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战斗开始
2001年7月～2003年10月
在9月一个温暖的星期二早晨，我的世界突然改变了。我再次取代戴夫·彼得雷乌斯，这次是成为美国第18空降军的参谋长。我连同我的上司丹·麦克尼尔（Dan McNeil）中将，前去进行一次从一架C-130J运输机（一种伴随着我们成长的老机型的升级版）跳下的白天跳伞训练。在波普空军基地的一次情况介绍后，我们背上降落伞。在每一跳前，跳伞长都会检查我们。他的命令和固定动作遵循着一个我之前经历了上百次的模式。他检查了我们的头盔和我们背包的边缘，然后用力拉紧并紧握穿过我们的肩膀和大腿的固定绳索。
在同样的一个早晨，一群人在波士顿登上飞机前也听到了同样的命令。“好好收紧你们的衣服。”这位负责人名叫穆罕默德·阿塔，按照一套准则吩咐他们。“好好系紧你们的鞋，穿好你们的袜子，不要露出来。”这些命令是为了让他们感觉那个早上他们即将要做的——他们之前从未做过并永远不会再做的——不过是一件平常事。他们在空中很容易紧张。
我们从布拉格堡起飞将进行一次短暂飞行，前往“西西里降落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可能在西西里广阔、沙地的区域跳过75次或更多次，但这一次非常不同。在飞机上，我们听着跳伞长大声喊出熟悉的命令：“站起来！”我们站起来，面对着飞机的后部。
阿塔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命令，他们默默地准备从各自的座位上站起来。“当你们登上飞机时，”他建议他们，“继续进行祈祷，并把这当成一次势在必行的突袭行动。”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他们现在也正站着对自己重复这些命令。
跳伞者站起来后，我们啪的一声把我们的伞钩挂在固定绳索上。从飞机的后部开始，每名“伞兵”坚定地拍了一下前面那人的肩膀，然后准备陆续跳出飞机。
“都准备好了，跳伞长。”第一名跳伞者丹·麦克尼尔喊道，表示“这组伞兵”准备好了。装卸长转动一根钢手柄，直到飞机门完全打开。
“每个人都将与兄弟们并肩作战。”阿塔和他的人进入了飞机的机舱，飞机现在正以每小时超400英里的速度穿过天空，飞往曼哈顿南端。与你们的兄弟并肩作战！这时他说：“这飞机，这机舱，都在提醒你，这次行动是为了上帝。”
温暖的风从那扇敞开的门吹进飞机。装卸长靠向我的上司。我听到他说，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思考这起严重的事故。然后绿灯亮了。我们跳下了飞机。
美国本来正享受着一个不完美但相对和平的时代，但那天早上离开波普机场后，我们降落在了一个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找回我的降落伞不久后，我的驾驶员告诉我，第二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另一座楼，他还误以为有一枚炸弹在五角大楼爆炸了。
“我想这改变了一切。”他有先见之明地说。
我没有立即回应。当我们开车回总部时，我陷入沉思，试图理清这些信息。我们直接去了办公室，我的秘书已经在电视上看到这起事件。我们一起看到，两幢大厦无助地接连坍塌了。就在一年前，当我每天早上跑过布鲁克林大桥时，我也会看到这两座楼。现在这座标志性建筑已化为烟雾和成堆的残骸，埋葬了近3 000个逝去的灵魂。后来，伤亡的数字不断增加，引发了那个早上老百姓、受伤者以及他们家人的恐惧和愤怒。我为这巨大的损失而感到悲伤。但是那个星期二，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迫切感到需要做些什么。同波普事故发生后一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组织救援。
丹·麦克尼尔是一位镇定的领导人，这是好事，因为“9·11”后的第一天和第一周布拉格堡几乎失去控制，秩序混乱之极。我们制订了有详细计划的安全程序，但未能通过测试。9月12日上午，多辆试图进入基地的汽车发现检查点迅速被挤满了。在一些道路上，一等便是数小时，许多人干脆掉头回家。在高威胁时期，护士和医生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人员，但儿童保育专家却不是。许多有孩子的人不能来上班。在较高的管理层，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陆军司令部进行了数小时的视频电话会议，模拟超出他们能力的有效协调行动。每个人本意都是好的，但就像整个美国一样，我们是在一片未知的水域中航行。
现在看来荒谬的反应在当时却是非常谨慎地做出的。有人认为一个潜在的严重炭疽病毒攻击会威胁布拉格堡，我们在这里安置了大量随时应对各种需求的预备役人员——这支5万人的预备役部队中的某些人是在“9·11”事件发生三天后被布什总统正式启用的。宪兵确实在其中一栋“二战”时期建筑（我们仍在使用）的地板上发现了可疑的白色粉末，但他们很快便确定它来自附近的一盒甜甜圈。
