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访日
1930年代的中国童子军运动实际上是青年爱国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爱国激情，倪家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支前工作中和“八·一三”日寇侵沪的前线慰问、救护伤兵，在难民收容所参与救济工作，以童子军组织的名义，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在上海人民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已为中国有识之士洞察。在大中学生中，日本侵华阴影也引起广泛警惕。但是日本有些人还鼓吹“日中亲善”，中国也有些人主张“睦邻相处”。倪家玺等爱国青年，决心去日本看看。是年暑假前，他们向校方提出假期中组织沪江童子军团去日本参观访问的要求，得到校长刘湛恩的同意和支持，并指定倪家玺为参观访问团团长。他受命组织了40名童子军，以“沪江童子军访日团”的名义，取得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并与日本驻华总领事馆联系，得到“东京少年团日本联盟”来电欢迎(7)。在启程之前还举行了一个星期的集中训练，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是年7月9日沪江童子军团共41人乘日轮“长崎丸”去日本。此事当时还属首创，颇引起各界注目，新闻界也大加宣传，上海《申报》发表了“沪大童子军访日”的新闻报道。访日团团员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12岁，从未出过国门，启程之日，家长和师友们都到轮埠送行，不少新闻记者到现场采访。家长到埠送行的有著名学者胡适、海军鱼雷舰队司令曾以鼎等，曾以鼎还将绣有“相期无穷”四个字的一面锦旗赠送给童子军访日团。
倪家玺当年21岁，率领童子军跨海访日，途经长崎、神户、大阪、奈良、横滨，谦仓、东京等地，由日本少年团联盟接待，参观了各地名胜以及工厂和新闻社等，还与日本少年团举行球赛和联欢文艺活动。每至一地，中国旅日侨胞也来欢迎、探望，有些侨胞团体还设宴招待，异国相逢，情意亲密。此行历时三个星期，舆论称之“播下了一颗亲善的种子”，倪家玺的组织才能和处事魄力，也受到了学校和家长们的好评。但他并不陶醉于此。日本少年团的热情接待和友好亲善固然令人感动，而对参观中的所见则有更多感触。如童子军团初抵长崎，团员上岸拍照即被禁止，数十架相机竟一无所用。他回想祖国门户洞开，外人自由深入腹地，为所欲为，无人过问，深感痛心；在各地参观时他又发现日本少年团组织十分普遍，不仅学校的青少年学生，而且工厂、大商店和集市农村都有少年团组织，训练较之中国严格得多。各地少年团联盟都由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全国联盟的理事长、副理事长都由伯爵、子爵贵族担任。他深深感到日本少年团的组织、训练，都大大超越了对童子军的一般要求。因而他回国后对国内舆论界阐明他去日本考察后的观点，认为“以两国童子军之联络，捐弃成人交恶之成见，而达到东亚真正之和平”的理想，似难实现，更不敢以此自负。于是他在童子军教练中，学课方面强调爱国主义内容，术课方面加强救护、通信等训练。他不仅在沪大童子军中受到信赖和拥护，且与其他学校和市商会童子军团都有广泛联系，在上海童子军组织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沪江大学童子军团长倪家玺
1931年他于沪江大学毕业，但仍担任童子军团长和教练的职务。是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东北全部沦陷。翌年1月28日沪战爆发。全市人民掀起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爱国运动。上海童子军纷纷投入募捐、输送物资，救护难民、抢救伤员等支前斗争。不少青年学生、童子军和工人组织义勇军，奔赴前线，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寇侵略。倪家玺在童子军支前中，亲自驾驶汽车运输支前食品及军需物资，活跃于抗日前线，受到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等多次赞誉。十九路军虽得到人民支持，后来又有第五军驰援，迫使日寇三易其帅，但蒋介石不予支持，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暂时结束了沪战。
倪家玺1931年亲自编《沪江童子军》
于右任(8)为《沪江童子军》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