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天生是个旅行者，想去一切地方，亲眼看看所有事物。五六岁时我最清晰的记忆，便是一天早晨我写下——既不是歪歪斜斜也不是匆忙潦草，而是非常小心认真地写下：“亲爱的母亲，你是多么美丽，我爱你。再见。玛莎。”我找来一枚图钉，把信钉在楼梯最上方的柱子上，然后不声不响地从大门离开，什么也没带。我故意沿着街区一路往下小跑——我早就想这么做了——偷偷爬上给我们送冰块的人的货车，盼望着可以去到离圣路易斯很远的地方，在世界某个角落停下来。
那个漫长夏日的白天，我一整天都藏在车里，兴奋极了。偷乘货车的激动是一部分，加上是独自一人秘密地离开，但更多的兴奋来自透过货车车厢裂缝看到的陌生景象：工厂，居民区，乃至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无边广阔天地，是我从未见过或猜到的。我高兴得甚至忘记了饥饿，直到傍晚时分，森林山公园忽然映入眼帘，我才明白过来，我们的路线不过是环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大圈。
人生首次独自旅行怪让我失望的，但不管怎么说，它奠定了我今后的方向。我是个旅行者，就这样。到二十六岁时我已经踏足过欧洲大部分土地，在三大洋裸泳过，认识了外交官也见过了激进分子。大学无法继续提起我的兴趣，于是我退了学，自己找出路。似乎我必须要做的不仅是行动起来，去感知事物，我还要活出自己的模样，过属于我自己而非他人的生活。
但在1936年1月，母亲来电报让我回圣路易斯，说父亲病了。我乘火车回家，一路上紧张地将大衣口袋里的电报撕成小片。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小心翼翼，不让人看出她的担忧。但就算是电报里匆匆发出的几个字，还是透出了紧张和焦虑。我不知道会见到怎样的她，还有父亲，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面对他生病脆弱的样子，面对事情本来的模样。
母亲埃德娜永远是我夜空里的北极星，世上没有谁如她这般善良。她一直是个热情而智慧的好人，将一生奉献给了对妇女权益的支持。无论对事、对人还是事业，她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宣传、游行和社区演讲从未影响她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每天晚上，只要听到父亲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无论手上在做什么事都会停下来，急急下楼迎接正好走进家门的父亲，他将灰色毛毡帽挂在木制衣帽架上，然后亲吻她。
这样的悠久惯例是他们的夜晚仪式，是两人之间的温柔时刻。但它也像对未来签订的一个承诺，承诺无条件地相互扶持走到尽头，承诺未来的每一个吻。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每晚都能毫不费力地去门口迎接，显然时间也和她串通好了，特意慢下来，让她可以停下一切事情，在门打开的那一刻出现。但我当然是弄错了。坚持这件事让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意志力。还有抉择与决心。是其他东西的倾覆，才令她能够日日出现在门口。它们确实倾覆过，只是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见声响。
我的父亲乔治·盖尔霍恩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知名产科医生，同时忙于两所医院的医务工作和教学，拥有着热情洋溢又无可挑剔的处世方式。他是那种从乔治·艾略特的小说里走出来的顶梁柱式父亲，一丝不苟地经营着家庭，像瑞士表的运转机制一般精确无误，对待病人和其他事情也是一样。
他的书房摆放着成千册书籍，按字母顺序排列，书脊完美地对齐。他每一本都读过。我还是小女孩时，觉得他了解所有能够了解的事物，这其中也包括关于我的一切。也许那便是为什么我永远在努力取悦他，赢得他的认可，想成为在他眼里闪烁着期许和可能的女儿。或许对真相让步成为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那个女儿当然不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出现。
在圣路易斯联合车站，我雇了一辆车去麦弗逊街。我下了车，站在锃锃发亮的大门前停留了好长一会儿，幻想着逃离而不是进去面对现实。上一次回家时，我和父亲起了激烈的争执，回想起他的话我仍旧忍不住畏缩起来。而现在他却生了重病，可能不久于人世。
门开了，是母亲，她看着我，仿佛觉得我丧失了知觉。“玛蒂！快进来，会重感冒的。”
她把我揽进怀里，单是她的气味便卸下了我的心防——薰衣草香水，擦脸香粉，上好的亚麻……她留存着我人生的每一时刻，两周一次的舞蹈，星期六早餐，她洗澡时轻哼的调子，她温习脑海中的演讲内容；只有我俩的午饭野餐，在克雷夫科尔潺潺的瀑布旁，我在那儿祈祷她永远不会死去；还有坐在门廊上的夜晚，灯光渐暗，我们将打开的书倒扣在膝头，白色飞蛾困在纱门上。
我站在铺展开的深红色波斯地毯上，回忆如开闸泄洪一般，在这同一张地毯上，我曾和兄弟们玩了无数弹珠游戏。所有曾经走过的路，所有成为我自己的努力，在这里都不重要了。这里一切还是原样：桃花心木家具，艺术品，书架上书的摆放位置，墙壁发亮的乳白色，阳光透过楼梯平台的彩色玻璃窗的质感，通通没变。仍是童年的那束光，我还是过去的我。
