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教育家郑天挺先生
具有深厚史学素养的郑天挺怀着对学问的热忱，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是现代清史研究的先驱之一。而杰出的行政才能，也使他和教学行政工作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时代，此时郑天挺投入爱国运动的行列，为学术教育工作及保护受迫害学生而四处奔走，是一位深受敬仰的学者教育家。
郑天挺先生(1899—1981)，福建长乐人，出生于北京，乃父郑叔忱进士出身，历官翰林、奉天学政，具有变法维新思想。乃母陆嘉坤于丈夫故世后，携子天挺兄弟二人赴天津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这在清季是颇为开明的举动，然而不久染病身亡，托孤于表亲梁济(梁漱溟之父)。郑天挺自幼在亲戚照拂下独立成长，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20年毕业后，应聘至筹建中的厦门大学任教职，一年后返回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做研究生，毕业后到杭州执教于浙江大学，旋复回京任教于母校北京大学。原想专心研究学问，然因行政才能出众，深受校方器重和教员推荐，于1932年接替原由校长蒋梦麟兼任的秘书长，从此与学校行政工作结下不解之缘。除任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外，还先后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正所长是傅斯年，故众人戏称“正[郑]所长是副所长、副[傅]所长是正所长”)、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于1946年出版了他的学术代表作《清史探微》。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原主任雷海宗亦同时调入，故时人赞誉这个系是小西南联大。随后他在系内组建明清史研究室，促使南开成为明清史研究重镇。1963年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晚年改任顾问。1980年在南开大学主持召开盛况空前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北京中华书局梓印他的《探微集》和《清史简述》两部学术专著。50年代以后的郑天挺名位虽高，但真正繁杂的教学行政工作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北大秘书长和西南联大总务长任上。
郑天挺是现代清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用近代的方法研究清朝的历史，始于孟森和萧一山，他们在20年代显示出开拓者的雄姿。郑天挺与孟森是同事，在30年代前期以精湛的清史论文，跻身于清史研究第一代的行列。
早在20年代初郑天挺在北大国学门读书时，就在陈垣教授指导下参加故宫清朝档案的整理。他出身世家，接触的也多是学界人物，耳濡目染清朝的历史掌故，对清史自然地产生了兴趣。综观他一生的清史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细部的，即局部历史的研究；二是具有宏观性的，即对整个清史或重大的清史问题作出说明。大体上说他对细部研究用力勤、著述多，终生在进行，而宏观的考察，是在60年代以后间或作出的，这也是他对前期研究进行某种总结。
清初历史有三大疑案，其一是太后下嫁，即顺治皇帝之母孝庄文皇后(俗传中的大玉儿)下嫁摄政王多尔衮。此事在清初的汉人中就有传布，至民国初年更为人们渲染。事实究竟如何，郑天挺作了考证，撰文《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相信下嫁论者的一个证据是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若不是太后下嫁，只能称其为“皇叔”，而不能是“皇父”。郑天挺从对多尔衮称谓的演变，以及郑亲王济尔哈朗称谓的事实，认为“皇叔”“皇父”称号，是类似于封爵，是在王、贝勒的正式爵位之外，对爱新觉罗家族中特别亲近、有大功和崇高地位者，再给予宣布朝野的尊称，如始封多尔衮、济尔哈朗的“皇叔”，后来加封多尔衮“皇父”，而济尔哈朗的称谓没有更动。这一解释，使人明了“皇父”为封号，并非皇太后的后夫所能有，不可用以证明太后的下嫁。皇帝的家族尊亲、姻亲固然为伯、叔、舅等，这是家族的自然关系；但在朝中，皇帝若不给予特别的指令是不能随便称呼的，如雍正帝特封隆科多为“舅舅”。所以在当时文献记载(如《起居注》)中，涉及到隆科多的，在他名字前的职衔中，除公、尚书之外，还有“舅舅”一衔，可见郑天挺指出“皇父”是封号当确有事实根据，是有道理的。至于太后是否下嫁的历史疑案，当然不会以郑天挺的论文而成定论，不过他确实提出一个有力的否定之说。
