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山娃子到外交官
1945年3月，我出生在浙江乐清雁荡山麓石门潭畔的大荆镇东门村一个鞋匠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但也望子成龙，很想让自己儿子长大后能进城念书当官。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听故事，也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无论升学过程，还是成长道路，都并非一帆风顺，而这恰恰磨炼、激励了自己。“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话确有很深的哲理。
1．中考状元名落孙山
我六岁时，只读了三天书就罢学了。因玩捉迷藏撞倒了小伙伴，他的门牙被磕掉满嘴流血，我则挨了板子并被罚站墙角。一跨出校门，我就号啕大哭起来，阿妈看见我的小手都打红了，心疼得掉下眼泪。我闹着说，以后再也不去读书了，我爸不同意，可阿妈总是护着我，说明年再上学也不迟。这样，我就赖在家里又多玩了一年。要不是晚上这一年学，后来的人生命运恐怕就完全不一样了。
1952年，我重新开始入学。可能是有过血的教训，我变得特别听老师的话，从不与同学打闹，上课专心听讲，放学后认真完成作业。每天夜里，我无论学到多晚，阿妈都在油灯旁陪伴着，一边打瞌睡，一边挑油灯芯或往里加菜籽油。我爸平时不过问学习情况，只是每到期末要我念一遍成绩单，然后夸奖几句并赏给几分零用钱。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学校的条件很差，桌椅板凳都是临时拼凑的。我先在大荆小学娘娘庙里读书，后来搬到关帝庙，几年间一共换了五个地方。记得冬天尤其不好过，外面一刮西北风，我们在教室里就冻得直打哆嗦，手、脚和耳朵上都长了冻疮。教书的倒是乡下颇有名望的先生，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厉。
石门潭畔大荆故乡
1956年全家合影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区第一名，但因家庭出身不是贫农、下中农，未能进入公立学校，而被分配到民办中学，这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沉重打击。该校是“大跃进”中冒出来的，师资、设施不正规，加之半工半读，被称为“烂民中”。开始时，劳动时间较多，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白天到山里挑矿石，晚上在溪里洗铁砂；农忙时下地插秧、割稻，还参加全民打麻雀会战。原先在家什么活都不干，现在什么都得自己动手，倒是很好的锻炼。
因为被当作“另类”处理，同学们都憋着一股劲，学习非常刻苦。随着学校逐步规范，上课时间也增加了，每天都要上晚自习。教室里没有电灯，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盏小煤油灯，经常学习到深夜。读完初二后，根据上级通知，民办中学停办。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除了一个班合并到大荆中学，其他三个班都解散回家，老师们也都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去向。大家的心情都很忧郁，见面也不说话，学校的整个节奏都停滞了。最后离别的那天，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校长表情凝重，含着眼泪宣读有关整顿民办中学的通知，并宣布合到大荆中学的55人名单。同学们都屏住呼吸，等待自己的命运安排。
这一次很侥幸，我有机会继续上学，但看到许多学习很好的同学不得不辍学，心里十分难过。
就在不久前，我见到一位已失联58年的同桌学友，他还特地带来当初分别时我送他的钱包。这位老同学叫胡齐国，1960年辍学后回家务农。他问：“你还记得这个钱包吗？”我答：“不记得了。”但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层，还装着几张钞票，我突然想起来了。上中学后，阿妈给我缝制了一个折叠帆布小钱包，我嫌层数不够，找了两块布头，自己又加缝了两层。我动情地对他说：“都这么旧了，你还留着呀？”“用惯了，舍不得换。”他补充说：“1971年家里着火，全部东西都烧光了，就剩下这个钱包，因为平时总带在身边，才逃过这一劫。”他悄悄问：“要不要还给你？”“那怎么行呢！”我说：“这次给你谁备了一瓶酒和一本书，可惜的是，没有将你刚才讲的钱包故事写进去。”他接过书，小心翼翼地翻了几遍，问道：“这是你的书？自己写的？”我笑着点了下头。他自言自语地说：“那时就知道你读书最用功，不过没想到能考进京城的什么大学。”“那是瞎蒙的。”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你在乌克兰当大使，就告诉家人，一下子全村都传开了。去年，我侄子云峰通过北京乐清同乡会打听到了你，我就下决心要来北京一趟，会会老同学。”昨天深夜齐国乘飞机刚到北京，今天一大早就让侄儿联系见面。我说：“下次回老家时，一定去拜访。”他高兴地表示：“那我得赶紧把新房子建起来。”我拉着他的手说：“咱哥俩就一言为定！”他还记得班里女生小花和香桂的名字，她们得知后颇受感动，都说届时也要一块儿去看望老同学。
