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
（1982年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

今天不是作报告，是想把编写新闻史的一点体会，向同志们做个汇报。另外，也想对今后如何开展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提几点建议。

先谈一点体会。主要是谈一谈写《中国近代报刊史》这本书的几点体会。《中国近代报刊史》最近刚刚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写得很粗糙。有的书讯介绍说它“颇有点教科书的味道”，其实够不上。教科书要求比较严谨，而这本书还不够严谨。说它是讲义呢，又显得庞杂了一些。讲义是要求精练的，而这本书并不够精练。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部把有关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情况汇总归纳起来，为需要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们提供点方便的普通参考书而已。由于成书仓促，纰漏不少，希望同志们多提意见，以便改正。这本书初版印数太少，坊间早已售缺，出版社打算明年重印，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作一些局部的订正。书的布局有点前紧后松，其原因《后记》里也提到过：开始准备写8万字，后来放宽尺度，准备写10万字，写着写着又逐步把计划改成20万字、30万字、50万字，最后才以57万字完篇，所以前边写得很紧，后面才稍稍展开。前三、四章因为是紧着写的，材料就引用得少些、也没加注释，到第四章第七节以后才开始有注释。同时，由于仓促付梓，上卷已经发排了，下卷还在继续写，原稿又没留底，写到后头记不清前边哪些话说过，哪些话没说过，因此也说了不少车轱辘话。例如，黄侃就介绍了两次。这些只有等以后再版时弥补了。总之，正像《后记》里所说的，还很不成熟，它只是一出避免冷场和晾台的垫戏和开锣戏，好比大戏前的《跳加官》和《三岔口》，至于《失空斩》和全本《玉堂春》这类的大戏和好戏，还在后头，还得请大家来唱。

报刊史究竟怎么写才好？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对新闻史编写工作涉及的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有一些体会，提出来就正于大家。

一、体例问题

究竟写报刊史用哪种体例好？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那是受苏共报刊史的影响建立起来的。50年代初期，我们翻译出版了苏共报刊史和苏共高级党校新闻班的讲义，从那以后，我们的报刊史教材基本上就是按照那个模式编写的，每一章都是什么什么报为了什么什么而斗争，和党在当时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近几年来，很多同志认为报刊史和政治史、党史、思想史应该有区别，应该有报刊自身的特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也尝试着在写作中突出这个特点，但是由于前边讲过的那些原因，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个半大的解放脚，基本上还是采用了按政治运动分期的那种体例，只是适当地照顾了一些新闻的特点。究竟按照哪种体例好，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现在写出来的这种体例是否合适，也希望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我感到它还是受旧的影响多一些，新闻业史的特点还不那么突出。当然，它也不完全是按照政治斗争分期，比如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就单独列了一章。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在介绍报纸作为阶级的舆论工具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时，论述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也有缺点。首先是新闻业务自身的特点不容易突出，容易形成先时代背景，后宣传了什么，最后是新闻业务上的改进，这么一个三接头式的新套套。其次是营垒的划分比较牵强。按政治运动发展来分章节研究报刊史，势必要把这一时期的报刊划分营垒，进行排队划线。近代报刊虽然没有后来的那些个路线，但它也有革命、改良之争。按政治运动来写，报刊自然要分别归档，这就容易牵强，容易简单化。比如有的刊物，如《东方杂志》，把它划在哪儿好呢？过去一般的说来是把它划在改良派一边的，因为出版这个刊物的商务印书馆的一班人，从张元济开始，都受过维新运动的影响，政治观点接近于立宪派，我写的时候也是把它划在立宪派一边的，但总感到有些牵强，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政治色彩很强烈的刊物，它还有别的方面的内容。简单地按照革命、改良这两派来分类划线，有时不免过于牵强。我认为，在报刊史编写的体例问题上可以多做一些探索，不必定于一尊，要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来解决。可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像目前《中国近代报刊史》这个写法，有点四不像，合不合适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二、报刊史研究的面的问题

