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连秦楼楚馆
文人狎妓，早在唐代就已经不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也不会让世人太过吃惊。我们从唐代诗词、传奇小说、野史杂记等诸多现存资料中，都能找到这些身为未来国家栋梁、社会中坚力量的考中进士的文人们，普遍都有狎妓习惯的证据。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由于唐代文人们的流连与吟咏，“平康里”这个地名进入了读者们的视野并渐渐为大家所熟知。是的，平康里，亦称平康坊，是唐代长安诸妓集中居住的地方，士子们远离家乡进京赶考，考试的压力很大，难免旅途寂寞，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轻易与士子们相约相会于后花园以至私定终身的大家闺秀其实并不多。为了排遣羁旅愁思与孤寂，谁能解我心中之忧烦，谁能在我人生苦旅最为吃紧时为我注入前行的力量，谁能在漫天迷雾举步维艰时，为我点亮一盏指路明灯？平康里，平康里的妓女。这是一个时代人间尤物荟萃的地方，这是一个时代最能善解人意的地方，这是一个时代可以给天涯孤旅以身心抚慰的地方。士子们考试高中之后，情形完全不一样了，昨日的忧烦者，今日的开怀者；昨日的前途未卜者，今日的天之骄子；昨日的寒门士子，今日的朱门新宠。当此之际，谁能与我分享人生的喜悦，谁能抚慰我十年寒窗带来的心灵创伤，谁能为我将开启的人生华彩之旅再施以恰当的华彩？平康里，平康里的妓女。这些秀外慧中，这些多才多艺，这些身心自由，这些善解人意的世间尤物。
而与这些妓女们，尤其是色艺双绝妓女们的欢歌饮宴、交流往还，似乎也是对士子们人生辉煌的终极认可。因为，获得功名利禄，是来自体制内的认可和奖赏，这是法定的，是按部就班的；而获得平康里妓女的认可和奖赏，则是体制外的，民间的，尤其是女性的。而那时候，受过教育，心灵自由的女性大多则集中在这种地方，平康里，无异于士子们的另一个考场，朝廷考察的是士子们的道德和才学，平康里则考查的是士子们的心性情感。《开元天宝遗事》说：“长安有平安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渊薮。”而在《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所收的孙棨《北里志序》中，也有与之类似而细节更加凸显的记载：“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画者。”不仅详细地说明了经常光顾平康里的人员构成情况，而且对所需花费、诸妓的特长与能力作了简单介绍。吃美食，饮美酒，赏美景，拥美人，这美人还是能与他们一起谈诗论画、有共同语言且出语不凡的俏丽娇媚女子，这样的一朵朵温婉明丽解语花，岂是家中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来，平常无趣甚至木讷死板的“黄脸婆”甚至“河东狮吼”可比？
唐传奇中，就出现了不少描写考中进士的士子们与妓女们之间恋情的小说。如蒋防的《霍小玉传》中，想当年，小玉初见时，李生“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何等的光彩照人，何等的顾盼生辉？至于其所唱歌曲的“发声清亮，曲度精奇”，自然更是锦上添花，为小玉平添几许风姿！
唐代的文人狎妓并不是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在现实中的确是真有其事。大家都熟悉的大诗人白居易就颇谙此道，我们来读一读他的这首《追欢偶作》：“追欢逐乐少闲时，补贴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闲暇时追欢逐乐，既享受美色美声，又寻求心理平衡，缓解生活的压力，驱走平日的不快，可见，文人狎妓的确是唐代士人的一种消遣方式，或者是婚姻家庭之外的另一种情感方式。唐传奇《莺莺传》的作者、白居易的同年好友元稹也有同好。元稹担任监察御史时，曾经奉命出使蜀地，与当地名妓薛涛彼此钟情，度过了一段美好欢乐时光。后来，薛涛在元稹离开并被召入翰林院之后，精心做了一百多幅小幅的松花笺，题诗给元稹，这就是有名的“薛涛笺”。元稹收到了这样情深义重且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礼物之后，自然欣喜莫名，倍感珍惜：“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回红笺写自随。”的确，这样才貌双全而又体贴知音的聪敏女子，怎能教这些多情的文人不喜欢，喜欢之后又怎能轻易忘怀呢？
