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散记：北望神州改革开放四十年
王琛发
◎1963年出生，原籍广东雷州，现任马来西亚道理书院董事会主席兼院长，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所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广西师范大学、嘉应学院、华侨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南大学道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台湾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等校兼任或客座教授；曾担任马来西亚布城文化园规划华人文化顾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百科全书》（英文版）“人文卷”与“宗教卷”主笔、编审，承担中马两国多项国家级、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宗教学与医学双博士。
“牛干冬”大街的信件
我出生时，祖父母已经不在人世，父亲是在槟榔屿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年轻时候遇上抗日战争，义愤填膺，与同学们回华共赴国难，之后回到马来亚，在贫民区当中医师，以收费廉宜服务群众，也不再参加任何社会团体。老人家一直到终老，都坚守着组织原则，甚至不向家人提起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事情。母亲则常常提起，她在十四岁那年遇上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女子，那位女子办了赴马护照却不愿成行，母亲就顶替了她的身份，从广东台山乡下一路跋涉到广州，出海往槟榔屿寻亲。她后来找到我外祖父母，就留在当地一家裁缝店替人缝制布纽扣，靠着手艺过活。
1949年以后，不论是马来亚还是后来重组的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在接下去很长时间是集体陷身在以冷战、排华、反共为主旋律的国际氛围中，家家都有个回不去的故乡。父亲生前一再提及，他最大遗憾是祖父墓碑上刻着“雷州海科”，但他所有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能够回去。
197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正式建交，当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执政联盟把马中建交作为执政成就，尤其在华人选区宣传，结果取得大胜。可是，那个时候，中马双方的建交，其实主要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交往，并不包括人民之间的自由往来。所以，我们家里也像其他邻里亲友一样，小心处理从中国家乡的来信，阅读以后务必不留痕迹。每当母亲收到舅舅从家乡寄来的信件，家人还是像从前一样，父亲看完了信，向母亲读一遍，解释说明，就把信封连带信件一起拿到厨房的灶头边，推进风炉口内灰飞烟灭。
那时候这种处理中国家乡来信的方式，也不是只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比起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取消华文教育，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规定公开场合不准公开使用中文，马来西亚的华人幸福得多了。那时候大家都是如此小心翼翼地过活。大家确实在报章上读到马中建交的新闻，在市区看到执政联盟大选时在墙上四处张贴马来西亚领导人在北京与毛泽东握手的图像，可是现实中大家都知道家中不能藏有毛泽东的相片，即使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信函也不能私藏。他们担忧，一旦被人发现，可能会遭受各种反复审查。一直到80年代，马来西亚军警仍然和马共互相交战，政府也严格限制中国内地书刊进口。当时人们长期无法来往祖籍地，与中国内地的亲人隔绝千里，又难以直接互通书信，于是便造成“水客”这种古老行业得以延续。人们要想联系亲人，可以由水客把信件带到香港，替大家从香港寄出信件，又在香港设立收信地址，把信件收集了带回南洋分发给大家。
