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准备
1993年5月～2000年6月
在晴天和阴云密布的雨天里，都会有士兵死去——这就是在1994年一个宜人春天早晨里的悲剧教训。3月23日，星期三，在布拉格堡操场上和我的军士长史蒂文·卡夫进行完10英里长跑后，我做了一次季度训练简报。每90天这个简报就在第82空降师进行。在这儿，一名旅长和他的下属营长们将向副师长汇报最近的训练成果并制订随后的训练计划。在39岁那年，我是一名伞兵部队的指挥官，而且我的部队——第2营，隶属于被称为“白色魔鬼”第504空降步兵团——刚结束了在路易斯安那州波克堡的军队联合备战训练中心进行的一次具有挑战性但很成功的轮训。指挥一支我喜欢的营10个月后，我的生活变得异常美好。
我也一直很幸运。因为希望在第82空降师指挥战斗，我终于来到了1977年成为一名新中尉时所在的旅。我是在上一年的5月带着一丝不安回到第82空降师的。我离开了它整15年。我知道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支骄傲的部队是独一无二的。但我加入了一个指挥有方的部队，它比我刚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加入的那支越战后的第82空降师更优秀。我的旅长，陆军上校约翰·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锻造了一支按照“低干涉原则”进行领导的亲密的指挥官队伍。尽管他是我的上司，但他也是我的朋友。
当我在10个月前的1993年5月接管该部时，“白色魔鬼”已经是一支紧密团结的部队，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把团队合作放在首要地位。在第24机械化步兵师，我学会了利用技术技能，像射击术，在我们未经任命的军官中建立自信、强化专业知识并树立坚定的标准意识。在504团我们同样在机枪射击训练课程中利用这一点。同样地，游骑兵教会了我从体能挑战获取力量，因此徒步行军再次成为锻造军队精神的重点。伞兵对我强调凝聚力的响应非常热烈。在那年3月的早晨，它被证实是不可或缺的。
当我前往总部作季度训练简报时，我瞥了一眼我的营的那些伞兵，他们正装载车辆准备转移至几英里外位于波普空军基地调度点的绿色停机坪。在那里他们将完成最后的复习训练，然后背上降落伞起飞，进行一次例行的白天跳伞训练。参加跳伞的大部分都是新兵、炊事员、文员或其他岗位的人员，他们对全营的行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因为自己的职务不能加入我们更大规模的部队跳伞训练。我对几名熟悉的中士点点头并微笑。我羡慕他们可以到外面，而我则只能待在一个会议室里。
我早到了几分钟，在到地下会议室前，我们聚集在约翰·阿比扎伊德的办公室进行非正式谈话。过了一会儿，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们注意到一大缕黑烟在北面绿色坡道的方向升起。
“这肯定是一场巨大的火灾，在波普附近。”有人说。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受到控制的火灾，并转到楼下继续进行简报会议。片刻后，旅主任参谋打断会议，有点儿气喘地说：“长官，绿色停机坪发生了一起大事故。”我们听着他告诉约翰·阿比扎伊德。
副师长迈克·卡纳（Mike Canavan）准将，说他会开车去评估状况，并建议我和约翰跟他一起去。
随着紧急车辆向高耸的黑烟驶去，我们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场重大事故发生了。不久前在我们的总部旁还看到我的伞兵，我没有意识到这次事故可能与他们有关。但在离绿色停机坪大约250米远处，我们开车经过了一名我认识的“白色魔鬼”的伞兵。他身上没有任何装备和贝雷帽，正漫无目的地朝我们营的方向走去。伞兵不会像这样走路。
在绿色停机坪，因为我们乘坐的是卡纳准将的车，所以能够迅速通过已经建立的军事警戒线并进入飞机失事地点。救护车、消防车、宪兵和从附近军队来到现场帮忙的车辆随处可见。受伤和遇难的士兵被火速转移到了在几英里外布拉格堡的沃麦克军队医院。我很快发现我的几名伞兵，并从他们那里得知我的营遭受了最沉重的损失。事故最终让19名“白色魔鬼”成员遇难，40多人受伤，这让人十分悲痛。一个兄弟团，505团，也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他们的4名伞兵。
这是一次打击。在战斗中，损失是痛苦的，但甚少令人惊讶。这是战争的本性。这次事故的范围和严重程度类似于战争，但却没有伴随着战争所允许的心理准备而降临。这一时刻正需要我一直长期学习并知道终有一天必须用到的某种领导能力。
我们开始拼凑事情的经过，随着时间过去，事件的细节变得清晰。一架F-16战斗机和一架C-130运输机同时在波普空军基地起飞，结果这两架空军飞机在飞行中发生碰撞，战斗机的飞行员失去控制并弹出机舱，他的飞机坠落到机场上，撞上一架停放着的C-141飞机。两架飞机的碎片，以及燃料起火后的冲击波向外扩散，波及绿色坡道。在那里，伞兵们聚集在一起，正准备登机跳伞。
事故影响的范围不大。有的伞兵逃离了不断靠近的可怕小火球，他们切出了一个逃难方向，并未受伤；而那些站在火球和飞机残骸集中冲击方位的士兵，则遭受到了严重的烧伤或更糟的情况。事件很快就处理完毕了，但重建全营的过程以及这场事故对许多人产生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级别的事故中，同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一样，有两样当务之急。第一是为伤员提供医疗护理。年轻的医务人员和指挥者必须当场验伤——决定谁首先得到治疗并获得生存下来的机会。在绿色停机坪，医疗物资在几分钟后就到位了，这减轻了处理压力。