2．备取生蒙上北大
我在大荆中学只读了一年书，但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师资条件好，治学规范严谨，我是一年当作两年用，不仅补全了初中该学的知识，而且为下一步升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16年是大荆中学60周年校庆，蒋坚禄校长邀请我回故乡参加庆典活动，并为母校题词。我的字不好，但出于感恩之情，欣然提笔写了几句，表达对母校的怀念及期待，希望年轻校友青出于蓝，更有追求，更有梦想，为母校增光，为家乡增光，为祖国增光。
致母校大荆中学60华诞题词
1961年考高中还算幸运，以“备取生”名义进入雁荡中学。该校位于峰峦叠嶂、风景秀丽的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之中，可谓钟灵毓秀之地，宜于攻书习文。
由于对“备取”二字理解有误，还闹了笑话，开学时我没敢去学校，而一直在家里着急地等候通知递补。过了一个星期，学校捎口信来问，为什么不去报到？后来知道，五名备取生中，一部分学习成绩好，但家庭成分差一点；另一部分是烈士子女，需要照顾。为了抹去矮人一等的阴影，我决心在学习上超过正取生。每天晚自习结束熄灯后，我就拿出初中时用过的小油灯，再多学一个小时；平时午休从不睡觉，除了有时偷偷溜到鸣玉溪里游泳外，就躺在二层床上记单词、背公式；下午上完课，就到附近小溪旁的树丛中复习，为了不受干扰，有时还爬到柳树上去。我脑子并不聪明，无非是笨鸟先飞，比别人多花时间去死记硬背而已。
至今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曾因违反校规而受罚。那是刚入学不久，我穿着一双木板拖鞋，“呱嗒呱嗒”地去教室上晚自习，结果被素以严格管理闻名的教导主任甘祥球发现，他从后面追上，让我立即脱下拖鞋，并训了我一顿。我认错后光着脚丫跑回寝室，重新换上布鞋。从此，我才慢慢养成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好习惯。
第一学年结束时，我被评为“优秀生”，第二、三学年被连续评为“三好生”。高三时，有一次班干部马再满问我：“你怎么不入团啊？”我当时只是一门心思读书，从未想过政治上要求进步。经他启发，还听同学说这对考大学也有好处，我马上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经组织审查，认为我可以发展，但需就家庭出身问题写一个补充说明材料。
其实，我爸出身贫苦，原籍安徽，因淮河水灾，10岁时就流浪到南京要饭，后辗转到杭州贫民工厂学做鞋。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杭州逃难到乐清大荆乡下继续做鞋。由于在我外婆家白溪置了几亩地产出租给别人，土改划分成分时，我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据大哥说，我爸不服，认为自己的职业属于小手工业劳动者，还找工作组反映过情况。这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我在写材料时引用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政治摇摆性”的论述，对阶级烙印作了自我剖析。同时强调，父亲是小手工业者，还属劳动人民。因我学习好，且人缘不错，很快就被批准入团。
1964年高考时，我满以为自己学习拔尖，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填报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5个志愿。记得当时填写高考志愿表时，第一志愿有3个专业，中文系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文学是我的最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由于中学里学习俄语，加上喜欢俄罗斯文学，第二专业便选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至于第三专业，则稀里糊涂地挑了个国际政治系，尽管那时对国际政治没什么概念，反正对世界大事还是蛮有兴趣。怎么也没想到，这倒成了我后来的终身职业。
全家福
追忆难忘的中学年代
高考以后，自我感觉良好，就每天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听有无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果然有一天，听到邮递员“鞋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的叫喊声，简直是喜从天降一般。一看是北京大学的信函，竟一下子发懵了。唯一感到有点缺憾的是，在专业上未尽人意，没能进我渴望的中文系，而上了俄语系。
