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战车——与司马迁一起面对黑暗

灵魂的战车——与司马迁一起面对黑暗

引子

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即公元前98年隆冬，莽苍苍八百里秦川，寒风凛冽，冰封雪飘。这样的天气，寻常百姓人家大都关紧柴门，偷闲在家，或围于炉前共享天伦，或邻里间把酒闲话，怡然悠然。

不过，在韩城芝川镇西门塬一个复姓司马的祠堂里却争得面红耳赤。他们的争论跟这个宗族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曾给这个宗族带来过荣耀，是大家的楷模，而眼下这个人欺君罔上，犯了罪，死罪。重要的是，也许会有灭门之灾，甚至连累宗族。

族长急召宗亲商议，议题是如何保全宗族血脉。有人提议将复姓司马拆开，司，左边加一竖，单姓“同”，马字左边加两点，改姓“冯”。这一提议立即在司马祠堂里炸了锅。支持和反对者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争论来争论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族长长叹一声说道：“愿意改姓氏的就请离开祠堂吧。但自己要记着，你们永远是司马姓氏的子孙！”

工夫不大，司马姓氏子孙已离去过半，还有一些东张西望，犹豫不决。族长摆摆手，于是，剩下的宗亲也一个个相继离去。独自面对突然空荡的司马姓氏祠堂，族长紧闭双眼，任凭浊泪不断滚落。他没有擦拭，而是慢慢跪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待有人发现时，司马姓氏族长已气绝身亡，仍然保持着跪立的姿势。

与此同时，这个犯下死罪的48岁司马姓氏男人，没有按照汉代法律，或选择大义凛然的死，或选择拿50万钱赎罪，而是选择了更为残酷、更为屈辱的刑罚——他面无愠色、神情淡定地走进蚕室，接受了宫刑。

从此，他断绝了做男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他辱没了妻儿、辱没了先人、辱没了宗族！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历史作家难道真的这样贪生怕死、毫无骨气、甘受其辱？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仅仅是为了著书立说，流芳千古？

他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巨大摧残，写下的是怎样一部历史著作？

后来，他在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死，的确可以结束这一切。但此时选择死，就是向残暴权力屈服，就是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彻底抹杀。“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这封信就是后来著名的《报任安书》，他信中对朋友任安几乎是大声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此书最初书名叫《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后来——民国初期有个叫鲁迅的作家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再之后，还有一个叫刘金星的男人，翻检了大量史料之后认为：这是一个有权势的男人（君主）和一个有理想的男人（作家）精神和生命的对决。武帝刘彻和史官司马迁共同完成了人类历史的极致。

但，历史没有赢家。司马迁拖着自己的残缺之躯记载了三皇五帝以来，乃至这个有权势男人家族的全部历史，历史却很少记载他。

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是这样记载司马迁的：“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寥寥数语，就把司马迁跌宕起伏的生平履历囊括了。简洁明了，却无法让后人感受一个知性的、立体的、血肉丰满的司马迁。因此，在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卷中，《史记》名气很大，真正了解司马迁的人却很少。跟我们这代作家恰好相反，作家名气很大，其作品却鲜为人知。因此，这个叫刘金星的男人，现在决心走进他，感受他——与作家司马迁一起拥抱黑暗……

一

龙门古为陕西韩城的代称。这个代称据说跟韩城龙门山有关。当年大禹为治理黄河水患将龙门山凿开，一分为二，横跨黄河，两山隔岸相守。地理环境的突然改变，每年都有许多鲤鱼游集于龙门山下，跃上跃下争跳龙门，很是壮观。鱼跃龙门，过而为龙。李白还专门为此写过一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龙门山在韩城人心目中，充满了神话和神秘色彩。大家熟知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于此演绎而成。后以“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再后来，因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又被人们喻作逆流前进、奋发向上之意。

话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二月初八卯时，距龙门山不远的芝川镇，一个复姓司马的人家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哭声嘹亮，响彻龙门山。

只听有人满心欢喜地喊道：生了，生了。是个男孩！

祖父司马喜闻讯竟喜极而泣，热泪交并。父亲司马谈则高兴得像个孩子在院子里手舞足蹈，以致有人唤他都没有听到。唤他的是芝川镇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接生婆韩高氏。韩高氏提醒司马谈进屋看看孩子。随后嘟囔说，她接生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嗓门这么高，哭起来没完没了的孩子！

是的，这个紧闭双眼，还没看到世人面目的孩子，刚刚落地，就开始了长久而响亮的哭泣。他的急促的哭声，给这个喜悦的家庭带来了些许不安——但他毕竟来了。司马府久已盼望的首子终于来了。《易经》有云：“君子以见喜则迁。”因而，给这个孩子取单名一个“迁”字。

二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父亲司马谈还未出仕做官，在芝川镇以耕牧为业。但司马祖先毕竟是书香门第，世代为官。他的远祖在周代为史官，七世祖司马错为秦国蜀郡太守，五世祖司马靳为秦国大将白起的都将，四世祖司马昌是秦皇嬴政主管冶铁的大臣，曾祖司马无泽是汉初长安市长，祖父司马喜官至五大夫。到了父亲司马谈，虽说尚未出仕，却学识渊博，立志出任史官，献身于史学事业。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农耕家庭。司马喜耕牧之余，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势必会对童年时代的司马迁产生重大影响。汉书《司马迁传》说他10岁通古文，的确不假。

司马迁天资聪颖，6岁入学之前，在父母的精心授教下，就具备了相当牢固的古文基础。入学后在课堂上所提问题老师常常不能作答。两年后，在全县五所书院考生会考中，司马迁一举夺魁，名列榜首，得奖银二十两。司马迁不仅过目成诵，能记善背，而且文思敏捷，出口成章，令人交口称绝。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童司马迁的名气，很快传遍了芝川镇、夏阳县，乃至龙门山。但司马谈对儿子寄予的希望还不仅限于此，他希望司马迁学富五车，将来继承祖业，出任史官，为史学事业做贡献。因而在司马迁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教授他学习以历史为主的知识，如《左传》《春秋》《国语》等古代史籍。在汉朝，想步入仕途，不仅要能背诵一些制度条文，能理解、发挥这些条文的意思，而且还有严厉的文字制度，会八体的书写，这样才具备推举做官的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司马迁的影响日益加深，尤其司马谈后来所著《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言简意赅、见解精深的评述，为司马迁日后献身史学研究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司马谈做了太史令后，很快把儿子接到长安求学。汉朝经历高、惠、文、景四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强盛。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区中部和南部为宫殿、官府和贵族官僚的“北阙甲地”，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部为工商业区，有东、西九市。北边的一部分是一般居民区。“北阙甲地”宫殿耸立，鳞次栉比，金碧辉煌。尤其是长乐宫、未央宫、桂宫，还有正在修筑的北宫、明光宫、建章宫、武库以及上林苑、昆明池，都显示出汉朝的强盛发达。最重要的是京都长安，文化名流云集，还有“金匮石室”的国家图书馆，馆藏古往今来大量图书和秘籍，可方便拜师请教和查阅典籍，这一切，无疑为司马迁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司马谈清楚，要想使儿子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就得敦促他多读书，学会读书。学会读书，就必须有名师指点。因此，司马迁来长安不久，便带他先后拜访了董仲舒和孔安国，后正式加冠拜师。

董仲舒为一代儒学大师，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说，正与坚持黄老思想的司马谈观点相左，却要让儿子拜他为师，由此可以看出太史令司马谈的眼界和心胸——学术和政治（统治阶级思想）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他在整理古籍古史过程中，常感叹自孔子之后，史事零乱，无人著述，因而著述历史逐渐成了司马谈最大的心愿。尽管自己思想上与统治思想相悖离，也并没有使司马谈放弃献身史学的理想。他相信儿子，希望儿子向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在史学上有所建树。

作为学生的司马迁自然会耳濡目染接受董仲舒的一些思想，但是并没有在他心中占主要位置，乃至在他后来的著作《史记》中，也只把《董仲舒》归入《儒林列传》中；而鲁都曲阜人孔安国，是孔子第十二世孙，也是经学大家，以今文校读《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闻名。现奉诏作《书传》《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书。司马迁主要向他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

几年以后，在良师的指导下，勤奋刻苦的学习，使司马迁的古文治学日渐精进，学术功底日渐深厚，并很快远近闻名，成了都城长安年轻博学的才子。少年得意，年轻气盛，也多少有些自负。有一天，两位经学大师当着司马谈的面一番夸奖之后，少年才子司马迁自负的心里有些膨胀：“自拜二位鸿儒为师，重新学习了《春秋》与《尚书》之后，犹若井蛙见天，豁然开朗，随之也就野心勃勃起来。于是我想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可与《春秋》齐名，可与《尚书》相提，书名姑且叫《史记》如何？”

司马谈立即打断儿子严肃地说：“乳臭未干，好不狂妄！”随后又说：“潜心研史是对的，欲写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单凭读万卷书，远远不够，有道是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还必须考信核实，具体实践！”

董仲舒和孔安国十分赞赏太史令的见解和主张。最后三人商定，让司马迁走出书斋，漫游山河，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体察民情，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仲春，20岁的司马迁暂时停止了对古文、经传的攻读，告别亲人，走出家门，开始了历时两年多遍访名山名川、考察风土人情、搜集史料的漫游生活。

三

汉书《司马迁传》为我们提供了司马迁出游的地点，却没有详尽说明在长达两年余的时间里，司马迁一路走来都考察了哪些风土人情，搜集到了哪些史料，心灵受到哪些震动与人生醒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史上几乎都没有记载司马迁这次出游的艳遇。与杨文卿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世间一段美好的姻缘，这自是后话。现在我们跟随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最后满载而归。武帝刘彻龙心大悦，遂提拔司马迁为郎中——司马家族又一颗史学新星由此开始走向仕途。不久，“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25岁时，他奉诏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尽管史书记载文字寥寥，却使我们从历史缝隙中，看到了或感受到了一个怀抱崇高理想的青年才俊，在这万里长途跋涉中的故事和年轻生命的律动。