目前报刊史研究的面还太窄，整个报刊历史的画面展开得还不够充分，内容还不够丰富。这也和过去的影响有关，过去搞报刊史只突出阶级斗争那个纲，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面比较多。目前的这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也还存在这个问题，主要的篇幅都用来论述报纸作为阶级的舆论工具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报纸在政治宣传方面的活动，而对报纸在社会、经济、法律、教育、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则论述和介绍得不够充分。其实报纸在这些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说别的，单说报纸对于文学的发展，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中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报纸这个阵地和读者见面的。中国的文豪们跟欧洲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些大文豪不一样，他们的那些个《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人间喜剧》等大部头的作品，是一本一本地出版的，我们的文豪们的作品，却多数是首先在报刊上发表，和读者见面，然后再收集成书的。鲁迅一生给一百多种报刊写过稿，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他的那些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和《阿Q正传》等不朽的名著，都是首先在报纸上发表的。很多近现代文学的著名流派也是通过报纸这个阵地滋生、发展起来的。例如那个鸳鸯蝴蝶派，就是在《晶报》《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以及《礼拜六》《小说月报》等这些小报、期刊和大报副刊上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新诗、新小说的诞生和繁荣，也是通过报刊这个阵地来实现的。可见中国的报刊，对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起过多么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是文学史应该研究的内容，也是新闻史应该研究的内容。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很不够的。此外，对新闻事业和报刊本身业务的发展，如对宣传手法的研究，对报社经营管理的研究，论述介绍得也很不够。其实这些方面都有着很丰富的内容。写作过程中，虽然有意识地想在这方面有所弥补，安排了一些专门的章节来介绍，但还是显得有些单薄，开掘得也不够深。另外，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报刊的分析研究也很不够，还有很大的缺口。

三、有关新闻史人物研究的问题

通过前一段时间的写作，深感对新闻史上的人物的研究还很不够。当然，和前两方面比较起来，《中国近代报刊史》在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和介绍方面所作的工作，相对地说要好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比以前出版的报刊史稍微多些，思想也比较解放一些，它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新闻人物都做了一些介绍，也比较实事求是。胡耀邦同志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共提到了33个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中办过报的有17个。这17个《中国近代报刊史》都介绍了。此外，像陈布雷、居正、戴季陶、汪精卫、刘师培，以及早期的陈独秀等，这些人的报刊活动这本书也都实事求是作了介绍。能做到这一点，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在那以前，这些人物是根本上不了台盘的。当然，介绍这些人物，并不是一味抬举他们，而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这本书在这方面的一个改进，但是还很不够。比较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介绍得多一些，戊戌变法以前的人物，介绍得少一些，评价也偏严了一些。最近史学界对一些历史人物重新作了评价，力求实事求是不苛求前人。对戊戌时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评价，也应该照此办理。过去一提到改良就认为不好，其实改良和改革，外文是一个词，在还不具备革命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这种改革对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起促进作用，就应该肯定。这本书对改良派人物的评价，一般地说，还是偏严的，例如对梁启超在早期《新民丛报》所起的积极作用就估计得偏低了一些。此外，对在中国办报的那些外国人的评价也有点简单化，一刀切，给读者的印象是，所有参加办报活动的外国人，一律都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和鹰犬。当然，在近代中国办报的外国人当中，好人实在不多，但也要做具体分析，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人确实是中国人民的真心实意的朋友，例如日本的宫琦寅藏，《民报》发行所的招牌就挂在他家的门口，他冒着抄家的危险，把自己家提供来作为同盟会总机关报的发行所，对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够朋友的。最近发表了毛主席给他的信，对他还是很尊重的。此外，像平山周、密勒、鲍威尔、斯诺、史沫特莱等这些人，也都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可见对外国人来说，也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要做具体分析。密勒民国初年在上海帮孙中山办过英文报，后来又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斯诺在中国的报刊活动就是从给《密勒氏评论报》当记者开始的。他们对中国人民还是很友好的，怎么能够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就一律骂倒呢？