第二个当务之急便是责任。在战斗中，士兵有一个神圣的责任，便是不抛下任何一个人，但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混乱局势中，对每一名同伴负责是非常困难的。在绿色停机坪，这支混合部队和许多受伤的士兵迅速疏散了，而我们还缺乏一个专业系统跟踪他们，可以让我们定位每一名伞兵。
我很快意识到，我需要针对发生的事情给我的营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不准确的伤亡数字或混杂的信息将使我们更难专注于前方的任务。几乎就在同时，我还决定，与其允许部队沉湎于悲伤或自我怜悯中，更积极的做法是纪念我们的死者，照顾我们受伤的人，并为受影响的家庭做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于是，我离开机场到了后方医院。
不出所料，沃麦克军队医院陷入了一片混乱。急诊室入口区域挤满了到达的车辆，但工作人员却异常冷静地进行处理。我们建立了一个小型指挥中心，开始统计准确的伤亡数字，我来到停尸房确认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份。
这样的事件会被新闻报道迅速传播，我们必须努力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伞兵的家属，好让他们不会从公开的讯息中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然后在可怕的焦虑中度过几个小时。我们还需要确保这种匆忙不会传递出可能会对亲人或朋友造成痛苦的错误信息。
当我们收集和确认伤亡清单时，熟悉而亲密的名字出现了，像参谋军士詹姆斯·霍华德，一名只有27岁的人事机构的资深领导者。后来，安妮和我跟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墓地一起送别了他。名单里还有我还没见过的伞兵，像来自密苏里州锡纳斯的22岁一等兵汤米·考德威尔——一个丈夫和父亲——也遇难了。这本应是考德威尔在第82空降师的第一次跳伞。我可以想象他和他年轻的妻子本来会在晚上为此庆祝。
人们聚集在医院的一个大接待室，等待消息或是一个去探望受伤的丈夫或朋友的机会，我们营一名士兵的年轻妻子到了。简·达纳韦嫁给了克里斯·达纳韦，我的人事军官。两人都来自阿肯色州的农村，都热爱军队生活，克里斯充满活力地加入了第82空降师和我们营。那天，听说了这次事故后，简从她的住处开车来到医院看是否可以提供帮助。她不知道克里斯也遇难了。
在简走进房间前不久，我在停尸房确认了克里斯的遗体，并看到了他的心口上文着独特的机翼文身，这让人想起他对军队的激情和投入。军队规定由一位随军牧师按照一个谨慎的程序通知死亡士兵的配偶。我不能冒险让她从一份冰冷的名单上或一次轻率的谈话中得知克里斯的消息。因此我把她拉到一边，并无比同情地告诉了她。
我从未试过亲自向一名士兵的妻子传达这样的消息，尽管我跟简很熟，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想虽然我是一名老兵，但她的反应还是会让我不知所措。但她当时直视我的眼睛，稍稍挺直身体，并向我致谢。
“这是艰难的一天。我要看看我是否能帮助其他的家庭。”她平静地说。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有条不紊才是真正的同情。安妮、我和其他领导自然而本能地聚集到受伤伞兵的床边，花时间跟悲伤、害怕的家属在一起。但组织和安抚伞兵及配偶的过程更让我们感动。我们发现每个人都乐于帮忙，很自然地产生了领导人物，许多妻子给家属安排分发膳食，在需要的地方提供儿童看护，甚至给受撞机事件影响的孩子分发了135个复活节篮子。
在第一天，安妮、凯西·阿比扎伊德和其他部队领导人在医院花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医院工作人员非常厉害，但“白色魔鬼”成员和他们的配偶为人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提供了基本的支持。他们帮助那些父母和年轻的妻子们探访严重烧伤、甚至濒临死亡的年轻伞兵，然后做出例如埋葬地点和保险金之类艰难的决定。这些都是痛苦的经历。
于是，我们的上级简化程序，免去官僚主义的指挥，帮助我们为伞兵们以及其家属做正确的事：我们埋葬了死者，探访了受伤的士兵，同时为实行我们师的1号战备队伍轮训计划做好准备。撞机事件后，约翰·阿比扎伊德问我，在损失过后，是否要另一支部队取代我们作为师里的第一部署部队。我说不。我们都同意责任感将有助于全营从这次损失中恢复过来。
3月29日，事故发生的6天后，在第82空降师遇难军人的追悼会上，我和3 500人聚集在布拉格堡里兹艾普健身中心。参加者包括许多受伤缠满绷带的士兵，一些人还拄着拐杖，另外一些躺在医院白色病床上的伤员则被推到现场。我试图表达我的感受。
“我们损失惨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被打败了。只要年轻的人们自愿投身于军队，只要没有人试图选择一条轻松的道路，我们就不会输。”
尽管第一天是艰难的，但我的反应是冷静大过悲痛。我接受带领这个营通过这次挑战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要求我撇开个人的情感。