唐代的文人狎妓早已不是个别文人的私人行为，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体现出了唐代开放的政治环境所带来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的开放。唐代的家妓、官妓普遍存在，诸妓们的文化素养比较高且多才多艺，自然令文人士子们流连忘返。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存天理而灭人欲，“人欲”被理学家们人为地与“天理”对立起来，宋朝官方也屡次禁止官吏狎妓，即使有个别官吏敢于不顾禁令而私会青楼女子，终究也有点“偷偷摸摸”，不能像唐代人那样自然而然了。但，终究天理与人欲同在，而且互为表里，天理的禁锢力越是强硬，人欲的反抗力也愈形剧烈，终有宋一代，天理何其昭昭，而人欲又何其滔滔，两者的势不两立，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在元蒙的铁骑之下一同踏海而亡。
明代的情况如何呢？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季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涎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明代的中后期尤其晚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国家的国势国力日渐孱弱，边境不得安宁，政治腐败不堪，至于社会的黑暗，民众的苦难深重，自不待言。以八股时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日渐程序化，许多满腹经纶却科场不利、无缘进入仕途而报国无门的文人们，自然以青楼买醉、纵情声色的方式来消磨时间和舒缓积聚于心的忧苦。
此外，宋代理学对人欲所采取的“堵”“防”的方式，固然获得了暂时的成效，但所谓的天理不过出自道学家们的虚构，而人欲却是真实的。真实的力量是永恒的，是无比巨大的，到了明代，宋儒所精心构建的天理堤岸，在人欲的频繁不懈的冲击下，终于再也支撑不住，发生了大面积的“决堤”。有明一代，对人身心的禁锢前紧后松，紧时，过于紧，不给人欲留有最低限度的回还空间，绷得过于紧了，只得松弛下来，乃至无所收束。文人既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亦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至少是推波助澜者。明代的社会风气培育了文人的放纵习气，文人的放纵习气又助长了社会风气的泛滥。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人的主观意识被高扬，人的欲望与本能被高度肯定并认同，滋生于本能的人欲，于此似乎找到了泛滥的理论依据，宋代以来以至明代士人们被压抑已久的欲望得以释放出来，从而逐渐形成了晚明那种张扬个性的、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这自然会造成秦楼楚馆行业的发达与文人士子们理直气壮甚至肆无忌惮地纵情声色现象的出现。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的科场得意的袁宏道，就曾在《致龚惟长先生书》中这样总结了人生的五类真正的快乐：“目极世间之色，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以及“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五乐”之中，没有一样与天理道德有关，所指皆与人的肉体的现场感受有关。王阳明的得意门生王龙溪也不满文人执著于虚幻的天理而去讲什么性命之学，他也主张关注现实的人欲，在“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上大做文章：“今人讲学，以神明为极精，开口便说性说命，以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为极粗，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讲解得性命到入微处，意见盘桓只是比拟卜度，于本来生机了不相干，终成俗学。若能于日用货色上料理，时时以天则应之，超脱净尽，乃见定力。”晚年定居在麻城的“异端之龙”李贽，在《答邓石阳》中说得就更加直接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对好货好色的欲求是如此的理直气壮与浑然天成，这批思想家们的激进言论为晚明文人冲破压抑、挣脱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支撑。