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母亲》
父亲病逝那一年，母亲陈氏三十四岁，除雷震三兄弟外，身边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
就在雷锦贵出殡(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当天下午，雷震同父异母的二哥雷用书突然来到陈氏家中，大吵大闹，声称自己也是雷锦贵的儿子，应当按比例分得生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当场要陈氏把田地契纸拿出来，否则绝不罢休。陈氏未曾料到雷锦贵尸骨未寒，亲生骨肉竟会这样昧着良心打上门来，实在是忍无可忍，出言怒斥其“糊涂荒唐”。雷用书泼皮无赖，当堂反目，乱打乱跳，执意要与陈氏算账拼命，全然不顾是一个有家室的人。
早在陈氏来雷家之前，雷用书已过继给雷震二伯父为嗣子。当年二伯父经营有方，勤劳克俭，产业之裕为其弟雷锦贵的十倍之多。二伯父死后，留有肥田沃地二百多亩，未出十几年光景，一份偌大的产业，被他们母子坐吃山空，卖得一干二净……而现在，又要来瓜分雷锦贵的这一份薄产，见财起意之心，超出一般的情理。此事惊动了族内长辈兰泉伯父老人，闻讯赶来，厉声叱责雷用书，声称若再这样胡闹下去，将打开祠堂大门，召集所有雷氏族人治以“不孝之罪”。雷用书方知理亏，才中途收场，但陈氏在精神上遭受此番打击，内心苦不堪言。其时，雷锦贵的灵柩尚未移往苏州东山正式下葬，浮厝在老屋后面不远的山上。陈氏心情低落时，常常会一人跑到浮厝边嚎啕大哭。雷震只要发现母亲不在家中，就知此时一定是在父亲坟前哭诉。每每此时，雷震也会跑去浮厝前，跟着母亲一起失声恸哭。
这不过是未来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开端。
这一年七月，兰泉伯父不幸染病去世，让陈氏感到身边失去一位值得信赖、敢于说公道话的族长前辈，对这个家的前景更加忧心忡忡。雷震描述过母亲当年所处的困境，“……门衰祚薄，孤苦伶仃，不仅里里外外要她一人肆应周旋，而且枝节横生，应付棘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她尝尽了人世间的辛苦。故此后的十年间，是她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她个人奋斗成功的时期。她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由此时期而奠定的……如果稍有松懈或忽略一点，我家产业定不可保，不仅我们生活会发生问题，我们的读书也就无法继续。”
雷家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已渐入佳境，确有不少田地、桑园和山场，这些都是雷锦贵夫妇二人起早摸黑、胼手胝足辛劳而得，也是全家人终年粗茶淡饭、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一份产业。雷用书在生父出殡之日大闹析产，说起来，与其终日游手好闲、结交乡间顽劣、及时行乐的品行有关，在背后却是受到某些族人的肆意挑唆。之后，又发生过诸如霸占水路、强行借贷、盗伐森林、偷窃田中稻谷和桑叶等事件，为首者皆为族中一班不肖子弟，指使者则是一些族中长者，这些人明里暗中变着法地欺侮这一门孤儿寡母，其目的就是想侵吞他们的财产。然而，陈氏秉性刚直，信佛而不佞佛，精于辨析事理，且不屈不挠，为保得这一份家产，不惜一切与之周旋到底。经年累月之后，终使族人意识到陈氏本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可轻侮的女人，轻视不得，并由此对她产生敬畏之心。当时有人送陈氏一个“老巴子”绰号，意即“老虎”。但更多的人视她为本地的“大绅女”，出了湖州城而西上，只要提起“雷四老太太”，几乎无人不晓。雷锦贵本兄弟二人，以其叔伯兄弟排行计，雷锦贵行四，故“雷四老太太”之谓由此而来。