我后来才感受到那种悲痛。在这次事件几周和几个月后，在杜克医院和在圣安东尼奥的军队烧伤中心，我们探访了受伤的伞兵。在一次探访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的过程中，我在一个严重烧伤的伞兵的病房里，大多伞兵都穿着少许衣服或仅覆盖一些东西，以避免感染敏感的伤口。我跟一名认识的年轻伞兵谈话。我不得不向前倾斜，以努力想听清他说的话。
“长官，我想行礼，但我的手臂动不了。”
我的胃一阵抽搐。应该是我向他行礼。
我经常思考我所带领的伞兵所承受的危险。在这场悲剧发生的6个月前，我和迈克·卡纳就坐在营队的战术行动中心外一个防水布帐篷里，这里有地图、收音机和被选中参加会议的人员。现在，我们身处布拉格堡西部一个树木繁茂的训练区，却在谈论一个约8 000英里外的地方：索马里。
大概一天前，1993年10月3日下午，为抓捕一名宗族领袖，美国军队对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巴卡拉市场发起了一次袭击，这名宗教领袖反对让已经异常混乱的“非洲之角”进入局部稳定状态。尽管白天的突袭开端很好，但一架MH-60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后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导致18名士兵阵亡，包括陆军特种作战人员、第160特航团（俗称“黑卫士”）机组成员和游骑兵。
从最初不完整的数字来看，那里很明显曾有一场激烈的交火，在那次战斗中军队的勇气展现了出来。我和迈克·卡纳都曾在特遣部队服役，并且后来指挥了参与这次突袭任务的特遣部队，因此，这次行动让我们产生了特殊的共鸣。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我们在特种部队的朋友，我们知道这次损失将会深深地刻在这小小的特种作战群体里。在几天后，媒体报道了让人揪心的照片，美国士兵——我们的前队友的尸体被喧闹的人群拖着穿过摩加迪沙街道，这引发了我们的愤怒和憎恶。
在摩加迪沙的战斗给美国及其特种作战部队，甚至对我未来几年的经历造成了持久的影响。虽然美军在巴拿马、格林纳达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行动，已经表明他们为了消除越南战争带来的挫折做了很多努力，但摩加迪沙的失败还是提醒人们，尽管自13年前的“鹰爪行动”后我们取得了进步，但死亡和失败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这一现实使我们变得专注，并鞭笞着我们努力训练一支会获胜的军队。
在摩加迪沙事件几个月后、绿色停机坪悲剧几个月前，陆军人事司令部问我是否想竞争一个游骑兵营的指挥权。一个游骑兵营一般是由一名已经带过一支常规部队的“第二任”指挥官来指挥。一个即将来到这里的委员会将考虑一名来自军队的提名候选人。我反反复复在脑海中思考是否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自从我作为一名西点军校学员在胡德堡跟一个游骑兵连队一起合作了一个夏天之后，我就想带领游骑兵。我在第3游骑兵营的4年为我注入了激情。但我喜欢“白色魔鬼”，而且我觉得自己在指挥中还没有充分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参加游骑兵指挥权的竞选，会让我在指挥任期中途离开。
在作出决定前几天，我每天在两个选择之间徘徊。此时一名游骑兵老战友来看我，尼克·普尼梅达，在第3游骑兵营一直是一名高级军士，并且已在特种部队成为一名准尉。尼克长得虎背熊腰，是一个体贴的朋友，他坐在我的办公室，祝贺我获得一个游骑兵营的指挥权。
“尼克，委员会下星期才到。”我纠正他，“而且我还没决定是否要竞选。或许我留在这里会更好。”尼克给了我一个惊讶和恼怒的表情。
“但是，长官，那些男孩怎么办？”
我当场作出了决定，一个星期后我被告知，委员会选中我指挥一个游骑兵营。
在我得到回到游骑兵的消息不久后，波普便发生了撞机事件。因此，我的第82空降师各级指挥官建议把我的离职时间从1994年夏天推迟到11月，让我帮助部队完成悲剧后的重建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而且我很高兴可以在“白色魔鬼”多指挥7个多月。
那几个月非常令人兴奋。1994年9月18日，在我离开“白色魔鬼”前两个月，我们在布拉格堡登上C-130，加入了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战斗空降行动，这次行动动用了第82空降师约16 000名伞兵。
随着骚乱席卷海地，应急计划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这次大型的空降和后续行动将会保护岛上的关键设备。我的“白色魔鬼”会降落在太子港机场，并步行穿过城市与驻扎在国民议会大楼的游骑兵会合。
在“诺曼底登陆日”4天前，我们的部队接受指令转移到安全的等候区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同时尽可能保持行动的隐秘性。
随着海地军队的指挥官和关键成员在过去的一周陆续被扣押，伞兵们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酝酿之中，当他们进入人员等候区后，我们将分阶段部署接下来的行动。他们开始好奇。我在一个角落里集合他们，这里曾是20世纪50年代第82空降师部队的车辆调配场。