对好货好色的追求成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天下第一奇书”、在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上写尽世相百态的第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就出现在明代，虽然作者没有署自己的真名，而以“兰陵笑笑生”的笔名传世，但是该书的作者为嘉靖年间的大名士，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至于作者到底是王世贞，还是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穉登、沈德符、袁无涯，甚至我们的通俗文学旗手冯梦龙，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明代中晚期追逐声色货利，将狎妓看作快乐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那种世风。确实，在明代中晚期，上至皇亲贵戚，中至官宦士绅，下至文人士子、商贾市井，狎妓之体验，已蔚然成风。
文人狎妓在晚明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文人士子们追逐时尚、张扬个性、恣意纵情的一种方式。与风华绝代、才貌双全、知名度高的名妓交往，自然更能引人注意，也更能恣意彰显自己的风度。名士与名妓，自然形成了一种相依相存、互相提携的双赢关系。王穉登与马香兰，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李香君与侯方域等，双方诗酒唱酬，你侬我侬，的确恁煞情多！可惜，身处秦楼楚馆的这些青楼女子，即使身为名妓，色艺双绝，但是她们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她们与文人士子们的交往只能限定在朝秦暮楚、迎来送往的范围之内。即使某些文人士子与身居秦楼楚馆的她们暂时结成了比较固定的男女关系，相互之间的交流往还有了一定的固定性，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大多数时候，双方的关系也只能是露水之缘，能有旬日之欢，都属难得。比如，诗人名妓柳如是与江南名士张溥、陈继儒、陈子龙、钱谦益都关系密切，在嫁给钱谦益之前，她也曾先后跟从过阁臣周道登、陈子龙。除了冒辟疆之外，董小宛与著名文人方以智、钱谦益、张岱也都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
文人狎妓在晚明成为一种风尚，还表现在他们组织文学活动和文酒之会时，都会邀请一些艺术才情、文化素养较高的妓女参与其中，似乎不如此不能尽兴，不如此就不够风流不够“潮”！正所谓“山上须高泉，径中须竹，读史不可无酒，谈禅不可无美人”。在谈兴渐浓而高谈阔论之时，有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且多少能听得懂自己的言论并能欣赏自己的才华，甚至能自如地参与到谈话中来的妓女的陪衬，不失为一种惬意与愉悦，甚或，是一种人生价值的暂时实现。
“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这是曾任长洲县知县的江盈科写在自己的文集《雪涛阁外集》中的话语，对狎妓与偷情，他们都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冯梦龙还曾对江盈科的以上言论作过批注，《挂枝儿》“私部”第一卷《耐心》：“此语非深于情者不能道。”究竟这里说的深于情，是指爱情，还是情欲，我们后文再谈。不过，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和风气之下，冯梦龙在青年时期除了埋头读书应科举考试之外，还曾有过一段“少从狭邪游”的经历，也就不足为奇了。
《挂枝儿》卷五隙部《扯汗巾》附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见青楼中，凡受人私饷，皆以为固然。或酷用，或转赠，若不甚惜。至自己偶以一扇一帨赠人，故作珍秘。岁月之余，犹询存否。而痴儿亦遂珍之秘之，什袭藏之。甚则人已去而物存，犹恋恋似有余香者。真可笑已。余少时从狭邪游，得所转赠诗帨甚多。夫赠诗以帨，本冀留诸箧中，永以为好也，而岂意其旋作长条赠人乎。然则汗巾套子耳，虽扯破可矣。”在青年时期那段“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的岁月里，冯梦龙不仅收获了这些转赠的“诗帨”，更收获了一段段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以及一些和他来往比较密切的秦楼楚馆之中的女子，比如侯慧卿，比如冯爱生，还有阿圆、董四、冯贞玉、冯喜生、白小樊、来姬、陌花馆、王生冬、薛生、万生等。
