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十年前，亦即1998年，国内某著名学府百年校庆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女儿任以都托人给该校历史系一位负责人捎话，说她是该系校友，想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不料对方听了，问：“任以都是谁？”答曰：“陈衡哲女儿。”又问：“陈衡哲是谁？”话已至此，又复何言？
堂堂北大历史系人物竟不知道有过陈衡哲这个人。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官派留美女生，又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北大任教），她创作了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她的女儿任以都，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天工开物》全文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却最终未能参加上母校百年校庆，这既是她的遗憾，怕也让这所学校汗颜吧！
1920年，未来的北大校长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首新诗：
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任鸿隽）与陈莎菲（陈衡哲）
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别三年了！月半圆了，照着一湖荷叶；照着钟山，照着台城，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陈衡哲与任鸿隽
诗作发表的背景是，那年7月盛夏，任鸿隽在南京主持中国科学社第五次年会，胡适也应邀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学校讲学。胡、任、陈三人在南京相聚。8月22日下午3时，任与陈在南京高师校园内订婚。当晚，他俩邀胡适来到南京鸡鸣寺用餐，攀登鸡鸣山东麓，临窗俯瞰玄武湖景色，远眺紫金山形影。三人夜坐，观景谈心，这样的“铁三角”关系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前。三人联系中断十多年后，任去世，胡与陈隔海相连，再续中国学者界最佳的史话。
20世纪30年代，胡适得了盲肠炎，到北平协和医院开刀，任鸿隽和陈衡哲得到消息后，赶忙跑到医院去，坐在那里等手术的结果，等了一天。
一提起陈衡哲，似乎总免不了提胡适，其实这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他们三个人几乎是绑在一起流传的呢？一个女子跟一个男子之间竟然可以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关系，就连陈衡哲的女儿都觉得“难免绘声绘色、以讹传讹”了，任以都还说过：“……不过，要是当初胡适没有订过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敢逆料了。”可谓坦诚。
当然，感情的东西，虽说模糊难以界定，但有的终归是有的，没有的话，再如何传说，也是泾渭分明，纯如黑白。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胡适，陈衡哲不是一样传奇和勇毅？她早早地喊出了锋利的声音：永远不要在狂吠的恶犬面前示弱。你得保持镇静和勇气，仿佛你是它们的女王，那么危险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1890年的盛夏，陈衡哲出生在江苏常州的武进，她自觉这个地方平平，无山无水，但却衍生了诸多书画大家。她常以湖南籍贯自居，因为那是她祖先的居所。她的名字里之所以有个“衡”，她说是因为家族祖先是衡山地区的“耕读世家”。
她的祖父、父亲都在清朝为官。陈衡哲的外祖父庄家是常州四大家族之一，其母亲庄耀孚则是有名的国画家，诗词方面也是特长，为人开明贤淑，对女儿的大胆“纵容”，成就了中国一个杰出的新女性。
7岁那年，陈衡哲开始反抗旧思想、抵制缠足。她与母亲斗智斗勇，巧妙逃脱。但女佣人说帮着督促她继续缠足，结果被她耍了一把，还差点丢了饭碗。自此，她的“船脚”得以正常生长。家里孩子都在学习四书五经或是唐诗宋词时，她却被父亲逼着学习《尔雅》、《黄帝内经》等艰涩难懂的古籍，且要完全背诵。她不能接受，但难以反抗。
父亲在外为官，母亲独自守着空房，常临窗而坐，书写思念，但她写的诗总是及时撕掉。她认为，向丈夫倾吐衷肠是一种不雅。有一次，陈衡哲好奇地捡起碎片，拼出了两句诗：“明月透窗棂，光照离人思。”那是她第一次读到情诗。
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观。
有一次，母亲说家里要来个新娘吃饭，她就盼啊盼，以为那女子一定会是穿戴鲜亮又美丽，结果来了之后发现新娘身穿重孝，满脸泪水。原来这女子之前与陈衡哲大伯家的儿子订了婚，但新郎还没结婚就去世了。作为大户人家，大伯家征询女方意见，问是否要继续嫁过来。而对方也是大户人家，难以抗拒旧俗观念，害怕女儿不嫁会引来流言蜚语。
