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六年里（2005—2010年）我陆续写下了一批随笔、谈教学、谈科研、谈管理，谈我的学术经历和生活经历，还包括谈我的业余爱好——美石，共计41篇。面对这批随笔，把它们结集成册的想法油然而生。然而，用什么作书名成为一个难题，因为随笔涉及的题材太散，无法提炼出一个主题。无意中想到了随笔中的一句话，称所写的内容为“一堆浅显的老生常谈”［4］，用“老生常谈集”作书名是合适的。按我的理解：老生指老人，熟人；常谈指挂在嘴边的一串无新意的话语。简言之，“老生常谈”就是指“老人说老话”。那么，老人说的老话是对还是错，谁爱听，就成问题了。根据我的理解，老话很多都是对的，例如我欣赏的一句老话，诗经中的八个字“挚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观和婚姻观：一旦相恋，终生相伴。我作为一名老人，对这句老话体会更加深切。当然，这本集子里的老话怎能与诗经名句相比拟，只是想说明老话大多是对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能被人常挂在嘴边的老话会错吗？这篇自序想说说这批随笔的来龙去脉，简要介绍涉及的主要观点。这里的引文是目录中的篇序号。篇序号在分类基础上按时间编排的。
这本集子可看做一名在高校工作50年的老教师在他职业生涯最后几年的心路记录，也是生活经历动态反映。现在回想起来，这批随笔的形成纯属偶然。第一篇随笔完成于2005年春。那年春天，我应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院长沈向洋博士邀请，到研究院工作访问三个月，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MSRA各个层次人员及其运作机制，同时对照学校科研工作思考了一些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身是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于1999年，到2005年时只有短短6年历史，但已是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了。在MSRA工作期间，我思考的问题有：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微软亚洲研究院短短6年快速成功的原因何在；同时，对学校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MSRA快速成功的原因在于集聚了一批学术领军人才，如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郭百宁等。我们缺的就是学术领军人才。我在随笔中还提出应把博士生的待遇提高到每月3000元的建议。有趣的是，直到2009年浙大才考虑将部分博士生的待遇提高至每月2500元。根据这次访问经历，我给张曦书记和潘云鹤校长写了一封信——我的第一篇随笔［10］。后来我把这篇随笔作为汇报材料送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信息学部计算机学科刘克处长。时隔5年，刘处长在2009年10月参加CAD＆CD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20周年庆典见到我时，专门向我提起我写的这篇东西，说他保留至今。
以后陆续写成的东西都是有外界因素引发的，不是访问活动给我触动，就是一些见闻引起我的思考，如因求是村里一位熟悉同事小外孙坠楼事故而给杭州钱江晚报编辑部的信［32］。总之，这批随笔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的产物。再谈一次出访给我的思考。2006年5月应德国恩卡那梭（Jose Encarnacao）教授邀请访问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FhG-IGD）。我与恩卡那梭教授的友谊始于1987年他第一次访华。我第一次访问他的研究所是1989年，当时见到他的研究所因大学用房紧张而在校外租房子。20年来我见证了他领导的团队坚持应用研究，坚持为产业界服务而日益壮大的历程：人员扩大（达150人）、科研经费增长（达1800万欧元/年），自力更生建造了三座新大楼，成为国际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的领导单位。我从恩卡那梭教授的成功实例得出，走应用研究，学科为产业界服务的道路是一条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学科发展之路。回国后写成随笔［12］作为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张曦书记在材料上的批示达280字之多，给予充分肯定。这篇文字还被校统战部评为优秀党派建言。
