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于完稿，送到读者手中，我特别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从1996年写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第二部《岁月沧桑》又于2015年的此刻收笔，前后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国乃至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最后都归结为对自我内心的逼问，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因此，在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

因此，从一开始，无论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曹禺，还是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我都是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总结历史教训。到1997年，我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想”。预计写七本书：“（一）二十年代：大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北京为中心；（二）三十年代：文学市场中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三）战争流亡中的知识分子——以西南联大、鲁艺（抗大）为中心；（四）一个特殊的年代（1948年）：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子——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转移；（五）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六）七十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七）八九十年代：处于历史交汇点的知识分子——中心失落以后的无序状态。”

这个计划显然过于庞大，也过于完整了，具体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需要作一些调整。最后，就决定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国历史时期，即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这自然与我的“共和国情结”直接相关。可以说“当代中国”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我做历史研究也是指向当代的，我的鲁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鲁迅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充当联接“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梁。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更能体现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图。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这同时是我的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此书一出，我的当代历史研究也就基本画上句号了。

这三部曲是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的。《1948：天地玄黄》，写新中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即展开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而以《我的精神自传》作“合”，则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有操作层面的考虑：要写毛泽东时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会涉及许多还健在的知识分子，不如就写自己；还有更内在的原因：其实，我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和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书中所提出的六大问题：“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间。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这也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201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