于是，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女子按照出嫁的程序被花轿抬过去，由新郎的妹妹陪同拜完祖宗神龛后，再拜公婆，然后换成重孝服，一下子变成“望门寡”。她悲痛欲绝，一年不到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估计在地下她还是不认识那个未谋面的新郎吧？
还有一件事是大姑家的。大姑是个很有修养的女子，长子娶妻生了个女儿。大姑的这个长媳出身书香门第，文文雅雅的，但没多久大姑的长子去世了，她带着女儿与大姑的小儿子夫妇相处，可他们夫妇常年吸食鸦片，对她非常抠门且态度恶劣。她不堪其辱，但有女儿在无法寻死。待女儿嫁人后，她即死去，但女儿过度思念慈母，也跟着去了。
在父亲逼迫下学医的陈衡哲，似乎一下子“发现了自我”。她要自己选择道路，不管晴雨，无论安危，都要心甘情愿、头脑清醒地迈步向前……
在早期的道路上，陈衡哲为自己设置了两条路：是做圣女贞德，还是做法国的罗兰夫人？她站在岔路口，有些徘徊：她们一个被烧死在了十字架上，一个上了断头台。陈衡哲说自己不想死。那么小的孩子，谁愿意死呢？但她后来选择了贞德。那个骑着马的女孩，浪漫而漂亮。或许让她下定决心的是谭嗣同。
那个维新狂人，在慈禧太后发现他后，完全可以与同党梁启超逃跑。但他说：“中国需要热血志士和知识领袖，热血志士能振奋人心，知识领袖能领导国家走向富强。让我来献上热血，你来当知识界的领袖吧。”陈衡哲听在京的父亲说过，戊戌六君子行刑那天，其他五烈士恐惧颤抖，只有谭嗣同双手合十，神态安详。这种冒险精神深深刺激了陈衡哲。她自言是：火上加油。
她幻想着，在孙中山的“革命党”中，骑着白马，穿着白袍，手举白旗，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
但她很快改变了主意。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爆发，她有太多的机会去骑马冲杀。女子参加革命队伍的太多太多了，甚至还成立了“女子敢死队”。但她觉得，“军旅只会让女人变得残酷又庸俗，而战士的角色对女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暴殄天物、破烂性的角色”。她出身士大夫阶层，内心渴望的还是学问立身，梁启超的力量影响着她成为一名作家。
那一年，父亲进京赶考，母亲病了，写信的事就落到她的头上。那时候仍然是文言文，格式固定。写着写着，陈衡哲就开始自己发挥，有方言，有自己发明的配合方言的发音，文体新颖，读起来很有趣味。那时她才7岁，父母为之赞叹不已。
在她的英文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男性同学就是胡适：“（写信这件小事）它使我后来很同情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倡导用中国的白话取代文言，并以白话作为国民文学之本的努力。当其他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反对他这种文学革命的设想时，只有我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
文中的“中国同学”即胡适，而她之所以支持胡适，正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写的家信，似乎便是中国白话文的开篇试验。
在经历了姐姐出嫁后的“形单影只”后，陈衡哲遇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舅舅。舅舅虽然在清朝为官，但为人崇尚西学，思想开放，他鼓励陈衡哲学习西医，并在她13岁时把她接到更开放的广州，报名医学院，还亲自教授她国文，后来还把她送到上海，致信蔡元培收她为新办的女校新生。
由于蔡元培不在上海，陈衡哲误打误撞地入了一所医学院求学，但很快她发现这里教学不科学不规范，化学课没有试管，人体课连张图都没有。而她唯一的收获是学习了英语，为日后留学打下了基础。还有，在这里残酷的经历（她有时要随着老师出诊，看到了女人分娩的残酷和血腥，以及死婴的惨状等等），使还没有成年的她无法忍受。她暗暗发誓，以后学什么，一定要与医学无关。
此时，恰好在四川为官的父亲急召她回家。她到家才知道，父亲为她物色了结婚人选，是个高官的儿子。父亲还阐明自己的开明，说订婚这件事先和她商量下。17岁的陈衡哲一口回绝，此时的她不想结婚，尤其是不能容忍与一个陌生人结婚。父女发生了争吵。
父亲说：“我可不想看见我的女儿像街头的下贱女人一样自己选丈夫。”
她说：“我永远不结婚。”
母亲出来调和气氛，安抚双方，并问她对将来的打算。那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她心里一片茫然。而这时偏偏父亲又来催促婚事，还说要停掉对她的经济资助。她一下子晕倒了，醒来后，茫然地在家待了一年。父亲笑言，在衙门后给她造个尼姑庵，终身不嫁好了。
一年后，这个倔强的姑娘去了苏州的常熟，在那里，她见到了姑母。她似乎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了，并拉开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序幕。
一路上，她带着梁启超的一套一百万字的书，逐字去读，读到酣畅处，饮起了桂花酒，手舞足蹈。文学的长进就在这样的细节中显现。
常熟那位姑母才华横溢，诗书、医学都很出色，在当地是有名大户人家的老太君，拥有私家园林，藏书古玩甚多。但这个姑母有个致命弱点——溺爱儿子。她唯一幸存的儿子娶的妻子迷恋鸦片，最后自己也染上了鸦片烟瘾，殷实的家底很快入不敷出，名贵收藏也拿去典当了，园林破落不堪。这就是陈衡哲到来后看到的大家败象。