一份含辛茹苦的家产，不仅遭族人垂涎，竟也被一帮江湖大盗所觊觎。
雷锦贵病故这一年，即宣统元年阴历九月初一，这一天，正好是陈氏生日。午夜时分，夜风飕飕，伸手不见五指。陈氏尚未入睡，突然听到门外一片喧嚣声，且火把通天，亮如白昼。陈氏小心翼翼地起身爬到厢房瓦上窥望，但见十多名江湖大盗手执钢刀，花布裹头，面目狰狞，正蠢蠢欲动。家中虽藏有防范的枪支和马刀，但无奈势单力薄，面对这么多的强盗，根本无法抵御。陈氏急中生智，快速折回楼上，将通往阁楼的小门打开，那里有一架木梯可通向院外。陈氏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作出已外逃的一个假象，以避免盗匪捉到“当家人”，而受到恣意勒索。在那个瞬间，陈氏想到：这帮盗匪诛求无厌，欲壑难填，但对于雷震这样十几岁的“小把戏”顶多是施以恐吓威胁罢了，不至于会有生命的危险(雷震说，幸亏当时盗匪还不懂“绑票”手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事实证明，陈氏料事如神。
陈氏布置妥当之后，又退回厢房的瓦上伏身不动，以观其变。这帮江湖大盗冲进屋后，将熟睡中的兄弟三人惊醒。三兄弟吓得跳下床，乘乱而逃，大哥用邦和三弟用国侥幸逃脱，雷震却被捉住。未满周岁的小妹在床上大哭，雷震走上前将她紧紧地搂在怀中，竟然没有任何胆怯。盗匪用马刀架在雷震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婆子”(指陈氏)哪里去了？洋钱放在哪里？雷震一概不予搭理，直顾狂呼救命，就是想把动静弄大，这帮盗匪闻之惶恐不已，急忙制止。就这样，十二岁的少年雷震目睹了一次江湖大盗疯狂打劫的场面，“毫无人性和理性可言。他们找东西，不止是倾箱倒箧，但凡遇到箱笼柜子，不论有无上锁，立用刀斧或木棍来劈开，柜子从背后，箱子则从底面，因为背面和底面的木板比较薄些，开劈较为容易。遇到皮箱之类，即用刀子在上面划破，再从划破的裂缝中把里面所藏的东西倒出来，从不愿意花点功夫去开箱子……强盗恣意搜索完毕，大包小包捆好背在身上，一齐集合在大门口稻场上，由强盗头子点名，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恰好数到一百为止。这不过表示强盗人数众多，虚张声势而已。随即鸣枪数响，说明是来借军粮，然后蜂拥由房屋左边往吴山渡一条路走去……”
精明的陈氏伏在厢房瓦上“察言观色”，辨析盗匪口音，又尾随其后，将他们的去向通报给了小溪口镇防守军，并数次告到县衙门。数月之后，这帮盗匪有七人被捉，雷震上堂一一指认，这些人终于供出有十七人参与了这次打劫，为首者是一个绰号叫“张大霸子”的人。这伙人是号称“清帮”的职业强盗，专以打家劫舍为生。这一次之所以盯上了雷家，乃风闻陈氏刚刚卖了百担大米，米款就藏在家中。这些盗匪一直被关到辛亥革命那一年才得以获释，其中一人病死狱中。此番险恶之后，乡人更是敬佩陈氏有胆有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像她这样镇定自若，事后不屈不挠，配合官府将这些人抓获，即便在男子汉中，亦不可多得。雷震经历少年时代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其临危不乱、死不足惧的性格，与母亲陈氏颇为相似。等盗匪走后，雷震才感到自己的颈部疼痛不堪，“辣烘烘犹如火烙一般”。陈氏撩衣细察，发现道道血条子，是这帮盗匪威逼时将快刀搁在雷震脖子上留下的刀痕，陈氏心如刀绞，紧抱雷震，泪如泉涌。