我看到众多熟悉的面孔。我曾看过他们在长途徒步行军中满身汗水，然后又冷得直打哆嗦，但在漫长的训练演习中始终有着坚毅的决心。我记得他们严肃而悲恸地抬着棺木，或是护送他们战友的家属。大多数士兵像我一样，从未直接经历过战斗。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但是需要从我口中听到确认信息。
“先生们，他们取消了我们的世界大赛，”我引用了正在进行的棒球队员罢工事件。我停下来望着困惑的目光，“因此我们决定入侵海地。”伞兵们笑了并欢呼起来。
我不会拿一次人们可能会牺牲的战斗开玩笑。但打破紧张是很重要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会有许多压力让他们承受。正如大多人已经猜到的，这次行动将会推翻拉乌尔·塞德拉斯（Raoul Cedras）中将和他的团伙。他们废黜了民选总统，管理着被比尔·克林顿总统称为“在我们半球中最暴力的政权”。
经过三天的演习并重复回顾计划的每个细节，我们来到了机场并在许多停放着的飞机旁背上降落伞登上飞机。我们的劲头这时显然很饱满——但又很短暂。
即将起飞前我被告知，前总统吉米·卡特、科林·鲍威尔、参议员山姆·纳恩跟塞德拉斯的谈判仍在进行。我知道当他们还在那里时就不会进行任何行动，而即将进行的行动会被当作一个强大的威胁，迫使塞德拉斯同意我们的谈判条件。当我们登机几个小时后，我收到了一张机舱后面的装卸长传来的字条，要求我们返回波普，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把这消息转告给伞兵们，但没有作太多解释。大多数人都看起来很惊讶，而且所有人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这次中断的入侵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也是一次军事力量的展示——61架战机如雷鸣般飞往已经被美国军舰包围的岛屿——增加了卡特总统那天晚上的威慑力。这大概就是教科书上说的利用军事力量来支持外交。但是当我们那晚撤离停机坪时，军队从一开始的精神抖擞变成沮丧。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止入侵变成了我们一笑置之的事，但往往伴随着半认真的咬牙切齿。
1994年11月上旬，我离开了布拉格堡前往华盛顿路易斯堡和第2游骑兵营。安妮、我们的儿子山姆（当时已经11岁）和我挤进我们的小货车里跨越美国。我们只有6天时间来完成这趟从佐治亚州本宁堡一条小道开始的旅程，然后跟我的新团长见面。但我们一家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只是我在蒙大拿小比格霍恩河战场的一次停留让他们俩都感到无聊。
我们在一个多云的下午驶进路易斯堡，我准备在第二天接过指挥权。我的祖父“二战”前曾在路易斯堡服役，而我的父亲和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曾在我们被分配到的住处附近成了朋友。在雷尼尔山的衬托下，路易斯堡十分漂亮，我们很快便找到了家的感觉。
像指挥第2步枪连一样，指挥第2营仍然是艰苦的工作，但也会更“有趣”。在我的第一次指挥中，我曾担心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现在我带着自信和很多想法来到这里。我怀疑游骑兵们已经有点厌倦了这种情况：一个自信的指挥官带着写满了让军队朝新方向发展的想法的笔记本到来。但如果他们真是如此，那说明他们目前的日子过得很好。
第2游骑兵营因其“二战”的功绩而闻名，是1974年在原始营级规模基础上重组的两支游骑兵部队之一，并带有少许美国西海岸的特色。我在20世纪80年代服役的第3营，把第2营视为比自己更自由、更松散的部队，尽管他们在战场上表现不错。我们也羡慕他们远离那个我们在100米处就可以看见的团总部。
我在一个简单的仪式上接过指挥权。从一开始，我就决心要给全营设定一个明确的方向，确定全营一致同意的行动的主次顺序，并迫使自己以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水平来执行那些标准。若我们没有比其他部队更优秀地完成几个任务，那么我们便可能无法维持一支真正的精英部队的声誉和信心。
我的军士长弗兰克和我挑选了几个需要改进的重要方面。一个是徒步行军，带着作战装备长距离步行，通常是50磅或更重的帆布背包。我们指导所有游骑兵锻炼耐力并进行30英里的周行军和季度行军。在跑步和行军跨过路易斯堡时，我看见第9步兵团的小标语——“马萨诸塞州人”——指引他们做着25英里的徒步行军。我知道游骑兵得行军更远，30英里差不多。
我们也确定了需要增加年轻的游骑兵在白刃战中的身体自信。我没有规划需要刺刀冲锋或拳脚相向的行动，但游骑兵的行动涉及突袭或清除障碍，这使他们有机会与敌人进行身体接触。我希望他们通过精通武术建立这种信心。
训练游骑兵格斗战或白刃战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我们一直在努力，从一开始使用现有的军队手册，到转而聘请外来专家和全国知名大学的摔跤教练。我们可以送一些游骑兵去进行专业的训练，他们将带着纯熟的技能和热情回来，但他们的技能却无法深入到队伍中。
最后，经过近一年的失败尝试后，我们雇用了格雷西兄弟，罗伊斯和罗里恩。他们是巴西柔道方面的著名教练，且互为竞争对手，那是一种他们家族引以为傲的战斗风格，他们将在路易斯堡进行一次两个星期的课程。我让所有的副排长都参加了课程，而不只是那些表现出兴趣或能力的游骑兵。