姑母见到陈衡哲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侄女能与她一起分享杜甫的诗句。她们摒弃婢女，畅游小西湖（应为常熟尚湖），泛舟其中，大吟绝句，但姑母吟完后也大发感叹：我连儿子都庇护不了！陈衡哲轻轻地安慰姑母，她知道姑母从不掉泪，叹息堪比心碎。
姑母比陈衡哲的父亲大20岁，却和陈衡哲成了忘年交。
有一次，陈衡哲得了疟疾，很严重，耗费了两个月才康复。姑母为她下药方治疗、搭配饮食，处处细心照顾。她很快摆脱了病痛，连精神上的抑郁也好了起来。
若干年后，陈衡哲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回忆：
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候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更重要的是，在姑母的鼓励和引导下，她走出了人生中的彷徨期，她认为这是姑母给予的伟大力量：“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之前，开明的舅舅也曾对她说，生命有三种态度：安命、怨命和造命。鼓励她积极创造自己的命运，但她心灰意冷。如今在姑母这里，在爱和温暖中，她开始真正的造命。女人之间的呵护和温情，常常能够抵御远远超出她们承受范围的暴风雨，这是一种天然的默契和力量。
在姑母家，陈衡哲继续学习中国经典，并自学英文，试着翻译英国诗句给姑母欣赏。空闲时候，她带着姑母家的孩子们游园讲故事，他们围着她转，并“巴结”似的送给她小礼物，这是1911年春夏之交，一场大风暴正在渐行渐近。
21岁的陈衡哲听说辛亥革命爆发后，极其冷静，她说自己是个旁观者。而之前她还买了从汉口到重庆的铁路国债。清政府原计划从外国借款修筑铁路，受到民众抵制和谴责，大家纷纷出资买这一“爱国国债”。陈衡哲没钱，但她还是哭着向舅舅要了100元全买了“国债”，结果铁路没有修起来，钱也不知去向。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开始从四川蔓延开来。接着就是武昌一声枪响，形成了面对面的激战。
当时母亲的一个姐妹与为官的丈夫住在湖北，革命爆发后，他们去了上海。母亲拍电报让陈衡哲去上海探望。陈衡哲从常熟出发，一路上看到每个中国人都很激动兴奋，表哥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转悠，收到消息后回来告知大家，有一次还说上海也要参加起义了，欣喜若狂，像是在期待一个盛大的馈赠仪式。
“在举国皆狂的时期，我却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一个头脑冷静、不抱任何幻想的女子。”那个曾想着骑白马、穿白袍冲杀战场的陈衡哲不见了，当时还有朋友因为她不愿参加“女子北伐队”说她“不爱国”，称她是“冷血动物”。她愤怒、委屈，但她始终坚持自己，她说是受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后来，那些女子并没有过黄河，也没有拿枪成为战士，最多成了护士。她知道后有一种恶意的快感。
1912年8月，陈衡哲于《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发表译文《改历法议》。这应该是她在革命成功后公开发表的唯一声音。
紧接着她就面临窘境。父亲不能继续为官，只能花掉银行的积蓄，全家陷入经济危机。姑母知道后，就介绍她到一个好朋友家做家教，教两个孩子基本课程，管食宿，每月20元钱，但要求她随着对方去常熟乡下居住。陈衡哲很干脆地接下了这人生第一份工作。后来陈家落户苏州，母亲卖画补贴家用，父亲在南京附近找了份工作。
这样艰难的日子维持到1914年的初夏。有一天，陈衡哲偶然从报上看到，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招考留学女生，考取者可获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五年。
她动心了。但考试需要时间，她还要去复习那些久违的课程，以及从未接触过的科目。姑母一再鼓励她，并帮她向那个家教主人请假两周，让她安心去上海应试。考完后，陈衡哲继续回去教书──她不敢看录取名单，她怕落榜，她害怕错过这次“长夜后的黎明”。直到姑母写信告诉她，她被录取了，她才流下喜悦的泪水。那次一共录取了十人，她排名第二。那一晚，她与姑母躺在一起，说了很多话，花甲之年的姑母罕见地哭了：这个聪颖、知心的侄女，要在国外待上五年多，甚至更长时间，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在准备出国期间，陈衡哲发现，其他九人都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她们对未来的美式生活已经很熟悉了，唯一需要的是实践。而她是唯一没有进入过教会学校的，幸运让她显得“格格不入”。
而在送行时，她更是与众不同。1914年8月15日，上海外滩。“中国号”蒸汽机船静静停泊在黄浦江畔，100多个男生和14个女生将从这里出发，送行的拥抱和叮嘱一遍又一遍，送行的人熙熙攘攘。只有一个女生，身边空无一人。别人以为她无亲无故，但她一脸坦然──她是故意不让母亲和姑母前来经受痛苦场面的。
