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与运

一、艰苦童年

（一）难忘家乡

山东半岛，黄海之滨，有一个藏马县，因境内有座藏马山而得名。该山系“濒海八岫”之一，自古就有“山藏天马出，蛰古远龙飞”的美誉。藏马县1944年建制，1956年撤销并入胶南县（市），同年划归昌潍专区，1985年改属青岛市。

藏马县县城是泊里镇。顾名思义，因为该地区属于平原，地势低洼，周围三面环山，故名曰泊里。镇子北面是藏马山，西面是塔山，塔山上有两棵百年银杏树，枝繁叶茂，成为远近闻名的辨别方向的标志，南临大海，距离不过十几里。镇子周围环绕有两条小河，被划分成四个行政村，是当地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颇有名气的集市，每隔五天便是大集。

泊里老家

河西村中央原来有一个不大的池塘，夏季里开满荷花，故名为荷花湾。我家紧靠湾东岸。爷爷兄弟二人，名曰维山、维祥。因为家境贫寒，只有大爷爷成家，生下我父亲元洪一根独苗，而二爷爷则终生未娶，与大爷爷一家生活在一起。两位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性敦厚，老实巴交，胆小怕事。一位会些木匠活儿，一位擅长做点小生意。家里除了几亩薄田，还租了地主的地。父母生下我们兄妹六个，其中三男三女。一家人拼死拼活，尚勉强度日。我出生不久，头上长满了脓血疖子，俗称“脑骨疖”，其貌丑陋，使人疼痛难忍。由于贫穷，无钱就医，一家人也只能唉声叹气。我一日外出归来，进门时不小心一头撞在了门框上，顿时疖子被撞破，脓血流淌如注，接了满满一大盆。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存。感谢苍天。谁知这样一来，头上的疖子竟然慢慢消退，完全像健康人一般。当然，从此头上也留下了一些疤痕。

父亲身材高大瘦削，老来微微驼背，留有一把“神仙胡须”。他老实本分，勤劳耿直，性格开朗，通情达理。由于生活的重压和艰辛，他有时性格暴躁。母亲微胖，裹足，脸上有一些麻斑。据母亲亲口讲述，她娘家在临海的大庄，十分贫穷，她小时候经常同伙伴们到海边捡拾蛤蜊，一次不小心忽遇涨潮，小伙伴们四散逃命，她被海水包围，正在绝望之时，一片大浪将她推向一块礁石，捡回来一条命。老母亲慈祥憨厚，吃苦耐劳，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却明辨是非。父母撑起了这个家，把我们抚养成人，自己却像蜡烛，耗尽了毕生精力。我还记得，老母亲曾经举着双手对我说，指头伸不开了，夜里生疼麻木……

父母亲

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务农，父亲有时替人做些木工活，并且还兼营一点小生意。说到做小生意，那可就是一部辛酸史了。父母烙过火烧，做过点心，卖过面条，熬过“蒿子粉”（一种海菜凉粉），卖过豆包，等等。在我的记忆里，这其中最苦的要算后三种了。当地的面条是用白面粉和着黄豆面制成，这样的面条才有嚼头儿，才更能充饥。须知，用手工揉和白面和黄豆面比揉和纯白面粉要费力得多，这是一个力气活，男人尚且费劲，更何况一个女人。据说母亲的病就是那时落下的。再说做“蒿子粉”，更是不堪回首。论说这个活计，是个技术活。须先将海产植物蒿子用水泡软，再用铁锅加水熬煮，熬煮到一定程度再添加上一定比例的明矾，使其凝结成冻，冷却后切碎，加入酱油、醋、蒜泥等便可食用。关键是熬煮的程度和添加明矾的比例，超过则过硬不能食用，不足则难以凝结成冻。由于整个程序均为人工操作，且又缺乏经验，难保每次都能成功。所以每次操作，老母亲总是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生怕发生闪失。卖豆包之苦，不在于体力，而在于那个年代。那是在1959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饥荒严重，每个人都饿肚子，却还要勉强做生意维持生计，其难处可想而知。