进校之后才知道，我的成绩其实还没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求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多招收一些工农子弟，可适当降低点门槛儿。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感激不已，又像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沮丧至极。班主任陈君华老师的一席话使我如梦初醒，她说：“农村孩子学习条件差，目前成绩可能比不上城市的学生，但天资不见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赶上。”每当回忆起这一情景，总是心潮澎湃，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不负厚望。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文革”后，陈老师有机会到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我正好在使馆工作，有一次请她到家里做客。分别时，我从后院的“自留地”拔了几棵大白菜送给她。老师高兴极了，说来这儿后，觉得最稀缺的就是新鲜蔬菜。
3．乡下佬进京逸事
1964年8月，我穿上新布鞋，挑着小扁担，告别家乡进京求学。先乘长途汽车，经乐清到温州，次日搭乘“民主号”轮船，第三天到上海，在码头租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火车站，改乘火车赴北京，一路上共花了5天时间。
在温州时，因语言不通的问题，我还遇到麻烦。我们那儿方言十分复杂，隔着一座山或一条河的发音都不太一样，即使是县城乐清话，我也听不大明白，至于专区所在地温州，人们说的话就更听不懂了。为了住旅店、找码头，我都得靠比画加写字进行沟通。听说大城市里小偷多，所以到上海后一直比较紧张，不时用手摸一下裤袋里的钱包。什么钱包呀，实际上只是一个旧的牛皮纸信封，在车站排队买票时始终用手捂着，待到窗口问好票价后，我才弯下腰解开裤带，再拆开内裤小口袋上我妈专门缝的棉线，然后才掏出放在信封里的钱递进去。这是我爸特地传授的一套严格的防偷之法。
离发车还有六个小时，我把行李寄存了，准备去逛一逛慕名已久的南京路。很快找到了去南京路的公共汽车站，但怎么也寻不着买票的地方，见别人都不买票上车，但自己就是不敢上，又不好意思问，算了，反正前面有汽车开道，跟着跑就是了。到了繁华的南京路，人潮涌动，目不暇接，商店多得看不过来，大厦高得数不清楼层。我稀罕那些摩天大楼，见一幢，数一遍，看哪座最高。沿街走了一个来回，不过瘾，又走一次，就是未进商店，压根就没想买什么东西。回到火车站，还有三个来小时，哪儿也不去了，就干等着。
当日傍晚上了火车，先将放在行李架上的箱子和麻袋捆在一起，再用事先准备好的做鞋用的麻绳拴住，绳的另一头则牢牢攥在手里。其实，行李中没有任何贵重东西，只是厚厚的被褥、几件衣服和一些日用品。虽然上海至北京有直达快车，但为了省钱而买了慢车票。一路上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几个大站都要换车，而且每次都要重新排队签票，都得在站台上眼巴巴地等好几个小时才来列车，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抵京城。
一出北京站，就看到了广场上北京大学的红布横幅，路途上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我挑着行李兴冲冲地朝着迎新站跑去，自豪地说“北京大学”，人家听不懂，以为讲什么外国话。我说“俄语系”，被听成是“物理系”，还有人不解地问我是不是“无线电系”。我没辙了，只得出示粉红色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初到北京大学，感觉就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开班会时，大家都踊跃发言，畅谈感想，我却默默地坐在一旁。最后，老师点名了，我说别人听不懂我的话。此时，出生在浙江的上海同学陈惠民自告奋勇地说，他可以为我翻译，这才解了围。
4．蚂蚁啃骨头精神
上北大后，我的第一课是学讲普通话，拜同宿舍的北京同学王光亚为师。我汉语拼音没学好，经常闹笑话，如把自己很“瘦”说成很“秀”。
开学上俄语课时，老师让每个同学都朗读一段课文，进行摸底。我自以为这是改变乡巴佬印象的好机会，因为高中时在全校俄语朗诵比赛上曾得过大奖。轮到我时，信心满满地大声朗读起来，还没念完，同学们都被我的“怪腔怪调”逗乐了，连老师也憋不住转过身去。下课后，陈君华老师安慰我说，不要紧，她教过许多南方学生，什么样的口音都能纠正过来。后来，我买了一面小镜子，天天对照书上的口型，练习发音。经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楼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围没人，对着镜子大喊大叫。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终于把32个俄文字母的发音一个个地纠正了过来，但这仅仅是跟上一步，班上其他同学的俄文底子和知识面都比我强。从中学时代的名列前茅，到现在的倒数第一，这种巨大落差使我非常着急和不安。