“中国号”驶入太平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了，这是世界大改变的先声。她在回忆里这样写道：“她们（首次派遣女孩）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
她静静地站在船头，看着浩瀚无边的大洋，想起了若干年前随姐姐姐夫乘船去广州的场景。她是天生的航海家，不晕船，不迷向：“我从小就喜欢水，现在见到的水更让我的心中充满了不可言传的喜悦。天是那么宽，海是那么广，它们似乎象征了我的未来。我像天空中的鸟一样自由，像水中的鱼一样自由，像无边无际的天空和水面一样自由。可是，我面对的无边的天空也是个未知的天空，面对的无际的水面也是个没有地图标记的海洋！”
1935年，陈衡哲在国内已经功成名就，有家有子，她用英文写下了自传，令人意外的是，结尾竟是停留在了去美国的太平洋上：
那么我为什么又写自传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曾经是那些经历过民国成立前后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欢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不记载客厅生活的高雅艺术或花前月下的浪漫柔情。在与险恶的环境进行殊死较量时，生命无法顾及装饰，它唯一专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未来和命运。
陈衡哲道出了写自传的初衷，但是她真正的人生并未就此戛然而止，更多精彩的篇章才刚刚开始。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影响陈衡哲终生的人物──任鸿隽。
对于他们的认识，陈衡哲记忆深刻：“我的认识任君，是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但早在一九一五年的冬天，他因要求我写文章（那年他是《留美学生季刊》的总编辑），已经开始和我通过信了。”
任鸿隽
当陈衡哲漂泊向美国时，她所称呼的“任君”任鸿隽已经在美国就学一年了，且成了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这个1886年生于重庆的晚清末科秀才，思想新锐，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剪去辫子，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参加了同盟会，并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研习制造炸药，意在助力革命。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回国，任孙中山总统的秘书，著名的《祭明孝陵文》就出自他手。后袁世凯得位总统，任鸿隽去了美国求学。
1913年年初，任鸿隽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他认为：“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他渴望实现科学救国，1914年夏，他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他一生与科学社相伴，直到20世纪60年代生命的终结。
1916年，对于任鸿隽来说，非同寻常。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正是在这里，他与老友胡适相遇。也是在这一年，他见到心仪一生的女性：莎菲。是的，他是这样称呼陈衡哲的。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合影（1916年），后排左起：秉志、任鸿隽、赵明复，前排左起：赵元任、周仁
他们因为文字结缘。莎菲的一首诗让他生出一股冲动，想见见她。
懵懂的陈衡哲到了美国就学后，她开始试着了解当地留学生的状况，有两件革新事引起了她的关注：一是胡适之先生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二是任鸿隽提倡的科学救国运动。据说当时任鸿隽就读的学校距离陈衡哲就读的瓦萨女子大学坐火车只需要三个小时。
作为《留美学生季刊》的主编，从接到陈衡哲以“莎菲”为笔名的第一篇文章，他就认定这是个文学天才。两人从此开始通信，经常约稿、撰稿、互相论稿。有一次，他正与胡适之、杨杏佛等人发奋作诗，忽然接到了莎菲寄来的诗句：“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我看到这首诗，喜欢得了不得，学着化学家倍随留斯的话，说：我在新大陆发现了一个新诗人。”
此时的陈衡哲在瓦萨大学专修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他们见面后，任鸿隽邀请她参加科学社，她曾为难地说自己不是学科学的，但他依然热情坚持，说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她也就加入了。