说实在的，能获如此殊荣的随笔是凤毛麟角。我写随笔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领导好评，纯粹是思考形成的一些只言片语，有的纯属自娱而已，如上传到我个人主页的18篇随笔。有些随笔是反映看到的问题，提些意见，希望引起有关职能部门注意，最好能作相应改变。我写的随笔有6篇是通过校统战部党派建言上报的，有2篇是以个人名义通过校办公网上的校长信箱实名上传的，走的是信访之路。还有10篇是我给学院和实验室领导的电子邮件，可看做私人信件，3篇是为相关文集而作，还有一篇给杭州钱江晚报编辑部的信和一篇给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信，共计41篇。由此可见我提意见的初衷是反映问题，表达个人看法，不会固执己见，也不是为了扩大个人影响，更不想成为公众人物，这也是我不开博客的原因。我也不会天真到期望校领导过目我上传的每篇文字并作回应。然而确实希望有关部门能把我的意见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即便“不予处理”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很多意见和建议上传后如石沉大海，渺无声息；部分答复不是正面的，而是高压式的官腔，令我无法接受，也令我十分不理解。随笔［20］谈了我对信访工作的几点不成熟意见。随笔［18］“建议浙江大学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上传后得到过校人事部正式答复，称浙江大学已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多年，同时也提到无工学院教师申请，只有少数文科教师申请的事实。对我们建议中提到的目前浙大教师忽视知识更新，缺乏出国进修访问积极性这一核心问题未作正面答复。明眼人应该清楚，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校人事部答复也说明学校的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实施效果不佳，没有达到促进教师业务进修、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目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制度。我给学院领导的电子邮件大多得到他们的正面答复与落实。我知道，我提出的有些问题和意见是比较尖锐的。特别是几篇反映教学质量下滑的随笔。我呼吁学院重视教学质量下降问题［9］，提出抓教师队伍整顿，抓教风整顿，抓学风整顿［4］，指出当前学生中盛行的作业抄袭之风像甲型H1N1流感疫情那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若不严加防控和对症治疗，这一抄袭疫情的后果将不堪设想［7］。我的这些意见绝无恶意，更不是有意攻击。我从学院领导的答复中能体会到他们是理解我的初衷的。是他们容忍我说三道四，即使说多了，说过头了也无妨的宽容态度，使我有了写随笔的勇气。感谢学院领导，特别要感谢汪益民和冯雁两位书记，陈纯和庄越挺两位院长多年来对我的容忍和鼓励。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曾有过一次，可能是唯一一次固执己见的提意见之举。这就是随笔［2］中提到的纠正学院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作为选修课一事。这里的困难不在于统一思想，而在于具体操作，因为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改为选修课后被削减了2个周学时，现在再次改为必修课后要恢复到4个周学时。这新增的2个周学时从何而来？实际只能通过削减其他课程的周学时来补偿计算机体系结构课。那么减谁，就成了难题！当时学院召开了一次院教学委员会会议，我作为特邀人员列席。当会议进入“减谁”这个实质问题时，集体进入禁声状态，会场一片静默。我作为列席人员发了言，提出“等重要性课程”概念，我列举了7～8门必修课程，并认为它们的重要性是相同的。经与会全体人员认可后，我进一步提出，既然它们的重要性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的周学时应该相同。这一观点也被认可后，接下来减谁的周学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教学计划中确有几门课被特殊化了。每当我想起这件往事，心中总是充满自豪的暖意。我们计算机学院是一个真正能广纳不同意见的民主的学院。我能作为其中一员而深感自豪和温暖。我们学院的快速发展和成功是必然的［19］。这个例子使我认识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最根本之道在于学习和传承，要慎谈创新，避免折腾。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人类文明积累的优秀教育思想，老老实实地传承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办学理念和实践经验，同时要避免瞎折腾。