话说司马迁在十里长亭与父亲司马谈话别后，并没有急着出关，而是逗留几日，游览了三秦名胜，访鸿门，考察阿房宫遗址，凭吊黄帝陵和秦始皇陵墓，而后来到华阴境内的三河口。滚滚渭水自西而来，滔滔洛河从北而至，二水在芮乡相汇，合流而东在风陵渡汇入黄河。三河相汇，泾渭分明。然而，在这里司马迁的感情却无法像渭水和泾水那样分明，心中的潮水夹裹着泥沙如黄河般奔腾咆哮！何故？自然是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与风姿绰约的渭水才女偶然邂逅，心与心相撞，情与情相融，迅速汇成了波涛翻滚的爱情江河。

青年才俊司马迁自不待言。杨文卿则是八百里秦川远近闻名的儒学大师杨敬尧的女儿。杨敬尧潜心学问，效法孔孟，以淡泊名利著称于世。其女杨文卿自幼聪慧睿智，过目成诵，杨敬尧将其视为掌上明珠。他们二人，可以说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杨文卿的出现必将为司马迁的漫漫征途涂抹上炫目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她将会成为这个有志青年的最佳伴侣和日后编撰《史记》的坚定的支持者。

后话少提。司马迁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杨文卿，踏上了南下的漫漫征程。出武关，经宛、襄阳，至江陵渡江。从南郡渡江后，东去会稽，探禹穴。会稽山位于现在浙江绍兴县的东南，据说大禹做了部落联盟首领之后，曾经在这里约集各部落头领，对各头领的功劳进行评定，会稽山因此而得名。会稽山上有一孔洞，禹死后葬在这里，人称之“禹穴”。禹穴就是禹陵。但司马迁考察的结果证明此穴不是陵，而是井。

司马迁在这里搜集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和传说，比如，发生在这里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他还找到了秦始皇当年立的石碑，并把碑文完完整整地抄录了下来，成了他日后撰写秦始皇事迹的有力佐证。之后，司马迁西返苍梧之野，窥九嶷。九嶷山在零陵郡营道县（今湖南宁远县）境内，这里埋葬着舜帝。山上有斑竹，远远看去，像点点泪痕洒在竹竿上，据传是当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的血泪化成的。舜即位后任用贤人，让禹去治理水土，让契管理人民，让益掌管山泽，让皋陶做大理。一一安顿好以后，舜便继续南巡。但这次却病死在了南巡途中。于是娥皇和女英沿一路哭着寻找舜的葬身之地，历经千难万苦，终于找到了舜的安葬地——九嶷山。娥皇和女英悲痛交加，对着满山的竹子放声大哭，哭啊哭啊，泪水牢牢地印在九嶷山上的竹子上，斑斑点点，当地人称为斑竹。这自然是神话传说，因为上古时候，无文字记载，其历史多来自神话和传说故事。这就为司马迁以后的写作打开了想象空间。《史记》因史实而确凿，因传说而瑰丽！

司马迁从苍梧之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长沙是楚先王的始封之地，城西的湘江东岸有先王的古城遗址，宫殿、太庙等建筑的基础尚清晰可辨；城西南岳麓山下先王的陵墓尚在，古坊、石兽犹存。司马迁凭吊了楚王遗迹之后，来到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下。这里是屈原最后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司马迁在汨罗江边徘徊许久，心情十分沉重。滔滔的江水是否还记得这位伟大的诗人？两岸匆忙奔波的人们是否读懂了诗人那旷世之作？《离骚》《天问》那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绚烂的文采、完美的韵味，好似江岸传来的那幽怨的独箫声，在年轻的学子心中泛起层层的涟漪。各种复杂的感情荡涤着他的心胸；对屈原的敬慕、同情；对楚怀王、顷襄王的指责、不满；对靳尚、子兰等人的愤恨，还有对历史的感叹等等。司马迁又想起父亲的叮咛，想起父亲对他的期望，他立志继承父亲事业的信念更坚定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开了汨罗江，司马迁又凭吊了贾谊的遗迹，然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越湘南辗转到湘西，顺着沅水而下，沿着长江东行，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漫游吴越。庐山，一称匡山或匡庐，相传殷、周间有匡氏兄弟结庐隐居于此而得名，在今江西九江市南部，耸立于彭蠡泽（今鄱阳湖）畔，长江之滨，为古老变质岩断块山。

司马迁下了庐山，向东北上姑苏，望五湖（今之太湖），观春申君宫室。姑苏山下曾经是吴国的都城，山上阖闾曾筑有姑苏台，其孙夫差又于台上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相传这建宫的栋梁就是越王勾践派大夫文种送来的。后来吴为越所灭，整个姑苏台并春宵宫，被盛怒的越军付之一炬，如今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当年吴越争霸的鼓角声似乎还在脑际迂回；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姑苏山下高举的反秦义旗，还在猎猎飘扬；历经了百年风雨的春申君黄歇故城和宫室，还依旧透露出一种豪门贵族的华丽之气。围绕着姑苏台、春宵宫和馆娃宫，司马迁居姑苏数日，四处采撷、搜集传闻逸事、传说故事，将其连缀起来，便构成了吴越争霸的历史。

之后，司马迁继续渡江北上，来到了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这里曾是秦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在这里，他听到了不少淮阴侯韩信的故事。韩信本是淮阴的一个流荡青年，贫无以食。秦末动乱，先投靠项羽，未得重用，又投奔刘邦，仍未被重用而逃离，后经萧何推荐，举为大将，一步一步，为刘氏江山铺平了道路，也实现了自己宏伟的政治目标。韩信功高震主，却不知韬光养晦，而又恃才傲物，最后被夷灭三族。如此英才，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令人唏嘘慨叹！

司马迁怀着种种复杂的心情离开淮阴，继续北上。渡淮、泗，涉汶、济，直抵齐都临淄。自西周时期，临淄便是齐国的首都，它是当时最繁华的名城。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就是说，临淄城大城小城相套，大城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郭城，小城是国君料理政务及其居住的宫城。如今的临淄城，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风貌，小城内的宫殿巍峨，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金碧辉煌；大城里街道纵横似棋盘，宽阔整洁，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店内货物琳琅满目。长街之上，车水马龙，往来行人，比肩接踵。循街而行，处处弦歌，人人昂扬。这些尚武、旷达、重功利的齐文化特点，为司马迁日后《史记》撰写齐人齐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准备。然后，他南返直奔鲁都曲阜——一代圣贤孔子的故乡。曲阜是古代的文化中心，历代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到这里朝拜，也自然是司马迁景仰的地方。司马迁专门跟董仲舒学过孔子的《春秋》，对孔子，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首先朝拜了孔庙与孔林。孔庙是孔子生前的居室和弟子们的住所，里面陈列着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等遗物。孔子的学生总共有3000多人，其中有72个成了很有名的贤人。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为他守孝三年，仍然不忍心离去，于是干脆搬到孔墓附近住，后来一些儒生也搬了来，渐渐有了几百家，人们把这里就叫作孔里。每年到了一定的时节，孔子墓前就挤满了前来祭祀的人群。人很多，但绝少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人人彬彬有礼，个个相互谦让。各地的儒生也经常到孔子的墓前演习饮酒和射箭等古礼。孔子68岁返回到鲁国，开始了《诗经》《尚书》《易经》《春秋》等古籍的整理与编订工作，直到去世。

由峄山向南，司马迁辗转来到了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田文的封地薛县（今山东藤县东南）。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与曲阜一带很不相同的民风，曲阜民众深受孔子遗风的影响，重视礼节，温文尔雅，但薛城的民风却比较强悍，有不少暴戾的行为，让司马迁一时接受不了。司马迁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就向当地的老人们求教。老人们告诉他，很久很久以前，薛城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相互之间相敬相亲，十分友好地相处，后来孟尝君十分好客，吸引了天下大批人士来投奔，来者不论是仁义之士，还是偷鸡摸狗之辈，孟尝君一概收下，有些做了坏事的人，也到他的门下逃避法令的惩罚，不法之徒投奔到薛县的竟有6万多户，这就使得当地的民风大变，成了现在这样。传说中的孟尝君好客自喜，果然名不虚传。

下了峄山，司马迁在乡间小店里整理他出武关以来数月来的考察成果之后，不辞辛劳来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彭城是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也是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的战场，历史上许多事件都与这个地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因长期奔波，风餐露宿，司马迁积劳成疾，来彭城不久便病倒了。店主心地善良，为他请来了当地老中医诊治。没想到这次邂逅，竟是天赐良机。这位年过百岁的老中医是项羽的后裔，名祖燕。燕者，楚之名将项燕也。司马迁从祖燕口中了解了许多项羽青少年时期及起义初期时的珍贵资料。项羽年轻的时候，不爱读书习字，亲友们大伤脑筋，干脆送他去学习剑法，项羽也不好好地练，叔父项梁很生气，项羽却说，读书习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学剑只是为了防身，斗一两个人可以，与万人争斗就派不上用场了，也不值得学。我要学能统御千军万马的本领！

司马迁不禁为项羽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而感动，也为后来欲以武力平天下，只有莽夫之勇而缺乏谋略的项羽表示惋惜，更对项羽的悲惨结局产生了深深的同情。项羽只能算做豪杰，而不能坐位天下、治理四方。后来在《史记》里司马迁对这位英雄豪杰着墨最多。