而在另一个文化革新事件中，她则显得更为主动。胡适曾在文中指出陈衡哲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最早的同志”。他们也是因文字相识，当时任鸿隽曾把陈衡哲那首《月》给胡适看，误导胡说是他所写。胡适直接点出：“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难怪到很晚时期了，胡适的弟子历史学家唐德刚一再坚持说，陈衡哲就是胡适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梁启超说：“‘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千古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妇、忠臣义士，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皆起于此一刹那顷，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故此一刹那间不识不知之所成就，有远过于数十年矜心作意以为之者。”足见陈衡哲在文学上对于胡适的影响力。由此也就难免引起两人之间的情感火花大猜测。
当然，捷足先登者是任鸿隽。1916年的相见，让他难以自拔。“心仪既久，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定终身之约焉。”1920年回国后，任、陈二人结婚。
陈衡哲、任鸿隽夫妇
1916年的盛夏，孤寂、苦闷的胡适在美国写了一首《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被解读为他在推行“新文学运动”中遭遇的和寡困惑。他渴望支持者，渴望能走进他内心的倾听者和互动者。也就是从这首诗后，他开始与他的“莎菲”通信──未曾谋面，信件却颇为频繁。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记道：“五（个）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
五个月时间，胡适给陈衡哲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正常了。而且在那些“游戏酬答之片”中，趣味事也有不少。譬如因为彼此称呼问题，就有这样的对弈：
（胡适对陈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陈衡哲对胡适）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对陈衡哲）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谁曾想到，这位新文学运动的祭酒加旗手，在锋芒初露时就先对一位“学妹”举手了。不过，唐德刚说，这俩人虽通信频繁，但都不算情书，只是如鲁迅与许广平初期通信内容“芝麻绿豆”。
1917年4月7日，27岁的陈衡哲迎来了一次重要的约会。唐德刚说当时的她“豆蔻年华，藏在深闺”，“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在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任鸿隽陪胡适来访陈衡哲。这是陈衡哲第一次与胡适相会，也是他们在美国唯一的一次。从此，奠定了“三个朋友”的绝对关系，“三人邮筒往返几无虚日”。
直到40年后，昔日风华正茂、略带羞涩的学妹已经儿孙满堂时，人问名满天下的胡适之先生如何看待当年与陈衡哲之“关系”，他仍是坚持说，陈女士抱定了独身主义，不会钟情任何人，弄得唐德刚直呼：态度不够大方。按他的解读，应该是人家名花有主了，所以胡适不得不如此“扭捏”表态。潜台词里，即是说这位老师的灵魂深处，还是存在着一段绮丽之情的眷恋。
有人说，任鸿隽毕竟是从事科学的，在专业上与陈衡哲较为疏远，这才给了她与胡适更多交流的机会。此话或许有理，陈衡哲从医学调转船头后，立志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以其半个湖南人的血统，骨子里有股不服输、倔出名堂的心志，难得逮到一位文学知己，且已经有所建树，岂肯轻易放过？情感的归情感，事业的归事业，何必混为一谈？
胡适对陈衡哲作品的解读至为关键，他曾为其第一部也是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作序：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1917年6月，陈衡哲以莎菲为名在《留美学生季刊》发表的白话小说《一日》，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实这篇作品写得非常简单，就是美国女子大学的新生，在寄宿宿舍中一日间的琐屑生活情形。她评价说，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但她认为所写忠诚，且是她的初次人情描写，应该保存起来。而它的确开启了中国白话写作的先河。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鱆。
在开放的美利坚合众国，陈衡哲这样极具才气的古意文字令不少中国留学生为之兴奋。这个渴望在中国女权中“振臂一挥”的“巫峡女子”缓缓地绽放着自己。
1918年盛夏，28岁的陈衡哲从瓦萨女子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获得该校的奖学金，顺利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西洋史和文学。这期间，她不断创作新作品，陆续发表在《新青年》上。陈衡哲的最终学位是硕士。后来，其女任以都在美国读完硕士后，要继续攻读博士，她曾疑惑地问女儿：我只念了硕士，你干吗要念博士？务实的她更注重学业上的收获和释放，而非虚名。