母亲及其儿女

（二）“政治动荡”年代

我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三年困难时期”等一些政治事件，并对此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从1958年起，全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大跃进”运动。在那个“赶英超美”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疯狂年代，大炼钢铁和农村大办集体食堂等创举层出不穷，挑灯夜战是常事，或参与大炼钢铁，或深翻土地……农业产量卫星一个接着一个放上天，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当时各种报刊上都刊登过少年儿童稳坐高产稻田上端的大幅照片。后来有人曾估算过，如果真是如此高产，那么每亩田地光铺稻谷也要十几厘米厚。那几年浮夸风盛行，说是全国粮食多得已经装不下了，农村许多粮食、地瓜，等等，都没有好好收获，统统烂在了地里。为了让百姓“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办起了集体食堂，即每家无须单独起灶做饭，可以在大食堂就餐。每到开饭的时候，全村人拥到食堂，一家或几家围坐在一起，可以甩开腮帮子吃喝，有的人甚至撑得弯不下腰。热闹倒是热闹了，但浪费也是惊人的。为了让“钢铁元帅”早日升帐，年产钢铁达到1800万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如火如荼，各地土高炉犹如春笋般拔地而起。所谓高炉，其实就是用耐火砖砌起来大约两人高的炉子，里面加入铁矿石和煤炭、棺材板子，旁边用人工风箱拼命往里鼓气，炼出来的均是些毫无用处的黑疙瘩。我还记得，为了凑数，村干部强行向各家各户收缴所有铁制器皿，什么犁头、锁头、铁锅铁勺，等等，不一而足。父亲为了留口饭锅，以备万一，便偷偷地在火炕上凿开一个窟窿，将铁锅放在上面，平时用炕席盖住，用时再掀起炕席。因为集体食堂用餐受时间限制，也常常吃不好，所以我们有时也自己起火。但是，按规定私自做饭是违法的。为了避人耳目，我家往往在深夜做点东西充饥，即使如此，也还担心让外人看见烟囱冒烟。那时，挖掘坟墓，寻找棺材板子成风，抓狗灭狗成风。我虽是小学生，在学校里也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开出一片菜地，学大人那样深翻土地几米，希望种出上百斤的大萝卜，到北京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因为过度深翻土地，将生土翻到了最上面，什么东西也长不好。

物极必反，苍天弄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折腾的后果便是大灾难。从1959年底开始，全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山东省是重灾区之一。根本原因就是各地对农业产量的“浮夸风”，中央信以为真，于是便在此基础上征收沉重赋税，有的地方甚至将农民口粮、种子统统上交给了国家。当时真是饥寒交迫，野菜难寻，树皮被剥光，连枕头里面的米糠也被掏出来吃掉了。为了想办法活命，父亲曾带着我一起，偷偷在河沟旁，在镇子围墙断壁上开过小片荒地种过杂粮。

我记得，当时国家向每人每月只发放十几斤救济粮，所谓救济粮，实际上只有白薯干，还有一点豆饼。豆饼原本是牲口饲料，当时却是作为营养品发放的。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包括我们全家人都患上了“浮肿病”，全身无力，双腿铮亮，一按一个大窟窿。每到该发放救济粮的日子，人们天不亮就去排队等候了。我也曾去排过队。领到口粮的那一刻，首先想到的是先啃上几口黄豆饼，可香了。我们村上的人，尤其是老人，饿死了不少。有人调侃称，与其说饿死，还不如说是撑死的。为什么？因为春节前夕，政府一般都向村民们发放一点白面和几两猪肉、白菜，让大家吃上一顿过年饺子。许多人肚子里长期没有油水，看见饺子，就狼吞虎咽，结果就被活活撑死了。领到那点救济粮，需要精打细算，或掺野菜，或掺糠，更多的是掺些白薯秧子面，吃起来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更可怕的是，吃了这些东西，不易消化，难以排便，有时母亲不得不用手帮助我们抠大便。市面上商品奇缺，什么都要凭票。粮票分全国和地方，米票和面票分斤和两，布票分尺和寸，还有油票、肉票、蛋票、糖票、火柴票、肥皂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大衣柜票，等等，数不胜数。黑市上的价格则让人大跌眼镜，花生米甚至按粒来卖。