对于清朝开国史，郑天挺关注甚早。他利用满文知识解释一些清朝开国时期的历史，如《墨勒根王考》，揭示多尔衮的历史事实。60年代初、70年代末，郑天挺先后写了《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及《续探》二文，讨论清朝在关外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试图对后金社会有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这是带有宏观性的研究。60年代前期，他对清朝的全部历史作出论述，形成后来出版的《清史简述》。顾名思义，它不是鸿篇巨制，但史实涵盖量相当大，可以说对有清一代的重要事实作了归类的叙述和言简意赅的评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清代简史，读之可以令人把握基本的清史要领。
在第一代清史研究者中，如果说萧一山以叙述清代史实为特长，孟森则以细部研究兼及概论为特点；郑天挺同孟森有类似之处，但考证似更精到，评论尤足引起后学的思考和借鉴。毕竟郑氏在孟氏之后又生活了四十多年，坚持不懈地从事清史教学。因此他对清史研究的开发、推动作用，为前人所难以做到，他是当之无愧的清史研究奠基者之一。
清史仅仅是郑天挺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他同时有兴趣于古今中国历史，即中国通史，且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家。他和翦伯赞教授共同具名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为大学历史系学习参考书，他是在一字一句一条史料的严格审阅后才将书定稿，付梓面世。没有丰厚的通史学识，不可能编好这一大部头史著。他还是史料学专家，撰有专题论文，开设史料学专门课程，他的一些论点，至今被史料学研究者奉为圭臬。
始终不渝的爱国者
郑天挺前半生时代的中国，处于外国侵凌的屈辱时代，特别是他青少年时期，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这时的国人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青少年尤其痛恨列强侵略，希望国家独立富强，因而爆发出一次次爱国运动。学生时代的郑天挺就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五四运动时，作为北大的学生，他走在抗议示威的行列。接着，因为日本将侵略魔爪伸向福建，引起福建人民的反抗，形成“闽案”。作为福建人，郑天挺成为北京闽籍人士抗争团体的负责人之一，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不买日货，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
20年代中期在法权讨论委员会任秘书的郑天挺，撰著并出版《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指出外国领事裁判权的侵略实质，成为学术界清理这一问题的最早专著。这是他在学生时代之后，以学术为武器批判外国侵略者强盗逻辑的开始，并将其持续到晚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扶植溥仪，炮制满洲独立论，郑天挺激于义愤，写出论述清朝皇室血系的文章，从血缘方面驳斥满族非中国民族的谬论。
郑天挺到昆明西南联大后，鉴于大西南是抗战的后方，需要对这个地区加强研究，遂利用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的知识，写作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文，说明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西藏、大西南与中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印边界纠纷时，郑天挺查找出标明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是中国版图的英国版地图，提供中国有关部门谈判时使用。
敬业的教育家
作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郑天挺杰出的业绩，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主要表现在临危护校和不分政治信仰地照顾所有学生。