熬过了最初的十年之后，陈氏在族人中的处境大为改观。这种不屈不挠的天然秉性，对雷震的成长影响很大。陈氏一生只关心两件事，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勤劳致富。常对雷震说起“贫在路边无人问，富住高山有远亲”、“人死得，穷不得”、“毛毛细雨湿衣裳，豆腐小菜吃家当，坐吃大山也要空”等乡间俗语。她自己也说，“乡下人只有起五更，摸半夜，勤俭刻苦，自然会有饭吃，不必依靠别人。大家都这样做，天下就会太平了！”在陈氏看来，惟有读书可以“振兴门楣”，凭勤劳才能“自立致富”。陈氏一生最怕一个“穷”字，说“等到向人家借钱过活，倒不如死了干净，免看人家的白眼”。
“子女教育”和“勤劳致富”两件大事，始终贯穿于陈氏事必躬亲的一生，成为她的“人生观”。在她六十寿辰时，不让雷震为自己铺张做寿，命其筹办一所小学校，以求造福于乡间邻里的穷苦子弟。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陈氏坚守原则，苛刻无比，从不姑息。自长子用邦也过继给雷锦贵胞兄之后，她对雷震的学业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雷震始终记得这样一件往事：
不料到塾后，我心血来潮，坐立不安，无论如何不想念书，不管他们怎样哄骗，我均置之不理，坚持要回家。姑丈不得已，嘱用书二哥陪我回家。路上既滑踬，我又走不动，二哥几乎背了我走了一半。到家后，天色已暮，父亲疼爱儿子(父亲此时已有四十七岁)，心中虽不高兴，但未怎样责备。而母亲见此情状，则勃然大怒，认为竖子逃学，不堪教诲，在痛骂之后，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立命用书二哥连夜带我返塾，不稍姑息。此时天已漆黑，雨又未停，还是父亲百般讲情，始准我在家中留宿一晚……我自此之后，再未逃过学，且深知读书的重要。以后多多少少读了一点书，乃是母亲此次教训之力。
陈氏一度受到浙江豫籍移民家族的歧视，在家中却与长自己二十岁的丈夫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其主妇的中心地位不容忽视。与缄默、憨厚、性温的夫君相比，陈氏机智过人，善于言谈，这个身世并不复杂、不识之无的女人，较之当时一般地位卑下的妇女倒是一个例外。雷震说自己的体格像父亲，高大魁梧，性格与母亲十分相像，虽亦豁达、健谈，但与母亲相比，有时自愧弗如。丈夫病逝后，陈氏一人独撑门户，艰辛备尝，雷震夫人宋英十分敬重陈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自己的婆婆：
儆寰不幸在十二岁时丧父，全靠寡母掌理门户。而乡间欺侮孤儿寡母的恶俗歪风，对他母亲的冲击很大，所幸他的母亲个性倔强，从不认命，更不向恶势力低头，虽是文盲，又是妇道人家，仍敢于到省政府打官司，而且获得胜诉。所以，他的母亲早以雷四奶奶的大名而传闻乡里，大家都尊称为“一乡之长”。地方上要兴办公益事业，固然要与她商量，甚至请她出面倡导。而地方上的大小纠纷，也常需要请她主持公道，乃至不惜专门抬轿子或雇船只请她出面处理。儆寰后来之热心于为人排难解纷，例如到台湾以后，对于民、青两党的家务纠纷，他也愿意挺身介入，多少就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1938年2月20日，陈氏在家乡被日军硫黄弹击中而不幸罹难，终年六十四岁。直至两个月后，雷震才在武昌惊悉这一噩耗。其时，他随王世杰已离开国民政府教育部，受聘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这是一个闲职，相当于顾问性质，除两周例会之外，平时不用到会办公。雷震当时住在汉口，办公地点在武昌。4月底的某一天，雷震过江去设计委员会，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未贴邮票、显然不是从邮局寄来的信。拆阅之后，获知两个月前母亲陈氏已在家乡遇难。写信人是浙江安吉县的杨哲夫先生。雷震知道此人，却素无来往。此信也没有留下地址，雷震因此判断杨先生大概是从家乡逃至后方途经武汉时特意给他留下的。雷震捧信展读，悲伤欲绝，心如乱麻，含着泪水跑到不远处的黄鹤楼上大哭一场。若干年后，他借用汉末徐庶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心境：“今失老母，方寸乱矣！”