彭城附近的郡县，也是史迹较多、史料颇丰的地方。比如，彭城西北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和丰县（今江苏丰县），是汉高祖刘邦及其手下许多文臣武将的故乡，也是带领他的哥们起义造反的大本营。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就出生在这里。萧何当年是丰县沛狱的主吏，经常资助刘邦，后为刘氏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并一生矢志不移地追随刘邦；曹参原为秦朝低级官僚，后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建立汉家王朝后，被提拔为丞相；周勃足智多谋，不仅为高祖建功立业，还辅佐汉文帝平息汉室之争；樊哙是卖狗肉出身，后随刘邦四处征战，特别是在鸿门宴上因救驾于沛公刘邦，而声名鹊起；夏侯婴原为刘邦的“司机”（驾过车），后来被封为汝阴侯，人称“滕公”。而刘邦年轻时是一个浪荡子，后来当了泗水亭长，仍然不务正业，常和一些贩夫走卒饮酒作乐。这样一个好说大话、蔑视官吏的无赖，在公元前209年，由于陈胜、吴广率先举起义旗，为他提供了样板和时机。他斩杀沛令，召集人马，迈出了他宏伟大业的第一步。在这里司马迁不仅了解了刘邦及其部属们鲜为人知的趣闻逸事，还获得了大量的“金匮石室”正史中无法记载的真实故事，如陈涉少为佣耕有鸿鹄之志的慨叹，刘邦青年时的种种无赖行径，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下邳，陈平为社宰，周勃织薄曲，韩信贫少时受胯下之辱等，后来这些都成了《史记》中的最精彩的篇章。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元朔四年）岁末，司马迁结束历时两年的漫游考察，满载而归，从大梁返回都城长安。这耗时两年多的漫漫征程，期间的艰辛与困难已经无法用文字描述了。我们似乎看到了青年司马迁满身的征尘，满目的倦容；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子的执着与坚韧！

在返回长安觐见了武帝之后，司马迁便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整理两年来的考察资料，总结经验，开始构思《史记》的写作。当然也没忘记途中艳遇，天赐良缘，他恳求父母托媒人，下聘礼，尽快把杨文卿迎娶回家。

四

公元前124年，即司马迁远游归来第二年，22岁的青年学子被任命为郎中，以此为起点，漫漫的仕途生涯开始了。

汉朝郎官系统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郎中处郎官系统最低一级，但也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实领八十斛）。郎官均为皇帝侍从，虽分四等，但都可积资外迁，得为外朝各部门的长吏，出守地方为令、长。官虽不大，平常可接近皇帝，算得上是皇帝的亲信，被人们视为出仕的正途，是仕进的阶梯。

汉朝的郎中，一般来说有两种来源。元朔五年（前124）以前，只要是父亲的官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就可以被选做郎中。董仲舒对此曾提出异议，认为官宦子弟未必都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选举皇帝侍从需要慎重。后来武帝采纳了丞相公孙弘的意见：18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可以补博士弟子员，朝廷每年给出50个博士弟子员的名额给民间，这些挑选出来的50个博士弟子员，经过每年一度的考试选拔，成绩优秀的，就可以入仕做郎中了。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官为太史令，官俸六百石。因此说，司马迁是凭着真才实学先入选博士弟子员而正经通过考试争取到郎中这个职位的。

其实司马迁根本用不着这么复杂的程序。法律是人定的，何况还是一贯不拘礼数、率性而为的武帝刘彻，不就一句话的事嘛！的确，武帝在司马迁远游考察回来不久就想许以官位。

为完成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刚满20岁的青年学子司马迁，独自在外漂泊两年有余，最终满载而归，这件事曾在京城长安轰动一时，有口皆碑。此等非凡经历和勇气，非常人所为。武帝早已龙心大悦，再加上董仲舒和孔安国两位经学大师时常在武帝面前提及司马迁的非凡才华，以及执拗的秉性和做学问矢志不渝的精神，希望武帝能够提携重用。武帝早把自己所钦定的郎中入选律条抛到了脑后。选定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召见了司马迁，并表达了先提拔他为郎中再伺机擢升的美意。没想到这个不知深浅的少年郎却一口拒绝，真是少年狂妄。武帝有些恼怒，但听了司马迁的陈词，忽而转怒为喜。

司马迁先大礼拜谢陛下的隆恩盛德，然后说道：“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陛下倘颁旨命仆为郎中，恰如孔夫子之所言。回首以往，官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子与侄一人可为郎；家资五百万，可选为常侍郎，张释之、司马相如，皆以此为郎；李广、赵充国，皆出自行伍，善骑射，杀虏立功为郎；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等六个边郡的良家子，由郡国推荐为郎。上述途径，仆全不具备，何以能官为郎中！仆已过加冠之年，却无功于国，无惠于民，忽为郎中，岂不让天下议论，说仆凭仗皇亲国戚方步入仕途？如此，仆固然名声不佳，而对于国家和陛下，危害尤大，万民必说陛下任人唯亲，徇私枉法，陛下怎么能够有法御四海而制六合呢？国家既然从博士弟子中通过考试选拔郎中，仆便由此路而入仕。虽说博士弟子是选择孝悌子弟，由乡曲推荐到太常，太常审核合格方能入选，仆今尚非博士弟子，然董、孔两位大师既收仆为弟子，仆必能从恩师处学得应有的知识，届时前往应试。考取郎中，如愿以偿，为国效力；倘试不第，仆仍可耕牧之余，修身治学，完成修史之志愿，以报隆恩！”

武帝听了连连点头称是：“贤弟，果然有志气，难怪董仲舒、孔安国两位爱卿时常夸赞贤弟！”

行文至此，读者肯定心存疑惑：武帝刘彻因何称司马迁为贤弟，皇帝究竟跟司马家是什么关系？笔者觉得有必要解释清楚。司马迁有个姐姐，叫司马蓉，年方18岁那年，被选入宫中。司马蓉天生丽质，端庄娴静，再加上家学渊源，气质高雅，雍容高贵，色艺双绝，很快得到皇帝宠幸，不久被加封为蓉妃。后因李贵妃的胞弟、武帝的小舅子李广利畏敌不战，向匈奴求和，在雁门关与胡虏签订和番条约，司马蓉被迫别离京都长安，下嫁单于。武帝自觉愧对司马一家，也感念司马蓉，很想寻机报答。武帝这次欲要破例提拔司马迁，是否也因负疚之心呢，不得而知。因为“金匮石室”正史没有记载，野史也无留痕，只留给读者诸君一个想象空间。如此说来，司马一家算正宗的皇亲国戚，再后来莲贵妃的出现，更是亲上加亲，暂且不表。只说司马一家，笔者还有一个疑团未解。既是皇亲国戚，武帝又有报答之意，却不知太史令司马谈因何总是提拔不上去，至死仍官为太史令。是老丈人不得这个皇帝女婿欢心，还是自己才学不够、品行不端、人缘不好？在汉室浩繁的史料里，基本看不出来，或者说汉史已经详尽表明，司马祖上世代为官，司马谈出仕前，致力于史学研究，学识渊博，他所著《论六家要旨》闻名遐迩，令世人叫绝。而且为了实现自小立志出任史官的理想，曾拜名家为师，如著名的天文学家唐都，《易经》专家杨何，黄老学派的黄生等，并最终成为一位道学大师。司马谈可谓家学渊源，史学功底深厚，尤其坦荡磊落的品行和严谨虚心的治学态度，深得众人钦敬。那么，是武帝刘彻昏庸，分不清好歹人？汉史认为不是，司马谈甚至其子司马迁也认为不是。可武帝为什么舍君子重小人？他的另一个妻舅李广利是何等卑琐、何等庸碌，却一再提拔重用，最后官至贰师将军。武帝后来就是因为过于袒护他，才使一代英才司马迁自请宫刑。笔者无法解释这段复杂的历史。这不仅是一段史实，更是一段感情恩怨史，或者感情牢狱——仿佛是上天安排，或者命中注定，司马一家欠刘家的！

以上历史人物，比如武帝、莲贵妃、李广利等还将在下面的章节出现，暂且不表。因为眼下本书主人公司马迁，还有一项个人重要事情——迎娶华阴才女杨文卿。

有史记载，杨家数代以仁德立本，以忠厚传家，到了杨敬尧辈，则养性修身，潜心学问，效法孔孟以设坛讲学为业。杨敬尧一向淡泊名利，鄙视仕途，极少与官场人等交往。就连视为掌上明珠的膝下小女的婚嫁，都约法三章：不嫁贩夫走卒，不嫁胡虏异族，不嫁官宦人家。不日国舅爷李广利托人来说媒，就被杨敬尧严词拒绝。为此李广利耿耿于怀，还让人捎信恐吓杨家，杨敬尧却仍不为所动。司马府在当地远近闻名，声望也很高。司马迁独行万里遍游山川，捜访史迹的故事，也早已灌满了杨敬尧的耳朵。传说中司马迁有理想抱负，不仅才高八斗，出口成章，而且英俊潇洒，倜傥风流。提亲说媒的挤破了门框，踏破了门槛。因此，当司马谈托人来提亲，杨敬尧最初似有所动。但有约法三章在先，还是摇头拒绝了。这可急坏了在门外偷听的杨文卿。三河口与司马君一别，已整整三载。三年来，少女的梦里每回都会出现一个英俊的郎君脉脉深情地望着她，冲她挥手告别。她想追上他，可是追啊追，总也追不上；她喊啊喊，总也喊不出声音。她眼睁睁看着那个既清晰又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梦醒之后，两眼泪痕，既幸福又感伤。一日日，一夜夜，春去了又来，山青了又黄，梦绕魂牵，辗转反侧，吃尽了相思之苦，仍不见郎君的身影。只是不断有消息传来：郎君满载收获，顺利返回京都；郎君潜心学问，高中郎中，成了皇帝的红人。杨文卿既激动又担心，既快乐又伤悲，既自豪又自卑——郎啊郎，难道三河口一别，要成为永别，难道你忘了山前之盟，河边之约！不会的，绝不会！杨文卿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看了郎君最初一眼和最后一眼之后，她就断定，这个人永生永世将会与她连在一起，永生永世什么力量也无法将他们分开——喜鹊迟早会在枝头鸣叫，蝴蝶迟早会在窗前飞舞，明媚的春光都需要经过冬雪的酝酿啊！

