被一个胜于自己的男子所包容。所以江玫说“他摆弄的那些公式我一点都不懂”，可她并不懊恼。毋庸讳言齐虹的物理满足了江玫少女的虚荣。而且他还生得好看，似乎比江玫还好看许多。
不可否认，在女主人公们强烈的独立意识里，又掺杂了一些小鸟依人的骄傲的倚赖。在作品的深层，一种理想化的思想倾向和潜在的互补心理同时在起着支配作用，这使得小说风平浪静的前半段十全十美如在梦寐——男尊女卑的社会规律或隐或现地体现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令高等学府也完全不能例外。
可在解放的炮声中，眼神迷惘的齐虹最终离开了祖国和江玫。在江玫心里，这个坑是永远填不平的吧！所以在多年后“成长为党的好工作者”的江玫重新看见那两粒红豆时，泪水竟把它们打湿。这里有一个为人忽视的细节：小说中写，在1947年前后，热恋中的二人曾经多次讨论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并幻想十年的时间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而《红豆》恰恰发表于1956年——正好是十年。那时宗璞依然单身。在充满明亮、激昂的社会理想的时代里，或许那段失落的爱情依然困扰着“党的好工作者”宗璞，迫使她趁着“百花齐放”的短暂东风一鼓作气写出这部她一生中最好的小说来祭奠十年未逝的亡魂。这部小说后来招致了许多批判，批判者都指出在作者心底其实并没有与齐虹划清界限……
这以后宗璞的声音低下去了。她只偶尔写一些紧跟形势但保持着一定特色的小说，如《桃园女儿嫁窝谷》《后门》。就是在描写桑干河农民的《桃园女儿嫁窝谷》里，穷乡村的好支书愣贵竟也生着一双齐虹式的“忽闪闪的女孩儿式的眼睛！”后来我们又多次在宗璞的小说里看见生着这样眼睛的男孩子。不能不说这双眼睛已成了宗璞心中不灭的符号。所以在1951年，当面临毕业的宗璞与同学们在朝阳下站在清华体育馆的露台上热情百倍地自发宣誓服从分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时，当夜晚到来后却坐在家中的书房里，用英文撰写毕业论文《论哈代》。她以悲哀的语气讨论哈代诗歌对命运无常的慨叹（我揣想这是宗璞与“齐虹”都热爱的诗歌）。她特别分析了这样一首诗：敲钟人几十年如一日站在钟楼上眺望海峡对岸，他的心已死去，为了永远不能团聚的爱人。这分明就是影射已在大洋彼岸，承受着游离于父母之邦、精神家园之外巨大苦痛的“齐虹”。而宗璞本人也用对这双眼睛的怀念来支撑自己努力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束缚，在挣扎、决绝乃至自我分裂中重新熔裁柔弱的灵魂。
到了新时期，当宗璞重新提起笔来时，在她笔下立刻出现了一系列可以复制的受难女子。在这些不但生于校园，而且终老于斯的温婉女主角心底，无不纠结着一段段被时代所作弄的，失落的，不能实现的爱情。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宗璞不是言情小说作家。她对这个称号是极其不屑的。她一再说爱情绝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毕竟她在20世纪50年代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那又是个将自身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前途紧密相连的火热时代，所以社会总体观念的显著差异，出身、眼界、气质、修养的微妙不同又决定了上述情感怅惘的女主人公亦决非“五四”及同时期港台女作家笔下软弱的恋爱至上主义者。
宗璞是个异数，很少作家有她这样的出身和学养，王安忆见到她也毕恭毕敬。她的文笔是属于过去的，是没有性甚至接吻的，是干净简约的，是以对社会的关注打底的。这都是与她的时代及经历分不开的。
终于画上句号的爱情
时空转换了，国门终于开放。当大环境不再阻碍江玫与齐虹见面时，他们是否会互通音问？仿佛为深挚的历史倾诉感所驱使，到1993年，宗璞先生突然一口气在港台及美国华文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三个短篇《朱颜长好》《勿念我》和《长相思》——撇开反映现代人婚恋观的《勿念我》不谈，其余两篇依旧着重于表现“时代弄人”这个主题，其背景却已指向意识形态束缚大大减轻的20世纪90年代。
在这些“新”作里，时空转换了，国门终于开放。原以为一生都将被银河阻亘的生离者重相聚首，好似出走后的娜拉站在了人生新的门槛边。可答案却如此悲哀。生离早已铸就不可逆转的命运断层，“人世回廊缥缈，谁见金钗擘，今夕何夕，杯残月堕，但耿银河漫天碧”（周邦彦）——人生最末一着往往是你无法想象的残酷深挚的哀感。
在《朱颜长好》结尾，男主人公琦在半夜给来美国讲学的慧亚打来了电话。他唤她“离离”，这乳名只有他知道。他告诉她自己已坐在轮椅上，全靠夫人照顾。他很想见她一面，但他们都知道相见争如不见。可恨流年凋绿鬓，既然红颜少年已华发盈颠，人们就只能把最美的留在记忆里。《朱颜长好》是《红豆》并不美丽的续集。正因没有见面，所以朱颜长好。这个不免凄凉的缺少戏剧性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