“他怎么样？”终于平复心情后，我问道。
“明天才能进一步知道情况。”她憔悴的脸紧绷着，使人不忍心看，却也不忍移开视线。她仍然是个美丽的女人，且会永远美丽下去。但我看到她矢车菊般颜色的蓝眼睛周围和下颌轮廓，无不刻满了忧虑和整夜无眠的印记。她总是盘得很低的头发已经变白、稀疏，珍珠项链下的深蓝衬衫也起了褶皱。
我不想问医生有没有提及癌症，也多少问不出口。从康涅狄格州出发到这里的一路上，这个词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内，沉重而锋利，但我忍住了，静静地跟着母亲去他休息的房间。穿过长长的过道，经过写字桌，圆镜，沉重的吊灯，每件我所熟知的物品都如抛下了锚一般坚固地待在它们应在的位置。楼梯下的一隅放着三角钢琴，装饰着涡卷纹样的谱架上是某首肖邦夜曲的乐谱，虽然自从我的弟弟去弗吉尼亚州读医科学校后，已经多年没人弹过它。
“阿尔弗雷德会来吗？”我问。
“他能抽得出空的话，周末会来。毕竟新一轮的课程刚刚开始。”
我等着她说起乔治和沃尔特，我的哥哥们。他们两人都住在东部，结了婚，孩子还小。如果他们也来的话，那真是和我预期一样糟了。但母亲只是一味往前走着。
上了楼，兄弟三人童年的房间早已被用作客房，而三楼屋檐下我的房间，则如时间胶囊一般仔细地保存了一切。我盼着待会儿可以逃进房间里，但现在还是要面对眼前——我的父亲像记忆中一样瘦削，皮肤被黄色的床单衬得几乎呈灰色。他倚着枕头，合着眼，但没有睡。
电报里说胃疼让他受尽了苦，医生将给他动手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如何向我们隐瞒了那么多年，竭力不让任何人包括母亲看出他的症状和疼痛，因为他猜测自己活不长了。他经年累月的沉默，终于让状况走向了恶化的极端。
“玛蒂来了。”是母亲的声音。
他睁开了眼，微笑使他的嘴唇绷了起来。“玛莎。”
我忽然觉得自己变得那样渺小，这里有两个我，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是他希望能代替我的那个她。两个我都深爱着他，但从未能说出口。因为和亲情并道而行的还有气愤，我盼着能伤害他，又盼着能永远将他拉近。
母亲催促我上前，坐在挪到床边的椅子上，然后她自己坐到了窗边，打开报纸。我拉起父亲的手，他的手瘦骨嶙峋，满布血管，但却是暖的。上一次握住他的手，已是何年何月？
“我会完全好起来的。”还没等我说话，他先开口道，“我的外科医生是圣路易斯最好的。”
“我以为你才是圣路易斯最好的外科医生。”
这是句冷场的玩笑话，但他还是为我露出了笑容，紧接着是一阵痉挛，越来越严重，他的脸都扭曲了。我不得不将目光挪开，落在任何一个别处。等疼痛终于消失，父亲躺在那儿喘着粗气，他喝了些水，说：“我在读你的书。写得很精彩。”
我看见他的床头柜上，放着《民困见闻录》的普通纸打印手稿，这是我努力的最新成果。我在圣诞节前不久寄给他作为礼物，虽然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因为我的第一本书他就没能读下去，而且亲口告诉了我，称其粗俗不堪。那是我在欧洲花了两年心血写出来的，全靠自己找到出版社，甚至拿到了一小笔预付稿酬。但倘若谁读到他那封措辞激烈的长信，里面是怎样一一列出对那本书失望的地方，肯定会以为我是靠黑市交易才能出版的。我笔下的人物轻佻，不检点，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费笔墨在这些上面，明明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人和事。《疯狂的追求》写了三个渴盼找寻自我的女大学生，她们四处旅行，带男人回家，染上梅毒，不然便是跌跌撞撞，在昏暗的电影中上演孤独的剧情。父亲明显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我自己的失败经历，虽然我本意是想向他展示那些精妙的对话，以及我对大海的描绘是多么令人拍案叫绝。
我一遍又一遍读着这封言辞尖刻的信，怒不可遏，恨不得用不堪的言语回敬他。但愤怒的背后是无尽的伤痛。一时，我把信揉作一团扔进废纸篓里，但那于事无补。每一个字仍然萦绕着我，钻进情绪翻涌的心底深处，在某个角落冒出浓烟，滴答作响，好像随时会爆炸。
不过这本新书完全不同，它写了一系列受大萧条严重冲击的人们的故事。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对社会做出些贡献。
“你真的喜欢这本书？”我问他，还是掩饰不住声音里的哀怨。
“当然喜欢，有许多地方写得让人难过。而且我猜，你上一本书受到了那样的评价，要想签下这本书更不容易了吧。”他的语气不带任何恶意，就像谈论鸡蛋或者下雨一样自然，“不过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是很难，不过我不会放弃。我不能接受努力做了无用功。”
“你当然不会放弃的。”母亲说道，站起身走到床尾，“我们盖尔霍恩一家可不是缩头乌龟。而且听好了，我也觉得这本书不可思议。你把人物写活了，我感到他们无比真实。”
“谢谢。”我说着，心里却有无数矛盾情感在斗争。我希望父母为我骄傲，重视我，同时又希望没人管我，完全只靠自己认可自己。那是我无论如何一直想要跨越的障碍。
“我们六点钟要准时赶到医院。”母亲提醒道，一边向我伸出手。我牵起她的手，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让你父亲好好休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