现在这一切都来了。可是爹爹却要赶走它们，杨文卿能答应吗？不能，决不能！她顾不得少女的矜持了，顾不得杨府的颜面了，她要告诉爹爹，告诉媒人——三河口邂逅，一见钟情，已私订婚约了！

后面的故事，不必用文字叙述，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因此，作者省去笔墨，留白于后，任由增添。作者急于告诉的是事实和结果。多日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太史令府张灯结彩，大办宴席。从此，这个大胆泼辣、聪明伶俐的少女成了司马府的一员，成了有志完成贯通古今、史学文学之大书的司马迁的贤妻和助手；从此，她将要与郎君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生死不移。因为，后面的路还很长，漫漫征程，茫茫黑夜，风霜雨雪，泥泞坎坷，将会在这个由少女而妇人的旅程中递次出现——她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五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两大喜事接踵而至，司马府上下一派欢乐祥和气氛。司马谈老两口喜上眉梢，笑逐颜开；司马迁杨文卿小两口更是如漆似胶，缱绻依依。都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依作者看来未必。好事有时挡也挡不住，就像那和煦的春风，谁能阻挡她矫捷的步伐！话说一日，宫中内侍急匆匆前来太史令府报喜。刚得两喜，又来一喜，司马谈有点找不着北了。只顾得叩头谢恩，竟忘了给内侍赏银。如若不是儿媳杨文卿提醒，差点失礼得罪内侍，埋下隐患。

那么，司马府这次喜又从何来？这得先从匈汉实行和亲谈起。汉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来，特别是前期胡强汉弱之际，多是汉家皇室女子到匈奴去服侍单于，即所谓“和亲”，以缓和匈奴对汉的入侵。随着汉武帝富国强兵政策的落实，汉之军事实力的不断强大，匈奴逐渐北撤，当汉朝大军压境之时，他们也效仿汉朝，选一公主或嫔妃来汉和亲，以解燃眉之急。眼下正值大汉鼎盛时期，匈奴敬献大汉皇帝胡女，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这次敬献给武帝的是匈奴单于的姐姐银花公主，司马谈父子自然早就知道了。可想不到银花公主会给司马家带来喜讯：司马蓉一切安好！更无法料到司马家第三喜竟是这个异域女子：她要认司马谈为义父！后来司马谈才知道，这既是银花公主的意思，也是武帝的意思。显而易见，武帝是因为司马蓉之故，而银花公主却是为何？银花公主虽说生在帐篷里，长在草原，但毕竟生长在宫中，嫔妃争宠，互相倾轧，明争暗斗，早给她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使她政治上过早地成熟。现在远离故土和亲人，背井离乡来到汉宫，她无可选择地要选择政治上的靠山。司马氏世代忠君爱国，司马谈父子诚实正直，自然是她的不二人选。银花公主后得武帝宠幸，加封贵妃，因跳百叶莲花出众，武帝封她为莲贵妃。

此后，莲贵妃以女儿的身份时常到太史令府拜见司马谈，在宫中与司马迁相见，则以姐弟相称。到此为止，司马一家与武帝可谓亲上加亲，司马迁成了双料国舅爷。武帝也不拿他当外人，经常在莲贵妃的寝宫召见。武帝和莲贵妃立下规矩，凡司马迁来到后宫，彼此便是一家人，不再拘礼，要像寻常人家一样，随随便便，亲亲热热。此时的司马郎中有武帝和莲贵妃罩着，可谓春风得意，仕途顺利，前途无限。但随着与武帝近距离交谈，他渐渐发现，这是一个纵欲无度、骄奢淫逸的男人。一时性起，居然当着司马迁的面与莲贵妃亲热，令人脸红心跳，无地自容。完事后却张口许与司马迁中大夫，秩二千石，总领郎官系统的一切事宜。

司马迁闻听此言，一时竟忘了君臣之礼，赶忙说，不可，不可！

如若换作别人，肯定会忙不迭叩头谢恩。而这个小小的郎中却赶忙说不可，这使武帝有了兴趣。武帝问他因何不可，莫非嫌官小职轻？

此时司马迁已稳住了神，施了君臣大礼从容说道：蒙圣上错爱，委以高官，赐以显爵，仆当竭尽忠诚，报效圣上和大汉！仆亦系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有不贪恋荣华富贵之理！非是仆狂妄不羁，职位再高，任务再重，仆自问也能够胜任！然，摆在微臣面前尚有比荣华富贵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那便是承接父命，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因此，将来袭承父职，出任史官，即当叩谢龙恩！

武帝大悦，连称贤弟有志向，朕当支持！话虽如此，武帝也看出这小舅子既耿介憨直，又恃才傲物，骨子里总透着一股难以驯服的狂放之气，令人担忧。但他不得不承认，司马迁坦率耿直，忠君爱国，博学多识，能写善画，尤工文辞，实属难得之人才，必得好生驾驭才是。

同样，司马迁也隐约感到眼前这个男人身为帝王不该有的随意性，特别是后来几次伴驾出巡，他又看到了一个讲奢侈排场、好大喜功、喜怒无常的帝王。

武帝刘彻一生最喜欢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搜选天下美女，声色犬马；一是巡游四海，封禅求仙，广施大汉威德，保佑大汉江山，至死不改。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巡幸三十四次。以公元前144年（汉武帝元鼎三年）为分界，前二十七年，汉武帝集中全力打击匈奴，只有四次近距离的巡幸，西到雍祠五帝，北到甘泉郊太乙神。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以后，二十七年间出巡二十八次，71岁那年，死在盏匡行宫（在长安西）巡游途中。

汉武帝每次出巡，队伍庞大，气势宏伟，场面壮观，声势浩大，威风凛凛。最前边是马队，马队由36匹骏骥组成，共有六行，每行六骑。马队后边是仪仗，先是十八面铜锣开道，走五步敲一下。接着便是旗帜、伞、扇、兵器，以及象征兵器的金瓜、钺斧、朝天镫等。仪仗后边是车驾，俱皆四乘，每乘之四马，高矮、毛色、佩饰相同。辇驾装饰豪华，或镶金，或嵌玉，车盖全是苏绣，五彩缤纷，耀眼生辉。车驾后边是全副武装的骑兵和步兵，兵将后边是随从和各种工作人员，整个出巡队伍浩浩荡荡十余里。

司马迁作为皇帝侍从，多次跟随皇帝巡游侍驾。史载：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随武帝“行幸雍，祠五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冬十月，随武帝“行幸雍，祠五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随武帝“行幸雍，祠五畴”后，又前往故乡夏阳建造挟荔宫，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睢上，礼毕后由荥阳至洛阳而归京。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随武帝行幸雍，过陇，登崆峒，西临祖厉河而还；十一月，祀泰畴于甘泉。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十一月，出使西南夷后返朔方复命，随武帝临北河、桥山、甘泉；春正月，随武帝至缑氏；夏四月，随武帝泰山封禅；封禅后巡行海上，祭四神主祠。

有几年，汉武帝非常热衷祭祀封禅。祭祀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构建了“以天为至高权威，君主为世俗权威，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人感应的权力体系，正合武帝一统天下、万民敬仰之意，广为采纳。

封禅是一种特别隆重的祭告天地的仪式。中国古代的帝王们认为，只有举行了这种封禅仪式，才能表明他是真正的天子——天帝之子，他就可以代天行事了。但是据说不是随便什么帝王都可以封禅天地的，必须有帝王的功德。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历代的帝王中，够这种封禅资格的只有七十二位，相传从无怀氏开始，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直至夏禹、商汤、周成王、秦始皇等，他们即位后，都曾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表示报答上天之功，叫作“封”；在泰山脚下的小山，如云云山、亭亭山、社首山、梁父山等，划土祭地，表示感地之德，叫作“禅”。司马相如临终前还专为武帝写下一篇《封禅文》，称颂武帝功德，劝武帝封禅祭祀天地，确保大汉祥瑞万年。武帝素来好大喜功，自然有着强烈的封禅欲望。

司马迁与武帝不同，武帝是以出巡祭祀封禅为名，广施天子之威，而司马迁则是借机考察更多的地方、收集更多的资料，了解祭祀礼仪和实质。比如，对周室的衰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受。出巡队伍途经洛阳时，汉武帝下诏赏赐30里地给周天子的后代，用以祭祀周天子。周天子灭商而建立统一的国家。当时周武王威震四海，各部落无不俯首称臣，人称周天子。后来随着周天子势力的减弱，周室王朝的衰落，各诸侯就再也不甘心受周室王朝的节控了；他们纷纷拥兵自立，争霸称雄，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由此诞生。而周室一代不如一代，到周朝末期，周室王朝的威严殆尽，再也无法统管神州四方了。随着周室王朝一去不复返，周氏后代也逐渐不为人所知了。王室的衰败，朝代的更迭，是有规律的。频繁地跟随武帝出巡，使司马迁对汉以前有了理性的认识，《史记》写作思路愈见明晰。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有关武帝身世的秘密。