1919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在芝加哥度过了最后一个异国的圣诞节，于次年夏回国，像胡适一样，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任。陈衡哲在校教授历史专业，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大学女教授。没多久，她与任鸿隽在南京订婚，胡适参加了他们的订婚礼，并赋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祝贺。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右一）合影
虽没有证据证明胡适参加了两人的结婚礼，但他的一对婚联却写得绝妙：“无后为大，著书最佳。”有人解读是嬉皮调侃，也有人解读为祝愿新人早有儿女，但不要放弃事业。
有人说，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关系有点像“一家亲”，既不算是爱情，也不完全是友情，对于内心情感极其丰富的学问大师们，谁又能真正了解和走进去呢？一个事实是，胡适对于陈衡哲的状况一直保持着关注。
那年夏天，陈衡哲怀孕待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职的胡适寄诗给任鸿隽夫妇：
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
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
后来得知陈衡哲生下一女，胡适在南京重登当年参加两人订婚礼的鸡鸣寺，欣然赋诗：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姐妹花。
这首诗里隐藏着几多情感密码。在上一首赠诗里，曾有“荷花荷叶”字样，陈衡哲的长女乳名后来就取为“咏荷”。而在前一年，胡适也喜得千金，也就是他所谓的“姐妹花”，他为之取名“素斐”。好听是好听，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英文音译而来，原来的读音就是“莎菲”。
唐德刚说，胡适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字，但是他却为自己的女儿取洋名。有人说，或许是因为江冬秀不懂英文，否则此事可能会生些枝节。“素斐”——“莎菲”——“Sophia”，怪只怪陈衡哲之前的笔名一直用“莎菲”。“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胡适后来还为这个亡女做了一诗：
今天梦里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声怪叫
素斐，不要叫我忘了
永久留作人们苦痛的记号！
“忍了一年半的眼泪，想不到却在三万里外哭她一场。”此时哭女儿的胡适正在美国，诗素斐，念亡女，意在情理。但唐德刚把诗里的“素斐”改为了“Sophia”，引人沉思：胡先生的诗兴到底是为哪个Sophia？“这不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吗？”唐德刚甚至还说，胡适的诗不一定非得“看得懂、念得出”，真实的意思或许只有胡先生与素斐、莎菲三人在另外世界当面对质了。
但在现实中，任鸿隽、陈衡哲、胡适之间的三人世界似乎从未受过什么风雨隔断。
徐志摩（左一）、曹诚英（左三）、胡适（左四）、汪精卫（左五）、陈衡哲夫妇（最右）等人在杭州
其间，三人鱼雁频繁，聚会不断，而且陈衡哲给胡适的信中也不乏这样的句子：“少了一个你，晚霞的颜色就太媚了，晨星就笑得太可爱了，寒林的疏影也不愿在月光之下作态了。”“我们梦了过去又梦未来，游了沧海大陆，重还去寻那曲涧幽壑。这三天的快乐，当时不觉心足，及后自思，何时方能再续？”“像明珠一样，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但她的称呼依然是“我们的朋友”。
有时胡适还住到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家，任以都后来回忆：“胡适胡伯伯脾气很好，待人和善，小孩都很喜欢他。他喜欢吃肥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来家里开会，会前的聚餐，大家都把肥肉搛给他，他也吃得津津有味。他的身体似乎不太好，有回来我们家开会，直嚷头疼，到家父书房休息了一个钟头才来。”1923年盛夏，胡适与任鸿隽夫妇同游西湖，当时还有徐志摩、汪精卫、曹诚英等人，虽有曹诚英与胡适传出“火花”，但依然没能阻挡人们对胡适与莎菲的“花火”的猜想和关注。
1924年10月，陈衡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故事写女研究生洛绮思的情感问题，男主人公瓦德与洛绮思相爱三年之后，宣告订婚，但洛绮思害怕婚后养儿育女会妨碍她的学问事业，便提出解除婚约。瓦德尊重绮思的意见，答应解除他们的婚约，但他们的情感是否就此戛然而止呢？文中瓦德的一封信文被引为“嫌疑”之证：
……有许多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做终身的伴侣。我岂不愿如此，但是，洛绮思，天上的天鹅，是轻易不到人间来的。这一层不用我说了，你当能比我更为明白。……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我永远是你的，瓦德。