在那个时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还曾随同二姐到西山逃荒过。事情是这样的：据说当时生活在深山里的人们要比平原地界的人吃得饱些，因为山里地多人少。于是，我们镇上的人成群结队，带上一些各自家里的衣物，天不亮就出发，徒步几十里，纷纷涌到山区，去换取一些吃食。我和二姐就曾到过西部靠近五莲的山区。当时她随身带着一件她最为心爱的，也是家里唯一的半新线毯。经过好几家人家，二姐都没有舍得将线毯出手。眼见得夕阳西下，终于来到一家人家，对方先验明了线毯成色，然后才开始谈交换条件，即可以兑换几斤白薯干。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致，一条线毯换得几斤白薯干。在交换那一刻，二姐抱着线毯呜呜地哭个不停，不肯撒手。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当时我就立下誓言，将来我一定想办法买一条新毛毯还给二姐。

二、求学之路

（一）小学初中

当时的农民子弟，无权无势，要想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境遇，要么上学，要么参军。当地人俗称“考户口”，考上大学才能坐机关，吃上国家粮。我最初也是怀揣着“个人奋斗”的梦想走上求学之路的。镇上的人们都称赞老父亲的远见卓识。老人家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望子成龙心切。冬季夜里，他常常坐在火炕一旁，监督我在算盘子上练习小九九，听我念念有词背着口诀，直到最后算盘珠显示出1155为止。我们姊妹六个，老父亲认准一个理，家里经济条件不管有多难，不管要吃多大苦，孩子只要想上学，能够考上，家里砸锅卖铁也要支持。后来我们家出了二哥和我两个大学生，其中之一还是留学生，当时这在我们家乡成了大新闻，同时也成了许多家庭学习的榜样。

我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1946年9月22日（阴历）出生时，家乡刚刚解放。我六岁开始就读泊里小学。记得那是一座寺庙改建的学校，教室里设备几乎全无，黑板是用水泥抹在墙上，然后涂上的黑颜色，课桌是用两个砖垛子支起来的木板。我们书包里每天都装着石板和石笔。石板有个好处，可以随写随擦。我在这里一直上到小学毕业。除了正式课程，课外我还参加过绘画组。记得有一位美术老师授课很有水平，但要求也很严格，如发现有人不注意听讲，他会用粉笔头儿打你，一打一准。

1959年至1962年我在本镇的胶南二中上初中，是七级三班的学生。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学校课程安排很紧，除了正常课程，早上都要上早自习。每天天刚蒙蒙亮，家里人还未起来，母亲就用三块砖头支起砂锅，将前一天剩下的白薯干和小豆腐（用萝卜和黄豆浆混合煮成的蔬菜）放进去，再添点水热好，就是我的早餐了。有时我也自己做。吃过早饭，就踏着晨光，迎着晨风，急匆匆赶往学校。每天放学回家，先是帮忙做些家务，挑水做饭，周末甚至去拾草捡粪，只有在晚上才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由于长期如此，鼻孔常常被熏得黑黑的。因为本人刻苦努力，初中阶段各门功课几乎每次考试都是5分，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所以被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长，手臂上佩戴着“三道杠”。后来听说，胶南二中增加了高中部。由于胶南二中师资力量雄厚，要求严格，升学率颇高，因此成为青岛地区著名的重点学校，人们趋之若鹜。我曾被母校邀请做过报告。那里的学生，特别是高中生，为了能冲出农村，“考得一个城市户口”，整个高中三年竟能自觉放弃看电影和电视，全身心地投入备战高考。

中学时代

胶南二中文艺队

初中阶段，我们曾响应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号召，到附近村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还乡团制造的“泊里惨案”进行过社会调查。听着当事人或其后人的血泪控诉，确实令人发指，我们受到强烈震撼。我们还学着电影上的样子组织过一次“塔山野营”。全校同学排着长队，身挎装着简单洗漱用具的小书包，徒步十多里抵达山顶。在山顶上，以各小队为单位，派岗哨、设埋伏、装地雷……像模像样，晚上在山上宿营，次日返回，大家都很开心。我还曾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演出队，表演过《扑蝴蝶》，说过相声，参加过全青岛市的普通话比赛。那次比赛，我有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出远门，印象深刻。

（二）中考蹉跎

初中毕业后，究竟到哪里去上高中？那时，藏马县早已被撤销，并入胶南县，而胶南县被划归昌潍专区管辖。胶南县城王戈庄离家30公里，有带有高中部的胶南一中，而昌潍专区的所在地潍坊市则有全省重点学校潍坊一中。迄今为止，我校尚没有学生考入潍坊一中。据说学校原本有意保送我去县城高中，我却坚持要凭自己的实力参加中考。二中领导最后尊重我的决定，并且也为了有所突破，极力推荐我报考潍坊一中。