话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司马迁伴驾武帝去汾阴祭后土祠，武帝皇恩浩荡，途经司马迁家乡夏阳小住几日。夏阳是一块灵秀之地，又是春秋战国秦、晋、魏拼死争夺的主战场，史迹因而不少，特别是夏阳城少梁镇南面的白衣庵，十分有名。不光是司马迁的姑母司马纯出家在此，重要的是有一位神秘的住持，法号了空。

司马迁少时曾随伙伴一起到庵中去玩耍，自然也听到过当地有些关于了空住持的传言。说这位了空住持曾经是贵妃娘娘，因遭暗算被迫出家。还有人曾问她家在何地，她不答，只写下五个大字：“北望云深处”。司马迁不相信，而武帝却相信了空住持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生母。司马迁后来明白了，武帝此番出巡在夏阳逗留非是对司马家的浩荡皇恩，而是为寻找生母。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倍感兴奋。因为一直为修史理想而努力的司马迁，将作为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在自己的故乡解开武帝身世之谜。

传说武帝刘彻并非王皇后所生。但其生母是谁，身世如何，因何被迫逃出皇宫，却鲜有人提及。作为有志为史献身的司马迁，却不能不借机了解寻访。他所掌握的史料是：景帝时，西羌国向汉宫晋献了一位美女，名荔尔塔马娃。景帝的母亲姓林，羌女初来时，见其天真可爱，又别具特色，便认其为干闺女，并随林姓。后景帝册封贵妃后，被称作林贵妃。林贵妃几经景帝雨露，暗结珠胎，产下麟儿，即后来的武帝刘彻。而此时王皇后也生了个公主，为皇位与心腹太监密谋，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以公主易龙子。之后，林贵妃的命运可想而知。林贵妃自知是异邦女子，在汉宫备受歧视，而王皇后掌管三宫六院大权，自己如何斗得过人家，只好含悲忍受下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雀儿飞过也有影子。不久宫中对这件事便议论纷纷。王皇后很是惶恐，怕皇上知情问罪，遂动杀机。先把口风不严的太监、宫娥处死，然后命太监将自己所生的公主暗中毒死，反诬林贵妃养育龙子失职，将其打入冷宫，后被景帝放生逃出皇宫，辗转来到夏阳城少梁镇南面的白衣庵，出家当了尼姑。也有传闻说是景帝知道王皇后心狠手辣，暗中把林贵妃送到白衣庵的。总之，眼下白衣庵住持了空是武帝生母无疑。

那时还顾忌母后（王皇后）不敢明目张胆地寻找生母，现在一则是王皇后已仙逝，二则是大汉政权已稳固，武帝寻母的愿望甚至比出巡祭祀还要强烈。现在总算找到了，不承想生母如何也不愿还俗。无奈之下，武帝便命人在东临黄河、渭水，西依梁山，背山临水、风景优美的韩奕坡修建了夏阳行宫，命名为“挟荔宫”。挟荔宫内设“三请殿”，意喻武帝与生身母子渴盼之情。此事按下不表，因为后面还要提到司马迁遭难之时，为防不测，将《史记》副本就藏在了了空住持的白衣庵。下面要说的是，司马迁将再次离妻别子，“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等地，踏上了茫茫征程。

六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诏出使西南夷，代表大汉安抚西南各少数民族。

西南夷包括今云南以及贵州、四川两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以汉王朝的西部边郡巴蜀为中心，以南为南夷，以西以北为西夷，总称西南夷。

西南夷民族复杂，部落众多。为彰显大汉神威，一统天下，汉武帝对西南部族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或用武力征服使其归顺大汉，或安抚绥靖以拓展疆域，或结为邻邦，世代通好。目的是孤立和驱逐北方强敌匈奴。

早在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就想控制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后采纳番阳令唐蒙建议，派精兵从夜郎（今贵州西部）过盘江，突袭并收服南越和夜郎。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巴蜀以南征集民众千人前往夜郎。但因唐蒙措施不力，横征暴敛，激化了巴蜀民众与汉军的矛盾。武帝恐激起民变，遂派司马相如前去安抚。司马相如是蜀籍人，因武帝欣赏他的辞赋文采，封为郎官。他极具辩才，再加上乡情关系，很快说服了民众，为征服南越、收服夜郎奠定了基础。

夜郎在汉朝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差不多只有汉朝的一个县大，却以道不通，自立为一州主，不知汉朝广大。所谓夜郎自大，就源出于此。唐蒙这时已由巴郡（治所江州，在今重庆市北）的符关（今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夜郎同意归附汉王朝。于是，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在今四川、贵州交界处）。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征集巴蜀民众修筑了从犍为郡治所道到盘江的通道，这样就直接对南越构成了威胁。这条通道附近有不少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国家，他们见西汉王朝如此神威，邛（今四川西昌市内）、汉源县内、冉（今四川茂汶县内）等地的首领纷纷表示愿意臣服，并请求汉朝派官吏去进行治理。武帝便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前往出使西夷，并达成协议，正式归顺汉朝。后，汉武帝在西夷设立了一个都尉，下辖10余县，隶属于蜀郡。之后，整整十年，西南各部族相安无事，听从汉朝的治理。而武帝这些年忙于对付北方的匈奴，无暇顾及西南部族，并减缓了对南越的用兵。到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夏，南越相吕嘉起兵反叛，杀南越王及王太后并汉使中军。汉武帝气恼至极，遂遣路博德、杨仆等五路大军征讨南越。第二年即大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并在南越地区设了南海、苍梧等郡，为加强管理和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盘郡、越嶲郡、沈犁郡、汶山郡、武都郡五郡，并任命司马迁为郎中将，以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视察和安抚各部族。

司马迁身兼重大使命自不待言，此行他还给广大西南地区带去了汉朝的农耕技艺和文化礼仪。经武帝准奏，司马迁此次出使，带去各种作物良种和许多耕艺高手、工匠、名医等，借以传播大汉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陶瓷、制绢、制玉工艺以及医药治疗技术。据说，还有佳丽若干，以实现汉夷通婚，共结永世之好。汉自高祖以来，一直对外实行通亲和好、内外互市的政策。因而七十余年，民殷国富，天下太平。如今汉之江山稳固，国势日强，应以博大的胸怀广恩博施，万不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留骂名于千古。在这个问题上，汉武帝与司马迁的思想大致相同，如对西南夷采取安抚政策，先后由唐蒙和司马相如等前往进行外交活动，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当然，这次出使也为司马迁考察收集西南各地政治文化、风土人情提供了机会。他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记载得很详细。后来在《史记》中专辟《西南夷列传》。

司马迁统率出使队伍，出长安南下由汉中盆地，西经武都郡（今甘肃南部），然后进国郡。由巴郡南下，即抵临近西南夷之犍为郡（原夜郎国）。由犍为郡继续向南，翻山越岭，涉河穿林，来到了新设置的牂牁郡（今贵州省贵阳市西部）。这里原为西南夷中的且兰国，汉武帝平定南越叛乱时，曾要求且兰君出兵增援，但且兰君不肯服从命令，反而杀死了汉使者和犍为太守。为此，武帝用兵歼灭且兰国，建立了牂牁郡。完成了对牂牁郡的慰问安抚任务，司马迁依旧由原路北归，经犍为郡而来到了蜀郡首府（今四川省成都市）。这里是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故里，司马相如以辞赋见称于世，著有《子虚赋》《美人赋》《上林赋》和《封禅文》等多篇辞赋。

司马迁从蜀郡首府到了汶山郡（在今四川茂汶）视察，然后南下经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西南），过孙水桥（在今安宁河上），往南便到了沈黎郡（在今四川汉源东），再南下便到了越嶲郡（今四川西昌），这里原系当地大国邛之都城。从越嶲再往南，就到了司马迁这一次奉命出使的最后一站——益都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明国所在地。昆明国在今云南滇池之南，故又名滇国。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汉初沿袭秦之《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司马迁完成奉诏出使西南夷的任务，返京途经周南（今洛阳）闻听，武帝意欲封禅泰山，亲率十二路将士，十八万人马，北疆出巡离开了京都长安，而父亲司马谈此时正在周南筹备泰山封禅的事宜。于是，命副使率队回京，自己暂留周南协助父亲。

封禅是一种极为隆重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封禅仪式之后，就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至尊。“封”和“禅”是两种不同的祭祀方法，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就叫作“封”，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地，就叫作“禅”。一般来讲，有功德和作为的帝王才有资格封禅。而此时的西汉王朝，国力强盛、政局稳定，西南地区各部族已臣服，北方匈奴也暂停进犯，边疆安宁，再加上大臣们歌功颂德、不断怂恿，尤其是司马相如念念不忘封禅之事，临终前“颂功德、言符瑞”，劝汉武帝封禅。于是，武帝决定举行泰山封禅大典，并命儒生们着手筹备封禅事宜。

按照古制，封禅先要罢兵。且不说汉武帝率十余万大军，浩浩荡荡出京城长安自云阴向北，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再向北登单于台，直至朔方，来到北河，在匈汉边境耀武扬威地举行了罢兵仪式；单说司马迁在周南拜别父亲返京小住几日，再次与贤妻杨文卿话别。短短几年时间，贤妻文卿见老了。也难怪，文卿自进了司马府，非但常常要经受夫妻别离之苦，独自操持全家事物，悉心照料老人孩子，闲暇之余还捻丝线、制竹简，以备丈夫写作之需。自从与司马迁三河口邂逅，杨文卿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她早已暗暗立下誓言，为丈夫早日完成那部贯通古今的旷代之作，她甘愿牺牲青春、感情甚至生命。面对妻子的殷殷期望、默默支持，司马迁除了愧疚之外，就剩下发奋著述了。这些年来翻检“石室金匮”藏书，拜董仲舒等大家为师，刻苦研史，漫游吴越，遍访齐鲁，出使西南夷，奉使征巴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阅历，知识储备，到这时已经具备、条件成熟了。可是，他需要静心整理、潜心创作的时间。可是，武帝一生好动不好静，没事找事，从不给他时间，从不容他安静。据《汉书》记载，从太初元年到天汉三年（前98），汉武帝的车辇几乎没有休息过，太初元年冬十月到泰山，秋八月到宁夏；二年三月到河东；三年春正月东巡海上，夏四月修封泰山，司马迁只能在汉武帝出游的间隙去继续他的著述。现在他又必须离妻别子，走出书斋前去陕中桥山候驾。因为武帝的出巡队伍不久就要返回陕西中部县桥山祭祀黄帝。作为皇帝侍从，他还要伴驾东巡海上，礼拜嵩山，东进泰山，准备正式封禅。