七七事变发生，北大校长蒋梦麟适在南京，其他重要人物，如文学院院长胡适也不在校，在这国变开头，北大群龙无首，作为秘书长的郑天挺毅然担起维持学校的重任，每日继续到校理事，同蒋梦麟联系，向政府要钱，以便疏散教员和学生。及至南京钱到，他发给无路费的学生每人20元，要他们去已在长沙设立的临时大学报到复学，给教师路费，使他们分批离开北平南下。日本人到校寻衅滋事，他独自对付，直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接管北大的布告贴出，郑天挺在布告前留影，从此不去上班，表示他与日本占领的北大没有关系。但他仍然在家中作转移爱国师生的布置。在北大灾难时刻，郑天挺坚守学校，疏散师生，为西南联大中的北大继续拥有教学中坚力量做出贡献。1948年冬，北平被围之时，国民政府方面要动员著名学者南下，其时校长胡适不在校，郑天挺再度出面支撑危局。国民党方面指令他代表北大，与代表清华、师大的教授，三人各自按拟定的名单通知有关人员，送出机票，以便南飞。郑天挺也在名单中，他自己没有走，而负责联络不误。他妥善保护校产，予中国共产党接管以方便。他两边的事情都做，目的是保护学校。学校是社会共同的事业，哪一党执政都要办学。身为教师和行政负责人，郑天挺在感情上、经济上极力关怀学生。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设法使他们半工半读，如在课余抄写文书，一时没有工作可以安排，他就从自家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节省一些资助学生。学生病了，为他们联系住医院，没有医疗费，他便出面谋求减免，务使学生身体康复。有的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他主动写介绍信，帮助就业。受过他关怀的学生，相继写信、著文表示感谢，至今留存数十篇。一位并不显赫的人物，有这么多人自发地感念他，可见他是多么受人敬重。
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而受到迫害，郑天挺总是千方百计予以保护。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北大有三名学生被捕，郑天挺代表学校与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学生。当这三名学生走出监狱大门，见到郑天挺在迎接他们，才知道是他营救的。1948年国民政府意图加强对学生的控制，要在学校增设军训课程。郑天挺认为学校是学术自由研讨的场所，不应当强行政治教育，因此写信给在南京开会的胡适，建议他出面反对。北平地方当局要到北大逮捕学生，郑天挺认为学校有保护学生的责任，不能让军警进校抓人，他还通知当局名单上的学生离开北平，安全出走。郑天挺坚信学校是学术自由研究的圣地，教育不应受政治的干扰，应当允许师生选择自己的信仰，而不能强加给他们。看来郑天挺在思想上是相信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是颇为流行的，郑天挺有这样的观念，不纯属个人性质，而是具有时代性。
处理行政与教学研究兼顾
曾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任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在郑天挺晚年时说他的郑老师有两大特点：一是不论行政事务多么忙，坚持教学与研究，二是中年丧偶不再续弦。郑天挺听后颇有知己之感，可知他亦以此自许。
郑天挺做秘书长、总务长，庶务缠身，必须每天到校办公，处理各种杂事，这样白天毫无做学问的时间，如此下去则会荒废学术研究与教学。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所以自承担行政工作之始，就晚间作学术研究和备课。他规定了每晚的课目，必须把某部书读到哪个段落，写哪一部分讲义，如此就能讲好课，写好文章。收在《清史探微》中的论文，大多数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的。他晚年撰写《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文成后用复写纸耐心地抄录。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让别人代抄，他说为的是抄写时可能会作修改，此亦见他的勤奋和认真，老而弥笃。
郑天挺的夫人周俽，是相夫教子的贤淑女性，不幸中年亡故，遗下二女三男。郑天挺痛失爱妻，一度情绪消沉。朋友劝他再婚，他怕续娶引起家庭不和，亏待子女，分散自己的事业精力。用他的话说是为了不使自己荒疏学术研究，决心不再结婚。他为了业务和子女，放弃个人后半生的婚姻生活。郑天挺家庭生活的选择，有其价值观的影响，他认为人生应走这样的道路。
教育行政工作、家庭生活与教学研究要面面兼顾，有着相当大的难度。有人行政事务一忙，将学术丢在一边，时间一长，再拾不回来了，于是成为单纯的行政工作者，到了晚年追悔痛失专业之憾亦无济于事了。然而郑天挺妥善处理了行政与学术两者关系，对个人是受益一生，对社会则有益于文化教育事业，这是值得人们研究的事情。因为各行各业都有行政人员与业务骨干的分工，如果不通业务，如何能做学校、学术研究机构的行政工作？所以讲求处理行政与专业关系的学问，可以大大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和办事效果。郑天挺处理两者关系的经验，会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2000年11月号，署名顾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