尽管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项或几项战斗技术，但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要让合适的人来参加训练。副排长作为高级军士负责控制训练，并安排每个42人排的训练时间表。中尉带领全排，但副排长负责塑造一个排并且是其核心。要是副排长在他们的格斗术上缺乏自我超越的信心，并且没有一个共同坚定的信念，我们就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个课程证明了这一点。结束课程后，副排长，已成了格斗术的狂热者，非常渴望展示他们的技能，并要求他们的部下追随自己。几个月后，格斗术便渗透到营队的训练中。在几年的时间里，它扩散到了整个团，并很快就感染了整个军队。这是一堂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领导课。
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士兵和军队必须学会赢，但军队的联合战备训练中心（JRTC）无意中破坏了这一点。训练中心旨在锻炼部队在要求的条件下对抗一个精通MILES训练装置、高度熟练的OPFOR，这些条件让OPFOR常常能击败更大、更优秀的武装部队。许多军队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MILES。在我指挥第2游骑兵营的第二年，我们被安排了一次在联合战备训练中心的早春轮训，而我决定让军队集中精力获胜。
要在联合战备训练中心获胜，第2游骑兵营必须调整我们在实战中可用的战术，以更适应MILES战斗。为此，我们花费宝贵的训练时间来掌握MILES，是以牺牲更现实的实弹射击术为代价的。当我们准备为战争训练时，营里许多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都觉得我们“训练为在训练中获胜”。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但对我来说，这是为了获胜而训练。未来的战斗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而在不利于我们获胜的情况下在联合战备训练中心取得胜利，将建立游骑兵们战胜一切的信心。我们开始一周接一周地训练，不仅在由战斗路线组成的实地中训练，还要在营地的内部训练，对抗我们指定的拥有MILES装备的OPFOR。我变成了一名MILES射击术的狂热者。在许多训练开始之前，我从小队或排中抽出两到三名游骑兵，在几百米远的地方设置几个目标，并要求他们利用MILES的第一枪展示“杀死”目标的能力。在第一个星期，很少有人能做到。我能感觉到一些军士在动摇，因为他们觉得精通MILES显然是浪费时间。
最后，在一个凌晨大约两点完成一次困难的训练后，我们在一个帐篷里进行一场行动评论会议。我们疲惫而沮丧，我厌倦了成为那些长篇大论的领导者，然后一名班长，肯·沃尔夫——后来在阿富汗成为一名参谋军士长——站了起来。他抓住安装有MILES发射装置的M16步枪，爆发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他说，指着发射装置，“这是战争，我们将要战斗的战争，而且我们必须赢。”
我专注地看着他，希望他说的是实话。
“这是MILES战斗。我们或许不喜欢它。但是如果我们要获胜，我们必须比OPFOR更擅长它。”他的声音升高，“而且，该死的，我们比任何OPFOR还要优秀。”
他得到了游骑兵们勉强但真诚的赞同。我本想拥抱他。因为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会赢。而且我们做到了。那个承诺——致力于战斗，并赢得那些我们所身处但并非我们想要的战争——再次出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1996年6月，我放弃第2游骑兵营的指挥权，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个研究员职位，而不是进入陆军战争学院，我们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
对于那些我在游骑兵部队时因太忙而没时间考虑的问题来说，哈佛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探索机会，我遇见许多聪明的教师和学生。我预计哈佛会充满反军队的情绪，但相反我们遇到了很多好奇的问题和带着沉思的表情，仿佛我们是他们从未靠近过的稀有动物。
而且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很美好。安妮为我们租了一套靠近哈佛广场的公寓，并得到了一份在肯尼迪学院的工作。我们有时间去探索波士顿，观看红袜队的比赛，并偶尔去一下新英格兰的其他地方。曲棍球赛季正在进行中，我们晚上和周六都去看山姆打球。
1997年6月23日，我又回到了游骑兵。我以为游骑兵团的指挥权交接仪式会在本宁堡的阅兵场上进行。这个仪式每两年举行一次，在进行了几天的军队训练和团队建设活动后，整个团为这一时刻聚到本宁堡。他们中有降落在安齐奥或爬上奥克角的士兵，有曾在摩加迪沙战斗的士兵也有一些老兵。他们被一段共同的历史和价值观连在了一起，这很好地体现在游骑兵的信条中。
游骑兵信条是一篇用6节文字体现其价值观的总结，它在1974年随着第1游骑兵营在斯图尔特堡编组而被采用。当我在1985年加入这个团时，我所收到的其中一个要求是记住这些信条并在每天体能训练时背诵它。更令人难忘的是，1989年，背负降落伞的游骑兵们在空降进入巴拿马战斗前的几分钟，在飞机里大声把信条朗诵出来。