此文发表一年后，任鸿隽夫妇闻知素斐因病夭折，为安慰胡适，请胡适做他们次女“以书”的干爹。
三人世界唯一一次的不愉快缘于外界。上海一份旬刊《十日谈》，在1934年4月20日第6期刊物上发表了一文：《陈衡哲与胡适》。
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露头角的，除了风出得蛮健甚至家喻户晓的冰心、丁玲等几人外，陈衡哲女士，诸位也不应该把她错过的，如果诸位读过她的《小雨点》《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对这位女作家，当有相当的认识。
她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人，美国前期留学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学会，风头之健，固不亚于冰心。凡是读过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点》），我们对于这位女作家思虑的周密细致，不能不相当的敬意，我们更明了她是一个对哲学有研的人，虽则她的书法，幼稚得和蒙童学生不相上下。
陈女士的外子，是中国有名的科学家任叔永──鸿隽──先生，她怎样嫁给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伤心史，大约他们永久不会忘记这个记忆吧！……
文中称胡适其实是打心眼里喜欢陈衡哲的，才子配才女，理所当然，只是由于自身有婚约和承诺，不能违例，只得忍痛将她介绍给了好友任君，如此云云。
这个刊物其实也不出名，看文章也只是想写点名人花边，赚点眼球经济。但该文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三人带来了相处尴尬，据说最生气的还是任君，曾责问胡适是怎么回事。胡适也莫名其妙，赶忙致信《十日谈》，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一再声明，他们之间只是“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后来这份刊物被勒令永久停刊。
回头再看此文对陈衡哲学术的评价，仍算中肯，尤其是她的那部《西洋史》。在胡适看来，“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著作”。
如今，这部书仍高居世界史类书籍的前列，好评如潮，陈衡哲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对世界大势的把握，让她运笔行云流水，且情感充沛。“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意大利所受的委屈，不过数百年，而它在文化史上的功绩，却真是千古不朽的了。”当写到法国革命派内讧恶斗时，她想起了罗兰夫人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她以为法国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三个标鹄”（自由、平等和博爱）。时光流转，当若干年过后，那个年幼的“阿华”（陈衡哲乳名）已经成长为学界权威，小时候的偶像也跟着浮出水面，她像罗兰夫人一样冷静、客观，并充满着质感，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
她在书中谈到写这本书的目的：“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它的。”她做到了。
在她一生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一如她的文字。记得《回到母校去》有这样一段结尾：“我再抬头一看，只见半圆的新月，已经挂到西方天上了，它正照着一个万里长征的孤客，在一个冷暗的车站上。”
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事变时，陈衡哲和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一流学者胡适、丁文江等6人，马上分别数次急电呼吁大会延期并敦促日本代表退会。
再后来，她参与筹办胡适总编的著名刊物《独立评论》，并任主笔之一，就“鸦片公卖”、“女子教育”、“自由婚姻”、“儿童健康”、“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等当时社会热点问题发出自己声音。当任鸿隽在四川大学担任校长时，她跟着前去教课，但她看不惯川大有女生成为官僚财阀的小老婆，就撰文发表，猛烈抨击，号召四川妇女独立起来。后来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川行琐记》，揭露四川地方当局和社会的腐败黑暗：“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还建议把四川省改成“二云省”：“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或许，这让她想起了小时候遭遇的种种女权恶事以及腐败政治，也就在那之后，她写出自传，发出怒吼：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都应该起来为自己的基本权利，振臂一挥。当然，她的猛文惹怒了军阀当局，最终夫妻俩一起辞职远去。