真是老天弄人。1962年初夏的一天，我们结伙乘坐公共汽车去县城赶考。那期间，大姐正从石家庄回家探亲，期满要返程，于是就同我一起离开了泊里。第二天开考，紧张异常，记得语文作文题是《我最敬佩的人》。天有不测风云。开考次日，忽报老家暴雨倾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灾。顿时，泊里地区考生人心浮动，归心似箭。在辅导老师的极力安抚下，我们勉强完成了全部考试科目，之后一刻也不愿耽搁，便徒步赶回老家。后据小妹告知，那天夜里，响雷滚滚，震天动地，闪电像镁光灯连发，骇人心魄，暴雨像用木盆泼水，闻所未闻。睡在炕上的母亲首先惊醒，惦记着院子里的几只鸡，打算下炕去将它们抱回来。谁知双腿刚刚移到炕前，“扑通”一声，水就漫到了大腿根部。母亲感到大事不好，急忙叫醒父亲和妹妹，抓起几件随身衣物，慌忙逃离老宅。说时迟那时快，人刚迈出房门，老宅便在顷刻之间被轰然冲垮，只见院墙坍塌，大门也不知所向，到处汪洋一片。等我赶回老家，只见到处房倒屋塌，道路泥泞不堪，难民比比皆是。父母临时在后街简单搭了一个睡觉处——一张破床，上面用树枝胡乱撑着一席破蓑衣。见此情景，我不禁与母亲抱头痛哭。后来，我家被安置在大队原作仓库的一座旧宅里与另一家合住。若干年后，父母在大哥的帮助下，利用从老宅瓦砾中捡回的木料和砖块，以及从野外捡回的大门和门框，在原地恢复了老宅。

（三）潍坊三年

中考揭晓，我竟然被潍坊一中录取，成为胶南二中考入该校的第一人和本届胶南考生唯一一人。只是这一消息来得不是时候，亦喜亦忧。老家遭受严重水灾，田里颗粒无收，家中经济极为困难。虽然国家开始发放救灾粮，但要供应一个高中生去潍坊上学谈何容易。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最终，我要继续求学的愿望得到了全家的理解和支持。记得开学的前几天，母亲就忙活起来。潍坊市离家几百公里，需要乘坐近百公里的汽车，在胶县换乘火车。在那里上学，要住校。这头一件事，即被窝问题，就难住了老母亲。从哪里去弄一套被窝呢？甭说家里没有那么多布票和棉花票，即使有，那又从何处讨还那么多钱呢？须知除了我之外，二哥还在北京上大学等钱用呢。难，确实是难。在万般无奈之下，母亲不得不将平日里用的口罩拆开当被里，用一块白布染红后做被面，再填上些旧棉花，一床被子就做成了。至于褥子，也是半人宽的旧褥子改制的。后来到了学校，红色被子褪色成了大花脸，褥子因为我夜间尿床一个盐圈套着一个盐圈，须时常晾晒，经常惹人笑话。这已是后话。总之，高中开学报名时（十八级一班），我的全部家当就是父母筹来的几元钱、用供应粮兑换的几十斤粮票、充作咸菜用的一袋炒盐粒子和上述的一套被窝。