因为这样的愚蠢问题出现，丹·麦克尼尔开始使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农村的智慧提醒我们保持清醒。“有时候我们会被狗赶到树上，”他忠告道，“但我们不要被吉娃娃吓得爬上树。”随着时间过去，布拉格堡渐渐安稳了下来。
6天后，布什总统在众议院宣布了他称之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开始。针对塔利班，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交出基地组织的领袖并解散这个国家里的所有恐怖分子的营地。针对其他处在这场新战争边缘的国家，他在当晚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个声明因简单而获得不少人的赞同，但最后产生了争议）：“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现在都要作出一个决定：要么与我们同在，要么与恐怖分子同在。”
在遥远的坎大哈，对于这些要求的反应却毫不紧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塔利班的首领会见了他在巴基斯坦的特使。在过去的七年中，奥马尔，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也是前圣战分子的独眼指挥官，在阿富汗令人难以忍受的内战中领导着塔利班，并控制了整个阿富汗（除北方一块小飞地外）。他的集团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比我们所了解的更为复杂，但1996年奥马尔在一大群人面前以先知的外衣包装自己后，本·拉登曾向他宣誓效忠。现在，奥马尔刚从巴基斯坦回来的特使紧张地解释他所知道的即将来临的美国的袭击——空袭并与反对派合作推翻塔利班。出乎特使的意料，奥马尔无动于衷。他认为美国仅仅是恐吓：“除了威胁，美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不超过10％。”
然而他错了。10月7日，针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随着一连串对训练营和塔利班领导人的袭击而开启。随着特种部队潜入阿富汗北部，地面行动在12天后开始。同一个夜晚，当陆军突击队在坎大哈外围袭击毛拉·奥马尔的基地时，游骑兵执行了一次扣人心弦的空降——他们突然出现在阿富汗南部的一条飞机跑道上。
而在布拉格堡，因其迅速的部署能力而闻名的第18空降军，正等待着行动的命令。
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不太了解本·拉登或他所代表的恐怖威胁。起初我们倾向于简化基地组织，假设它和我们过去30年面对的许多群体一样，是一个跟恐怖分子有紧密联系的群体。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开始明白这个敌人汇聚了三样东西于一体：有组织、有信条、有影响力。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代表了这三者的融合——而且最后一样东西达到了顶点。
基地组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直声称对一些零星的袭击负责，本·拉登在1996年从苏丹被迫离开至阿富汗后，1998年8月的东非大使馆爆炸事件成就了基地组织的名声。而基地组织直到那时才成为一个组织、一个基地和一个概念，1998年在非洲的袭击和两年后对美国“科尔”号驱逐舰的袭击，使得基地组织作为一支打击美国的伊斯兰团体变得知名。
基地组织的影响力与该组织的一个明显变化不可分割。“9·11”事件三年前和大使馆袭击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本·拉登、艾曼·扎瓦西里和其他四个恐怖主义领袖发表了联合声明。自14岁开始，扎瓦西里就一直将目标集中于埃及政权——他们在监狱里折磨他，直到他告发他的同伴。但现在他接受了战略上的转变。圣战分子无法直接打败变节的阿拉伯政权——阻挡恢复伊斯兰王权的“近敌”，不得不攻击“远敌”以色列和美国——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他们就不会对基地组织进行正面的打击。“美国犯下的罪行是对上帝、对他的使者和穆斯林的明确宣战。”本·拉登写道。面对这种侵略，本·拉登签发了一项决议，“发现”他得到了决议联署者的支持。这是我们的使命，他宣布，所有穆斯林“无论在何处看到美国人”都要杀光他们。为了实现区域的目标，基地组织将进行一次全球性斗争。
