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话与真情
——读《周佛海日记》
排一排中华历史上离奇古怪的现象，抗战时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要算一个。敌伪之间，加上对于敌伪来说“敌乎友乎”说不清的“顽”方，三角之间，又勾搭又摩擦，演成了种种光怪陆离之相。每一涉猎这段乱世风光的史料，觉得比读前朝往史更令人惊，令人愤；而又往往可以从它同历史中上下文的微妙相似之中，见其中华特色。
未曾目睹怪现状，而想了解其复杂相的，不可不读周佛海的日记。
此公，“一大”代表名册上有名，抗战初的“低调俱乐部”中重要角色，可谓一个善变的人物了。先是脱党而去，当了蒋党骨干，然后又投向同蒋唱对台戏的汪派怀抱，下水做了汉奸。鬼子一投降，《往矣集》的作者蓦地又成了曲线救国的好汉，甘为那些一时还来不及“还都”“劫收”的鼠窃狗偷们站岗放哨，当起了保镖。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间在沪、宁地区目睹煌煌告示上署着这个白骨精的新头衔“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的人，不会不为历史老人的恶作剧而愤笑皆非吧！
这本历史闹剧又来了个抢景换场；此獠被逮下狱，判处极刑，随即却又恩减为“无期”了。蒋帮坏事做尽，像此类丑恶手脚，正给历史天平上加了个不轻的砝码。
如此叫人眼花缭乱的舞台场景，卖力献演的这个角色，他那日记里写些什么人话鬼话，可让我们从正反两面一窥历史之真相？
日记有两部。一部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记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一部是《狱中日记》，从一九四七年一月到九月。两部日记合而观之，可从其自我对质中看到此人的面目与肺肝，那种自打嘴巴的戏剧效果是不可多得的。
《狱中日记》二十一页上，他写给特务头子毛人凤的信里说：“外间传余财产甚多，实则所有无几。”在别处，他也自诩“清贫”。
翻翻前一部日记，一九四四年末，赫然有账焉：“以若干化名在中国实业银行存一千万元，另有金城、浙江兴业银行各一千万。”（按，此处的“元”，指汪伪发行的“中储”券。“中储”银行也是在周佛海一手控制之下的，这笔钱，以当时物价计，相当于七百五十根金条或大米一万担。）
可发一噱的是，他竟把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天亲笔所记的也忘了：
“与淑慧料理家务，略清存款。为数虽不多，一生温饱或可勉强维持。以赤贫之书生而有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狱中日记》大谈自己对渝方派往沦陷区的人是如何的冒着风险加以保护、营救。而在前一部日记中，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却有另一种自供：
“……击毙农行（按即中国农业银行）行员六人……盖沪同志接余电即反攻也。阅电颇为悲痛……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按，此前发生了伪方银行职员遭渝方狙击殒命之事。）
“颇为悲痛”之后，四月十六日又是这样一条：
“……当令沪同志本晚于渝系银行职员中杀三人以报复。”
《狱中日记》有不少处用了忧国忧民的腔调谈时局，发议论，俨然是个“言论正生”。这正好可以对照另一部日记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所记：
“赴中行分行（按即‘中储’分行）……二十年前流浪于黄浦滩头，今日能作黄浦滩上一大厦之主人，人生如此，亦足自豪。”
这才露其真情，而且古已有之，毫不新鲜。
自暴真情而令人有滑稽感的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日记。那日有金陵女大的几个学生参观监狱。有人告周：“她们都在看你。”于是这个大受优待的“钦犯”发一通感慨：
“渺然一身竟能令人注意如此，亦足自豪。”
有趣！前一部日记中的“自豪”是在华屋之中；今又“自豪”，已身处犴！
读至此，人们不会不想起一句古话。此话他也想到了，却又来了个滑头的自我解嘲：
“……余虽不能谓流芳，然亦决不能谓遗臭。”“此不仅余之良心如此，想即沦陷区数亿人民见余行动，自由区（按指蒋管区）知余行径者亦不作如是观。”
日记中还有自怨自艾，自悔押错了宝。这些很值得注意，因为这倒是令人觉得坦白多于伪饰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记着：
“二年来……世界情形与两年前有巨大变动，惟观察日本疲惫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
自许为“识时务者”的这个投机商，才下水两年，便在风云突变的形势面前张皇失措了。
又过了二十天，这个前“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竟又唱起了同过去适得其反的低调。“美国如此积极，日本如此荏弱，均出意外。认识不足，观察不足，吾人自不能辞其咎也。”“瞻念前途，荆棘遍地，而日本之无办法实出意料之外，今后不仅为我国忧，且亦为日本担心。”
这前一部日记，也许并不想被人看到，看他在一次失火时从保险箱里抢出它便逃可知。肯自承失算，并不足奇。然而这是不是在见风转舵之前心理上先作个铺垫？就在珍珠港一役之后才十个月，他悄悄地派程克祥赴渝去办“自首”了！
在后来受审之日所作《简单的自白》中，他辩道：“如果说当时我是无路可走不得不如此，那我就要提请注意。我呈请自首效命中央的时候正是敌寇在太平洋很猖狂，德寇在欧洲占优势……的时期。”
而其实就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日记中，狡兔之心，和盘托出：“最好汪蒋之间能有默契及了解，一参加日德意阵线，一参加英美阵线。将来无论谁胜谁负，中国均有办法。”
好个“均有办法”！是中国人民均有办法还是他们这两帮招牌不同的货色均有办法？令人深长思之的是，这本如意算盘好像也并非中国史上的新名堂。次年六月二十九日，他更把这种打算挑明了：“……英美俄及日德意两阵线已分明，重庆已加入前者，如前者胜，中国之福；如其败，中国之祸。今南京加入后者，则双方皆有关系，所谓脚踏两条船。无论胜败谁属，中国不致吃亏。双方当局均应有此谅解，不可因此真演成国内之争也。”
真正是左右逢源！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狱中所记，也并非不值一抄吧：“墙外常有汽车经过，其喇叭声极似余向日所乘者……无论如何达观如何麻木，心非铁石，岂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感耶！每闻此声，恍如由外回家，将抵门前，车夫鸣喇叭时之情形。回首前情，何禁黯然！”
《狱中日记》同另一部日记不大一样，有传递信息制造舆论的意图，自说自话，其实他心目中有听众，包括“委座”，欲使闻之。但这部情伪相杂的日记也许比另一部更有价值。此中记录了形势、处境发生沧桑大变时一个内心并不简单的小有才的弄潮儿的反应。像以上所抄的这段，可信其为一个黄粱梦觉者的一种“由衷的遗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