回想在潍坊求学三年的时光，既心酸，又让人感动。乡下孩子进城，本来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况且第一次长期远离家乡和父母，独自一人在外闯荡，老家又遭了灾，我是班上生活最困难的学生，当时的困境可想而知。在潍坊整整3年，我几乎很少迈出校门，直到高中毕业，我还搞不清东西南北。为了维持生计，我没钱将手中粮票直接换成饭票，因为按规定粮票中包括粗粮和细粮，如果条件允许，本可以换成两种饭票，间或在食堂购买白面馒头和米饭，可是我却不能。我只能将细粮票匀给别的同学，兑换他们手中的粗粮票，用粗粮票有时能买到玉米面窝头，而更多的时候是白薯面窝头。当时对我来说，吃饭就炒菜几乎是奢望。每到饭点儿，我在食堂买到一两个白薯面黑窝头就匆匆离开回到教室或宿舍，打开盐包，就着盐粒子就能凑合一顿。学习用具更是节俭，能省则省，笔记本用了正面用反面，有时还用一些旧书报，在空白处写字算术。高中三年，从未买过墨水，使用的是一片片像药片一样的墨水精。墨水瓶干了，放上一片，再倒上些清水，摇晃几下，一瓶蓝墨水就出来了。高中三年，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墨水，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危难时还帮了同学的忙。为了节省一点路费，本可以每半年放假时回家一次的，我就合起来每年回家一趟。除了节流，还千方百计开源。但那时没有别的本事，只能趁同学们午休的工夫，到学校附近的野地里割些饲料草卖钱。夏日里，烈日炎炎，汗流浃背，勤工俭学。在那几年里，只有大姐节衣缩食，间或给我们一点零花钱，接济我们，我们才得以完成学业。大姐的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庆幸的是，在潍坊我遇到了一位恩师——我的班主任夏金锋老师。夏老师是女性，大不了我们几岁，山东寿光人，和蔼慈祥，从不高声讲话。她教我们语文课。她丈夫是我们潍坊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她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心，首先是积极联系，帮助我申请助学金。在她的努力下，我拿到了略低于烈属的二等助学金，每月5元。这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帮我解决了维持生活的基本问题。后来，我曾一再谈到，我是靠国家助学金长大的，没有党和政府，就没有我的今天，指的就是这件事。从此，我就暗下决心，努力学习，等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报答党和国家的培养之恩。就这样，我在自己的世界观里，逐渐萌发了一种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夏老师还像母亲一样对待我。每到节假日，或是周末，别的同学都放假回家了，只有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她总会把我找去，和她们一家过节吃饭，没有把我当外人。我十分感动，决心将来报答夏老师的恩情。

潍坊一中班团支部迎送照

当年，我们十八级一班在全校非常出名。同学来自本市和所辖各县市的尖子，可谓人才济济，你追我赶，学习风气甚浓；在夏老师的带领下，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亲如一家；各项活动不甘落后，处处争先，经常受到学校表扬。1965年我们班高考升学率达80％以上，全年级第一。可惜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许多考上高等院校的同学最终也未完成学业，影响了一生前程。令人扼腕的还有，受我影响而于次年从胶南二中考入潍坊一中的我的好友、大姐的小叔子，也是高才生，但由于运气欠佳，正赶上高考前夕“文革”爆发，高考被取消，他只好回乡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他才考了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但终因沉重的家庭负担，染上重疾，英年早逝了。

三、转折

（一）机遇降临

1965年，是我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按常规本应去参加高考，争取考上个好学校，将来能有点出息。那时，我瞄准了北京外语学院，它肯定将是我的第一志愿。这不仅是因为二哥在这所学校上过学，而更重要的是，我羡慕外交工作，热爱外语，在高中阶段英语成绩优异，曾担任过英语课代表，愿为外交献身。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毕业前夕，我校接到的上级通知称，鉴于形势发展需要，国家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留学生，准备派到国外学习。这次又要感谢我的贵人夏老师，是她根据上级要求，即根红苗正，拥护党和社会主义，身体健康，有一定外语基础，推荐了我和同班的张姓同学两人。经过一系列严格政审和体检之后，当时还没有结论，学校让我们回家等候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参加当年高考，离开了潍坊一中，回家静候佳音。

1965年夏季，我是在老家度过的。我一边尽可能地帮家里做些活计，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候着消息。烈日下面，我常常穿着短褂短裤，赤着双脚，出现在田间地头，或是街头巷尾。有一天天近中午，镇上邮递员骑着自行车直冲我而来，手里高高举着一封信，大声喊道：“北京来信了！”我接过来信，一溜烟跑回家，边跑边喊：“北京来信了！”手捧国家高教部通知我到北京参加集训的来信，全家都乐开了花，同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老母亲恋恋不舍地端详着我的脸，嘴里喃喃道：“孩子，那么远的地方，咱们不去行吗？”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前，母亲专门扯了几尺卡其布，亲手为我做了一件崭新的上衣。我记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穿的第一件新衣服。

我按通知要求，算好日子，提着一个旧旅行袋就出发了。在潍坊作短暂停留后，我与老师和同学们告别，然后同张姓同学一起，途经济南与来自菏泽等地区的另几名同学集合。在济南稍事停留，我们便一起奔赴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一路上，我的心情异常复杂，有对父母和亲人的眷恋，有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也有对沿途风光的好奇……