经过这一段实践，我感觉到要搞好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介绍和研究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下功夫。

一、要加强个别报纸的个案研究

有些事光靠二手材料不行，只有通过过细的个案研究，掌握充分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够弄清楚。《神州日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很有名的报纸，于右任的办报活动是从这个报纸开始的，他和这个报纸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在这个报纸待的时间也很长，这些都是以往根据二手材料得出的印象。最近，为了系统地介绍这个报纸，我仔细地翻阅了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原来只有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他就不坚持了，顶上去接着干的是杨笃生。为什么过去把于右任和《神州日报》的关系渲染得那么厉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有人给他捧场，凡是他干过的事，一分也要说成三分。这一类的情况是常有的，例如对吴敬恒即吴稚晖的办报活动，解放前出的新闻史著作，就有不少溢美之词，硬说他是《苏报》的总主笔，实际上他跟《苏报》没有多大关系，他根本没有给《苏报》写过什么文章，之所以要抬举他，也是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和蒋介石的大观园里的文化班头的缘故。也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工作的时间虽短，但是影响很大，给人的印象很深。这种可能也是有的。《神州日报》从1907年开始到1927年停刊，办了20年，此后，1937年、1946年两度复刊，牌子前后挂了40年，但是最有风光和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于右任主持工作的这段时间。以上这两种原因估计都有，你不亲自去掌握第一手材料，就很难进行分析，作出判断。因此，很有必要加强对个别报纸的个案研究和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工作。

二、要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

从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这本书来看，对早期的一些资产阶级办报人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如容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云人物，他是很早就参加办报活动的一个人。他19世纪40年代就在美国耶鲁大学念书，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回国后，参加过洋务运动、政治改良运动和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积极办报。办报虽然只是他一生活动中的一个方面，但很有影响，很有代表性，很值得研究。再如伍廷芳，他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之一，他的一生活动方面很广，当过买办，当过资本家，做过清朝的官、临时政府的官、北洋政府的官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官，同时也办过报。他的办报活动也有一定代表性，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像郑观应、陈止澜、麦孟华、欧榘甲、徐勤、熊希龄等，这些人的办报活动也很值得过细研究。而这一本书对这些人的介绍、分析和研究都是很不够的。

三、要加强对报刊业务史的研究

乔木同志主张把新闻史改称新闻业史，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加强新闻业务史的研究，既不能光研究报纸宣传了什么，也要研究它是怎么宣传的？在宣传手法上有哪些创造？有哪些发展？有哪些经验教训？在这方面，近代的报刊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广阔的天地。中国现代报纸雏形，基本上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很丰富、很宝贵的经验教训，研究得好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借鉴。比如梁启超这个新闻史上的人物，范文澜说他是一个“天才的宣传家”；吴老说他的文章有“震撼人心的作用”；郭老说他的文章能“令人心醉”；近代、现代的不少杰出的报刊工作者，包括韬奋在内，都对梁启超非常倾倒。历史上的新闻工作者能得到像梁启超这样高的评价的确实不多，研究他的办报活动，肯定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再如标题的制作，近代报刊史上有很多杰出的有影响的标题，《大江报》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毛主席曾经专门给新闻界同志作过介绍，说这个标题写得很尖锐、很泼辣，不是钝刀子割肉，很有感染力。类似的好标题，在近代报刊史上还可以找出许多，很值得我们借鉴。这些例子说明近代报刊历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发掘出来，进行研究，是可以很好地为我们的现实服务的。

