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框架下的政治伦理
每一次的胜利，都让我们更远离和平，这正是目前情况的独特性……战争可能要一直打下去……去强迫订一个和约，让德国军靴的后跟踩在欧洲每个人的脚趾上——这是有违德国利益的。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自本世纪初起，巴特勒在继续耕耘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与酷儿理论的同时，开始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政治与伦理领域并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自我解释》《战争的框架》作为其研究转向的代表作，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我国在很短时间内即推出了这些成果的中译本（两部），并连续出现了多篇研究论文，对生命、框架与伦理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众所周知，巴特勒的这次理论转向是在“9·11”事件前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发动系列战争的大背景下完成的。在2003年夏季由汪民安教授主持的一次重要访谈中，巴特勒曾对参会的玛格丽特·布林、沃伦·布鲁门菲尔德等学者谈到过促使其研究转向的契机：
我个人感觉，就在9·11之后，出现了一种对“这些事件为何发生”的抵触情绪。《纽约时报》的一个社论作者曾表示，他不想听到任何“解释”，因为这些会被理解为“免罪”。我认为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不仅令人不解，而且非常危险。毕竟，人们可以、而且也的确谴责了那天发生的恐怖罪行，人们也努力做些什么以确保它不再发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样才能了解应当了解的一切。我感觉有的时候人们（甚至知识分子）倾向于相信，道德谴责要求我们麻痹自己对某一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思考、分析、考量的能力。然而，只有谨慎对待诸如9·11之类的政治事件，我们才有机会认清，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全球权力必须进行重新配置。
除了各种反智主义倾向的浮现，各类仇外乃至种族主义的公共话语及公共实践仍然阴魂不散。人们惊讶地发现，美国公民对伊斯兰世界甚至阿裔美国人社群的内部构成都知之甚少。
从巴特勒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促使其理论转向的美国社会环境：恐怖袭击引发了美国社会普遍的愤怒和仇外情绪，政府调兵遣将，大规模的、有可能失控的报复行为如箭在弦。在这个时候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被人为地忽略了，即对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进行理性反思和反恐战争的边界确定。随着民族主义话语的强化，政府各种监控审查手段的实施，“（美国）公众知识分子动摇了坚守正义的态度，也使新闻工作者背离了新闻行业坚守事实的优良传统。美国的国界出现裂痕，暴露出令人不安的弱点……”。简单粗暴的情绪化倾向引发了反智主义，在巨大的舆论和权力压力下，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似乎都要做出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美国代表公平正义，恐怖主义代表野蛮邪恶，对此进行的任何论证和反思都有同情恐怖主义之嫌。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巴特勒的以反战为主基调的系列政治伦理主张，显得弥足珍贵。
前边提到的三部专著都是巴特勒在多篇已发表的论文基础上组合而成的。其中《战争的框架》定稿时正值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个月以前，主要内容涉及脆弱不安的生命·可堪哀悼的生命；生存能力·脆弱特质·情感反应；刑囚虐待与摄影伦理：与桑塔格一同思索；性政治·刑囚虐待·世俗时代；规范粉饰下的闭目塞听；非暴力主张等，涵盖了“框架”和“生命的脆弱特质”两个关键理论概念，基本上集中代表了巴特勒“政治伦理学”的主要主张。
巴特勒声称，上述内容虽然主旨接近，但没有统一的论点，实际上明眼的读者还是不难发现其真实意图。美国发动的战争和以暴易暴的行为引发了作者的反思，解除或缓解痛苦、弥补受害损失以及安全感的获得未必只有军事打击和暴力报复是唯一途径，要走出恶性循环，必须另寻解决之道。作为哲人和文化学者，巴特勒试图分析发动战争的社会条件，即支持战争的民意如何被建构出来、如何维持下去并被大众普遍接受，最终战争是如何变成无可避免的合乎道义的“好事”。作者的反战主张也就存在于其中，重新思考社会纽带的错综复杂与脆弱不安，让暴力不再轻易发生，所有生命都受到同等关爱，让生命真正拥有尊严。
一、关于框架的概念与功能
顾名思义，“战争的框架”这个概念由战争和框架两部分组成。巴特勒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逻辑定义，而是将关注点聚焦于文化模式上，她认为文化模式管控着人们的情感倾向和伦理态度，并且对暴力行为进行区分、选择和框定，从而形成了特定的认知框架。
我们知道，所谓文化模式是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特有概念，20世纪中早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的出版，使这个概念成为学术界的关键词之一，一直沿用至今。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各种特殊的文化模式是各民族或国家的独特的文化体系，是由各种文化特质和文化集丛有机结合而成，各种文化模式内部必然具有自己的一致性。人的行动大部分是受文化条件的制约，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的行为都有部分受压抑，而部分受到重视和提倡，这种有个性又有整体行为的文化表现形态，被本尼迪克特命名为文化模式。也就是说，文化模式是由文化诸元素组成的整体，而人类可能产生的行为、范畴只能有一部分得到发挥或受到重视，互不相关的琐碎现象可以归纳为一个综合模式，人的行为背后往往存在着强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