水客行业其实很传统，自清代便有。他们最初除了帮助南洋的华人与故乡亲人互相通信，还帮助双方互通有无，比如带钱、带货、带药。但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来西亚（当时叫马来亚）的水客只能来往于香港，个人是不能进入内地的。而南洋华人的家乡亲友，当时缺乏各类物资，生活非常困难。内地亲友一旦生活拮据，若能发信到香港，拜托来往于马来西亚的水客或者居住在香港的亲友，请他们转达信件给南洋亲人，就能得到生活物资上的帮助。当个别水客应付不来时，“银信业”生意就旺了起来——自清代以来就有这样一个行业。一般水客只能代理收信和接信，做不到带着大量款项前往香港，银信公司则发挥向南洋散户集中收钱的优势，把款项汇到驻港对接单位，再设法将现金分散存入指定的账户，赚取佣金和汇率的差价。而不少大型中药商，本来就在香港设站采购内地药材，也会兼做此等生意。
如此的历史场景，是我们自小的槟城记忆。也不知道从几岁开始，每两三个月，总要随着母亲乘坐市内大巴，到市中心叫作“牛干冬”的那条大街，在其中一条横街转角，找那位坐在路边点着油灯帮人写信的伯伯。母亲告诉他想要告诉广东家乡亲人的话，他一边一字接一字地重复，一边一笔一笔地写下来，写完后总要说“加一句话结尾吧”，续上一句他总要念出来的“盼望将来两地安好，家人团圆”。然后，这封信就被母亲带到中药行，交上柜台。母亲接着就从提着的大纸袋里取出旧报纸包着的钞票，交给站在柜台后头的那位年轻人，由他点算开单。记忆中，那位站柜台的叔叔似乎很熟悉每个人，只看看信封上的名字地址，就微笑回应母亲：“又寄钱给你哥哥了。”
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上了中学，那时方才明白，许多人家都如我父亲，明明懂得中文，也不会私下写信，宁可花几文钱，拜托像那老伯一样的专业写信人。主要是大家知道，如此书信往来，是半公开的事，只要个人不曾冒险犯禁去直接接触中国亲友，书信内容又是由与政治毫无干系的第三者代笔，证明只是讨论生活和问候的家书，这大批没封口的信件会随着货船去香港，是当局预料中的事，因此也安全无事。而且，我也逐渐明白，那个年代，母亲天天一针一线替人缝衣，挣来的钱，不只支持一家度日，还要接济广东乡下的亲人。更多年后，我也终于感受到，为何每次母亲去寄钱，父亲陪她走到门口，总是怅然地望着远方天空。
直到1990年，马来西亚仍然没有全面开放人民自由行走中国。街头写信的伯伯已经不在了，母亲给舅舅的信由我代笔，但我还是会延续那位不知名老伯的结尾用语：“盼望将来两地安好，家人团圆。”那也许是老人把个人愿望推己及人，替别人写信总会劝告添上这句，大家不约而同地接受，又反映着人同此心。
我们那一代马来西亚华人的童年到少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度过的。睡觉前总是听父亲低唱抗日年代的歌曲，讲马占山在东北抗战的故事，母亲也会断断续续讲述一些父亲不太想提起的个人事迹。1974年以后，根据两国友谊原则，家里开始不定期购买唯一合法输入的中国刊物《人民画报》。那年代入境发售的《人民画报》，其特色是每一期都有检查部门的痕迹，有时是撕掉一两页“敏感内容”，有时页面会出现涂上黑杠杠的段落。
到1978年，邓小平访问马来西亚槟城州的自由贸易区，两国的交往开始亲密起来，报章上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也越来越多。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开始传唱《龙的传人》，后来也流行台湾歌手罗大佑的歌。然后，再到了1985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原来在1978年担任副总理时接待过邓小平——这年首次访问中国，回国以后其对中国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自那个时候开始，他除了认定中国会崛起外，反对西方霸权的同时也反驳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马哈蒂尔在任内提及中国人民正走向富裕，曾很形象地形容说，过去中国人民只能尽量节俭，有人煎鱼时也设法从鱼皮上刮下薄薄一层油，保留到未来使用；而在他主政马来西亚的年代，中国成为马来西亚昂贵棕油的主要进口国。
可是，那时候的马来西亚政府显然还得尽量边妥协边消除过去英美对华冷战在马来西亚留下的影响。1987年，我在马来西亚念书，同时在报馆兼职学习，听说政府的反毒委员会代表团到中国，要邀请“刘三姐”剧团访马为反毒基金演出筹款，还得有一位马来西亚安全单位人员随队，所有从中方人员处拿到的名片，都得交给他。但不可否认，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已经让马来西亚不愿忽略对华经济互动，对双边开放往来酝酿着更大信心。所以，虽然80年代初还都规定，不论赴华治病，还是因特殊理由到中国探亲，都需要个别申请，回到马来西亚还得例行公事接受安全部门审查，年轻人也还是难以访华，但排期申请回中国的老人也真不少。