另外，搞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还有一个现实意义，就是可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当中发挥一点作用。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大陆和台湾之间，以近代报刊史研究的共同语言为最多。两方面有不少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例如孙中山，我们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们则尊为“国父”。吴玉章同志是我们的革命前辈，也是他们那儿的老同盟会员和“早岁奔走革命”的人物。很多无产阶级的老革命家和报刊活动家，到他们那儿论资排辈起来，也不在他们的那些“元老”之下。又如对梁启超、康有为，对近代的一些优秀的报刊工作者，对汪精卫、刘师培一类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败类，我们和台湾同行之间的褒贬也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些都是国共两党“史前时期”的事情，不牵涉后来两党发生矛盾分歧的那些问题。因此，在今后大陆和台湾之间新闻学界的交流活动当中，近代报刊史方面是可以起一点打前站和带头的作用的。从台湾最近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看，除了台湾当地的报刊材料外，近代海外华侨报刊的材料，他们掌握得比我们多，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许多重要报刊的原件，解放前他们带走了一些，也有不少是我们这里所没有的，但总的说起来，毕竟还是没有我们丰富，一旦有了交流的可能，就可以首先从交换近代报刊史的研究资料、报刊复制件和有关的论文着手，同时，还可以开展互访、举办展览和安排座谈等活动，为双方新闻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繁荣和台湾的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做一点贡献。

以上谈的是有关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下面谈一谈对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各地地方新闻史的研究

对各省市新闻研究所和各地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同志来说，开展这项工作可以扬长避短，可以较快地出成果，因为不论看报、查资料、找人调查等都比较方便，容易发挥优长。实际上，中国最早的报刊史著作就是地方新闻史。如1917年出版的《上海报业小史》，就是专门讲上海地区报纸的历史的。30年代柳亚子当上海通志馆馆长时，也很注意抓上海地方报纸历史的研究，胡道静搞的三本新闻史著作《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新闻事业史的发展》，就都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此外，蔡寄鸥写过《武汉新闻史》、项士元写过《浙江新闻史》、管翼贤办的中华新闻学院编写过《北京报业小史》，等等。可见，解放前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解放后，这方面的工作也有所发展，1959年彭真同志领导搞北京地方志的时候，就抽出了一部分力量搞了《北京报刊史》，可惜没有付印。目前，湖南、湖北、甘肃、广东、陕西、黑龙江、安徽等地，都有一部分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的已搞出了成品或半成品。这是很可喜的事情。希望得到重视，得到支持。各地的地方新闻史搞出来以后，一个多卷本的中国新闻业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加强建国以来30年的新闻史的研究，也就是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

这一段时期严格地说，已经不止30年了，而是32年了。对现代新闻史的研究，解放后投入了不少力量，也出了不少成果，现在还在做增订工作。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两校新闻系的不少教师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还需要继续抓紧。但建国以来30年的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应该抓紧进行。过去总觉得1949年以来所涉及的都是现实问题，还不足以言史，现在不行了，一晃30多年过去了，原来属于现实的那些问题，也需要进行历史的总结了。目前史学界还有这么一个考虑，就是把近代史的下限，从1919年延伸到1949年。这样，建国以来的这30多年将要纳入现代史的范围，再不抓紧研究，以后就越来越被动了。当然，搞历史需要与现实保持一点时间距离，以便尽量做到“冷处理”，但也不能拉得太远。现在抓紧搞还为时不晚，而且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第一，有了决议，30年来的大是大非基本清楚，从事这一时期的报刊史研究有所遵循，不致茫头无绪。第二，这30年来的事，大家都亲身经历过，情况熟悉，找人、找材料都比较方便，第一、二手材料也很完全、丰富，不会搞无米或少米之炊。

三、加强重大宣传战役的研究

军事院校有专门研究战史的班子，对每个大的战役部进行专门的研究；新闻战线也有不少大的战役，也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其中，远的如戊戌维新时期的宣传、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五四运动时期的宣传、建党时期的宣传、“五卅运动”时期的宣传、北伐战争的宣传、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近的如反右时期的宣传、“大跃进”的宣传、“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等等。都有很多得失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应该投入适当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可以和前面提到的那两项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为前两项工作提供预制构件和半成品，也可以为多卷本的报刊史积累一点砖瓦。我们系的报刊史研究室已经决定抽一部分力量开展这项工作，为将来开专题课或选修课作准备，研究好一个就讲一个，讲得多了，积累得多了，教材的编写和增订的工作也就有了基础了。