（二）北京集训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足有几百人，有肄业大学生，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齐聚一堂，被安排在位于西郊魏公村的中央民族学院下榻。没有征求个人意见，不知根据什么标准划分了班和排，选了各级领导，初步确定了所派往国别。当时中国建交国家比较少，在德语区只与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建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我拟被派往民主德国。集训采取“军事化”管理方式，条件优越，生活很好，要求严格。平日里主要是听取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还有关于外事纪律的教育，间或组织一些参观访问。我在空闲时间开始阅读一点介绍东德的书籍，关注有关东德的信息。有时也去看望尚在北京外语学院读研究生的永建二哥。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在我们的心里，只等一声令下，就将各自奔向不同的国家，何时派遣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据说由于民主德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是苏联卫星国，唯苏联修正主义之命是听，而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德关系也有恶化的苗头。德方单方面撕毁两国文化协定，拒绝全部接收原定数量的中国留学生，只能接收一少部分。有鉴于此，高教部决定在拟派往民主德国的学员当中挑选部分曾经学过德语的进修生和大学生继续派出，其余人员由于错过了高考，可以任选一所学校，然后回家等待9月开学。我们没有机会外派的同学暂时被安置在外语学院学生宿舍楼。山东来的几个人，只有菏泽的江姓女同学有幸被选中派出，据说因为她曾在学校当过班干部，而我们从潍坊来的两位可惜落选，张姓同学确定北京语言学院后便回家了。

（三）峰回路转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按理说我也应该选所学校，然后回家等待开学。在这关键时刻，是二哥做出了一个英明决策，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在商量我究竟何去何从时，他认为，我回家与否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家中实在困难，回家一趟既拿不到钱，也拿不到铺盖，还白白浪费了路费，还不如等到开学，再申请助学金。我同意了二哥的意见，就这样继续待在北京。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眼看大学开学在即。

世界上果然有神使鬼差，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忽然有一天，有个紧急电话在四处找我，通知我立即赶到留学生集训地报到，办理出国手续。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赶紧按通知要求办理。先办手续，再到当时特设在东华门大街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领取了两个帆布皮箱，以及配发给每人的一件呢子大衣、两套中山装、毛衣毛裤、衬衣衬裤、背心裤衩、袜子毛巾、肥皂牙膏，等等。在一两天之内，将所有东西置办齐备，便匆匆与一名来自《北京周报》的龚姓女同志登上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出发了。事后我听说过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在首批选派到民主德国的学员名单上，有一位来自南京大学的进修生。出发前夕，领导要照例检查每人所带行李，看有无“违禁品”。据说领导在那位进修生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套假发。众所周知，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和封闭的年代，假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万不可碰的。那位同学争辩称，这是带给他的外国女教授的。尽管如此，还是通不过，领导坚持要他不要带，但他却执迷不悟，拒不执行。结果可想而知，他被取消了外派资格。领导从拟派的曾学过德语的大学生中递补了一位进修生，而空缺出来的这个大学生的名额也需要顶替。由于当时除我之外，所有人都回家了，并且时间又很紧迫，我便成了唯一人选。等到其他同学返回北京，听说这个消息，无不懊恼万分，但后悔也晚矣。这个故事，我很少对人说起过，因为我多少还有点儿迷信“天机不可泄露”，同时我也时常暗暗感恩上苍如此眷顾于我。

（四）留学东德

1．首乘国际列车

从北京到民主德国的首都柏林，相距万里之遥。由于当时我们国家财政还不宽裕，为了节省外汇，公派出国人员很少乘坐飞机，多是乘坐国际列车。从北京到柏林，历时近八九天，中间要在莫斯科转车。而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有两趟，一是我国列车途经二连，二是苏联列车途经满洲里。我们基本上是乘坐中国列车。中苏铁路轨道宽窄不同，所以火车要在中苏或中蒙边界换轨，就是将车厢高高吊起来，然后将钢轨换掉，程序很复杂，每次需要一两个小时。从北京到莫斯科大约需要5天。国际列车相当舒适，每间车厢有四个床铺，每列火车还有餐厅，火车在哪个国家运行，就挂哪个国家的餐车。我们很少到餐厅用餐，尤其是不到蒙古餐厅用餐，因为我们害怕那种羊膻味道。人们在火车上可以看书、聊天、散步，欣赏沿途风景。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省钱，我们还经常和列车员一块做饭。在列车上看风景，是人生一大享受，特别是当火车行驶在蒙古国，虽然黄沙遍地，偶尔也会看到绿洲，或者雪山，蒙古包上面袅袅炊烟，牧人赶着羊群或马群；而在西伯利亚大平原，则别有一番景象，蓝天白云，路边草原和桦树林无边无垠，不禁令人感到俄罗斯的广袤，火车行驶在贝加尔湖畔，又会感到俄罗斯的无穷魅力。