但专注于“远敌”使其很难发动一次行动。当时，几乎所有的其他恐怖组织都有地区统一或民族统一的目标——为推翻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利比亚或埃及政府而战。凝聚起来的不满和看似可行的计划吸引了更多的成员。基地组织没有可以扩大影响的一致战线，因此本·拉登试图将特定的政治斗争融入这样一个古老的宗教战争中。他说，不仅仅是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十字军”的罪行也侵犯了穆斯林。通过让他的听众想起穆斯林曾遭受的羞辱，他在每一个受美国唆使的地方（从撒哈拉沙漠到亚洲丛林）集合了这些潜在的冲突因素。通过这种方式，对那些因为与基地组织并肩作战而获得肯定的虔诚者来说，本·拉登计划的可行性退居次要地位。他们是真正的穆斯林、无所顾忌的复仇者，他们将与敌人斗争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尽管他们不可能摧毁美国，但他们还是难以被击败。
整个2001年秋天，第18空降军接受命令并部署军队支持当时称之为“持久自由”的行动。首先，我们派遣了少量部队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喀什-汉纳巴德的一个空军基地和物流中心，并确保那里的安全。然后，我们挑选出一个旅保卫坎大哈机场。最后，最后，师总部部分人员在巴格拉姆——一个由前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后来用于80年代战斗的新占领的空军基地——指挥行动。
我们收到的每个命令都要求重整部队，这降低了其常规的战斗力。尽管我承认裁减军队和限制美国干预的必要性，但我们的行动开始变得特别危险。有两次行动似乎也验证了这个问题：第一次，2001年12月我们未能在托拉博拉诱捕本·拉登；另一次，2002年3月初我们在沙希果德山谷的“蟒蛇行动”陷入了混乱。
我也很失望。观望战争对大多数士兵来说是痛苦的，尤其是当战友们在困难的地形中战斗时。在阿富汗，他们正在进行战斗，我只能在远处观望，却无法出力。因此在2002年春天，当第18空降军奉命在巴格拉姆建立我们的总部，成立第180联合特遣部队（CJTF180）并指挥这个国家发生的所有常规军事行动时，这确实是一个安慰。5月，我们开始行动。
这项命令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士兵都会关注前线的战事，并常常为冒险而感到一丝兴奋。但离开所爱的人总是令人心痛的。一些人因为经历太多这种痛苦而更加淡定；但对其他人，特别是对那些年纪不断增长的士兵来说，这变得更加困难。对于老兵来说，很多人都明白这点：生活的选择似乎有限，而其代价却更加清晰。
我的儿子山姆，当时17岁，开始以自己的观点看待一些事情。当我们部署波普空军基地的一系列飞行任务时，我穿上与众不同的砂色沙漠制服，在山姆去学校时跟他说再见。我会错过他两周后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我为他感到骄傲，也非常爱他。他问我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不知道，山姆，也许得等我们完成在阿富汗的工作后。”我想用一个时间较长的预期使他变得坚强。
山姆点点头，祝我好运，然后去了学校。
我去了总部，几小时后，我们的飞机坏了，而我的飞行启程被推迟了24小时。因此，当那天晚上山姆回家时，我还在家里。
“那工作没花多长时间嘛。”他调皮地说。
所有战争都是严肃的事情，但当我们在2002年5月抵达阿富汗时，根本不清楚是否还有战争。追捕基地组织的任务继续进行，但塔利班似乎被击败了：大多数成员已经消失，我们不确定他们到了哪里。后来我们发现，一些塔利班成员已经重新集结在巴基斯坦，但大多数的普通成员和一些高级领导者已经回到他们的家园，等待并计划新的行动。
2002年春天的阿富汗有一点西部荒原的感觉。大胡子的阿富汗人和同样打扮的美国联合特种作战人员与常规军队混合在一起，正好符合这充满风险而混乱的气氛。阿富汗这个国家非常难以理解，这很令人抓狂。随着第180联合特遣部队加入我们的任务，我很快就明白，一个重要任务将会让我对很多事情有新的了解，包括正在发生的事、身边的人，以及参与这些事件的军队。
对于大多美国人来说，阿富汗是一个遥远而丰富多彩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流浪者向往的地方，后来成为了苏联和英勇的种族抵抗战士——圣战者，或称“圣战士”——之间一个残酷、巨大的战场。我们知道苏联失败了，但大多数人了解不多。后来塔利班开始饱受争议，因为他们的公开处决行为以及炸毁巴米扬省古佛行动。但直到“9·11”前，很少有美国人会预料到会跟他们进行战斗。