司马迁与妻子杨文卿又一次挥泪告别！但他没想到，在周南——众儒生筹备封禅的地方，还有更多的泪水正等着他泼洒。

七

武帝之所以派司马谈赴周南筹办泰山封禅事宜，固然因他官为太史令，筹备封禅事宜是他的分内工作；又因他曾制定过祠后土、祭太乙的礼仪，非他莫属。但自上古无怀氏到周成王，先后有七十二位圣明的天子曾到泰山封禅，因时代久远，关于封禅的礼仪，并无详细的记载流传下来。因此，武帝的泰山封禅便无师可承。封禅礼仪成了难题。司马谈与众儒生商量研究多日未果，武帝极为不满。后来武帝纳兄宽之谏，亲定封禅礼仪。司马谈却批评武帝所定礼仪“不与古制同”。批评过后，司马谈就后悔了，自己制定不出令人满意的封禅礼仪，还口无遮拦责备皇上，这不是儒生意气吗！尽管武帝没有怪罪，但从他那犀利的眼神里分明写着恼怒，要比其大声训斥还要令人心惊胆寒——老丈人怎么了，皇帝翻脸照样不认人。何况是喜怒无常的武帝呢！因此，司马谈自到周南以后，整日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加以筹备封禅劳心劳神，不久便病倒了。

司马迁随从武帝从嵩山到达周南时，几乎认不出父亲来了。往日那个踌躇满志、精神气足、博学多识、循循善诱的慈父不见了。他看到的是一个瘦骨嶙峋、有气无力、精神颓废、生命垂危的老人。司马迁唤了一声父亲，眼泪便止不住扑簌簌流下来。司马谈见到儿子，浑浊的眼里立刻有了些光彩。他断断续续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司马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在远古的虞舜、夏禹时期就取得了显赫的功名，掌管天官的事务。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断，直到我做了太史令，继承了这一世业，难道要断绝在我手里吗？如果你做了太史令，就能延续我们远祖的世业了。如今天子接续千年的传统，要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我作为一名太史令，却因病不能跟随前往，不能亲自参与这千载难逢的盛典，这是命运啊！我死之后，你必然会接替我做太史令。千万不要忘了我所要编写的著作。况且，孝顺是从侍奉父母双亲开始的，然后在做事、在为皇帝效命的过程中得以体现，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使自己扬名后世，以使父母得到显耀，这才是最大的孝啊！天下的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记述、颂扬周文王、周武王的贤德，宣扬、推广周公、召公的风化，实现周太王、王季的理想，以及公刘的主张，使周室社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周厉王残暴无道，王道亏缺，礼乐教化之事逐渐衰落，后来孔子修治、复兴了王道，并且编《诗》《书》，著写《春秋》，为历代所借鉴。但孔子死后，自从鲁哀公西狞获麟到现在400余年，诸侯互相兼并，社会动荡不安，历史的记载从此中断了。如今汉朝兴盛，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多少该载入史册的人物啊！作为太史令我却没有对他们进行记载，废弃了历史的事业，对此我于心不安，十分恐慌。我死后希望你穷毕生精力完成为父未竟的事业！”

太史令司马谈以史职、史德要求儿子司马迁，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样，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使命。然后，带着一丝慰藉仙逝了。

再说汉武帝率十数万大队人马东巡封禅泰山前后，曾两次派兵将护送方士泛游沧海，寻觅仙山和仙人。自己也曾循渤海和黄海漂泊月余，却一无所获。当时他似乎颇有些心灰意冷，甚至怀疑海上究竟有无仙山和仙人。后来方士公孙卿告知武帝东莱山上有神人出现，欲见天子。武帝信以为真，立即封公孙卿为中大夫，颁旨东巡，莱山寻仙。司马迁不反对武帝封禅，却对他求仙很反感，他坚信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神和仙。但作为武帝的侍从，不得不随驾东行求仙。武帝自然是又一次求仙未成，一无所获。而司马迁却在一路之上搜集了许多当地的奇闻逸事和历史资料。封禅过后，在方士们的鼓动下，汉武帝又起驾到了海上，希望见到仙人。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还没来得及失望就暂时放弃了海上求仙之事，那就是霍嬗的暴死。汉武帝很扫兴，遂没了继续海上之行的兴趣，只得怏怏地沿海北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巡辽西（今辽宁义县），历北边（北部边陲），至九泉（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然后返回甘泉。此次北地之游，历程一万八千多里，汉武帝一路挥霍无度，给沿途郡县的赏赐无以数计。而司马迁的这次北地之游，却考察了解到许多史料掌故，弥补了塞外边境材料的不足。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权势的男人与一个有理想的男人相伴出行，各有所得，各自满足了欲求。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承接父职做了太史令。太史令在西汉时与州刺史、县令级别相等，享受六百石官俸。太史令官职虽小，但因职掌天官，典司图籍，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为有志修史的司马迁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时间有限，历史浩瀚。为继《春秋》而著述做准备，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从浩瀚的历史中整理出著述所需资料。此外，身为太史令，他还得向汉武帝禀报书籍整理的进度，抽时间记录朝廷内外发生的大事，掌管阴阳吉凶的占卜，负责天文星象的观测，虽是职责所在，却为此耽误不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不久，武帝又让他主持修改历法。自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以来，一直沿用秦朝《颛顼历》：以十月朔为岁首；衣服、旌旗、旄节皆尚黑色；数以六为纪，如符、法冠皆六寸，舆六尺，步六尺，乘六马。尽管“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很不准确，却一直没有修改历法。武帝即位后也无暇修改历法，直到北疆平定、中央集权统治巩固、天下太平之后，才有时间考虑改正朔，制新历。

公元104年，大汉改历工作正式启动，并相应成立了改历工作领导小组。武帝任命当朝著名天文学家、中大夫壶遂为组长，主持改历工作。壶遂谦辞不就，把太史令司马迁推到前台，主管改历事宜。壶遂隐入幕后，甘当人梯，大力辅助品级很低的年轻后生，深得武帝赞许。后被提拔重用，官拜丞相职，暂且不提。却说司马迁初担重任，诚惶诚恐，格外慎重。立即组织人马，投入工作。除武帝钦定的公孙卿、壶遂等外，还邀请了很多造诣很深的学士专家参加改历，如邓平、司马可、侯宜君等。甚至连隐士高人和“父辈级”的天文学家唐都也邀请到了。司马迁不负众望，带领几十位专家学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顺利制出新历，即《太初历》。《太初历》将一年的开始定在正月，并一改旧历中以冬至月（今阴历十一月）为正月的传统，将正月定在建寅之月（今阴历元月），称之为“夏正”（今夏历）。这种夏正制，贯通了二十四节气，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

武帝对《太初历》十分满意。他下诏将元封七年（前104）改为太初元年，并下令改制：颜色以黄为贵，数字以五为吉，定官名，协音律。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仲冬，京城长安城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只见明堂雄壮巍峨，挂绿披红，彩旗招展，鼓乐喧天，文武百官两旁站立，喜形于色，时不时交头接耳，议论几句，然后翘首以待。巳时三刻，众人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盛大的颁历典礼行将开始。大汉天子刘彻器宇轩昂、满面春风，神采奕奕款步来到明堂之上。待群臣行完礼、齐呼万岁万万岁之后，武帝朗声说道：“按新历法，节气复归于正，羽声复归于清，二十四节之名称与实际相符，十一月甲子朔旦时刻为冬至点。据此，朕郑重宣布：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十三月（孟春建寅之月）为正，以平旦为朔；废旧历，用新历，新历名为《太初历》；色上黄，数用五，变更百官名称及秩禄，协音律，以黄钟为宫声，林钟为徵声，太簇为商声，南吕为羽声，姑洗为角声。”

宣布毕，群臣三呼万岁，齐颂我主英明，功德无量，泽被后世。之后，武帝盛设国宴三天，与群臣共庆《太初历》出台，大汉改元。美酒佳肴，奉承颂扬，帝王尽兴，群臣兴奋，然而，在美酒飘香、杯来盏往、觥筹交错的国宴上，却少了一个主角——司马迁此刻正躺在家中病榻上。多日的劳累，让制历功臣司马迁病倒了。奇怪的是，司马迁在病痛中反复做着一个相同的梦，梦到的却是鸿门宴的场景和人物。

之后，说与朋友任安听。任安说，你的写作计划该实施了。是的，司马迁的写作工程——贯通古今的修史著述，就在新历颁布实施的这一年，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仲冬开始了。

八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42岁，正值人到中年，精力旺盛，阅历丰富，何况从20岁起，就开始遍游东南西北，对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遗闻、历史传说，经过了实地调查与考证。因此，创作起来很顺利。司马迁首篇之作不是酝酿许久的三皇五帝，却是病榻上梦到的鸿门宴。