乘国际列车去留学

第一次乘坐火车赴柏林，心中惴惴不安，甚至有些胆怯，并无多少闲情逸致去观赏沿途风光，品味风土人情，因此印象并不深刻。只记得当时苏联铁路两旁女工比较多，且多是“橡皮腿”，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她们也是光腿穿裙服，久而久之，双腿便变得粗肿起来。还记得在莫斯科转车时，我曾到过我国驻苏联使馆。大使馆很大，坐落在列宁山上，除了办公楼、宿舍楼，院子里还有个湖泊，可以划船、钓鱼。后来乘车来往次数多了，经验逐渐丰富，才逐渐成熟起来。

2．柏林印象

自从火车驶过奥德河畔法兰克福进入东德境内，我们变得更加紧张，盼着早日到达柏林，见到我们使馆自己人。幸亏龚女士是进修生，德语专家，应付自如，我们才安全抵达目的地。二战后，德国被四国占领，1949年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联邦德国，苏战区成了民主德国，东西德分属两个军事集团；柏林虽在苏战区，但也被四国分区占领，后来也分成了东西柏林，东柏林定为民主德国首都，西柏林却成了一个孤岛，西德宣称西柏林归它管辖，东德则坚持西柏林系“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1961年8月13日开始修建了长达100多公里，平均高度为3.6米的柏林墙，将西柏林围了起来，在边界处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岗楼，中间还设有隔离带，据说铁丝网上还有自动射击装置。围绕德国统一和西柏林的归属问题，双方争论不休，直到1990年德国实现重新统一。1965年我所见到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战争创伤似乎尚未完全医治，除了斯大林大街（后改为马克思大街）两侧新建的火柴盒般高楼外，许多建筑黑黝黝的，仿佛被炮火烘烤过，还有一些残垣断壁没来得及修复。总之，那时的东柏林给我的印象就是破旧，晚上漆黑一片，政治气氛仿佛还有一些紧张。

苏军攻占柏林

东西柏林虽只一墙之隔，但却有天壤之别。西柏林建筑比较现代化，晚上明亮如同白昼，灯红酒绿，花花世界。“中华民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前设立的大使馆就在西柏林最繁华的库达姆大道旁的康德大街上。中国西德1972年建交后，这处房产由我们接收，后来由于要在汉堡设立总领馆而缺乏资金，不得已就将这座房产卖掉了。东西柏林之间有几个关卡相连，东德当局在关卡处设立了各种障碍物，例如排列成弯弯曲曲通道的铁柱，以防有人闯关。东德人没有特殊批准，一般不让去西柏林，而驻东德外交官持护照或外交官证件可以来往，西德和西柏林人则可以前往东柏林，西德甚至还在勃兰登堡门一段的西柏林一侧设立了“望乡台”，供人们瞭望东柏林。

柏林电视塔

中国大使馆原在卡尔·霍斯特大街，离东柏林动物园不远。这里也曾是苏联驻军司令部所在地。使馆租用了两幢小楼，相距百多米，一幢为4层，主要是办公楼，有少部分宿舍，底层有会客室、宴会厅，和一个可以容纳百多人的电影厅，楼上有会议室、办公室和机要室等机要部门；另一幢主要是宿舍，底层为食堂。办公楼的保密措施很严格，一般生人不许上楼，我们留学生也不允许，所以我在留学前期几乎不知道楼上的结构。使馆办公楼对面是新华社驻柏林分社，一条马路之隔。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使馆搬到了潘可夫区的海因利希·曼大街，面积扩大，中间还有一个小院子，可以散步，打篮球和排球，靠近柏林墙。该区是东德高级干部聚集的地方，因此西德也称东德政府“潘可夫政权”。我们抵达东柏林的总车站后，被接到大使馆，经过几天的休整，包括介绍情况、纪律教育，便被送到了此次留学的终点站——莱比锡，与先期抵达的同学们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