雷震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氏不顾大战在即，执意要来南京看雷震一次。正是南京政府各机关紧急疏散的关键时刻，雷震身为教育部干部，要职在身，四处奔波，至重且繁，席不暇暖，未能有时间与母亲长谈一次。8月6日，其妻宋英率全家撤离南京，陈氏独自一人留在云南路西桥五号寓中，终日枯坐。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之战开始，陈氏闻之决定立即返乡。她对雷震说，将把地方上零散的枪支搜集起来，组织青年壮丁担任地方上的防卫工作。雷震担心战事之中交通线被切断，自己又公务缠身，无法更好地照料母亲，就未作最后的挽留。当时陈氏身体已十分虚弱，经常大咳不止，雷震放心不下，拟调用教育部小车送母返乡，以减少旅途劳顿。陈氏闻之坚拒，说：对日一战，关乎国家盛衰和民族存亡，在这个时候怎能动用国家物资，一个老人坐坐长途汽车又算得了什么？
第二天，雷震将母亲陈氏送至白下路江南汽车公司长途车站，母子俩动情相别，依依不舍。陈氏对雷震说了不少勉励的话，特别嘱咐一人在外要注意身体。以往也有过母子相别的场面，陈氏从未掉过一滴眼泪，而这一次，泪水涟涟，神情恍惚，仿佛冥冥之中，早有预知。雷震感到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人心惶惶，“大家前途茫茫，吉凶祸福未卜，恐怕以后不容易见到面……我也不知不觉的眼红流泪了。当汽车开行的一瞬间，我看到她在车上的背影，瘦削的两肩，斑白依稀的头发，和以巾擦泪的凄凉样子，我的泪水益发涌溢不止，很想痛哭一场才好。万未料到这次车站一别，竟成永诀……”
雷震说母亲一生受尽了人世间的所有之苦——辛苦、劳苦、艰苦、痛苦。
陈氏有子女五人，先后四人病殁，惟雷震一人尚在，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可亲、最可靠、最可依念”的亲人。母以子贵，每次相见，陈氏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心中的缱绻和寂寞一吐为快。陈氏晚年最大的夙愿，就是希望身后也能安葬在苏州吴县太湖洞庭山，她觉得那里“风水好”，不仅九泉之下可心安理得，且“存殁均安”和“子孙高发”，这也是她在后来之所以将雷锦贵和原配范氏夫人移葬到那里的缘故。陈氏每次与雷震言及此事，态度十分坚决。雷震表示：一定遵命办理，绝不食言。
抗战八年中，雷震开始进入权力中枢，在国民党内部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抗战胜利后，雷震参与筹备1946年1月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同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被记者们公认为“南京第一忙人”(陆铿语)，一直无暇顾及母亲陈氏的下葬之事。及至行政院改组，雷震出任政务委员，此时并无固定职责，才得以抽身前往苏州东山俞坞数次，为母亲陈氏踏勘墓地。在表叔丁鹤人的协助之下，总算在父亲雷锦贵墓地东面较高的一处坡地，为母亲选定了最后的墓址。此处藏风聚气，温暖异常；枇杷树、杨梅树成林；伫立远眺，可见太湖的浩瀚，水天一色，风帆上下，鸥鸟群飞，且与父亲雷锦贵之墓遥相对望，完全符合陈氏遗命中的各种条件。