即使对阿富汗人来说，这个地方也是让人困惑的。1978年的政变使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取代了总统达乌德，随后，苏联支持的民主共和国和圣战者反对派之间发动了12年内战，最后，美军在“9·11”后击败了塔利班，阿富汗大半个国家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对于西方外交官和军队来说，阿富汗是一个迷宫，我们很容易给问题加上自己的理解，并通过我们的所见所闻解释他们的行为。对许多阿富汗人来说，似乎西方人希望他们将来达成的目标至少是文明的且对他们有利的。像很多人一样，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阿富汗强权政治下的整个世界——伴随着民族冲突和新旧人物交替——都在我们的观点之外剧烈搅动。我感觉我们像是一群高中学生，走进了一个黑手党控制的酒吧，察觉到房间里充满的紧张感和控制着这里的首领所带来的危险。
我们开始努力理解并适当地改变。但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而且往往倾向于从军事方面看待问题。我们派遣麦克尼尔中将走访了很多国家并跟多名领导人交流。然后，我们开始学会利用最有效的工具——阿富汗人都有这样一种想法：美国的力量是无限的。但是我们建立产生长远影响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帮助阿富汗建立政治机构的策略经过了充分的构思，但西方国家的努力却是不科学、缺乏秩序和执行力的。
2002年夏天，我从阿富汗被召回联合参谋部。这是我收到的来自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的第一次任命，我不愿被调离第180联合特遣部队，对于这次任命尤其失望。我在26年的服役生活中一直避免接到类似的命令，我对离开阿富汗感到失望。但是我知道是约翰·阿比扎伊德（现在是一名中将和联合参谋部的指挥官）做出了这次安排。我相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尽管我的首次调令预示我将担任J34（即联合参谋部主任），负责整个军队的保护工作，但当我晋升为少将的通知到来时，阿比扎伊德委任我为联合参谋部副主任（VDJ3）。这个职位，曾经由海军中将格雷格·纽伯尔德和我的一位老朋友，空军中将诺汀·施瓦茨担任，我将协助联合参谋部管理大型行动人员指挥部。
在我离开阿富汗前，安妮开始为我们搬往华盛顿做准备。我们知道我的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往往难以预测，因此为了解决通勤问题，她决定租一套离五角大楼只有约800米远的公寓。安顿好后，我们很快便确立了一个日程。每天早上我会跑步、淋浴，然后步行一段很短的距离，大概在早上5：15到办公室。
晚上，我会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安妮，她会出来接我。当我们半路上看到彼此时，我们会张开双臂打招呼，这是我们养成的一个愚蠢习惯，山姆非常小的时候经常做这个动作。然后，我们走回公寓，通常会在杂货店停下，买预先做好的色拉作晚餐。回家后，我们会一边吃一边聊天，并很快上床睡觉。这是一段几乎没有任何烦扰的生活。
五角大楼最初由两名陆军工程师在1941年7月设计，以响应军事人员对办公空间日益增长的需求。设计人员预期在一栋几乎没有电梯的四层建筑里提供400万平方英尺的带有空调设备的办公空间。但最终建成一栋有五个面、五层高的大建筑。里面有17.5英里长的走廊，在“二战”高峰时可容纳33 000名工作人员。1942年4月投入使用，并于1943年1月竣工——从设计到完成不到18个月。
虽然我曾这么说过，但其实这并不是我在五角大楼的第一次“工作经历”。我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多次在那里工作，并且偶尔会带上我的兄弟和我。我惊叹于这个巨大的走廊，因为经常有一些商人骑着巨大的白色三轮车在这里出现。通常我们的参观都是短暂的，但如果父亲周末有工作要做，他便会让我们坐在放有铅笔和纸的桌子旁，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娱自乐。
在一个星期六，我们迷上了桌子上的一棵金属“树”，上面挂有约15枚橡皮图章。为了让我们保持安静，父亲为我们找了一个墨水瓶和一些纸——我们假装在做生意。一段时间后，我们离开了，父亲开着我们1955年的砂色雪佛兰旅行车回到我们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家。我母亲就在门口等着。
“迈克，你要马上回五角大楼。”她告诉他，“保安刚来电。”
他放下我们，然后回到车里走了。很显然，他有点担心。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忘了收拾我们盖满了橡皮图章的废纸，而一名保安在做常规检查时发现许多标有“绝密”和其他保密级别的文件随意地散落在书桌上。多年后，当我们看到有关政府保密文件的文章时，这段记忆都会让我们笑起来。