晚年的宗璞喜欢写些短小精悍的鬼故事。在1998年的《彼岸三则》里，丽来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幻境，门口忽然来了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人，微笑着注视她。“多少年了，我想见你一面，”他说，“后来我能跟着你跑了……我没有机会变老了。”最后他说：“我的心愿已了”，在桃花间倏然不见。
看来只有死亡才能给这个“失落的爱情”主题画上句号！
第二段失落的爱情
缘起于西南联大木香花下的独角戏
因为宗璞往往在创作里带入很多自己生活的痕迹，所以她在总结创作生涯时曾说：“有的时候没有勇气去看事物的深层，有的时候是看到了又不愿写，不忍写。”与《朱颜长好》同月发表的《长相思》，字里行间同样蕴藉着深远的历史沧桑和淳厚的文化气息，其语言和叙述节奏极其散淡、深挚而飘逸，虽清雅文风依旧，但如一朵小小的木香花，在淡若无闻的香气里夹缠着丝丝苦意。仅篇首引用的温庭筠诗“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已足使我如闻雷霆。这个故事同样延续了宗璞写与自己特定生活阅历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创作原则，却是一篇完完全全的“他者的故事”，作家终于有机会全身抽离，彻底卸下意识深层的种种束缚，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案例。表面上都是同一个主题——乍看上去，这段失落的爱情同样是时代弄人的结果，但那深层的现实，又是什么？当外在的、特定的原因逐渐淡化后，性格和环境的冲突开始后退，真正的人性挣扎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在客观上，反倒是这个平淡无奇的小说成为宗璞最豁朗地反映特定知识分子阶层自我冲突、自我束缚与最终妥协过程的篇章，虽然它得到的反响又是最微弱的。
昆明的木香花
小说描述的是：西南联大的木香花见证了一个女人长长的爱情，她以为她爱的那个男人不可能娶别人，但那个男人却说，他想不起她。四十多年前，在昆明，还是小姑娘的“我”无意中介绍有通家之好的大学生秦宓和父亲的高足，数学系高才生魏清书在木香花前相识。从此，秦宓就开始了痴苦的暗恋，“从不需要替补队员什么的”。文章开头说道：“四十年了，还有什么能保持‘一样’！”这是在生活旋涡中挣扎的人现实而酸辛的感叹。但时间对蜇居于异国一隅的秦宓没有限制。时间对鬼是没有效力的，执着地生活于自己世界的秦宓，就仿佛一个活着的“鬼”。还有一个活着的“鬼”，是早已回国的魏清书。秦宓每餐都给他留着座位，座位上还放着精心叠制的纸花。“等一个不会来的人，有点像等一个鬼魂……我觉得屋里阴森森的。”
一种完全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人生，却被写得丝丝入扣。那几个不断闪回的细节：木香花、叠成花的餐纸、多余的餐具……那贯穿全文的古诗词：李商隐的诗“白石岩扉碧藓滋”，透露出心灵的孤冷；“他生未卜此生休”，暗示着故事必然的结局和生命的脆弱；济慈的诗句“那过去的古老、灰色的时光”，又让饱经沧桑的“我”和秦宓思绪万千。这些少女时代吟诵的诗歌，不但见证了“我”和秦宓的友谊，更为全文打下哀而不伤的基调。
一个“一句话都没有交谈过”的木香花前认识的男人，让主人公一等就是整整四十年！这是真事吗？如此纯粹，不知所起的感情，真有如温庭筠笔下那虚无缥缈的风雨连天草。这个真实的故事带着浓郁的故旧气息，属于那一代学人的气息。这里没有花絮，却是那式微的往昔最传神的体现。现在哪里还找得着这样的痴心女子？找得着无须回报的痴恋？即使有，那爱的对象恐怕也多是富二代。可读者们痛切地看到，秦宓漫长的等待全是一场清苦辛酸的行为艺术。
秦宓身上最鲜明的特点是她的痴。她对魏清书的痴恋，当然包含对此人本身的肯定，但这个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男人更吸引她之处恐怕还在于他身上那层极符合民国时代大家闺秀择偶标准的光环：物理系才子，全校闻名……这种痴，实际上源于民国时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对面子的重视。情不知所起，其实就是从此而起。所以当小姑娘时期的“我”和她探讨义山诗，认为《重过圣女祠》中那通仙籍的玉郎很误事时，她却说“这种人很重要”。大概因为圣女也终归需要有人爱吧。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得到爱，而是这种自是以为是的接受，还原一个在古诗词中浸淫的少女之梦。
然而，最令人感慨还在于，这个故事里含着一种连作家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情感与择偶标准之间辛酸的失衡：“魏清书早结婚了，这很正常，”“他的妻子我见过，是英国人……”“我不相信。”她很镇静。“这是不可能的。”“我让他亲自写信告诉你。”“那好，我等着。”镇静而坚决。
秦宓镇静地说出“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指对方找了个外国妻子“不可能”，而是从本质上就认为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回国后赶快找来了魏清书。这位著名学者的反应多少让读者觉得有些感叹：“魏清书觉得十分奇怪，他怎么也想不起世上有这个人。说到后来他同意写一封亲笔信，说明他的家庭情况，一切很美满，再附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他抱歉说以后帮不上忙了。我保证到此为止，以后再不会麻烦他。”