抗战时期，他们携全家南北奔命，后来在重庆住了5年，期间，胡适被蒋介石临危授命任命为驻美大使，任鸿隽获知后，与家人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喔，适之去做官去了。”有些不以为然。相信陈衡哲也只是在内心里为胡适轻轻地送上祝福，望他保重身体才是。
他们之间，后来20多年未曾通信，但仍是在心里有一份关心，淡然而绵长。
愿你是我望不尽的迷途
我是你听不绝的天籁
我俩在相互迷恋的梦的山谷
永不走近 也永不离开
这是诗人白马的《梦的山谷》，想必用来形容陈衡哲与胡适的关系较为恰当。
1961年11月9日，距离75岁还差41天的任鸿隽突发脑溢血在上海病逝，71岁的陈衡哲悲痛万分，她能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三个朋友”中的胡适。此时，胡适在海峡对面，政治相隔，断了联系。就连女儿任以都被阻隔在了美国，无法回来奔丧行孝。陈衡哲设法与任以都通信，督促她及时联系胡适，告知对方父亲去世的消息，当时用的暗语，称呼胡适为“赫贞江上的老伯”（赫贞江即为纽约赫德逊河，胡适曾在那里留学，并以此自称给任鸿隽写信）。胡适接信并回复时，已经是隔年了，他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
陈衡哲一家人1939年于香港寓所，后排左起：大女儿任以都、任鸿隽，前排左起：小儿子任以安、陈衡哲、二女儿任以书
胡适还在文中热切关心任鸿隽的“手抄的自传稿子”：“他的自传不知已写成了多少？约有多少字？”表示自己希望能尽快看到老友的自传。
胡适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可惜的是，一两个月后（1962年2月24日），72岁的胡适在台湾主持“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结束时，心脏病猝发而逝世。那一年，72岁的陈衡哲正克服眼疾，写作悼念任鸿隽的文章——《任叔永不朽》。
文中打动人的不是“温良恭俭让”、“胸如皎月”的褒扬之词，而是多年前，他曾对她的许诺：“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他做到了，她铭记终生。此时陪伴她身边的，正是胡适的干女儿任以书。
陈衡哲曾经写过多篇致任鸿隽的哀词，其中一首《浪淘沙》据说曾使胡适感动：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当“文革”风起时，年迈的陈衡哲身体虚弱，并患有眼疾，几乎失明，唯一的爱好就是听广播了，且只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因为其他的她都“听不懂”了，譬如大家都批判孔老二，她曾与女儿笑言：“也不知道这孔老大在哪里呢？”
先后两次红卫兵“除四旧”抄家，陈衡哲的日记、文稿和任鸿隽积攒多年的摄影作品全被抄走，一些照片还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扔到浴室的大水盆里。还有一回，其女儿女婿都被赶了出去，陈衡哲则以眼睛看不见为由，拒绝下楼离开，否则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974年初春，长女任以都终于有机会回国，母女团聚，感慨万千，遗憾的是父亲任鸿隽已经离世。
两年后，陈衡哲因患肺炎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享年86岁。她无意间创下的诸多第一记录，可能永远无法被人打破了，而她的一生，已经远远超出了“标本”意义。但她带不走的是，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例如“我们三个朋友”。
忽然想起了才女杨绛提到的一件事，1949年，储安平在家宴请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他已离婚，家无主妇，便预邀阿季做陪客，帮他招待女宾，请杨绛作陪。当晚锺书出差，不能陪杨绛作客，刘大杰在主人向陈衡哲介绍杨绛时顿足说：“咳，今晚钱锺书不能来太可惜了，他们可真是才子佳人啊！”杨绛自忖当不起“佳人”之称，觉得话也不该这么说，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
此“陈先生”正是比她大23岁的陈衡哲。
- 刘超：《陈衡哲是谁？》，《书屋》2008年第2期。
- 尚湖，位于江苏省常熟城西，因相传姜尚（太公）在此垂钓为得名，紧靠虞山。
-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 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第208页。
- 按照陈衡哲的自传叙述，应该是1914年8月上旬的某一天晚上。详见《陈衡哲早年自传》，第172页。
- 《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见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第261—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