大概40年后，我接下来的五角大楼经历伴随着我还是小男孩时感到的一些相同的惊讶而开始。从外面看来，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有一种传达出力量、意志和一点压迫感的壮观气势。五角大楼的功能设计非常让人惊讶，2001年9月11日早上9：37，第77次航班猛烈撞击了这栋建筑的西面，53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125名五角大楼员工和5名劫机者遇难。当我在2002年8月到达时，维修正在进行中，而且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悬挂在工作地点。在里面，“9·11”事件后增加的保安更增添了严肃的气氛。
和众多军官不同，包括安妮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我是作为一名将官在五角大楼开始第一个任期的，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使我避免了在拥挤的办公室里做一些没完没了的行动工作而带来的烦恼，但是伴随着官僚体制的日子和挫折似乎是无处不在。令人欣慰的是，人们的素质都很好，而且我们所从事的许多行动显然都很重要。
毫无疑问，我最大的惊喜是伊拉克。在第18空降军，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阿富汗，以及关注程度较轻些的巴基斯坦。但是当我在2002年8月来到联合参谋部时，首要的重点是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策划可能展开的行动。作为应对战争可能性的应急计划，在我到达不久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为分析师预测将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并做出规划和寻找解决的方法。
在那时，我判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尽管萨达姆·侯赛因几乎是漫画中邪恶独裁者的化身，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我没有把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当一回事。再者，在我看来，在2002年，国际社会对“9·11”事件的响应将进一步限制萨达姆的行动能力。尽管朝鲜反驳了这一理论——像萨达姆这样的独裁政权必将倒台，但我依然认为那将是萨达姆的最终命运。
随着秋去冬来，战争的可能性稳步上升。授权布什总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法案10月10日下午在众议院通过，并在10月11日午夜之后在参议院获得轻松通过——77票赞成，23票反对。萨达姆对国际压力看似不合常理的反应似乎肯定了我们对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评估——然而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我们无可争议的先进装备以及战斗力，最初可能被视为迫使萨达姆投降的必要手段，后来逐渐演变成迈向战争的具体步骤。我还记得，2002年圣诞节不久前的某个时候，我们的部署和对其他准备工作的评估已经超过了向萨达姆施压的临界点。似乎战争已蓄势待发。
VDJ3的职位给了我一个有利位置，可以看到五角大楼是如何运作的。我的职位较为高级，因此可以参与许多关键的会议，但又不足以被他们关注或限制。我对那里的总体氛围和动态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我看到了运营军官工作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机房”——是如何执行来自五角大楼关键领导人的命令并按照他们的指引工作的。
总的来说，五角大楼的军心并不高涨，但我没有看到不停的互相攻击。当我在8月到达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团队已经上任了大约18个月。许多项他期待的改革由于“9·11”后的动荡环境而被迫延期。然而，个别提案还是在军官当中产生了焦虑，这种焦虑还因为部长著名的严厉作风而加剧。我想，描述这种气氛的最贴切词汇莫过于“踌躇”和“焦虑”。