冯梦龙与这些妓女们的交情比较深，曾经多次为她们作传，比如收入他编选的《情史》之中的就有他自创的《冯爱生传》《万生传》《张润传》等。他把《冯爱生传》归于《情史》的“情憾类”，《万生传》则收在《情史》的“情外类”，《张润传》收在《情史》的“情侠类”。爱生何憾之有呢？冯爱生并不是苏州本地人，也不知道本姓谁家，年仅十四岁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娼门冯妪家。冯妪家是“祖传”的青楼世家，精于此道而生意兴隆。当时苏州的风俗习惯是把青楼女子称为“某生”，到了冯妪家之后，她便被称为冯爱生。在爱生之前，冯妪有四个“干女儿”，都是她的摇钱树——姑苏名妓，其中最小的冯喜生更是出类拔萃。这四位名妓相继嫁人之后，冯妪也慢慢对这个行业厌倦了，就把生意交给自己的儿媳妇八娘子打理。八娘子新寡，把冯爱生收作自己的干女儿，精心培养她。爱生美丽而聪慧，半年之后，便能说一口温润绵软的吴侬软语，一年之后就声名鹊起于苏州城内。冯爱生酒量很好，又很会讲笑话营造气氛，苏州城内的浮浪子弟们都说酒筵上要是没有爱生的陪伴，就会很无趣。不过，时日久了，出尽风头的爱生招来许多同行的嫉妒与恨，她自己也慢慢地厌倦了这种流落风尘、迎来送往、强颜欢笑的日子，想要换一种活法，“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可惜，从良嫁人的路是那么难！有心的常常无力(财力)，有力的却又往往不合爱生的心意。心烦意乱的爱生，在迎客时常常失态，还经常大杯饮酒来浇愁。有个叫丁仲的年轻人与爱生相处得不错，彼此也产生了感情，丁仲谋划着要倾家荡产来为爱生赎身，可惜这件事情拖了很久也没有办成，爱生的处境更加窘迫了，经常生病。冯妪家里掌事的新主母八娘子也开始讨厌爱生了，没有问爱生的意见，就匆匆把她嫁给了有钱却无情的茸城公子。茸城公子得到了爱生，却不怜惜重视她，爱生的病加重了，就被送回冯妪家。不久，爱生凄然逝去，年仅十九岁。
冯梦龙在传中真心地为爱生的“红颜薄命”而悲叹，“怜之吊之，志之铭之”，在完整记述爱生的遭遇之后，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十四未知名，十九病死，中间衣锦食甘，选胜而游，剪红浮白，谑浪笑傲于王孙公子之场者，才三四年耳。以生之风调，更得从容旬载，庶几一遇，可毕此生无憾。即不然而效彼蚩蚩者流，安意风尘而无远志，则此三四年者，亦可稍占人生万一之娱。”冯梦龙认为爱生的悲哀在于她身处风尘却不能随波逐流，已落尘网却偏偏保留了一颗早慧而善感的心，她早早看清了秦楼楚馆的漂泊无依与处境艰险，想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有情人却不得，终至抑郁悲苦而亡。冯梦龙是真心体恤、设身处地感受爱生的悲苦的：“悲夫！虽然男儿薄幸有力者甚焉，即假生数年，犹未必遂生之志，徒多苦生耳。然则天之纵生以慧者，适以祸生，而其啬生以寿者，安知非怜生而脱之也？于生又何悲哉！”爱生没有墓地，死后暂放郊外，久未安葬，冯梦龙联系爱生的生前好友许无功捐资购买墓地安葬了爱生。让这一缕幽魂终得安息！
冯梦龙与这些妓女们交往，不止于逍遥、游戏，也不止于同情、悲悯，他与这些长于唱词弄曲、色艺双绝的女子经常来往甚至成为朋友、知己，也有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爱好，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青年时期的冯梦龙就开始热衷于收集吴地丰富的民歌与散曲，前面我们提到的，娼门冯妪家的女儿、爱生的姐姐、冯梦龙的青楼好友——“美容止，善谐谑”的冯喜生，在从良之前，找冯梦龙话别之时，还为他唱了两首民歌。一首是《吴歌》：“隔河看见野花开，寄声情哥郎替我采朵来。姐道我郎呀，你采子花来，小阿奴奴原捉花谢子你，决弗教郎白采来。”明白如话却又生动传神。一首叫作《打草竿·送别》，《打草竿》即《挂枝儿》，即收在冯梦龙编选的民歌集《挂枝儿》卷四的《送别》，原文为：“劝君家，休把那烧窑的气。砖儿厚，瓦儿薄，总是一样泥。瓦儿反比砖儿贵，砖儿在地下踹，瓦儿头顶着你。脚踹的是他人也，头顶的还是你。”平平常常家常语，声声念念总关情，说冯喜生和冯梦龙只是好友关系，无关风月，不牵扯男女之情，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起码应该是彼此的“红颜”和“蓝颜”知己，虽然因为现实的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一起，但彼此的心，起码是“你懂得”吧！