开学典礼时，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曹靖华教授给新生做报告。他强调，学外语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学好、学扎实。这几句话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我的脑海里，成了我的座右铭。
为了能尽快追上班里的同学，我几乎把所有空闲及娱乐的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每天清晨，除坚持长跑，早读雷打不动；中午从不休息，离开食堂直接去阅览室看书；晚饭后，先把书包送到图书馆去占位子，最后等到响铃了才不得不离开；回到宿舍马上洗漱，熄灯后还打着手电预习第二天的功课。几乎天天如此，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则是我阶段性复习的好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考试成绩到了年级中等水平，第二学期已达中上水平。老师让我介绍学习经验，我就谈了“蚂蚁啃骨头”的心得。平时生活上很节俭，每月19.5元的助学金扣除伙食费后还剩4元钱，用来购买学习、生活必需品，连买一支牙膏也精打细算。
平平静静地学习不到两年，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新北大”成为轰轰烈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之地。1966年5月25日，在地处校园中心的学生大饭厅东墙，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炮打司令部”——这下可像炸了锅似的，一发而不可收。“文革”初期，红卫兵兴起，我也想加入，因不是“红五类”出身，想当也当不上。我与许多同学一样，多么渴望能继续读书，但就是要“停课闹革命”，就是不让学习，而且读书有罪，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要我们天天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跳忠字舞，还要去革“走资派”的命。平时深受尊敬的教授，一个个被打成“黑帮分子”、“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
1964—1969年在北大
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恐怖日子里，我这个全靠国家助学金生活、真想报答党和人民恩情的寒门学子，内心充满矛盾和彷徨。既不愿当“造反派”，又不甘心成“保皇派”，而落了个不左不右的“中间派”——自称为“零派”，最后也沦为远离政治的“逍遥派”。在这儿不能不交代一下的是，在“文革”大潮中，我也违心地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曹靖华鼓吹“白专道路”，同时指出，他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翻译了《铁流》等革命文学名著，他写的散文集《花》也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中学时，我很喜欢散文，不止一次地拜读过曹老的《花》，并认真地做了摘记，他写道：“花是可贵可爱的。然而，最可贵可爱的，是人类的花——新生代……呵，勇敢、机智的新生代哟，满怀着热情和美好理想，准备插翅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高飞远翔的新生代哟，这人间最美丽的花朵呀，正是须从幼苗着手培育呢！”多好、多美的诗句啊，字里行间浸透着前辈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深情厚谊。时隔17年后，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见到曹老，我主动上前打招呼：“曹老，还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在北大40斋，您亲手送给《花》的那个学生吗？”他思索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噢，就是你们的大字报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令我好感动呵！”告别时，曹老嘱咐我：“外交工作很重要，你要好好做事。”恰恰在“逍遥”之际，我参加了长征串联，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徒步跋涉两千多里地。