不一样的“外资”
1990年以后，又是一番滋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引进外资。1990年以马哈蒂尔为首的政府允许马来西亚人民自由赴华旅游，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深化改革开放，这时候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涌向华南各地，他们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有的却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人，踏上祖先的土地，是为了替逝去的长辈完成遗愿，会见未曾见面的亲人。当时，广东和福建一带的外资当中，开始出现一些特殊的“外资”，投资者主要是来自新、马、泰三地的华人，身份是外国人，却熟谙华南方言，特征是大量起用原籍家乡的亲友协助工作。
90年代，我已经在马来西亚政府工作，又在韩新学院兼职，组织政府会议，或者课余遇上学生家长，总是听到其中的华人商家、社团领袖聊起他们访华所见或者在华投资项目。其中一位说，他自小没读过书，战乱中辗转流浪到马来西亚，这次回到家乡，村里人告诉他未来孩子的生活方式不能不转变，不管到城里还是进入工业区工作，都得要读过书，学会些基础知识。他于是回到马来西亚便取出一笔定期存款，拿去捐钱建校，希望帮助家乡的孩子接受基础教育，将来好找工作。又过了几年，他再说起这话题，已经记不清自己捐过多少马币，也不记得换算人民币的实际数目，只是鲜明地回忆着当时全村放着鞭炮欢迎他，他回到祖屋，恭恭敬敬走向父母的黑白遗照，在他们笑容底下挂上新建学校的彩色全景照片。
另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板，在马来西亚是数一数二的开发商，他回到家乡投资房地产开发。当地政府以双方联营的方式，将土地交给他规划投资，而地方政府每次销售房屋成功，也不是以现金回报外来投资方应获的盈利，而是代替以新土地开发权；他只得再找钱投入下一次土地开发，资金不够则从马来西亚套取现金。最后发现，若父辈故乡的政府继续这种措施，自己仅仅靠一家马来西亚公司，根本支持不了；要是他找更多人合作，当地政府销售后又继续以土地开发权代替现金给投资方，让大家没有现实的盈利，只能恶性循环无限制扩大投资，即使有再多资金也无法维持下去。这种情形，后来由马来西亚政府出面与中国相关部门沟通，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最终得以解决。中国政府的态度，确保了更多外资敢于到中国创造梦想。
这些遗传了祖辈拓荒冒险精神的南洋华人，为了亲近过去梦里回不去的家乡，不惜带上多年在海外积累的微薄资金，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航船一路前行。他们将自己原来长期对外往来形成的企业文化，与地方政府和当地民情磨合，虽然有的成功，有的因时机条件不成熟最终失败，但这些或成或败的投资者，有别于当时许多讲究精确、裹足不前的西方投资者，他们在寻找机会的同时总不离家国情怀、祖籍情结，既提供了资金、经验，也不在乎技术转移，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就业与学习外国工商业的机会。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华商，正是许多地方工业走向现代化的奠基者之一。数十年后，中国工业与科技投资走向全世界，实现了无数华人祖辈“科技救国”“中国现代化”的未竟遗愿。南洋数代华人历经南洋排华与战乱的沧桑，也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风风雨雨，到今天依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者和坚定支持者。