在早期，我的职责包括通过繁杂的程序展开行动。很多决定都可能会在简短的对话或在视频电话会议中作出。但许多五角大楼的决策者更喜欢程序方面的安全。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盲目遵从刻板的过程会使整个组织产生僵化的思维。
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一起工作是一种冒险，当然是有益的冒险。法律授权国防部长负责所有部队的海外部署，而他的书面批准被称为部署令（DEPORD）。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整合所有来自军队提议的部署令，并跟部长进行会话，以寻求他的批准和签字。但是当参谋人员提高来自作战军队司令部关于指挥军队方面的请求时——在此期间大多请求都是来自中央司令部——这个程序便会加快。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以及间或几个月之后，运营军官将长时间与军队人员一起工作，确定军队潜在的力量来源、部署的时间和其他细节。接着，提议的部署令和辅助文件被编成一组，夹在一套约12个相似的笔记本中，在向国防部长提交简报的前几天，我们要据此与五角大楼的关键领导人协调行动方案。
“部署令简报日”往往是痛苦的，尽管偶尔会很幽默。拉姆斯菲尔德部长会坐在他办公室会议桌的一端，两侧是熟知每一份部署令的简报军官。通常在会议桌上的也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拉姆斯菲尔德的几名参谋，和J3或VDJ3——当时我所处的职位。
那些笔记本都很有条理，对每一项部署提议都有一个总结，还有一张展示其发展方向、目的和规模的地图。部长仔细审阅每个部署令的每一页，常常对任务的重要性和部署的时间提出尖锐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我看到他在一个两人或三人的分遣队上，能比在一个15 000名士兵的战斗师中挖掘到更多的细节。我不能说这很有趣，但是严谨的过程能够使关键决定更为精细和详尽地部署到每个服役人员。
正如我们筹划伊拉克战争时一样，军队的部署程序成为一个问题。大多数军事部署通常都用来支持现有的战争计划和相关的部队——这是一套包含任务所需的所有资源和军队的组合方案。专门为整个部队和军队后勤人员，以及运输规划人员制订一个决策，使其尽可能有效地调动军队，这是最容易做出的部署。
但拉姆斯菲尔德没有采用传统的习惯。他认为军事计划不需要在部署什么军队以及什么时候部署军队方面保持一成不变。他觉得跳出两者的框架将有助于建立一支适应性更强的军队，并且能避免这支军队在发挥应有的作用前被定型。他的方法让他和总统在关于对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上变得灵活而富有多重意义。但军事指挥官们担心，如果战斗开始时，他们可能会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后勤工作人员害怕他们会无法适应如此特别的工作方式。
这可以说是一次经典的行为和意志的斗争。部长和军队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任务。双方在若干观点上都正确。所有人都各有所长。毫无疑问，部长的严厉迫使军队变得更灵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不确定和怀疑时期，我们希望所有参与者之间的沟通能有所改善。
我所参与的其中一个行动本应暂停。2002年秋天，约翰·阿比扎伊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发布了指令：与挑选出来的拉姆斯菲尔德团队成员合作建立、训练并最终部署一支伊拉克流亡者军队。该军队承担的角色有点像领导巴黎解放的自由法国军队。
这个概念很明确。伊拉克流亡者将通过一个伊拉克人的网络进行招募，通过美国的资金支持，被运送到一个地方，进行组织、装备和训练，以参与解放他们的国土。
但流亡人士不能或不愿合作。这本不应是什么意外，不管是伊拉克的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一个流亡在伊朗的主要是什叶派反对派的团体，还是反萨达姆的库尔德人都拒绝组成自由伊拉克部队。最后，与成千上万名坚定的自由战士的预想相反，只有74名伊拉克人自愿参加。在匈牙利，我的同学，当时的少将戴夫·巴诺和一队美国军队顾问致力于把他们塑造成一支军队。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9 000万美元，但这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伊拉克雇佣他们是无用的。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开始怀疑伊拉克流亡者声称的，能够引领萨达姆反对派的说法的真实性，而就这点我们早该质疑他们的可信度。
