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梦露是女权主义者吗？
1955年7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玛丽莲·梦露是否介意被称为女权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她厉声否认，又补充道，“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可以被分离开来，世界的运转是由平等的男女共同努力实现的。”
这名记者听完她的回答，仿佛验证了自己的预言，很激动地喊道：“这就是女权主义者，我知道她是个女权主义者!”
说梦露是女权主义者这事当然很可疑。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她不过是那个翘起屁股，扭动蛮腰，嘟起嘴唇，卖弄女人味的“愚蠢金发女郎”。我们甚至记不住她演过的电影的名字，但想到她的名字就会想到白色的连衣裙被风吹起，她故作惊慌地按下裙角，嘴巴微张，似在求欢，既天真又性感，既挑逗又俏皮。女权主义者们在当年批判她是迎合男权的玩物。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打仗的士兵们在战争结束后都成了居家的丈夫，青年们丧失信仰沦为“垮掉的一代”。精英文化衰退，大众文化兴起，出现了新的消费文化和审美观——“通俗奢侈”。美国人一边为在二战中获得的胜利和蓬勃的经济感到高兴，一边又惊恐于冷战时期来自苏联和核毁灭的威胁，他们需要可口可乐，也需要一个能让他们消解焦虑恐慌情绪的女性。梦露就是服务欲望这一流水线上炮制出来的产品。可惜在她满足了这些观看者的欲望的同时，也遭受到他们对她道德的谴责。
她和一个性无能的男主角演对手戏，为了恢复他的性能力，她赞美他的温和是真正的男子气概，这正是梦露常常扮演的角色，成为男性在战后理想中的玩伴。她甚至说：“我并不介意活在一个男权社会，只要我可以作为一个女人存在其中。”这一切自然与女权无关，而更像是讨好男权得到生存的受益者。
同时期随着艺术的中心从巴黎迁移到纽约，以波普谱艺术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兴起，安迪·沃霍尔将梦露的头像做成自己最负盛名的丝网印刷，色彩艳俗，机械复制，故作粗糙，正符合大众的趣味，在我看来，这幅画是对梦露符号化的最佳诠释。
梦露自始至终是被人们异化最为猛烈的女性。人人关心她的嘴唇和屁股，关心她的三次婚姻、堕胎、性瘾、和肯尼迪兄弟的交往、谜团一样的死因……她被描述成不过是一个“荡妇”，是男权的牺牲品，没有人对真实的梦露感兴趣，她说：“男人们愿意花大钱买我一个吻，却没人愿意花一美分了解我的灵魂。”。
她的性感，我多年后才懂。上小学的时候，家里装上卫星电视，有段时间我掉入了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当眨着无辜大眼睛的梦露出现在电视机屏幕时，我爸按下了换台键，我当然没有看到梦露被风吹动的石榴裙摆，她是禁忌，是诱惑，而我的好奇渐渐被奥黛丽·赫本填补，在我们的文化标准里，被广泛接受的美和淑德接近赫本而不是梦露，后来才知赫本和梦露分别代表着男性的两种幻想对象。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当年被我们视为偶像，她在《好莱坞的七宗罪》里记录了寻找玛丽莲·梦露的经历。一心想要采访到梦露的法拉奇被告知“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你想见谁就可以见谁。可是，有两个人永远不可能与他们面对面地谈话，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一个是玛莉莲·梦露。”梦露为了不让人找到她，每过20天就要换一次住处，她用着别名，像间谍一样善于伪装，有秘密的朋友和秘密的纽约公寓。法拉奇最终也没能实现采访到梦露的愿望，她愤怒地调侃梦露是否真实存在，说她也许只是一个“幽灵”。
我对梦露真正的好奇来自她读书的照片和她的书单。她窝在沙发上读，躺在床上读，倚靠在书架上挺起胸脯读，坐在草坪上读，沉迷而沉静。她的书单里既有阿尔贝·加缪的《堕落》《反抗者》，又有纪伯伦的《先知》、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她读雪莱、威廉·布莱克、米莱、加西亚·洛尔卡的诗，也读女作家伍尔夫、多罗茜·帕克、科莱特，最喜欢的书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分明是属于一个有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书单，而不属于人们眼中那个被男权物化的“金发蠢妞”。海明威曾如此评价她：“玛丽莲有着极强的文学感受力，而我却从未如此幸运。当我在抒发情怀，挥笔写作时，玛丽莲的诵读，娓娓动听，婉转动情。”
梦露是我知道的最复杂最矛盾的人了，但不难理解。她分裂成多个版本的梦露。一个版本里的梦露靠他人的怜悯过活，在十几个寄养家庭之间辗转，在孩童时期忍受性和精神上的虐待，诵读困难、口吃，害羞、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严重的怯场；另一个版本里的梦露从童年的动荡里学会了如何快速取得陌生人的好感，活力四射，坚强地向着目标前进，靠当裸体模特养活自己，在相机前充满自信，靠自学成才当上演员，追求完美，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一个版本里的梦露继承了母亲的精神疾病，噩梦不断，有抑郁症、狂躁症，月经疼痛不堪，子宫内膜异位症、荨麻疹、慢性肠炎让她长期腹痛，嗜性如命，依赖药物；另一个版本的梦露渴望家庭、丈夫、孩子，却到处地调情、崇尚自由相爱，性自由，双性恋，暴露狂，参与滥交，甘愿认为她的身体归男人所有，当男人想要时，她必须给他们，因为这是一种“感谢”的方式。
在保守的年代，梦露向传记作者、摄影师、记者多次透露自己童年和成年时期曾遭受的性侵，也说出自己拒绝高价卖出身体上位的经历，这无疑是一种勇敢的女权主义行为。尽管她渴望完整的家庭，当丈夫要求她婚后必须待在家里、只能选择做家庭主妇的时候，她迈出大胆的一步，不想再听命于他人。她成为第二个执掌自己制片公司的女性，玛丽·皮克福德是第一个。成为女商人的梦露，在那个女演员连更衣室都没有的电影界，反对性骚扰，要求女性同工同酬，得到尊重的工作条件，改变了娱乐业女性的面貌。
她对性自由的支持，跨越了她那个时代的道德观，支持民权斗争，坚决支持黑人拥有白人意义的平等权利，她心目中的英雄是亚伯拉罕·林肯。她对佛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精神探索，是支持进步主义的反叛者。
也许玛丽莲·梦露不是法拉奇口中的“幽灵”，却是一个虚拟的存在，而她精心策划的角色，沙漏形身材、妆容、行头、表情、步态都被设计成人们想要的幻想对象，她的真实人生比她在电影中扮演过的任何角色都更具有戏剧性，正是在符号的遮掩下，她一生都有勇气尝试常人不敢妄想的冒险行为。
我们看到的梦露显然不是完整的，就连她自己也无法捡起所有的人格碎片，却有那么一两片映射出她超越性别的强悍，她享受着自己的女性特质，试图证明女人“性化”是解放而不是贬低，坚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被外来的指责所左右。尽管她拒绝贴上“女权”标签，但她的确做了女权主义的先行者的工作，她的一生有力地提醒了我们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第三波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声称梦露是她们的一员。
祝羽捷
2020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