四、加强对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

解放后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继续去做。除了那些特重点的报刊以外，一些次重点的报刊的研究工作也应着手开展起来。报刊史的研究需要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去攻克占领，需要不断地扩大阵地，才能取得较大的胜利。就拿近代报刊来说，《申报》有人研究了，《新闻报》是不是也可以纳入计划研究呢？《申报》有78年的历史，很长，《新闻报》有50多年的历史，也不短，而且在当时也很有影响。此外，《沪报》《中外日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七十二行商报》《京津泰晤士报》《益世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公理日报》《热血日报》《新中华报》《红色中华》《战士报》等等，各种类型的，有代表性的报纸，也都需要专门进行研究。这些报纸的个案研究做好了，写通史就不难了。当然，以上只是随便地举了几个报纸的名字，只要有力量，面还可以宽些。港、澳、台湾的一些报纸都可以纳入计划进行研究。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大够。台湾的《中国新闻史》有一章专门讲中共的报业，而我们的报业史却没有介绍台湾报业的章节，这是个缺陷。现在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了。

五、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

人物活动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外国的报刊史，所叙述的往往就是某些办报人活动的历史。我们在这方面历来十分谨慎，在已出版的报刊史教材中，办报人的活动往往写得比较单薄。其实研究报刊史，必须研究每一个在新闻战线有过贡献、产生过影响的报刊工作者活动的历史，他们的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们的文字风格，他们的新闻手法等等，都值得下功夫去研究。从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章太炎到于右任；从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瞿秋白到张太雷；从范长江到邓拓，所有这些人物的新闻活动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可以写传记，可以编年谱，也可以编暨南大学最近编的人物志一类的东西。去世的新闻人物要研究，目前还健在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有关材料也可以先着手搜集起来，以便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对一些精力充沛的老同志、老先生，也可以组织和鼓励他们自己动手写，像徐铸成的《报海旧闻》，他就准备一口气写它个五本，这样可以保存下很多宝贵的史料，对今后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是很有价值的。1959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号召政协的一些老人写回忆录，结果出了55本《文史资料选辑》。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项工作又被重视了起来，现在已出到77辑，还在继续出下去。要不是当年周总理抓紧了这项工作，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就白白地湮没了。去年，刘大年到东京访问《民报》旧址时，发现《民报》在两条街上都开设有门，他不敢判断哪个是当年《民报》的正门，于是写信给黄兴的儿子黄一欧，请他给鉴定一下，因为他小时候随黄兴在那里住过。不料收到的竟是湖南省政协发来的黄一欧逝世的讣告，时间也就差那么几天，从此《民报》的正门究竟是哪个，就无从考证了。为了及时保存下有用的史料，个人写的那些回忆文章的体例不必拘于一格。可以用孙玉声《报海前尘录》、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之类的写法；也可以用孙瑞芹《报业十年杂忆》、鲁莽《夜生活》之类的写法，只要能把有用的新闻史料保存下来就行。希望一些身体还好的老新闻工作者和老报人积极参加这项工作，为后辈留下一点宝贵的材料。

六、建立报刊目录学

中国的藏书家很多，各家都编有详细的目录，研究书籍目录的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已经成为一门学问。可是藏报的人较少，也没有建立起一门报刊目录学。如果有人问中国总共出过多少报纸？谁也答不上来。1961年出版的《全国期刊总目》收了19 115种期刊，但是并不完全。至于报纸，就更没有个准数了。最近上海的一些同志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能给予支持。在做这项工作时，面不妨宽一些，除了记录国内收藏的情况外，还可以把港、澳、台湾及世界各国收藏中文报刊的情况也包括进去。不少早期的报纸，国内已经无存，但还可以在国外图书馆找到。像美国哈佛大学就收藏了不少中文报纸。英国的大不列颠图书馆也收藏有不少罕见的中文报纸。他们还希望我们能派人去帮助他们整理。如果我们下大功夫把中国的报刊目录搞好，将历史上都出版过哪些报刊，这些报刊目前的收藏情况，都调查清楚，编出一部既完整又准确，具有一定权威的报刊总目出来，对我们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无疑地将会有很大的好处。