归结起来，南洋华人回报祖国、建设家乡的家国情怀，其实源自当地传承祖先文化的影响。在南洋的华裔家庭，先人的墓碑、设在家中的灵位，往往都会刻上其中国家乡的名称，又或者同时刻明依照中国某个宗族村落族谱，是第几代传人。碑上文字，叮嘱着后人，这文字表述着爷爷奶奶梦里想念的故土。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开国元勋之一陈祯禄，纵然他强调马来西亚华人生于斯、长于斯，拥有当地开拓主权，必须认同当地是祖国故乡，可是其墓碑上刻了中国福建漳州的“竹黄”，说明他主张华人对脚下土地要有感恩与归属之情，实源于中华文化报本反始的情感，既要开枝散叶又要不忘根源。华人子孙年年上坟扫墓，日日晨昏家中都要向祖先牌位上香，大家自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久了就对那片没有去过的祖先土地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而这份童年回忆，永远带着温润的感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给南洋的华人华侨提供了一个释放家国情怀的窗口，共同的文化搭起了沟通的桥梁。这些返乡投资的华人华侨，说不来普通话，却能操一口当地人听得懂的乡野方言，忙着回乡祭祖、捐建学校、讨论祖业。久之，许多地方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招商引资，总结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模式。
陌生的故乡人
90年代中期以后，我一直在外国生活，等到2001年才重新踏入中国。最初是到暨南大学访学，接受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的聘任。住在暨南大学专家楼的那几天，有机会在校园溜达，也有机会遇上一些在校的本科同学，当他们知道我是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特别热诚活泼。这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感受到的北方同学的节制有礼有相当大的差别，让我感到陌生而欣喜。当时我想，这些同学相当积极正面，普遍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又各自有着学成报效祖国的抱负，而且对外国的新知充满求知欲和好奇，这真是祖国的幸运。还记得当时有个学习企业管理的女同学告诉我，她的理想是分别到英美留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但不是为了未来当企业家或高管，而是想学会西方最先进的理论，回到校园教书，促进中国未来形成和世界接轨的竞争优势。我不知这位萍水相逢的“故乡人”后来是否实现了她的梦想，但我记得我当时告诉她和她的同学，清朝改革派思想家郑观应回应立志倾产报国的南洋首富张弼士，在书信往来中说过，“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现在回想那时的感受，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造就了那时的中国青年开始人人自信有能力也有权利编织个人的梦想。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汇聚在一块儿，就成了未来的中国梦。
我第一次出差到中国学习，就住在北京。那时中关村还没有闻名。每天从东总布胡同走路上大街，再乘着车子去中科院，路上总对北京满是自行车的特色感到好奇。有一次到潍坊游玩，要赶回北京，乘坐的是一架在沙地弹跳着起飞的双螺旋桨旧军机，夜晚降落在曾在卢沟桥事件中被日军轰炸的南苑机场，下了飞机回北京城内，一路上看到北京郊外破落的泥墙小屋。很难想象，二十多年后，那个当年在同行的马来西亚朋友眼中只能说是穷得要命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一带，已被规划成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新区；我们以为偏远无人的三环以外，现在天天教人担心堵车；“第九届中国猎车榜”颁奖礼上发布的《2017年数字化汽车报告》，已经说明现代汽车将是一台可供人类乘坐以及指挥它在网上办事的机器人，也由燃料引擎转向电动引擎。
近二十年后，有故人来访，我以马来西亚某院校常务副校长的身份主持中国科学院院长讲座，会上笑谈自己当年离开北京的两大遗憾，第一就是回到马来西亚后所学长期无处施展，学未致用，第二就是当年未曾痛下决心在丰台园拿下哪怕是一小块地皮。
过时的演讲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令人感觉“换了人间”。当年日本侵华，封锁中国沿海，是先从北方攻占旅顺进而扼制辽东半岛，经过上海，穿过台湾海峡，再包围广州湾直至海口一带，形成阻碍中国出入深海的环带。那时，日军封锁整条沿海线，也即意味世界各地援助中国的资源受到阻隔；而国人的回应只能是继续全民悲壮抗战，数十万军民开通与保卫滇缅公路，由数千名回国华侨机工冒着敌人轰炸的危险来往运输物资。而到了21世纪，全世界最繁忙的二十大港口有九处位于这条沿海线，这些中国港口的共同特征就是应国际需求一再扩展，向全世界输出“中国制造”；而当年华侨机工洒血流泪的沿途，也迎接着系列陆路规划，尤其是以高铁连接中国与东盟各国城市与港口。相应的是，自2000年至2015年，昔日企图封锁第一岛链阻止中国通海的国家，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有率正一再缩小；相反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预测，中国在2017—2021年会经历每年6％左右的经济增长。