当战争迫近时，我收到两个意想不到的任务。首先是每周六天向国会提交简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主持这次简报会议，每次简报会议约90分钟，但所有曾立下保密宣言的国会成员都受邀出席。瑞恩·克罗克（Ryan Crocker）大使是一名我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直深深钦佩的外交官，还有威廉·卡尼阿诺（William Caniano）上校，一名陆军情报军官，我们会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就伊拉克的最新进展向成员们提交简报。
这次简报会议是为与国会保持更好关系的工作的一部分，可以使其保持消息灵通，还能提供一个场所，使其针对所要求的信息进行提问。我钦佩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华纳（John Warner）和密歇根州参议员卡尔·莱文（Carl Levin）维护一段两党间的表面友谊，以及营造极其专业的氛围的方式，尽管事实上华纳曾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莱文没有。当我后来在特种作战和阿富汗战争中指挥时，我发现这种关系很有帮助。
第二个任务是定期充当五角大楼军方发言人的角色，对五角大楼记者团作简报。我根本不想担当这个角色。作为VDJ3，我通常都能了解到行动细节的最新情况，但这很容易就会说错话，或在全国的电视上成为一个小丑。
我十分幸运。由于我作为VDJ3仍有日常的职责，因此联合参谋部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召集了一群拥有丰富经验的年轻军官，为我准备应付那些难题。我有幸被分配跟国防部副部长托里·克拉克（Torie Clarke）一起负责公共事务。托里随和的态度和对媒体问题的熟悉帮助我避免了严重的失误，而且她五颜六色的衣着习惯有时分散了媒体的注意力，让他们忽略我明显的紧张。
从我在联合参谋部工作的角度来看，我还注意到了在军队步入战争时的一个小插曲。尽管当时我们不知道，但那段小插曲中的一个参与者将很快在伊拉克成为焦点。
我来到五角大楼，发现军队正在为袭击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山区范围的训练营制订详细计划。那个训练营在美国和英国飞机监管的禁飞区以南55英里，一个叫库鲁马的地方，由一个名为“伊斯兰辅助者”——一个鲜为人知的库尔德人圣战组织所运营。这个与本·拉登有着密切联系的团体在库尔德斯坦不受统治的飞地创造了一个微型的塔利班化的社会。他们迫使男人留胡子并在清真寺一天祈祷五次；他们禁止听音乐、看电视、看电影和喝酒。最近，基地组织一个细小、衰败的分支团体逃过了美国在阿富汗的轰炸，并穿过伊朗，投奔了辅助者组织。最令人不安的是，据可靠的情报表示，在库鲁马，辅助者组织正在制造强有力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包括蓖麻毒素，并打算在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使用它们。
中央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部规划者为摧毁营地制订了几个方案。其中一个不包括地面部队的计划涉及发射一连串的导弹或派遣美国轰炸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白宫提出了另一个选择——包括在利用空袭摧毁营地后插入一支地面部队。投放一支被称为“地面长靴”的地面部队将可以让我们确认摧毁的目标，并跟进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情报报告。
突袭的想法被细化，但是最终随着战争加速，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放弃了突袭。有人猜测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消灭训练营和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恐怖分子——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得到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帮助——将会使他们失去一个攻击侯赛因政权的理由。
我从那次经验中吸取了一个教训。特种作战司令部（SOCOM）曾受命为地面作战方案研发计划，并把任务传递给从属的特遣部队。这个想法传达至五角大楼，却没有得到热情欢迎，反而受到了非正式的批评。这种想法需要数周时间来进行计划，并需要动用一支大大超出预期的部队单位。