七、做好新闻史文献资料收集的整理工作

听说新闻研究所计划从今年起开始编辑出版新闻年鉴，这是件好事，我非常赞成。今后每年编这么一本，一年的新闻史文献资料也就大体上管住了，一些零星的史料也就不会再散失了。1980年以后的问题不大了，以前的零星史料怎么办？我看也需要做一些收集整理和辑录工作。可以考虑出一些新闻史方面的资料选辑，如报纸发刊词选，新闻工作文献选等。国外收藏的中国旧报刊资料的辑录、翻拍工作，国内新闻史资料的影印、复制交换等工作，也都可以积极开展起来，这样可以提高史料的利用率。

八、建立更多的学术园地

有了这样的园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就能及时交流，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能光靠脑细胞的活跃，更多的还需靠知识的长期不断的积累。因此，成果的及时推广和交流十分重要。目前各地办了不少新闻专业刊物，兼顾到普及和提高，我希望把这些刊物都办好，为新闻学的研究多提供一些园地。旧中国的新闻学刊物出过不少，但都是短命的，似乎没有一家是超过三年以上的，北京的那个《新闻学刊》算是比较长的，也就两三年光景，多数的刊物往往出了十期八期或三辑两辑就没有下文了。解放后情况有所改变。新闻研究所主办的专门刊载新闻史料和新闻史研究文章的《新闻研究资料》，从1979年到现在也已经出了三年了，我希望它长命百岁，不要成为匆匆的过客。这类刊物不大好办，专业性强，印数少容易赔钱，一般出版单位不乐意接，接了也不积极，因此出版的周期很长。我们教研室编了一部中国近代新闻史教学参考资料，50万字，1979年发的稿，现在还在出版社躺着呢。“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新闻学研究也要多几个“东君”，来支持新闻学的百花盛开。

九、加强学术交流

像今天这样的会今后还可以多开。会不一定都在北京开。也可以像全国运动会那样由各地轮流坐庄，这对各地的新闻学研究也是一个促进。除了常会、例会、一揽子会外，还可以开一点专业会。可以互访，互相邀请讲学等。生物学上讲究远缘杂交，认为近亲繁殖不好，学术研究上也有这个问题。国外培养研究生一般就采取交换的办法，本科学生一般都到外校去当研究生，这样有利于开扩眼界，活跃思想，对学术的交流和繁荣也都有利。当然学术上的交流要贯彻“双百”方针，不一定强求一致，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成理，成一家言，就应该受到尊重。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正确与谬误，让实践去检验。相对来说，新闻这门学科还很幼稚，更需要大家多扶持。

十、筹募一笔鼓励和支持新闻学研究的基金

国外目前有普利策新闻奖、有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旧《大公报》在1941年5月15日就曾得过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这个荣誉奖），这些奖都有一笔基金为之保证。在中国，1941年张季鸾死了以后，新闻界一些人曾经发起搞过一个张季鸾新闻学奖金，发了几次以后，因为通货膨胀，钱不值钱，就无疾而终了。解放后我们还没有设置过这方面的基金。台湾是有的。曾虚白等人编写的那本《中国新闻史》就是先从某项基金中申请到一笔专款，然后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收集资料，搞了两三年时间，才编写出来的。这种方式可以参考。因为有的科研项目需要较多的经费，否则就很难开展。广播学院这两三年收集了大量广播史料，中央广播事业局为此是下了本钱的，没有局里批准的那笔数量可观的专门经费，那一批资料就不可能收集到手，也无法整理出版。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教育费、科研费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毕竟有限，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力量。我们的多数报社还是赚钱的，在九牛身上拔几根毛总还是可以的吧。我在此作一呼吁，希望有力量的新闻单位能为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提供点物力上的支援，如果能募集到一笔基金为后盾，那就更好了。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有“十景病”，爱凑整数。我也不能免俗，凑了十条，聊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