对于一个整整等了自己四十年的女人，这个反应是何等平静，何等乏味，甚至何等厌烦。却也完全能让人理解。秦宓认定除了木香花下青春年少的自己，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魏清书却“怎么也想不起世上有这个人”，并且希望“以后再不会麻烦他”。这或许就是男人和女人对待感情的不同态度。感性的太感性，理性的又太理性。
其实小说开头对秦宓外貌的描写已婉曲地诠释了魏清书那一刻态度的真实原因：有哪个男生会永远记着一个“一旦落入人海之中，是很难挑得出来的”萍水相逢的女性呢？
在这方面无分对错，只由男女择偶的本质标准来决定。
最后，苍老的秦宓干脆自己捆绑了自己，宁愿陶醉在虚假的光环里永不要解脱，甚至想象他已死了——这样在她心底就有了一个守节的意味，她守的完全是一个挽歌。人活着，就必须有寄托。
这个残酷的故事也有可爱之处，秦宓实在不是怨妇，而是可亲的女书生。她在得知真相后，虽然痛苦，却说：“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觉得有一句话实在美妙无比。这句话很简单：我能帮助你吗？人总想着这句话，就到不了绝路上。”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或许会做虚幻的梦，却不会寻死觅活、哭哭啼啼，更不会想着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一个能说出这样达观之论的人，必非蝇营狗苟之徒。
《长相思》有个意味深长的结局：“我想她现在是不会死的……因为那个搞数学的还活着。”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这是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独角戏》的歌词。的确，如果用今人热热闹闹花团锦簇的生活方式来对比秦宓平淡孤寂的一生，她似乎是唱了一辈子独角戏。她过的是一种独特的自我放逐的生活——“回首西山日又斜，天涯孤客真难度。”这句昆曲才是他们那代人熟悉的曲词，用在这个海外游子、异乡客身上也还应景。但这种评判方式从根上就大错特错了。今天漂亮热闹的青年人，有谁敢说自己比秦宓活得真实，活得坚强，活得乐观，活得纯粹？有谁敢于像她那样面对生命无边际的孤寂勇敢而有趣地过完一辈子？又有谁能断言，在那个挂在木香花上，缘起自西南联大这所著名学府的幻梦里，就没有氤氲着动人的香气呢？
发表于《读书》2009年12期，署名“余音”，综合了发表于2013年6月28日《华夏时报》的《相见争如不见》及2013年8月24日《北京晚报》的《独角戏》
初冬燕园早行人
刮了几天风，北京城这两天的温度紧着往下降，叶落如织，霜寒似水，初冬已经悄没声儿地来临了。
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11月的一个清晨。六点钟，正是万籁俱寂的时候。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知名学府的东校门却已传来清扫落叶的沙沙声。夜来风声，叶落知多少？不用愁，待到老师们上班时，它们早已被整齐地堆放在路边。那一丛丛蓬松的叶堆中，藏着动人的音韵。
今日燕园
从东门入校园，顺着青色的路环绕一段，便可见白塔巍峨，在清丽的鸟噪声中，又忽然传来了早广播的声音。播音员热情有力的音调顿时给清冷的空气渲染了不少生机。才听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长篇报道中，几位师生闲散独步，于观赏青石绿荫间，天下大事，了然于胸。
图书馆前，一群莘莘学子身背书包站在门口，他们中间不时响起的轰笑声将清晨即起的小鸟儿也吓得飞散开来，旺盛的青春朝气骤然间赶走了冬日的寒冷。上前询问，才知他们是提前到自习室占座的。燕园学风之盛，可见一斑。在经历了喧哗与浮躁后，知识的强大力量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学生拉回到清静的殿堂。在他们闪烁的目光里，开朗的谈笑间，难道你不会感到90年代青春学子的力量，感受到国家的希望？
北京大学图书馆
空气越来越暖了。在宽广秀丽的新图书馆边，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先生像前，一群年龄层次非常分明的老中青三代各展风姿，调理身心，力图将灵魂与大自然的精神完美地融为一个整体。好一幅晨练图！据一位化学系老师说，他们这个“小团体”已在此练了两年气功，为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以胜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天天风雨无阻、坚持不辍，获得了很大的益处。