1947年秋天，陈氏正式下葬于此，墓碑由雷震老友于右任先生所书。若干年后，1978年6月9日，八十二岁高龄的雷震在给老友“立法委员”王新衡一封信中，谈及当年母亲之惨死，仍悲愤不已：
我母亲三十四岁守寡，茹苦含辛，抚养我们弟兄成人，后来兄与弟相继去世。而日寇侵华时，常到我乡骚扰，说她帮助地方上的游击队。平时敌人来时，我母亲和家人逃到后面山上自建茅屋内暂避。这一次我母亲患病不能走动，遂卧在小船中停在对面汊港里。敌人来我家搜索时，看到对面河港里有几只小船停泊着，遂发射硫黄弹烧船，家人避到田沟里，母亲不能走动因而烧死。时为民国二十七年阴历正月二十一日。我在武汉获此凶耗，曾至黄鹤楼上恸哭一场。
民国三十七年(应为三十六年)回家葬母，因见厝在石坛上的棺木业已腐朽，另换一口棺材时，看到母亲的尸体烧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使我又大哭了一场，因而恨透了日本人残忍成性，以杀人来满足其征服的欲望。来台后，我写了《我的母亲》一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刊出，本拟分作八期刊毕，不料被诬陷坐牢，《自由中国》半月刊也因而停刊。兹将已刊出的一段奉阅，请兄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
实际上，《我的母亲》是一部近二十万字的书稿，前后共八章，书名原为《对母亲的回忆》。此书完稿于1959年11月，雷震将书稿交胡适先生审阅。胡适仔细通读，用红笔改了几处笔误，还把第六章的标题“应付裕如”改为“独力持家”，并建议书名可改为《我的母亲》，雷震后来照办了。1960年5月14日，胡适给雷震回信说：“《对母亲的回忆》，我匆匆读了，很感兴趣。长兴与我家乡相去不过一百多公里，竟完全是两个世界，我竟不知道这个太湖、苕溪区域的情形。你的记载很有历史意味——如河南移民的一类问题。我也觉得此中记你自己的事情太多[例如第(一)章的大部分可删除]……文字似须仔细删削。如原第一页的第一个句子，长到二百多字……”
退还原稿时，胡适在另一封信中，对雷震又说：“一般人写的传记，总是夸大其辞，歌颂备至。尤其对于大人物，明明是一个虚伪阴诈的暴虐之徒，偏偏说成是一位伟大英明的领导者，全篇均是歌颂溢美之词，读之令人肉麻不已。你确实是用平淡的字句，据实写出，这才算是一本真正的史料，够得上是一篇名副其实的传记……”
1977年9月，雷震深感生命来日无多，拟将《我的母亲》一书自费印出两百本，注明“非卖品”，准备分送给子侄及至友作为最后的纪念。未料，书印好后，尚在装订之中，被台湾警备司令部连同原稿全部没收。当时，台湾所有印刷厂里面都有国民党安插的特务，因此，印刷厂老板刘某也遭到了拘留，其妻跑到雷震家来吵闹。警总没收《我的母亲》的理由，是书中有批评蒋介石的内容，雷震闻之，怒不可遏，当即给过去的“老朋友”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责问道：你可以写《我的父亲》，三个月内卖了八版之多，我为什么不能写《我的母亲》，只印两百本，且注明是“非卖品”，是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蒋经国将此信转至国民党中央党部，警备司令部自知理亏，将原稿和没收的一万五千元印刷费全部退回，雷震这才罢休。1989年3月，在纪念雷震逝世十周年之际，原《自由中国》社编辑傅正主编的四十七册《雷震全集》经由台湾桂冠图书正式出版(原丛书计划出版四十七册，实际出版四十三册，缺第七册《雷案平反记》及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册《中华民国制宪史》)，《我的母亲》一书作为第八册收入全集之中，雷夫人宋英女士为雷震全集写了序言，有“如愿以偿”之句；其子雷德宁也说，“父亲一生受祖母的影响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