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乙瑶教授的新著《诗与思的对话——西苏和巴特勒理论比较研究》即将付梓，受重托为之作序，倍感忐忑。何以忐忑？此书虽篇幅精干，看似简要，字数十万余，但内容厚重，理论多维，叙述纵横，读来有坠手之感，此忐忑原因之一。就我本人的研究领域而言，书中所论两位女性思想家，西苏和巴特勒，虽有涉及，但并非主要，况二者系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第二（三）波之代表人物，其作品的阅读难度，连女性哲人波伏瓦和女性文人伍尔夫也难以望其项背。换言之，研究其中之一就足以令人殚精竭虑，不能追步，而若将二人总而较之，掘其思想深度，见其异同，则即使费尽脑汁，也难以求其善。乙瑶新著恰知其难而挑战之，其勇气令人仰望，而若赘言以序，则恐力不从心，此忐忑原因之二。此外，乙瑶教授多年从事女性主义研究，对西苏尤有专攻，几年前曾有幸读其西苏专论，当时已觉后生可畏，虽老骥千里有志，也实难与其一比高低。今书中又添巴氏，其“思”之深邃，实为作序者理论素养之远不及。

如果说在专论西苏的著作《性别差异的诗意书写》中，作者从西苏“女性书写”的角度揭露西方父权制的运行机制，即任何利用男性话语涂抹和压抑女性书写的制度和行为，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了以西苏为代表的女性思想家自己开辟的新式女性书写，那么，在《诗与思的对话》中，作者意欲以西苏的“诗”会巴特勒的“思”，进而从二者“罕见的”一次“对话”中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共性，即对哲学的兴趣和关注：西苏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用碎片式、诗性的甚至是呓语式的语言论述深刻的哲学问题”，即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而巴特勒则由于其哲学的教育背景，“更加关注德里达、福柯、拉康等法国男性哲学家”，模仿男性话语“对哲学史进行过最深刻的批评性阅读”。用作者的话说，“两位女性哲人，一位展现了‘思’的深邃，一位演绎了‘诗’的奔放，但她们都以语言为载体，通过让语言向自我敞开言说，达到了海德格尔曾通过诗与思来表达的那种‘澄明的形而上的境界’”。

这里，作者似乎把西苏和巴特勒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论，因而给当代西方两位女性思想家在西方的哲学殿堂上找到了一席之地。我们且不说她们是否当之无愧，就本书所论主题而言，也即书写（且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书写）所不可或缺的语言而言，作者抓住了西方整个20世纪思想史发展的第一要素，即对作为人类思想载体的语言的研究。无论是新批评还是形式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其千变万化的理论交锋和思想论战最终都归结为语言（language）的问题。无论是卡夫卡的“法”，美杜莎的“笑”，还是安提戈涅的“声明”；无论是作家笔下象征性的“荒诞”，理论家笔下冷静的“质疑”，还是思想家笔下睿智的“颠覆”；最终决定其思考、推理和表达的，必定是语言；最终导致人们理解、误读和做出不同阐释的也必定是语言。语言是思维方式，语言是思想观念，语言是生存本身。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但也是束缚思想者的牢笼。语言是诗人情思的表达，但也是诗人的想象无法逾越的界限。语言是自然的、文化的、历史的，但也是统治者用以维护政权的最有力的武器，更不用说压制女性书写的男权社会了。就此而言，本书在论点、方法和视角等方面都凸显出20世纪理论发展的关键，并在西苏和巴特勒的书写实践中找到了最有力的说明。

表面上看，这样一个宏大精深的主题对于这样一部精干小巧的著作来说似乎显得有些沉重。然而，一部书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在于它对于某一论题是否有精到而全面的论述，而在于它是否能给读者留下有待深刻思考和持续研究的话题，开启更加深入的话语传统，进而为文明的发展贡献一二。我认为这正是本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惶于时间的“暴政”，权以此未尽之言敬献读者。是为序。

陈永国

2017年10月于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