2009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巨大变革之时，也经历着巨大的思想观念变革的冲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大锅饭到定量考核；数量发展了，开始追求影响力了……记得1988年我上任浙大科研处长那一年，国内第一次公布SCI论文排名榜，浙大名列30名出头。说实在的，当时我不知道SCI为何物，但浙大排在30余名总不是一件好事。有谁会知道，20年后浙大SCI论文排名跃居全国第一。1987年浙大的年科研经费是1700万元，又有谁会料到20年后浙大的年科研经费会增长100倍，达17亿元（2008年数据）。随笔［13］给出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系统研究所人均年科研经费达100万元，副所长陈天洲教授给大家的邮件只给出统计数字，而没有分析结论和对策，无非是号召大家努力完成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新指标——又有20％的增长。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错，没有数量谈何质量，量变才能引起质变。然而，定量考核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数量发展，另一方面把教师、医生变成了计件工群体，导致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和医患关系紧张。我们怎能期望从这样的环境中产出大师级人才。我并不反对考核，浙大的业绩点考核制度是在我任科研处长时期建立的。业绩点考核是路甬祥校长的政见，由人事副校长吴平东会同人事、教务、科研等职能部门具体实施的。我记得有关职能部门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调研，广泛听取教师意见后才达成共识的。我还记得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科研工作量的认定，因为按教育部下达的教学和科研编制数之比约为3∶1，如按这一比例来认定教学/科研工作量之比显然是不合适的。我提出可参考“文革”前高教60条有关规定：教学编制应有30％的科研工作量，科研编制应有30％的教学工作量来换算工作量之比。我建议暂按20％来折算，从而使两者之比约为3∶2。最终是吴平东副校长一句话解决了争议。他说这个比例符合浙大作为一所教学科研并重大学的现状，从而使业绩点考核制度得以在浙大实施。我见证了业绩点考核制度的成功。然而我认为现在是我们认真思考下一步发展道路如何走的时候了，一定不能随波逐流下去，是继续追求数量，还是到了停止追求数量，明确追求影响力的时候了。让我们牢记“变则通”这句老话，审时度势地进行变革，把浙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小学毕业。我一生精华岁月在共和国抚育中度过。我高中毕业后受祖国派遣留学苏联，学习原子核物理。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4年，我再次受国家派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奠定了我后半生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方向的学术基础。回国时我已47岁了，所以我实际的学术生涯是从47岁开始的。是否晚了一点？我在随笔［29］中记录了我获中国计算机图形学大会颁发的“中国计算机图形学贡献奖”获奖感言中说的话：“我们这辈人的业务工作是磕磕碰碰地摸索着走过来的，无成就可言”。随笔［24，26，30］记录了我的部分学术经历，可见我用“磕磕碰碰”一词是有根据的。我到47岁才开始真正的学术生涯是晚了一点，但总算碰上了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的年代。常言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信这句老话。
我看重上面提到的“中国计算机图形学贡献奖”完全是因为这是一个无功利的奖项，一个凝聚学术界同行共识的奖项。我有时会想，我这个学核物理出身的人能获国内计算机图形学同行认可的原因是什么？我总结有两条：一是得益于苏联大学繁重严格的教育给了我扎实的基础理论功底；二是得益于我崇尚的做人做事的素质，也是我看重的学生素质，即专心、责任和诚信［8］。扎实的基础理论使我不怕接触新知识、新事物，为顺利改行奠定了基础。专心让我快速进入新领域，紧紧抓住新思想不放。责任让我在新领域必定开花结果，有所产出。诚信让我在国内外学术界结交了一批朋友，得益终生。
我学术生涯最后20年（1989—2009年）是在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度过的。我为实验室付出良多，实验室给我更多。20年来我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为实现国家提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应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而努力。我的目标就是跻身计算机图形学排名第一的ACM SIGGRAPH（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 and Interective Thechniques）国际会议，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过来人自己知道。先说说国内学者十年磨一剑的故事。国内学者第一篇ACM SIGGRAPH论文是浙大数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国内学者第二篇ACM SIGGRAPH论文是中科院软件所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国内学者第三篇ACM SIGGRAPH论文是北京大学在21世纪初发表的，可见在ACM SIGGRAPH上发论文难度之大。可喜的是近年来这一局面已有所改变，其中包括我的学生孙鑫在2007、2008年和宋滢在2009年的ACM SIGGRAPH上共有三篇署名浙大的第一作者论文。