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花馆中一过客
“文革”余震不息的一九七六年夏秋之交，我虽得庆更生却又无家可归，孑然一身暂寄友人家中。他也是临时借了本地图书馆的三间败屋住着。我就挤进去做了一名“三房客”。小屋紧靠着馆中一幢小楼，原是张季直家里人昔年起居之处。这座虽已古旧而秀雅可赏的精舍，颇能助我想象民初年代的光景。我正好在这往昔的气氛中翻阅、摘抄一部馆藏的手稿，季自求日记，从中感受着那时的北京，那时的鲁迅。虽然也像鲁迅日记一样的简略，毕竟是能够唤起实感、联想的。
是听了章品镇君的指点才去寻访这份资料的。捧着这十九册用毛笔抄的稿本，喜不自胜。从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这二十八年中，所记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事。如“见袁世凯”、“陪黄兴游三海”、“赴冯国璋之宴”、“唐绍仪到宁”、“老袁贿选”、“北伐军入宁”；还有什么“观我国新造飞机”、“隆裕之死”和“珍妃移葬”之类。历史镜头有大有小，却是可贵的亲见亲闻。他还记下了四访张季直的情形。张孝若遭害毕命，当时寓居同一地的作者也在日记中记而评说之。当做一部掌故笔记看看是有价值有意思的，只可惜也像古来的此类资料，往往缺少细节，骨多肉少。
不过这些史料只是披阅这部日记所得的副产品，我一心追踪的是他同鲁迅的往还。当时虽已开始体验到“偶像之黄昏”，但鲁迅反而更其显得巍然了。对已见到的传记，不能满足，总想在心里头放映一部更具体、真实的“鲁迅传”。日记中四十四条他同鲁交往的记录，不止是可为鲁迅日记补遗、作注，同时也由于作者是我们乡邦的人物而更感亲切了。
此公履历也有意思：进过南洋水师学堂、江南将备学堂，毕业以后当了教官。光复之后在北京政府干参谋工作。一九一五年的“入蜀日记”中记了他随参谋次长陈宧入川经过（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四辑中收此资料）。
周作人同他在水师学堂有同学之谊，所以这四十四条中第一条（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是“得起孟书云，豫才君处已于家书中介绍……”。
十月四日的日记可说是一张他眼中的鲁迅小像：“访周豫才君于山会邑馆，遇之。其人静穆，与起孟如一人。斗室中一榻一案一椅。书架上列古书数种，有足自乐者。”
两天之后，“豫才君来访”了。从此季自求成了藤花馆中常客。这倒不奇怪，因为他确是怀着敬慕之忱去的：“……豫才终日伏案探讨经史，其造诣未可限量，自顾感愧之至。”可注意的是鲁迅回访，前后有十次之多。钱稻孙回忆过：那时候“鲁迅没事不出来找人，都是人家去找他”（钱氏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与“鲁迅博物馆”人员谈话）其时鲁迅日记上经常出现的人名也不过是许寿裳、许季上、许铭伯、齐寿山和钱氏这屈指可数的几个。这鲁、季之间的四十多次互访之外还有招饮广和居、同游琉璃厂等事。相识未几，鲁便赠以《域外小说集》，后来又赠《炭画》、《百喻经》等。季氏那面回赠的《隋龙山公墓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然也投正在广搜金石拓本的鲁迅之所好了。至于鲁迅向他借看《南通方言疏证》，且在某次访季自求于南通州会馆之时“持麻糕一包而归”，则更令与季氏同乡的我为之大乐，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滋味了。然而在这一条下似须加一点不算多余的小注：麻糕是一种崇川特产的茶食。不过如今虽然装进了华美的盒子，可作礼品，而风味已非复当年，不堪鲁迅翁一尝了。
从以上这种种可以想见，在那气闷的年代，除夜以独坐抄碑卒岁的鲁迅，对这位小京官是并不当俗客看的。对照一下看：鲁迅日记中或记某几人来访“未见”，某人馈食物“却之”，甚且有某人“送食物三事，令仆送还之”……更滑稽的，有个教育部办事员来，“对坐良久，甚苦”！
原来并不相识而“欢若平生”的朋友，在鲁迅前期的交往中似乎少有其例。
对照两人日记，常常是季所记较详，正可补鲁记之略了。例如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这一条，鲁迅只有寥寥几句，而季所记却保留下一段文物鉴别的谈话：“午前十时许往访周豫才，过一地摊，见画一轴，写释迦像甚奇，异于常画……其制古拙……疑是明人手笔……及见豫才，因具道之。豫才言此当是喇嘛庙中物，断非明代之物，盖明以前佛像无作青面狰狞状者。余深叹服，遂不作购置之想。”
季自求还携友同来。这人是刘历青，也是知堂的“水师”同学。而一见之下也是“倾谈恨相见晚也”。此君善画。于是“豫才又强历青作画一幅”。这回倒是鲁记得详细些了：“历青为作山水一幅，是蜀中山，缭以烟云，历二时许始成，题云：十年不见起孟，作画一张寄之。”
这“强令”又不禁叫人想到鲁迅日记中“捕”陈师曾写对联的那个“捕”字，以及后来“刘历青来，捉令作画”的那个“捉”字，真是有性格，也有味道的！
此详彼略互为补充的还可举一事。某日日记中，鲁迅只说“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在季自求的日记上是“……余不学，闻见囿陋，章氏书未之前见……向者偶与豫才君道及，豫才许为觅购，今特践诺也”。
二人缔交是知堂的介绍，一见如故之中也看出了鲁迅对他老弟的感情吧？但直到知堂从家乡来京后，季自求才又提到：“访豫才、起孟。前日路遇豫才，知起孟来京。不见已十余年，相见甚慰。起孟举止一如往昔而神气渐有老意，畅谈至十一时许乃别。”
也有些事情季未记而在鲁迅日记中有，约有九条，记了季赠鼯鼠蒲桃镜与鲁赠《会稽郡故书杂集》等等。
交往的记录，在季自求日记上是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为止。但从鲁迅所记来看，季最后一次出现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来访。
我们知道，从一九一七年起，“从前那么隐默”（知堂语）的鲁迅，由于老朋友金心异（指钱玄同，鲁迅语）的“劝驾”，用《狂人日记》放了“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写起了文章。
一九二五年他在《看镜有感》中说的那面满刻蒲桃、跳跃的鼯鼠号称“海马蒲桃镜”而实是鼯鼠蒲桃镜，据《全集》编者注云，即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日记中的那面铜镜，季自求从地摊上买来送他的。但鲁文中说：“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鲁迅最后的九年都在上海。当年藤花馆、补树书屋中的来客在哪里？他在南福里中做他的海上寓公，隔壁弄堂就是郭沫若等人住过的那个民厚里。不过他早已离开军界，且于一九二二年去了南方。曾做过江西督军蔡成勋的高参，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缉私官吏，然后又入了金融界。从原先写得认真后来变得潦草的日记上看其在上海的生活，经常是到他经营的一爿古玩店里去查看生意如何。钱新之这个亦官亦商的闻人的名字也频频出现于日记中。后来他做了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秘书，也就是钱新之介绍去的。
同居上海，双方日记上再不见彼此的名字。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那天的季自求日记，我在读时和抄录时杂感交集，真觉得“人事之迁变，不亦异哉”（鲁迅一九一二年十月六日日记中语）了！
“故人周豫才于新文学负大名，世所称鲁迅者也。廿年前在旧都过从极密，后遂疏阔。以患肺病，本日殁于施高塔路寓次，年才五十有六。可惜，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