此时武帝也开始关心和关注司马迁的写作，工作上尽量减少打扰他，甚至外出巡幸，也很少让他随从。这样，司马迁在写出首篇《项羽本纪》之后，很快又创作了伏羲、燧人、神农三皇和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八篇传记。准备装订成册，呈君御览。可是，就在禀明武帝完成写作情况的当天夜里，太史令府突遭窃贼，书稿被盗窃一空。

别说武帝、大臣们不相信，就连司马迁自己都觉蹊跷。虽说司马氏历代为官廉洁，可一家人勤俭持家，积攒多年，多少也有些存款或者珠宝首饰什么的，却一点未动，唯独盗走了书稿。

无书稿面呈圣上，司马迁急得抓耳挠腮。不单是恐武帝怪罪、失信于君，而是心疼。这可是司马迁多日的心血啊！可恨的盗贼，你偷它干吗？难道偷书稿是为了卖给地下书商换钱，还是剽窃他人著作为自己出名？显然都不是，自高祖刘邦建汉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等不齿行为。况且，汉朝也不兴这个。那么，窃书却是为何？难道是为了——是的，只有陷害了。司马迁忽然想到一个人，此人与自己同朝为官，同为武帝小舅子，却素有嫌怨。当年姐姐司马蓉就是因为此人，才被迫远离祖国，下嫁匈奴。后来此人丧父，竟恬不知耻央求司马迁为其父撰写碑文，被拒绝。不仅如此，还听说此等劣君曾经向杨府提亲，被杨文卿拒绝。一桩桩、一件件连起来看，李广利嫌疑最大——简直就是他！此时司马迁已显露了文人的气质、文人的秉性、文人的天真——他要去报官，或者面君。武帝如此器重他的写作，肯定会给他撑腰，还有可能成立专案组，侦破此案。案破时，李广利的险恶用心就会昭示天下，说不定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李贵妃姐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想到这，司马迁整好衣冠，正欲出书房进宫，却被杨文卿拦下了。杨文卿说：“子长夫君，请随我来！”司马迁随夫人来到西厢房，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捆捆崭新的竹简整齐码放在西厢房里。他顺手拿起一捆打开，只见一列列娟秀小楷字体映入眼帘，所写内容正是自己多日的心血之作。

你道是如何？却是杨文卿捧读丈夫的书稿之后，爱不释手，故而誊抄了副本，以备自己闲时欣赏。没想到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

司马迁对妻子杨文卿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只说誊抄副本，并藏在别处，倒是提醒了司马迁。这才有了日后遭难而“藏之名山”，流传后世的佳话。

话说武帝天汉二年（前98），《太初历》颁布后的第七年，四十八岁的司马迁，正进入著述修史高潮，却因为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案做辩护，惹恼了武帝，被判死罪。

李陵一案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到一部厚厚的史书都无法说清，简单到几句话就能叙述完。西汉时期的匈奴很像近代的倭寇，善变而可耻，且靠偷盗和掠夺邻居生活。西汉强硬他就装孙子，西汉忍让他就钻空子。甚至还把西汉使者苏武扣留，并赶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牧羊。你说可恨不可恨？可恨！恨得西汉武帝咬牙切齿，于是派兵诛之。可武帝犯了个错误，第一次用兵不该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派李广利带兵清剿。你刘彻难道不知道这个小舅子，吃喝嫖赌很在行，带兵打仗而非统帅之才，却要给他个立功的机会。结果可想而知。李广利损兵折将，灰溜溜跑回京城不说，还空长了匈奴气焰。李广利三万兵马都未打胜，第二次却要李陵带5000精兵深入匈奴腹地，后来虽然又派出援兵却因增援不力，名将之后李陵身陷绝境、弹尽粮绝而战败被俘，最后还投降了匈奴。

作为一代名将李广之嫡孙，应是被俘而不降敌，宁死而不屈服。李陵应该知道投降敌人、苟且偷生的利害关系。不仅愧对李氏之祖先，辱没李广之英名，有损大汉之国威，更重要的是要牵连很多人，甚至灭九族。可是，他却降敌了。司马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也不相信别人的传说。虽然跟李陵交往不多，两人的志趣也不相投，但凭着平日的观察，司马迁觉得李陵是一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奇士。何况又是名将之后，怎么可能如此贪生怕死，甘愿受降呢！一定是另有原委。那是什么原因呢，司马迁百思不得解。

直到李陵全家被斩，自己也因李陵案而获罪服刑以后，才觉得另一个民间传闻更能立得住脚：李陵被俘后，单于百般劝降不从，又以双善公主嫁其为妻，加封其为右校王相诱，仍不从。遂起离间之计，对汉谎称李陵受降。武帝果然上当，灭李陵全家。李陵闻讯，嚎哭三天之后，降敌。娶双善公主为妻，享右校王尊宠。

司马迁慨叹历史无情，君臣无义。作为史官，他将如何记录这段历史！司马迁也和大家一样，认为，不管什么原因，叛国投敌都是可耻的。而不追究后援部队将领的责任，不敢问罪逃兵李广利，还有一味看皇帝脸色行事，阿谀逢迎，甚至落井下石的王公大臣不也很可耻吗？同是败军之将，李陵罪在不赦，李广利却毫无过错，公道、正义、良心何在？朝臣们却不以为耻，反而大言不惭，信口雌黄，我煌煌大汉竟养了一群人渣——可恨，可恶。史官司马迁怒了，他不顾皇帝的脸色，不闻群臣窃窃私语，侃侃而谈，滔滔而论。说李陵也是说自己；说奸佞也是说皇帝：“李陵对父母讲孝道，对士兵讲诚信，谦良恭俭让，且公正廉洁，舍生取义，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颇有国士之风范。如今不幸败北，却不查降敌消息是否确切，有无其他原委，一味指责，甚或落井下石，此其令人痛心之一；李陵率兵不足五千，入敌腹地，御数倍敌军，转战千里，箭矢用尽，求援无救，无路可走，此为令人痛心之二；将士们手持空弩，仍拼死力战。虽然兵败，但对匈奴的打击，足以名扬天下，却遭小人诽谤、污蔑。此为令人痛心之三；李陵之所以没有死节，当是欲寻机报效国家……”

司马迁只顾凛然大义地一泻胸中块垒，实乃性情中人，而非政治成熟的官员。他的一席话刺痛了在场的众臣子，激怒了大汉天子。平素最善于捉摸汉武帝心理的廷尉杜周，此刻已准确感觉到武帝强压怒火，心中大骂小舅子，不念皇恩，不思器重，居然恃才傲上，犯颜直谏，什么东西！廷尉杜周感觉火候已到，该自己出面了。于是上前拜毕，说道：“以太史令之意，李陵兵败，皆因贰师将军未能派兵增援。这分明在诋毁贰师将军，亵渎圣上，诬罔万岁。况且李陵之罪，不在兵败，而在降胡，他为何不像苏武渴饮雪，饥吞毡，北地牧羊也要以保大汉臣子节操，却贪生怕死，贪恋荣华……”

群臣众口一词，愤而声讨：“大胆司马迁，诋毁朝臣，诬罔圣上，按律当斩！”

司马迁辩解道：“仆绝非是为李陵辩护，更非心存诬罔圣上之意，仆只是尽太史之责呀！”

贰师将军李广利轻声啐了一口：“狗屁太史，你完了！”

司马迁的确完了。按汉朝律令，诬罔君主是死罪。武帝不容其再行辩解，以诬罔罪，将司马迁关进诏狱。所谓诏狱，就是奉诏关押罪犯的地方，俗称天牢。从此，一代文史英才走向了黑暗的深渊！

九

西汉律赦免死罪方法有两种，一是限期一个月交清50万钱赎金；二是接受宫刑，也叫腐刑，均可免死罪。宫刑（腐刑）即是被阉掉生殖器，像太监一样活着。据说这样的男人在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都会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胡须脱落，声音变细，心理变态，喜怒无常。

进太史府多年，杨文卿是熟知当朝律令的。因此，当她获知丈夫被关进诏狱，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筹钱。可是，把家中存款、金银首饰加在一起，甚至变卖了老宅也不足10万钱，离可免死罪的50万钱差距还很大。杨文卿活了四十几岁，从未低头向别人作揖借钱。如今为救丈夫，只好豁出老脸求人了。第一步自然是先从亲友们借起。没承想，亲友们的托词几乎惊人的一致：真不巧，家中存款被张三借去办喜事用了，或者被李四借去为父（母）发丧用了，再或者被王五借去盖新房用了！最后都会非常真诚地说一句抱歉之类的话。杨文卿走出亲友家门，突然心一酸，泪水止不住流下来：真是人情薄如纸啊！但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尽管没有了亲友托底，杨文卿还是抱着碰运气的心理，走巷串户求救于丈夫的同事。过去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司马夫人，有困难说话啊！现在司马夫人真有了困难，理所当然要求救于他们。但是，他们的托词也是出奇地相似：请理解，别的事都可借钱给你，唯独这件事。我们都在朝中为官，蒙受皇恩，怎么敢有违圣上旨意呢！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不是不借钱给你，是皇上不让，否则，丢了乌纱帽谁负责！言辞坦率，无懈可击，使你无法责怪，谁叫你丈夫哗众取宠、出风头得罪皇上呢！杨文卿无话可说，只好强忍泪水返回家里，一阵号啕大哭。怎么办，怎么办啊！难道就一直这样哭下去吗？难道这样哭下去就能救丈夫吗？子长这会儿在监牢里，指不定要遭受何等煎熬呢！哭是没用的，再想想，仔细想想，还有谁可张嘴借钱！凡是熟悉的人，一一在脑海掠过。她突然想起来了，司马迁还有个姑姑司马纯，在夏阳城少梁镇白衣庵出家为尼。可是姑姑出家多年，早已了断尘缘，能有办法凑够这么多钱吗？杨文卿尽管心中忐忑，但眼下想不起别的人可试，只好风风火火赶往夏阳。姑侄相见自是一顿相拥而泣，之后，杨文卿便把司马迁如何替别人说话，惹怒皇上，被关进诏狱的事诉说了一遍。司马纯说：阿弥陀佛，跟我大哥一样，迂腐啊！姑侄半晌无语，司马纯从衣箱底下取出全部存款，约一万钱。这一万钱多半还是因司马纯侍奉太后（武帝生母，了空大师）有功，皇上赏赐的。这点钱，虽说远不能解燃眉之急，但杨文卿跑了一遭又一遭，现在毕竟见到钱了。这是希望，她相信能见到第一次，就能见到第二次、第三次……关键时刻，绝不能气馁！杨文卿顾不得与姑母再多叙话，便起身拜别，刚出屋子险些绊倒。低头一看，脚下四四方方一个包裹，上面还有一行小楷：修庵之钱，贰拾万，暂且挪作救急之用！