2009年是实验室成立2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我有一个简短发言［14］，欣喜地宣告我们实验室已经初步实现国家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在会后午宴上，国防科技大学吴泉源教授，一位从1989年起连任实验室三届的学术委员，与我同桌。席间他发表高论，对我说：“实验室是在一批像你一样的书呆子领导下才有今天的局面。”我听出了他话中有话，既夸我们实验室严谨的学风和今天的学术成就，也指出我们实验室的发展步子不够大，不够快。我同意他的话有道理，同时也感到在学术诚信缺失、学术不端不止和书呆子成为另类的今天，实验室有必要维护和保持这种“书呆子”传统，当然也要加强反思，找到实验室加速发展的道路。随笔［25］是我在2007年6月退休时写给实验室领导的一封信，反思了我领导实验室走过的道路，提出改变单兵作战，走有组织有领导的研究之路，走应用研究之路等想法。现在国家对科研的注意力已经从强调数量转变为强调影响力。我认识到我们当前大多数人员素质还达不到单兵作战能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水平。我衷心希望我们实验室能尽快转向，先走一步，把我们众多人力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做大一点的事，做有影响力的事，改变目前以个人经费和论文数量为导向的工作模式。这里我提的“改变单兵作战，走有组织有领导的研究之路”的想法并不是说我赞成学校执行团队聘岗考核机制中的团队组织形式。我在随笔［16］中已讲清吁请学校停止执行团队聘岗考核机制的理由。联系当前报刊热议的，年轻教师诉苦颇多的大学里恶劣的“强者通吃”的生态环境，深感这种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团队聘岗考核机制是“强者通吃”的行政推手，必须终止，从源头改善大学年轻教师的生态环境。我所指的“有组织有领导”是指一群人为完成一个项目而组织起来，但每个人仍要有尊严地独立接受学校考核，该组织产生的功利按贡献大小分配到个人。我在随笔［19］中用具体数据对比了计算机学院和我们实验室的发展步伐。可见，实验室真的到了该反思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了。
集子中还有几篇谈生活的随笔，有回忆“文化大革命”初与上海科技大学（现在的上海大学），好友阎立诚和陈金根一起环太湖步行串联一月的经历［33］以及我们三人阔别40年后在杭州求是村我家重聚记［34］，还有给钱江晚报编辑部的信［32］和致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信［35］，纯属有感而发，写了玩玩的。集子中还有两篇谈我们家庭生活的随笔。一篇是写2008年夏女儿一家探亲记事［37］，另一篇是给妻子任以静七十大寿寄语［38］。在随笔［37］中有一段记录我在天津鼓励我们家第三代，张天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一年级学生）和王永晨（天津南开中学高一年级学生）时送给他们的三个字“勤、诚、爱”。我希望他们做一个勤奋的人、诚信的人和有爱心的人。有趣的是，2009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第6版上一篇介绍两弹一星英雄钱学森中学时代成长道路报道中提到，钱老就读中学，北师大附中的校训是“诚、爱、勤、勇”，指出这四个字是一个优秀人才必备的人格特征，没有一条与分数、升学相关。我在鼓励张天依和王永晨，向他们提出“勤、诚、爱”三个字要求时并不知道北师大附中的校训。我只希望我们家第三代茁壮成长，首先成为一个道德健全的人，其次才是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
集子最后一部分是说我的业余爱好——美石的随笔。美石又称奇石，观赏石是我近十年来曾狂热过的业余爱好。说实在的，我既不是一位美石职业收藏家，也非一位地质工作者，更非一位美学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凭着感觉走的美石业余爱好者，谈美石有点不自量力的感觉，我把谈美石和谈经历交织在一起了。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旦爱上了美石之后，就从收集资料入手，也积累了一批美石。在阅读了一些资料以后，也产生了一点看法，想写出来与大家共享。在美石缘［40］中我从探讨美石的定义和定位入手，希望把美石定位为一类艺术品，确切地讲应定位为一类造型艺术品。随笔还给出了美石审美之我见。国人有以石励志、以石喻操的传统，因此我国赏石文化的精髓在于倡导君子与石性相近的精神。美石除了由“形、色、纹”三要素表证的形式美和由“质”要素表证的精神美外，还应有一种美学要素，就是知识美，包括地质学和地理学知识。我国美石界至今缺乏一套规范的、统一的描术语言和一本系统性、科学性兼具的中国美石图鉴，就是国人强调知识美不够的最有力的例证。我借鉴岩石学按岩石形成机理进行分类的思想，把岩石类美石分为三类：水成型、风成型和石化型，其中水成型又可分为水蚀型和水冲型两类。自觉这一分类方法简洁、明了，有点新意，但我把它看做一家之言而已。在美石藏品中，我特别看重一类称作纪念石的藏品。纪念石是一类能使收藏者与特定人物、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或特定事件联想起来的美石［41］。这篇美石缘随笔也是我生活经历的记录。这里我还要感谢潘志庚教授请专业摄影师沈斌到我家拍照，解决了我一个大难题。谢谢潘教授和沈斌同志给我的帮助！