虽然行程不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十分之一，但多少也体验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精神。我的分工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带着一个自制的小半导体收音机，随时收听新闻广播，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马上用随身携带的钢板和蜡纸刻印出来，沿途散发。如果是晚上，也一定要连夜将印好的“最高指示”敲锣打鼓地送到老乡家，这称为“学习毛主席指示不过夜”。江西老表对我们很热情，一听是北京大学学生，都说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待之如上宾，吃饭不收钱；看我们走路一瘸一拐的，马上烧热水，让我们烫脚；怕我们受潮，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新稻草。
北大入学50周年纪念
重走长征路
当校内两派武斗升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被迫逃难到北京航空学院，寄宿在我们班初礼祥同学的一位大连老乡刘振升处。素不相识的他，对我这个“难民”倍加关心，安排我睡在他的上铺，并代买了饭票、澡票等等。在北京航空学院一住就是三个月，这三个月倒成了我最感到自由、收获颇丰的难得时光。看似流浪，生活却很有规律，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上午他们在教室里上课，我在宿舍里学习；下午、晚上他们自由活动，我就到图书馆看书；每天还锻炼身体，坚持游泳一个小时。
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紧张的学习计划，恨不得将在运动中丧失掉的学习时间统统补回来。每天上午学习外语，把大学三、四年级的俄语教程都自学了一遍，包括做作业。下午和晚上看课外书，先看同学手头的书，后来就拿着他的借书证去学院图书馆借阅。假期时没书看了，我就翻出《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再从头读起。当北京大学两派停止武斗后，我才告别北京航空学院返校。
5．军垦储备再教育
1970年3月，北京大学作为高校毕业分配试点，实行“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工厂、农村、边疆，直接分到全国各地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当工人、农民或乡村教师。有些已经谈恋爱的，为了“照顾”他们的关系，只能一起到边远地区，否则只好各奔东西。令人意外的是，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储备，赶赴河北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报到。
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俄语系头号“走资派”、原总支书记倪孟雄来到学生宿舍与我告别。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有时说话太冲，容易得罪领导，以后到社会上可要注意，否则会吃亏的。”我听了很感突然，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尖锐、坦诚地当面指出我的缺点。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老师的提醒，我会记住的，你自己也要注意保重！”
此事过了很久，心里一直反复地忖度：一个“走资派”为什么对我说出这样的临别赠言？当初，系里两派实行大联合时，学生和老师混合编班，这位“走资派”分不出去，我向宣传队的工人师傅表了个态，可以安排到我们班里。这样，他就成了我这个班长的“部下”。他曾长期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身体虚弱，经常请假看病，有时分配到重活，我就让他留下抄写大字报或出黑板报。倪老师后来调到高教部工作，并先后到驻加拿大、美国大使馆任教育参赞。倪老师晚年身体不好，病重住院期间，贺国安同学和我还定期前往看望陪伴。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但对过去的事依然一清二楚，对学生的暗中保护念念不忘，还多次提到他们的名字。
到了军垦农场后，我过上了正规连队生活，连长、指导员、排长都由军人担任。我们都是从全国各重点院校选调来的，在此主要任务是种水稻，接受解放军“再教育”，住的是野战营房，睡的是一条土炕，自己种菜喂猪，挖塘养鱼，耕地插秧。第一堂课是集体翻地。一块生地又干又硬，我们每个人都使尽了浑身解数，一口气翻了一个多小时，握铁锹的双手都起了水泡，有的还磨出了瘀血。指导员在讲话中肯定了我们的干劲，同时指出，干这么点活儿手就打泡了，太娇气！还说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活生生证明”。接着分班讨论，同学们畅谈对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认识和体会。