杨文卿不明所以。司马纯说：“阿弥陀佛！吾儿，给了空大师磕个头吧！”

一路之上，杨文卿搂着沉甸甸的包裹，大脑突然被激活了。她又想起一个人。此人与司马迁虽非同胞姐弟，却情同手足。更重要的是她对司马迁素有好感，心怀爱慕之意。只是碍于伦理和贵妃身份，始终控制自己的感情罢了。女人观察女人总是那么心细，杨文卿多年以前就看出莲贵妃常来司马府省亲，明着是尽女儿孝道，实则是与司马迁相见。说实在话，杨文卿对莲贵妃也有好感：大方坦率且分寸拿捏得当。如果不是已婚、尊为贵妃，杨文卿都想替司马迁收房纳妾。回到家，杨文卿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早来到宫门前，递上帖子和小费，央求公公引见。公公迅速又将帖子和小费还给杨文卿，连连作揖，并不答话。此刻，杨文卿明白了。杨文卿愤怒了。她真想痛痛快快地站在未央宫正中间，叉腰大骂一顿刘彻：俺丈夫一生忠君爱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你刘彻一时性起，说去哪儿，俺丈夫就得忍痛放下手中挚爱的写作事业，陪伴你出巡游玩，当你看到俺丈夫写的三皇五帝之传记，不也是赞赏有加，激动得一夜睡不着觉吗？就因为俺丈夫为一个没有任何亲情关系的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触到了你宠妃的弟弟，你就如此绝情，如此寡义，你还是个男人吗，你配做皇帝吗？

但是，文卿不敢！非是身为太史令夫人惧怕惹火烧身，而是当务之急是尽快凑足50万钱，营救丈夫。杨文卿望着冰冷的未央宫，心中骂完武帝刘彻，欲要离开，突然看到一辆车辇向宫门驶来。杨文卿根据车辇的随从们，几乎可以断定，车辇上坐的是莲贵妃。文卿一阵欣喜，竟忘了礼数，连喊三声。莲贵妃既不搭腔，也不停辇，径直驶出宫门，在京城大街上转了一圈，然后往西直奔司马府。原来莲贵妃此次出宫，瞒过武帝，正是要到司马府送钱。刚才在宫门见到杨文卿，心里便明白了她所来何事。之所以没有理她，是怕被李贵妃姐弟的耳目发觉。杨文卿不知内情，还以为莲贵妃也像那些大臣一样，生怕被牵连，尽量疏远司马一家。所以她又气又急，跟在车辇后面，几乎在京城大街转了个遍。直到看不到车子，才有气无力地返回家里。家人告诉她，莲贵妃来过了，没有进屋，只留下一个红木箱。文卿打开一看，红木箱里尽是金银玉器、首饰和钱币。这可是莲贵妃进宫多年的全部家当啊！杨文卿心头一热，不禁潸然泪下：贵妃娘娘，您可是菩萨转世啊！我夫子长，有救了！

杨文卿不敢耽误，即刻赶到典当行，当了那些金银玉器、首饰等，便马不停蹄赶往廷尉府。从司马府到廷尉府并不太远，文卿却感到比回娘家华阴县路还长，时间还久。丈夫啊，亲爱的丈夫！妻子文卿救你来了，这么多日夜，该是多难熬哇，你想念妻儿吗？等你出狱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姑姑，感谢了空大师，感谢莲贵妃，她们都是好人，是她们一颗善良之心，我们夫妻才得以团聚！我知道，你一个史官，俸禄不高，权势不大，无以为报。那么，就用你修史著述的成绩，去报答她们吧！

到了，终于到了！来到廷尉府门前，杨文卿几乎是跑步进见廷尉杜周的。她气喘吁吁地告诉廷尉杜周，50万钱她给送来了！

杜周却面有难色，长吁短叹：晚啦，一切都晚啦！

杨文卿以为听错了，着急地追问道：晚了，什么叫晚了？

杜周显出悲天悯人的样子，告诉文卿，三日前，子长自请宫刑，现正在蚕室静养！

天啊！杨文卿顿觉天旋地转，天昏地暗。她凄厉地喊了一声苍天，便昏厥在地，不省人事。周围人等赶紧掐人中救治，许久文卿才缓过气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杜周反复问着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呀！

善于修史的人们，习惯这样表述司马迁自请宫刑的原因：他没有选择决然赴死，而选择最卑贱、最污辱的宫刑，是因为觉得，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不值得。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这样去死，如同九牛一毛，与蝼蛄蚂蚁无异！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司马迁想到了历史：周文王被拘在羑里而推演《周易》；孔子被困陈、蔡而编《春秋》；屈原被放逐江南而作《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而修《国语》；孙膑膝盖骨被挖而编著《孙膑兵法》；韩非子被囚秦国而书《说难》《孤愤》。为完成父亲遗愿，为实现自己的至高理想——修史著书，哪怕忍辱偷生也要坚持下去。于是，司马迁面无愠色，走进蚕室，接受了宫刑。

这是司马迁主动选择极刑的理由吗？他真的能够面无愠色、从容受辱吗？难道他不相信亲人、朋友会想办法凑足50万钱，为他赎去死罪、免遭宫刑吗？这是绝望，还是勇气；是对抗，还是妥协；是对权势的宣言，还是对肉身的惩罚；是为灵魂的解脱，还是为理想所要付出的代价！知识分子，总是在扮演着自认为该扮演的历史角色——一代代、一生生无愧、无悔！

作者从历史的故纸堆里艰难地走出来，仰望浩瀚星空，茫茫宇宙，试图寻找答案——不是考证历史，而是对人生、对生命、对历史的诘问——答案也许就在司马迁的心里，我们有能力解开这段历史之谜吗？

尾声

莲贵妃见到被阉过的司马迁，便像寻常人家的妇人那样放声大哭。

司马迁面无表情，冷冷地望着莲贵妃，好像什么事未发生一样！

文卿边陪着落泪边说，多亏了贵妃姐姐，可子长他居然——姐姐呀，说什么也晚啦！

司马子长麻木地望着两个交替哭诉的女人，好像女人的眼泪与他无关！

因此作者说，宫刑带给男人的是肉身的惨痛，更是精神的裂变。

曾子曰：“身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之剃发都视为耻刑，何况被生生割掉尘根呢！作为男人，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知识分子，这种摧残精神、践踏人格的刑罚使司马迁走向了灵魂的决绝和生命的顶点——他的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一簇火焰，专为燃烧满腹的文采、满腹的经纶、满篇的泣血文字而存在。完成贯通古今的皇皇巨著成了他生命的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沉浸在几千年的历史叙述之中，他才能洗刷耻辱、找到尊严，才能找到与一个强权男人精神对峙的愉悦。

经过忧愤烈火烧铸而成的文字，必定是坚硬的、锐利的。他要以此为剑，彻底撕开历史的幕布、摧毁皇朝的道貌岸然——不巧饰、无夸张，还世人一个真相！

他当然知道这样写的后果，此作若想传之于后世，就必须藏到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值得托付的人。司马迁除了写作，想得最多的就是给这部书寻找一个妥善的藏身之处。后来妻子杨文卿的话提醒了司马迁。文卿说，看似危险的地方，反而安全。于是，书稿完成之后，夫妻二人借回乡祭祖之名，携书稿回到夏阳，直奔白衣庵。白衣庵乃皇封之地，应当是最安全的。何况有姑姑司马纯在此看守，司马迁完全可以放心。

司马迁把书简“藏之名山”这一年，应该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他在信中告诉朋友任安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在此之前，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出狱不久，即被武帝委任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的机要秘书长官，属于内廷宦官机构，直接向皇帝密奏“封事”。此时的司马迁应该是最佳人选：非宦官而受过宫刑，夜宿宫中，不会引出秽闻。何况司马迁修史著书重任在身，委任此职，方便查阅档案，获取资料，写作进程可以加快。武帝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常感到气喘不均，还伴有咳嗽吐痰。一生求仙不成，看来就要升天了！因此，完整的阅读这部历史大书，成了武帝此后最大的愿望。但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有读全。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十四日，71岁的西汉武帝刘彻，带着永久的遗憾告别了天下。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司马迁跟王公大臣们一样，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武帝灵前悼念。司马迁手捧《史记》的最后一卷竹简——《报任安书》，在武帝灵前默默说了很长时间，但无人听明白一句话。

就在武帝驾崩不久的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司马迁也永远离开了他奋笔疾书十几年的书斋。司马迁神态安详，无疾而终。

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司马迁，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忍辱负重，创作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完成了作为一个有理想的作家与一个有权势的君主的精神和生命的对决。武帝刘彻和史官司马迁共同完成了人类历史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