本文开头曾提及写作这批随笔是由外界因素引起，有话要说、有感而发的产物。然而任何事情有外因，必定也有内因才对。那么写作这批随笔的内因是什么呢？细细想来，内因就在于本文开头的那句话：“在我职业生涯最后六年里”。在职业生涯最后六年里，我不再招收新的研究生，不再申请新的科研项目，不再给自己制定新的奋斗目标，一切围绕“结束”两字进行安排，自觉切断与外界联系，完全进入放松状态。随笔［22］记录了我双眼白内障从2006起日益恶化的过程，以及列举了这段时间的业务工作和成果。这段时间工作还是挺紧张的［27］。坦率地讲，我在职业生涯最后六年里没有工作压力了，有时间了，可以胡思乱想了，于是写下了一批记录自我心路历程的自娱自乐的东西，也可能是我有过一段任校中层干部经历的“阴魂不散”的缘故，就变得爱管“闲事”了。我们宁波人称这种行为为“背时”，即不合时宜。然而，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了49年半（1960年9月—2010年3月）的老教师，我熟悉教学和科研工作，热爱我的学生，热爱教师职业，更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这就是我想到的内因。
这个集子得以问世离不开实验室的支持。实验室是我职业生涯最后20年的活动午台，给了我坚强支持，这本集子涉及的事都发生在这里。集子所有稿件都是实验室金叶英同志帮助录入的，因此没有实验室的帮助就没有这本集子！谨向实验室领导和帮助过我的所有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今年夏天，我做了双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十分成功。我给主刀医生姚克教授写过一封感谢信［39］，感谢他还了我重新感受色彩和光影奇妙魅力的能力，感谢他还了我自由阅读的能力，使我重获随心所欲获取知识的乐趣。现在我最想做的是突破汉字录入难关。现在我有时间、有视力，困难在于克服我的宁波普通话，就从自力更生录入这篇自序和校订这批文稿开始吧。
最后，谨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威博士致以深切的谢意。吴威教授资助了集子的出版费用。
石教英
2009年11月21日初稿
2010年11月26日定稿
石教英简历
1937年4月17日 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
1949—1952年 在宁波市立中学初中学习
1952—1955年 在安徽安庆高级中学学习
1955—1956年 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
1956—1960年 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学习
1960—1963年 任西北工业大学七系助教
1963—1973年 任上海科技大学理化系（核物理）助教
1973—1978年 任浙江大学无线电系计算机教研组助教
1978—1982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讲师
1982—1984年 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电气系做访问学者，任访问副教授
1984—1987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
1985—1988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副系主任
1987—2002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1988—1991年 任浙江大学科研处处长
1989—1998年 任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1—1996年 任浙江大学副教务长，浙江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1994—2002年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中国民主同盟浙江大学委员会主委
1995—2006年 任美国计算机学会（ACM）计算机图形学专业委员会（SIG-GRAPH）教育委员会委员
1998—2002年 任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政协常委
1998—2006年 任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虚拟现实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1—2004年 任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2—2008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2007年7月1日 退休
2007年9月1日—2010年2月28日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回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