与这里或奔腾跳跃，或吐气纳息的场景相对应，优雅的燕南园前却是乐声盈阶。一群热情洋溢的教职工在小操场上翩翩起舞，利用着每一秒短暂的晨曦，尽情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一位青年女教师认为，现在中央大力提倡关心知识分子健康状况，学校在这方面也很重视，但更重要的还是自身养生观念及生活方式的适当改变。知识分子的工作以脑力劳动为主，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高质量、高效率的脑力产出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若要在激烈的学术和社会竞争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就必须未雨绸缪，注意劳逸结合，以高品质的积极休整来获得学术上的双倍丰收。她认为，这与已深入社会人心的“全民健身运动”息息相通。而知识分子更应利用周围的环境，结合自身工作及活动的特点，来采取适合于自己的锻炼方式。无论是舞剑、练气功还是舞蹈，都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列宁讲过一句名言：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而劳逸结合、有张有弛的高质量、多旋律模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燕园人的生活准则。看这生命之花束在空气流动中的绽发怒放，人们不禁感叹：燕园清幽的自然景观早已天下闻名，而这晨练一幕，是否也可算得一新景呢？
燕园是处处有景的。离开这些热气腾腾的地方，三绕两绕，便来到著名的未名湖。湖这边，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塑像旁，一位老学者静静地坐着，观赏自己熟悉的烟光寒潭；那方，一个披着长发的少女则在专心地看着英语，渐入佳境，不觉轻轻读出声。对少女而言，时间是个常数，却也可以成为变量，关键是看你怎样利用它。学习机会宝贵，而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必须抓紧每一刻可利用的时光，在这思维最活跃的年龄阶段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的学习效率特别高，应该争取多背几个单词；而老教授则表示，虽然自己已退休，却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应某出版社之邀，他正在写一本新书，每天早晨在此静养身心、调理思路，同时看新一代的大学生勤奋攻读、刻苦思索、讨论问题，感到非常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清涧之曲、碧松之荫，这互不相识，却同为燕园人的老者和少女实是一脉相承的两代人。在燕园浓郁的学术氛围中，这样的师长与学子真是随处可见。尽管年龄相去甚远，但在他们身上，都蕴含着一种相同的精神——文化的精神。这精神是老一辈们保持下来的，它又必将在新一代的身上发扬光大。其实，不止燕园，在其他学术院校、机构，这样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精神传承不亦随处可见？但老师长希望后生们学到的，不仅是进行研究所需的知识与技术，更主要的，还是一种指导思想，即蕴含于每代学人心中的“道”，对正在成长的学生们来说，这是他们将来为人做学所必不可缺的精神力量。其实，小而至燕园和其他每一所院校，大至整个国家，不都在无形中蕴藏着这样的力量？若无了这种力量，便也不能成为它自身，再存在下去了。
未名湖
在燕园锻炼、学习的人群之外，我们也看到，这许许多多早行人中，还有清早便奔赴各工作岗位的人们。他们中，有为赶“九五”计划“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或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工作而放弃锻炼机会的教师，也有广大为保证全校师生的生活和工作而奔忙的后勤职工。随着匆匆的脚步声，他们繁忙的一天在宁静的清晨便已经迫不及待地奏响了序曲。
不知不觉间，我又绕回到了入口处。此刻，初升的太阳已将景物染上了一层淡黄。燕园的行人越来越多，新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就要开始了。尽管自然时序已流转至清冷的初冬，这里却依然蕴含着一股股热流。燕园早行人是一个生机勃发的整体，而他们，又无疑是燕园人的一部分。在这座有着悠久传统的美丽校园内，每个人都可感受到独特的精神力量：对大自然的爱，对生命的爱，对事业对理想执着的爱。
发表于1996年12月4日《光明日报》
向导——来自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的人生抉择
“想上山吗？”忽然，一个熟悉的，明亮的声音响起来……
终于又看见那座远处的青山了。一别五年，它依然年轻而葱茏，全身笼罩着和谐的阳光。是的，只有它永远不会衰老。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未在它身上刻下丝毫的印迹，但也许，它已将那流逝的岁月毫无舍弃地包容进自己沉默的胸怀中了。那么，请告诉我，青山，你是否还记得那对青年学生呢？也是那样一个“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的季节里，他们走入了你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