但在仪式中最令人深刻的是，一名在队列某处事先安排好的游骑兵大声喊 ——“游骑兵信条，跟随我念”，随后仪式开始。信条被分成数段，由每一名游骑兵重复背诵。一名游骑兵开始背诵第一节。
我认识到自己是志愿加入游骑兵，并完全了解这项职业的危险程度的。我将永远尽全力维护游骑兵的信誉、荣誉和高度合作的团队精神。
为了让众人听到，那名游骑兵大声喊出每段信条，在场的游骑兵和观众大声重复或低声地念。有些人陷入沉思——他们都把每个词牢记在心中。那名游骑兵带着节奏朗朗诵读。
第二节由另一名通常是在队列另一端的游骑兵接着念，这让人感到自然。
承认作为士兵中的精英，游骑兵无论在陆地、空中还是海上，都将抵达战斗的最前线。作为一名游骑兵，接受祖国期待我比其他士兵行动得更远、更快、更有力这一事实。
第三节表达情绪的高潮。
绝不会辜负我的同伴。为此我必须一贯保持精神上的紧张、肉体上的强壮、道德上的公正。不管是什么任务，都要肩负百分之百甚至更多的责任。
部队通常会选择非常年轻的游骑兵来领读章节，在2 000名游骑兵同伴和许多观众前领读是一段让人畏缩的经历。有一次，一名年轻的游骑兵开始领读第四节：“将以得体的风貌勇敢地向世界展示，我是一名被特别选中且训练有素的士兵。”
队列的响应跟随着一阵不自在的沉默。那名游骑兵本能地紧张起来，想不起来接下来的段落。过了几秒钟后，旁边的一名军士不着痕迹地接着念：
对上级的礼貌、整齐划一的服装以及对装备的护理，都应成为他人的榜样。
大多观众都不会察觉到。但对我来说，那名军士对一名游骑兵同伴的快速帮助体现了他正在朗诵的信条。
到了第五节，人群的响应往往更强烈。在听起来一片和谐的声音中，他们朗诵出信条最重要的部分。
我将勇猛地面对国家的敌人。我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并将尽全力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在游骑兵的词典里没有“投降”这个词。我永远不会扔下受伤的战友，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让祖国蒙羞。
然后是最后一节。
我将义无反顾地展现出刚毅的精神，为了游骑兵的目标战斗到底并完成任务，即使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信条以逐渐增强的声音结束：“游骑兵带路。”尽管这几节文字富有节奏和韵律，但游骑兵信条既不是一首诗，也不是一些供群众吟唱的愚蠢咒语。这是一个承诺，是每一个游骑兵对其他所有游骑兵许下的庄严承诺。
跟高级军士的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重要的，因此在那第一天我预留了几个小时跟团的参谋军士长迈克·霍尔开一个会。迈克在团里近20年，是游骑兵的一个偶像，尽管我认识并尊重他，但我们仍需要作为一个团队团结在一起。我们从那个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建立了始于合作然后发展为深厚友谊的关系。安妮很快便跟迈克的妻子布伦达变得亲密起来；而当布伦达和迈克决定在天主教信仰下重新宣读他们的结婚誓言时，安妮和我跟他们的儿子杰夫也都参加了，我们成为仅有的几位见证者。
在我们早期的合作关系中，迈克和我决定集中训练团队的四个方面：射击术、体能条件、急救和小部队战斗演习。我们显然已经执行了其他任务，但我们将优先并不断强化对我们称为“四大项”的高标准的掌握。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去做所有想要做的事，但我们决定做那些能做得很好的事。
射击术显然是一个重要项目。使用轻型武器往往会寡不敌众，游骑兵必须要在敌人射中他们前能够击中对方。因为我们往往是在晚上行动，而且配备了新的夜视设备，所以射击术在黑暗中是至关重要的。
在战争中，尤其是现代战争，绝大多数的死亡发生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有熟练医生和技术从而保证了高存活率的战地医院。尽管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战斗医疗部门，但他们只占军队的一小部分。为了确保战场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即时护理，我们要训练团里的每一名游骑兵成为第一响应者。其中十分之一受到高级训练成为紧急医务人员。在目睹了1993年摩加迪沙的游骑兵经历后，军队很快就确信每一名游骑兵都必须能够救他的兄弟。
迈克·霍尔和我在1997至1999年领导游骑兵期间，从来没有偏离过“四大项”。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尽管当时我们国家处于和平状态，但“四大项”后来拯救了众多生命。在第一场持续八年半的反恐战争中，游骑兵执行了超过8 000次行动。其中大多数是有针对性的袭击，而且很多都由我指挥。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32名游骑兵牺牲，但他们并非因为可救治的战伤而死在战场上；一名身受可救治战伤的游骑兵在撤离后，因为手术后的并发症而死去。这3％的概率被证实低于美国所有意外事故的死亡率——其中24％的概率是由于可救治的损伤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指挥这个团跟指挥一个营是截然不同的。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带领了三支在地理上分散的部队，每支部队都曾由非常有经验的“第二任”指挥官带领，使不同类型的领导风格取代了我见过的更专制的风格。我学会了要求高标准的表现，但在达到标准的方法上更为灵活。渐渐地，随着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来达到他们所参与设定的目标，我也开始寻找目标谋求共同发展。
