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心态
当然，河下对于吴承恩，并不仅仅是提供了金钱喧嚣、繁华富庶的生活背景，对吴承恩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这里形成的地域文化小气候。
中国古代，对商人身份有明确的界定：“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位。尽管小商小贩成长为富商大贾之后，社会地位会有适当的提高，但是政治地位与仕宦——也就是与业儒做官的人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一个人，一个家族，财产再多，富得流油，但只要没有官位，就仍然没有贵可言，在法律上还是个平民，就得遵守许多以平民为对象的规矩。相反，只要有了官职，身份相应就贵，一旦贵了，就成了社会的特权阶层：住宅可以是三间甚至是五间的门面，可以让大门紧闭专候达官贵胄而平时都由旁门进出，上路可以鸣锣开道，可以坐八抬大轿，可以仰头对人说话，可以接受别人跪拜……即使官职不高，至少也可以免缴赋税，可以免受许多无端的欺凌羞辱，这对于许多人家来说，已经是幸福了。上述规定有些后来渐渐形同虚设，尤其是对于富商大贾，他们会用金钱摆平许多规定制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你仍然不能得罪官府，否则一个小小的胥吏，就可以使你顷刻间倾家荡产，此即俗谚所说的：“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在整个中国的古代社会，富实在还是一种层次不高的社会满足，而官位带来的满足，才是精神层面上的享受。
要想身份尊贵，必须做官；要做官，必须走上仕途；登仕途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科举，就是这么简单明晰。所以科举的独木桥上，总是熙熙攘攘，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向官宦汇流的强烈欲望。经商的人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必然要以各种形式向士的社会阶层靠拢，有的交结官府，仰他人鼻息；有的附庸风雅，与文士为朋。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家族中形成分工，有人读书，争取做官为家人争取地位；有人继续经商，提供经济支持。而这种分工延续到最后，则往往是弃商业儒。所以，凡富商聚集的地方，必定是文化活动频繁的地方，必定也是风流名士流向的地方，将来若干年以后，必定又是科举旺地，学者辈出的地方。
河下的商人也不例外，他们精神上的向往就是富且贵，即家门既有金银如山，又有冠冕出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河下运河古渡边的牌坊下，曾经有一大片连云宅邸都属姓阎的所有，这个阎氏家族，祖籍山西，经营盐业，弘治年间废“开中法”后，阎家是携巨资来淮安定居的盐商之一。在淮安的前三代，阎家的身份是富商，但子孙已经开始修文；第四代，出了一位进士；第五代，出了一位贡生；第六代的传人，则就是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大名鼎鼎的学者阎若璩，其出入经史长于考证自不待说，而其子即第七代传人阎咏，仍是继承家学，科举出身。这种官本位的传承，是衡量一个家族是否具有活力的标准，在河下非常具有典型性。
还有一段佳话出在清代侍读衔内阁中书、加正三品的著名经学家丁晏身上。话说河下古镇与淮安府城之间，有一大片蜿蜒开合的水面叫萧湖，乘船由河下和府城两个方向都可以进入萧湖，由此萧湖成了当时淮安大户人家的休闲度假区，沿湖不仅绿柳成荫，而且园林连片，花红草绿中又间杂酒旗风标，甚至还有彩妆龙舟，宛然一派曲江灞桥古风。有一天，丁晏与同年进士高紫峰大人相约，定了一条酒船，邀十几位朋友游湖。船上自然有酒，而淮扬船菜也十分有名，主客欢饮之间，忽然有人扳手指指众人一一点数，然后哈哈狂笑。众人这才看出在场的十几个人竟然全都有进士、举人身份，自然是有人提议“浮一大白”。然后众人按照丁晏的提议，仿唐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的旧典，吟诗联句，至月上而归。这就是古代文人十分向往崇尚的所谓“雅集”，前提是所有参与雅集者，必须都是正宗文人。而据《淮安河下志》等统计，明清两朝，河下这一弹丸之地，出过六十七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号称“河下三鼎甲”；有举人一百二十三人；有诸生一百四十多人；有传记入《明史》《清史稿》者十余人。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河下科甲方盛之时，“河下三鼎甲”中有两位与吴承恩同时代且有直接关系：第一位是探花蔡昂，是吴承恩仰慕的前辈，蔡府飞骑报捷的时候，吴承恩已经九岁，探花郎高中所引起的轰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第二位是状元沈坤，吴承恩的总角之交，沈府与吴宅近在咫尺，鸡犬相闻，快马一次次送到那里的捷报，绝对是吴承恩不得不闻的窗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