冯喜生的嫁前临别赠曲依依恋恋，待他至深至厚；冯梦龙在民歌集《挂枝儿》中追忆当时的情景时，也曾说道：“呜呼！人面桃花，已成梦境。每阅二词，依稀绕梁声在耳畔也。佳人难再，千古同怜，伤哉！”冯喜生的名字与事迹还曾出现在冯梦龙所编的民间笑话集《笑府》中，一次，有人在小船上招呼许多客人，冯喜生就讲了一个名为《魔王反》的笑话来嘲讽当时的情形——魔鬼率领众鬼兵造反，观世音菩萨手持净瓶、口诵咒语，把这许多鬼兵都收入净瓶中并用符封好瓶口。魔王恐惧了，请求投降，观音就把鬼兵们放了出来。魔王问众鬼兵：“你们待在净瓶里，肚中饥饿吗？”鬼兵们回答说：“饿只是小事，关键是在净瓶里几乎挤死了。”听了冯喜生所讲的这样符合当时情景的笑话，“一座绝倒”，哄堂大笑。冯梦龙在这则笑话之后的附记中描述了当时情景，指出“笑话虽佳，须时而后言，方得价耳”。指出冯喜生所讲笑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讲的时机恰到好处，非常应景。
“为冤家造一本相思帐。旧相思，新相思，早晚登记得忙。一行行，一字字，都是明白帐。旧相思销未了，新相思又上了一大桩。把相思帐出来和你算一算，还了你多少也，不知还欠你多少想。”这首新颖别致的民歌，就是另一位青楼女子、文学修养和眼光都很独到的琵琶妇阿圆提供给冯梦龙的。这首民歌收录在冯梦龙选编的民歌集《挂枝儿》卷三，他在附记中写了该民歌的来源——冯梦龙素来欣赏的、能为新声且擅长轻展歌喉的琵琶妇阿圆，得知冯梦龙在收集民歌，就把自己新得到的这首流传在娄江地区的民歌《帐》赠送给了冯梦龙。《帐》别出心裁地描写了一个女子对自己的恋人——心中冤家的数不尽、算不清的思念。相思，原本是有一笔、记一笔，按理说应该是条理清晰、分明而利落的来去往还，可是这相思帐却不同于一般的钱财账，旧相思之上又添新相思，思念之深与思念之切，还了你多少，还欠你多少，真真是数不清道不明的，多么别致又新巧的构思！除了《帐》之外，阿圆还提供了一篇《诉落山坡羊》，因为文体不合，冯梦龙将其收在了附录之中。又如，《挂枝儿》卷七《船》后面的附记说明：“此篇闻之旧院董四。歌末句腔甚奇妙，遂不能舍。”可见该曲是冯梦龙从妓女董四那里得来的。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在自己的诗作中感叹：“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那些身处秦楼楚馆的妓女们，她们的生平遭际，她们的苦乐悲欢，与寻常女子相比，可能更加地身不由己。冯梦龙风流倜傥，古道热肠，能诗善曲有才名，而且也能了解并理解诸妓的不易，众妓自然乐于与他来往。冯梦龙也经常尽己所能地热心帮助她们，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他，曾经用自己的作品为青楼女子白小樊伸张正义，同情白小樊的不幸遭遇，谴责“一片热心浑不悟，还依旧是薄幸夫”的刘生之薄情行为。
为白小樊而作的作品之一是双调散曲《青楼怨》。比如其中的一曲〔桂花遍南枝〕：“我是真思真慕，捱朝捱暮。随他冷口讥嘲，兀自热心回护，到如今可疑，到如今可疑，眼见六年辜负。有甚弱水炎山，故把行人阻。影也无，风也无，待向梦中寻，梦还无。”描摹了一个苦心思慕却被冷情辜负，向梦中追寻却了无踪影的真情相思女子的真情流露，多么真切！又如其中的一曲〔玉交枝〕：“收罗歌舞，待双双飞鸣即都。甘为淡饭荆钗妇，不羡他艳抹浓涂。洞庭湖道深好做泪眼图，莫厘峰高杀只当忧愁堵。咬唇牙伤残口朱，耐黄昏磨穿绣襦。”表达了白小樊甘愿粗茶淡饭、布衣荆钗与心爱之人相守一生的本愿，也表达了她心愿未能达成的伤心落寞。再如其中的一曲〔解三醒〕：“受尽他几年孤苦，博得我一夜欢娱。自那日叮咛送别休回步，眉皱了未曾舒。枉杀我朝来礼佛频撮土，枉杀我暮夜逢人倩寄书。愁无措，论相思滋味堪做雍巫。”真真是古来写尽相思、相怨的佳曲妙文。
双调散曲《青楼怨》原本收录在《太霞新奏》卷一二中，其后有冯梦龙所写的序：“余友东山刘某，与白小樊相善也。已而相逢，倾(顷)偕余往，道六年别意。泪与声落，匆匆订密约而去。去则复不相闻。每小樊未尝不哽咽也。世果有李十郎乎？为写此词。”除了《青楼怨》之外，冯梦龙还将白小樊与刘生的事写进了传奇《双雄记》之中，以白小樊为原型塑造了黄素娘的形象，以刘生为原型塑造了刘双的形象。这部传奇在现实中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冯梦龙的作品终于感动了刘生，刘生为白小樊赎身、脱籍，使白小樊终于得偿所愿。冯梦龙那文人的“三寸管”也终于发挥了一次大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