部队的生活节奏十分紧张，对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自由懒散惯了的学生来说，开始时很不适应。我们先从整理内务学起，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不仅方方正正，而且要有棱有角。每日的“老三样”——出操、跑步、摸爬滚打都能忍受，最腻烦的是从早到晚练习走步，既单调，又难熬。抬脚、甩手、挺胸、收腹、昂头老一套，每个动作都要反复纠正，而且在烈日炎炎下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训练时，刚好前方是块水洼地，排长的口哨未停，我们却不约而同地都原地止步。连长上来把我们狠狠地训了一通，说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冲过去，一片水洼地就把你们吓住了？一位同学插话说，那是在战场上。指导员表情严肃地说，战场上过硬的本领要靠平时艰苦训练，驳得我们瞠目结舌。
从此以后，我们的训练更加严格认真。大家最提心吊胆的要算拉练，半夜里睡得正香，突然一声哨响，整个连队紧急集合，跑步出发去完成上级的“战斗”任务。因为是摸黑进行的，有的穿错了鞋子，有的穿反了裤子，也有的没跑几步背包就散了架，出尽洋相。有人动作慢，怕连累班集体，睡觉时都不敢打开被子。有一次，某一宿舍的同学莫名其妙地全体起床，原来是一位同学梦见急行军，叫了一声“快”，大家都猛地跳了起来，打好背包出来集合。还有一次，夜里发生地震，一位兄弟班的同学奋不顾身地抱着毛主席的石膏像跑了出来。他是深度近视，连眼镜都来不及戴，这一“壮举”受到了连队指导员的表扬。
1971年军垦留念
军训还不算什么，最苦、最累的要数种水稻。不知道是这儿没有牛，还是有意要考验我们，水田的翻耕全用人力。一个同学扶着犁把，班长和其他人在前面用绳子拽着犁头，光着脚丫踩在冰凉的水田里，靠着肩和腰的力使劲往前拉。没走几步，就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还得不停地喊着号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插秧时，排长站在田头上，掐着表，看谁插得快，插得直。大中午，热得要命，也不敢喝水，因为男、女生都在一起，“方便”很不方便，得跑老远的地方，回来时别人都插到前头去了。我从小在农村插过秧，所以总能遥遥领先。一回到营房，一个个都累得趴下，动弹不了。可是排长总要催我们起来，用热水烫脚，并相互做按摩。哪儿有劲做按摩？排长教我们偷懒绝招：躺在炕上，相互用脚踩踏彼此的腰部。这样的“按摩”之后，换来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第二天起来腰也不再酸疼了。农忙时节，劳动强度大，连队都要杀上几头猪，改善伙食。记得有一顿我吃了17个鲜肉包子，但还只是亚军，冠军吃了19个。农场自己生产的小站米可好吃了，清香、油亮，不用就菜，几口就吃下大半碗。
除了农忙顾不上学外语，平时规定每天早上半个小时“天天练”，每周还有半天外语学习时间。我们班有英、法、德、俄和阿拉伯五个语种的同学，早晨可热闹了，每个人都扯开嗓门念，谁也不懂谁的，谁也听不清谁的。排长以为我们吵架，几次来到门后观察。有一天，连长给我们开玩笑说，每天早上就像“八国联军”进村，吵死了，但还蛮好听。我们说，不止八国，而是“十六国联军”，仅仅东语系就有十几个小语种。
记得我还自编自演了一幕俄语活报剧。那时，连队每天高唱“打靶归来”等革命歌曲，经常举办文艺会演比赛。我创作了《打倒新沙皇》的剧本，中间夹杂一些简单的俄语对话，本人主演侵犯珍宝岛的苏联军官“狗皮蛋”（капитан），另一名同学扮演解放军战士“勺达子”（солдат），其他都是群众演员。因为大家在中学都学过俄语，所以很快也都学会了“打倒苏修”、“缴枪不杀”等口号。演出后反响不错，我们还参加了团部的会演呢！
到农场大约三个月后，连队通知我们可以领工资了，每月43元。大家都很开心，纷纷议论怎么花，多数意见是先寄给家里父母。领了工资后，我马上请假跑到场部邮局，给老母亲寄了30元，同时给两位哥哥写信，说今后母亲的一切费用均由我承担，平时每月生活费为15元。后来有了女朋友，我又增加到20元。据我大哥来信说，母亲省吃俭用惯了，每月开销花不了10元，准备积攒下来给他们盖房子。1980年，我爱人出国领了1100元的置装费，她才花了500元，其余也都寄给我家盖房子用了。2016年4月，大哥写遗嘱时还提到此事，我未同意才删去。
1971年7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们在唐山军垦农场储备锻炼的同学都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离别时，还真有点恋恋不舍，部队农场的首长与我们一起在操场上合影，并向每人赠送了纪念茶杯，上面印有“柏各庄军垦锻炼留念”和一棵苍劲挺拔的青松，寓意深刻。