我们这一代人也随着同一段时光，由童年、少年到壮年，逐渐将步入老年。我们在童年体会和继承上一辈家乡远隔、亲人分离的悲情，又看着因冷战阻隔的中马关系走向正常，也看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出现由量到质的提升，走向和平崛起。1974年，马中建交之初，双方贸易额大概只有2亿美元，而2017年马中双边贸易额已达到2906.5亿马币（约711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中间，过去固化的中国印象，也会带来疑惧的插曲。不过，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还有他们在国内外的消费能力，足以说明中国已经有实力向他国提供有利于双方经济交流的自家模式。当初马来西亚考虑向中国游客开放自由访问时，有掌事高官想象着中国人民中贫穷者相对较多，不可能有人自费旅游，甚至担心意识形态差异。为了让这些高官理解，中国政府安排他们到上海等地访问一趟，结果许多昔日反对开放旅游的，后来变成每逢假期就往中国飞，马来西亚旅游部还直接到中国“抢”游客。某个机构的驻华经理是我的一个研究生，后来又担任过上海世博会的马来西亚馆馆长，她和我分享过在本世纪初大家常会遇到的趣事：马来西亚官员代表团，初时很多人因没有到过中国，的确常抱着自冷战被灌输的固化印象，不带太多现金到中国；而一旦他们发现所到城市的繁华程度超过之前去过的好些地方，而且购物商场的名牌产品都比马来西亚同样牌子的产品款式更为时髦且便宜，我们这些长期来往中国的，便成为大家集体商借人民币的提款机。
我们这一代对中国的印象，确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天翻地覆。到2009年，“银信业”已彻底成为历史记忆，我至今还遗憾这个课题难见有人深入研究，好好写篇论文。那一年，在广东省政府主办的世界客商大会做主题演讲，《梅州日报》的记者采访我，我说：各地方依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系列模式招商引资，初期固然有助于引进海外华资，可以改变地区经济的落后面貌，但从全球化局势来说，中华民族已经有了全球落地生根的优势，足以形成遍布世界的商讯网络。当国内实现普遍小康时，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主流，肯定是全球华人互动配合，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同时由中资支持各国华人投资企业形成双赢，而不再只是侨资“跑回家”。
四十年前马来西亚曾有极端政客诟病华人私下汇钱救济中国亲人，好像极大损害国家经济似的；现在则变成从政界、学界到商界都在争论“中国投资”和“中国贷款”，反复辩论中资大举入境是利是弊，由此也保证了不少研究人员的饭碗。
等到2017年，我很高兴我在2009年的中国印象又得以转变，那时的演讲内容逐渐“过时”。最大的差别是，上个世纪，上一代人要求我们牢记19世纪40年代以来列强围伺、枪炮与鸦片登陆进来的屈辱，牢记先辈赤手抗暴的悲愤；到了这个世纪，各国已经不能不关注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向全世界“走出去”的开放格局，我们不得不考虑什么是迎向新时代的新型大国责任。所以，我这一年在第二届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丽水论坛上发言，关注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情境，认准国际华人资金面临“物联网＋人工智能”的趋势，讨论其家国情怀内涵如何结合中国优势，以便各地相应配置良好的投资氛围、完善的校企互动和终身学习等机制，增强对外引“智”以及在当地造“智”，把“增值”转向“创智”“创值”。
从2009年到2017年，我个人讨论华人华侨商业的论文、演讲，经常是写就不多时即又想要更新补充，既要跨学科又要跨界，似乎总是处于过时状态。现今中国日新月异，我的演讲须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段一段岁月散记，如梦归故国的脚印，见证民族复兴的过往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