在我在指挥岗位的最后一个月里，我收到被选中晋升为准将的通知。迈克·霍尔递给我他带着的小笔记本的其中一页，上面写着：“致我的朋友，新准将——祝贺你。”它的意义超过了一切。
在1999年夏天，我加入了另一个协会，这次是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那一年是另一个自由思考的机会。我参加了许多会议，和许多吸引我的新闻工作者一起，并有机会从事几个有趣的项目。但或许最大的好处是有一段时间来阅读、思考并讨论在军队工作中很难有时间关注的问题。
就像在哈佛一样，安妮通过面试得到了一份在协会的工作，这使得我们可以分享经历。山姆，表现出他很强的适应能力，连同其他5 000多名学生进入了在伊里奇湾当地的公立高中，我们花了多个晚上待在当时还很破烂的康尼岛，他的队伍就在那里练习曲棍球。为了让山姆看看我在协会中难忘的经历，我带他参加了协会的“父子之夜”。当我介绍山姆的时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赞赏的笑容。他夸耀山姆的新造型，明亮的蓝头发——就像通过展现“联合国之蓝”向秘书长表示敬意。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到不断发展的经济实力的支持，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广泛而激烈地讨论，问题集中在美国应该选择成为什么角色，而非美国能成为什么样的角色。美国什么时候应该介入索马里和巴尔干半岛，以及为什么拒绝干预卢旺达？我们在以巴冲突中是什么角色？我们似乎感觉美国的未来一片迷茫。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此。在1998年8月7日的上午，满载炸药的卡车炸穿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这两起袭击事件造成224人死亡和4 500人受伤——主要是肯尼亚人。破碎的玻璃使150人失明。当时我还在指挥游骑兵，记得这次恐怖袭击，但我更记得我当时在想，这是一个不知名、无组织、难以击败的敌人所犯下的罪行。
美国政府立即怀疑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组织成立10年后，仍有大多美国人不认识这个41岁，在过去两年中不断发表长篇反美言论的沙特金融家。但他一直在忙活着。
沙特阿拉伯在1991年强迫本·拉登后离开后，他曾住在苏丹。在那些年，他操控着军事训练营，同时作为一名商人，通过他的金钱跟非洲和亚洲的恐怖分子联系。他在巴基斯坦经营的一间宾馆庇护了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策划者，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
在美国的压力下，苏丹在1996年驱逐了本·拉登，他飞往了阿富汗，而塔利班将在几个月后占领喀布尔，并开始他们历时5年的统治。同年8月，本·拉登给阿拉伯报纸写了一封信，据说是从兴都库什山地区通过传真机发送的。他的长篇书信写给全球的穆斯林，呼吁他们发动圣战对抗美国，来驱逐这支仍然“占领”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伊斯兰教“摇篮”的力量。依然被人们认为是金融家的本·拉登，用他著名的嘲讽来责备沙特政府，但矛头指向美国，那些话在当时听起来很荒唐，而现在让人感觉不安。“我告诉你，”他说，“这些年轻人热爱死亡就像你热爱生命一样。”
大使馆被袭让这些嘲讽成为舆论的热点。在本·拉登通过传真宣战两年后，这两起爆炸事件展示了他们令人担忧的行动的广泛性和高度复杂性。对于一个将其声名建立在暴力行动之上的团体来说，这次致命袭击行动，使其载入了史册。
1998年8月20日，大使馆被炸13天后，阿拉伯海上的美国海军船只发射了一连串的巡航导弹。其中13枚射向喀土穆（苏丹首都），击中一间被美国情报机关认为与本·拉登有关的生产化学武器（包括神经毒气）的工厂。后来，情报被证实错误，该工厂实际上是生产药品的。一名苏丹工人死亡，并惹怒了许多工人，工厂的摧毁使苏丹失去了成千上万的药品。工厂的真正所有者——并不像人们一度认为的那样拥有涉及本·拉登的阴暗的商业资产——后来起诉了美国。
同一天，66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射向了被美国认为是本·拉登所在地的阿富汗东部的基地组织训练营，但他当时正在前往喀布尔的90英里以外的路上。在爆炸的余波中，基地组织观察员计算出有5到6名阿拉伯人死亡，而塔利班指责美国人杀害了22名阿富汗人，且受伤人数是其两倍。克林顿政府估计多达30名激进分子被杀。
这次袭击中的伤亡人员大多下落不明。袭击之前，美国官员担心巴基斯坦会认为穿过他们国家的美国导弹是印度发射的。但他们更担心的是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会向塔利班或本·拉登泄露这次袭击。因此他们给了巴基斯坦通知，但非常简短：8月20日晚深夜在伊斯兰堡享用烤鸡肉晚餐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瑟夫·拉斯顿（Joseph Ralston）上将告诉巴基斯坦军队领军人卡拉麦特上将，10分钟后，导弹将会进入巴基斯坦领空。