“斯坦，这不是一次特种作战任务。”一名高级军官向我抱怨，“这规模大得就像一次入侵。你曾在特种部队待过——难道他们不能执行小规模的行动吗？”
尽管特种作战部队（SOF）在五角大楼和整个哥伦比亚特区相对受欢迎，但它已经使军官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那些把特种作战部队当作是低成本、简单解决所有问题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我意识到让特种作战部队参与、教育最终决定这些最敏感任务的人，并跟他们——有时候，包括总统——进行有效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直到美国在2003年3月全面入侵后，美国特种部队才袭击了库鲁马训练营。在一次重大的交火后，他们发现了蓖麻毒素的痕迹、氰化物以及防护服，还有产品说明书和伊斯兰辅助者组织使用过的设备。不幸的是，其中一名在武装入侵袭击前曾是美军目标的基地组织最高执行者早就逃走了。而这个男人，一个名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流亡恐怖分子在几个月之后再次出现。
在入侵伊拉克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看着媒体从一开始对行动成功的满意逐渐转变成对洗劫伊拉克的担忧，他们也对我们未能捕获萨达姆，无法找到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而不满。同时，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挑战，包括修复基础设施和镇压一股不断增长、不太明确的抵抗力量。我们致力于建立能够明确反映情况，而且能取得进展的指标。但在伊拉克相对混乱的条件下，很难收集到可以有效传达形势或推动必要行动的精确数据。
此外，我们发现很难分派必要的军队来稳定这个国家。我们尝试过，但未能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至少三个师的兵力支持这次占领行动。因此美国的压力居高不下。我曾与运营军官共同制订无数军队轮值计划，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分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需求。但即使是到2003年的夏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显然需要扩充军队。
我特别担忧我们的能力难以填补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局（CPA）的职位空缺，也无法胜任政治机构和地面设施的重建工作。这些角色通常是由经验不足的人来缓慢地填补。轮值的时间太短，即使是优秀的专业人员也难以发挥效用。当我后来在伊拉克时，我看到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2003年的夏天，我能感觉到政府对伊拉克的形势越来越担忧。在7月中旬，曾参与了最初入侵的第3步兵师被延长役期，使斯图尔特堡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感到深深的不满。一个计划在纽约市英雄峡谷举行的庆祝他们归来的大型游行被悄悄地取消了。与此同时，萨达姆的两个儿子被美国军队杀害，但是巴格达的恐怖袭击和一直未能捕获萨达姆也让政策制订者充满不安。8月下旬，相比为推翻萨达姆政权进行的最初作战，更多的美国人在入侵后的占领中死亡。然而没有人感到惊慌失措，但对我来说，前方的道路依然不明确。
那年9月，在联合参谋部工作14个月后，我回到布拉格堡。我并非自愿参加五角大楼的工作，因此很高兴能离开。但是我对五角大楼和更广阔的美国政府政治、程序和作风的了解，对我后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服役是不可或缺的。从后方角度来看，一些看似不合理和可笑的东西都有其逻辑和意义，因为我了解华盛顿的环境及其涉及的每一个人。同样的，认识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副主席和其他关键参与者以及——同样重要的——让他们了解我，在我面对容易被外界误解的敏感行动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当时间到了，我和安妮还是很快把行李放上车并向南行驶。我们渴望回到布拉格堡的“家”，而且我不想给在特区的人任何机会改变他或她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