同一炕上的军垦老战友重逢
在农场锻炼一年半的时间，大家都晒得黝黑。尽管思想上也有过消极抵触情绪，不能完全接受那种生硬的“再教育”方式，但应该承认，储备阶段没有白过，我们不仅受到了磨炼，而且学到了解放军纪律严明、雷厉风行的好作风。也正因为有这次亲身体验，后来我对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这句话才有更深的理解。
2016年10月，我们几个曾在农场同睡一条土炕的北京大学战友重逢时，一提起往事，40多年前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并都颇有感触地认为，柏各庄军垦农场那段非凡的经历，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成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2017年3月，应洪山和国清同学提议，唐山—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俄语帮”十几位同学在北京玉泉山首次聚会。多数同学都离别几十年了，见面时激动的情景可想而知。一位同学由于病重住院而不能出席，大家一致决定联名致信慰问。信稿由“小黑”云先和“大黑”在君起草，他俩都是山东大学的，憨厚朴实，因脸黑而得此雅号，也是经常被调侃的对象。我们都称赞此信情真意切，写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一位上海女生在微信中这样留言：“太感人了，我是含着热泪读了好几遍！”
守忠同学：
今天，唐山—北外的部分同学在北京聚会，可是，44年的期盼，44年的等待，却没能见到你，同学们深感惋惜和遗憾。守忠，大家都好想念你啊！
阔别44年了，我们都进入古稀之年。过去的好多事情，如过眼烟云，都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地淡去，唯独咱们在唐山军垦农场一起摸爬滚打的记忆却魂牵梦绕，历久弥新。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在全连一百多个同学中就发展了两个党员，而你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是何等的荣耀，又是多么的不易！我们敬佩，我们服气，因为那完全是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的为人品德，靠你任劳任怨的那股老黄牛精神。直到现在，你那站在铁锅前，一边擦汗、一边为大家做饭的身姿；拉练路上，你背起大锅，弓腰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背影；你天天拖着笨重的水车，头一步一点地，从远离连队的水井往炊事班拉水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
我们钦佩你，不仅仅是你有埋头苦干的精神，更是因为你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贵品质。大家都知道，从未做过饭菜的火头军负责全连一百多号人的伙食，其工作量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家亲眼看到，你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厨房，最后一个离开，大家吃饭，而你却忙着刷锅、打扫卫生……大家要睡觉了，你才凑合着吃上几口，又要忙碌着为第二天做准备。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酷暑难熬的夏日，还是严寒冰冷的冬天，你总是天天如此，记得由于过度劳累，你曾晕倒在灶台上。
我们惦念你，更是因为你的好人品，你有一颗极其善良真诚的心。无论在柏各庄，还是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凡是和你有过交往的人，都觉得你心里装的全是别人，却唯独没有你自己。张家有困难，你解囊相助；李家有问题，你跑前跑后；你自己有困难时，却不肯向任何人提起。你有九分苦，宁愿埋在自己心中，可纵有一分乐，也要分享给他人。
我们尊敬你，更是因为你包容大度，诚挚待人。据山东大学的同学讲，在你身上，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做法的灵活性。当年，作为班长，你善于团结全班同学，不管是哪一帮，哪一派，也不管持什么政治观点，你都能与他们坦诚相见，亲如兄弟。
听说你身体欠安，同学们无不感到着急心痛，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但无论我们说什么，都只能是一种安慰，希望你积极面对，坚持吃药，坚持锻炼，与病魔做斗争，藐视它，战胜它！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本来，大家都想给你打电话，但听说你的听力不好，还怕打扰你，故仅以此信表达对你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永远的柏各庄，永远的战友！