巴基斯坦保守了秘密，但他们也有伤亡。一些建筑物被实际上是被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使用的导弹炸得支离破碎，根据数字统计，其中5名情报官员和20名受训人员遇难。该事件让巴基斯坦领导人发怒，而美国更加怀疑他们，质问为什么巴基斯坦官员一开始会靠近本·拉登的营地。
巴美关系持续恶化。当本·拉登的踪迹消失在阿富汗山脉时，美国给巴基斯坦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他们逼迫塔利班——接受了巴基斯坦大量资助的拉登的东道主——把拉登找出来。这些要求得到了愤怒的回答。
“老实说，”在我待在外交关系协会的那年冬天，一名巴基斯坦官员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抱怨道，“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并为你们抓捕本·拉登，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是美国盟友中遭受最严厉制裁的国家。我们帮助你们捉拿拉姆齐·优素福……而我们所得到的就只是你们的感谢言辞。你们没有预先警告就在我们的领土上投掷导弹！你们羞辱了我们的政府！你们杀害了巴基斯坦情报官员！”
于是就此开始，早在我们知道这有多重要前，美国政府一个不健康的惯例——怀疑巴基斯坦的忠诚，并要求巴基斯坦把本·拉登带给他们——一直让巴基斯坦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一个盟友，并愈发抗拒这种方式。
那年冬天的某个时候，我的老朋友以及导师约翰·瓦因斯从第3游骑兵营打电话给我，并问如果他有幸在第二年被选中指挥第82空降师，我是否有兴趣当他的助手。我立即予以肯定的回答。
2000年6月，我46岁生日前两个月，我开始了作为一名伞兵在第82空降师的第三次任期。我取代了戴夫·彼得雷乌斯成为了副师长。瓦因斯通过7名能干的旅长和经验丰富的参谋长指挥16 000人的第82空降师。他让两名副师长分别负责作战和后勤供应，拥有巨大的自由度和权力，而官僚主义影响甚少。这样的安排给了我们时间专注于训练，指导下级军官，并和师的指挥军士长一起担当师长的眼睛和耳朵，成为瓦因斯的一名替身也是一个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军官的好机会。
某些学习是通过观察获得的。约翰·瓦因斯是一位魅力超凡的领导人，他因照顾下属并把大量思想融入他的指挥方针而为人所知。为了在像军队这样的等级组织里找到使下属坦诚的方法，瓦因斯拿着计划书在一天临近结束时来到我的办公室。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关系很好，他猜想如果我在一个大型会议中公开强烈表示反对，会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这个适当的场合在几天后到来，这是一次大约25名指挥官和参谋参加的会议。我在会议中等待合适的时刻并执行约翰的指示——对他的行动计划表示强烈的反对。
“长官，这么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看着瓦因斯说，我为自己的坦诚而由衷地感到骄傲。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瓦因斯的绰号为“毒蛇”，人们在敬爱他的同时又害怕他。他对此似乎很愤怒。如果他配戴着武器，估计会慢慢将他的9毫米手枪从皮套里拔出，或把他锋利的长刀从鞘里抽出，或两样皆有。他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计划。
在一瞬间，虽然是很长的一瞬间，约翰笑了。他感谢了我的诚实并暗示每个人，那是对一名指挥官最有帮助的一类反馈。他进一步证实了，优秀的领导人决定其周围的氛围，并会在正确的时刻创造坦诚讨论的机会。
2001年6月，我在科威特多哈营地参与一个军队计划——为派遣指挥官前往中央司令部而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准将轮训。在当时，这似乎很荒谬，领导层的不断更换将引起混乱。但我在那儿的那个月——其中包括探索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边境，巡视关键的港口设施，并前往卡塔尔参观预先部署的集结点——就像是艾森豪威尔1929年巡视“一战”战场的缩略版，或重演巴顿在法国的游历。那个月让我看到了我后来踏上的战场。
还有一个重要主题是搜集情报报告，这与威胁袭击美国在科威特设施的奥萨马·本·拉登有关。当时，基地组织因1998年东非大使馆的袭击事件再次备受关注。4名嫌疑人因参与袭击，于5月29日在曼哈顿被判定有罪。这次审讯持续4个月，传唤了92名证人，展示了1 300样陈列品和302项不利于被告的证据。那些证人中有两名是基地组织的前成员，这次审讯揭开了这个组织几乎密不透风的神秘面纱。第二天，在阿富汗收容本·拉登的塔利班宣布他们不会把他送往美国法院。
在我此行之前，恐怖行动似乎像空气污染一样是一种无形的危险，有着无数的来源，其危害更胜于一个由一名煽动力强的领导人所带领的特殊集团的威胁。在该地区的逗留以及每天对情报的审查，让我更加了解了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并给威胁赋予了新的含义和更强的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