永远的北外，永远的学友！
殷切期待你早日康复，急切等候我们下次再聚！
6．北外进修的惊喜
1971年8月，我们结束军垦农场的劳动锻炼，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从唐山回来的俄语学生有50人，加上从湖北沙洋农场返校的原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生，总共130多人。经过“文革”洗礼和农场改造之后，我们都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回炉”深造机会。
我们这批老土被戏称为“太学生”，指在大学滞留时间太长，而且带工资读书。由于长期搞政治运动，我们的学业都荒废得差不多了。我们已吃过苦中苦，相对比较自觉，对学习是如饥似渴。当我发现自己的外语水平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同学相比还有相当一段差距时，更是铆足了劲，奋起直追。这一年半的闭门读书，不仅把几乎中断了5年的业务学习重新续上，而且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和技巧，包括翻译和口语。假如没有这一次补课，恐怕很难胜任后来的工作。
进修期间，学院还专门联系安排到用外语的单位进行对口实习。在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到大连外运代理公司当见习翻译，主要任务是陪同公司的经理登上外国轮船，协助办理有关手续或进行交涉。尽管比较简单，但毕竟与课堂不一样，这是真刀真枪，还难免有点紧张，加之业务不熟，有时一个词卡住，就翻译不下去了。我们尽量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多与外国海员聊天，练习口语。每次回来之后，都要向带队老师汇报，我还将现场的俄语对话整理出来，请汪嘉斐老师修改指导。
在实习前，我们班的团小组长夏桂林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她叫张信昭，是老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的，与我同届。小夏说，她们住在同一个寝室，相互比较了解，她是一个老实可靠的姑娘。而且，她家在北京，父亲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级干部，这对于外地人来说很重要啊！因无思想准备，我没有马上表态。小夏却很着急，说我们就要毕业了，得抓紧解决个人问题，让我第二天就与她约会。我说这不行，还得考虑考虑。赴大连前一天，小夏又催着我去她们宿舍见面。我说，我们相互都不了解，见面说什么呀？她说，小张对你已经很了解了，保准没问题。我不好再回绝小夏的一片好意，就答应到大连后主动与她建立通信联系。
过了一个礼拜，我就给小张写了一封信，主要谈了到大连实习的体会。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就是这种情况，条件不大好，家里也穷，需要赡养老母。如果不介意，我们可以先通信，其他等相互了解后再说。”就一页纸，夹在寄给小夏的信中，请她转交。我很快就接到回信，与她总共通了两次信，实习就结束了。
返校后我才知道，第一封情书的内容早已曝光，全系的同学几乎都传遍了。小夏解释说，因我是副班长，而她是团小组长，大家以为这是写给班里的信，所以就当众拆开宣读了，幸亏里面没什么私密悄悄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俩的关系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弄得沸沸扬扬，让我感到很难堪。我通过小夏传话，要求当晚就见面，地点选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外的苏州河边。
我们见面后一起坐在河边，低着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掏出一个从大连带回的苹果，削好递给她。她咬了一口，说好甜啊，并把另一半还给我。吃完苹果，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无奈之下，我嘟囔了一句：“我们还没见面说过话呢，人家就说咱俩好像已谈成了，影响很不好。”她没吭声，又沉默了片刻。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吐出了早已想好的一句话：“如你不反对，我们今天就确定关系；否则，就算了。”我看了她一眼，没想到，她连头也未抬就点了一下……分开时，我们商定，考虑到学习任务仍很重，平时不见面，只在周末约会一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根据小夏的建议，我们去魏公村结婚登记处办理手续，算是从法律上搞定了我们的终身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