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特征与研究意义
如仅仅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和空间的横向角度的分类归纳来考察这个阶段的社群流派，企图达到对这个阶段作家群落的整体认识和把握，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作为一种现象研究，不仅本质上需要了解群落的特征，而且更需要通过与其他阶段作家群落的比较分析，才能真正贴近研究对象，从而得出这个阶段群落现象的特点。
一、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主要特征
笔者认为，与1920年代和1940年代相比较，1930年代的现代作家群落现象主要有三个特征：
1.群落形态的多样性
1920年代群落形态相对稳定，这种稳定首先是建立在成员关系稳定的基础上，由于地域和教育背景的限制、群落交往空间的狭窄，师友或同学在共同兴趣的驱使下聚集结社，成员之间交往频繁，情投意合，关系往往比较融洽。比如《新青年》团体的成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人基本上都来自北大文科，“新青年社团的核心社员也由陈独秀引荐全部进入了北京大学文科，从思想主张的相同，到社员的基本集结，围绕《新青年》形成了一个社团”
。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人都是留日学生，异国他乡的经历使他们往往忽略了各不相同的个性，求同存异，结下深厚的友谊。新月派成员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则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其次，这种稳定是建立在社团章程的基础上，每个社团往往有类似于契约的结社章程，规定了加入社团的条件和应尽的义务。比如文学研究会有《文学研究会简章》，规定加入者须“有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创造社有《创造社社章》，考虑周全，规定细致，包括社员、组织、职务、会务、任期、纪律、经费和权利等八项内容。这种群落的相对稳定带来了1920年代群落形态的单一性。
193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家群落的稳定性逐渐被打破，群落也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多元化。1930年代是一个多头政治尖锐对立的时代，出现了多种政治倾向性和政治阶层，使得每个作家群落成为某种政治思想或倾向的载体，作家群落往往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第二，作家群落成员的改变。每个作家群落的成员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员有进有出，处于流动之中。比如说左联成立之后不断吸收新鲜的血液，补充了很多革命青年的加入，但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有很多人退出了左联（如左联五烈士的牺牲，郁达夫、蒋光慈、叶灵凤等被左联开除），人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三，群落聚散方式的变化。由于知识分子活动空间的扩大，互相交往的机会增多，聚散也面临着更多更自由的选择。在同人性质刊物的作家群落纷纷解体的情况下，顺应各类消费阶层的需求成为创办刊物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每个作家选择与自己作品个性相近的出版物作为自己依附的对象，围绕不同刊物而形成不同的作家群落。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作家群落形态也趋于多样：有的作家群落成员星散，走向消亡；有的作家群落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辉煌后，其原有的成员又延续倡导原有的或相近的文学主张，重新组合或建立新的作家群落；还有的作家群落在保持原有群落名称、基本框架基础上，内部观念和人事发生很大变化，并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而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为了争夺话语权与生存权，群落与群落之间剑拔弩张，对峙与冲突成为一种常态。
2.群落内在的统一性
群落之所以成为群落，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具有某种协议和一致的群体意识，群体成员之间遵守一些共同的情感、观念、价值、态度，形成一些共同的兴趣和利害，并遵循群体的一些行为规范。遵从这些意识、规范，就会受到群体内其他人的欢迎，否则就会受到其他人的讨厌和抛弃，一旦群体意识（又称归属感、“我们感”）建立起来，群体成员就与群体之外的人有了明确的区别感。特别是当群体面临外部压力或内部少数成员反叛时，群体意识和规范的表现和作用就更为明显。
与1920年代相比，1930年代的作家群落的这种内在统一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主要因为这个阶段作家群落的形成往往受到较大的政治影响，政治因素有时甚至决定了作家群落的发展动向。政治倾向的同一性成为作家群落聚集的基础，相近政治倾向的作家聚集在同一个作家群落之中，有些作家群落之间界限分明，水火不容。“文学群体多少具有某种封闭性、宗派性或党派性特征，文学群体之间互不统属，各群体之间的成员较少重复会籍，有的甚至对其成员有较严密的组织性要求。”在作家群落内部，组织性意识强，成员往往一致对外，表现出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
1930年代作家群落内在的统一性主要依靠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每个作家群落都树立一个权威和领袖，比如左联作家群落中的鲁迅，新月作家群落中的胡适、徐志摩等，群落其他成员追随并围绕在其身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二是每个作家群落都有自己的刊物，他们都借助于刊物营造了公共空间，为社群成员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栖息之所。比如论语派主要是林语堂通过《论语》《人间世》等刊物而联系了一大批作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些作家也许和林语堂或者这个派别的其他作家从未谋面，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个作家群落的共性。他们往往通过创作无意识地聚集在《论语》《人间世》这些刊物上，有的则是通过书信交往，表现相近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互相激励、互相欣赏，从而围绕刊物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创作群体。三是每个作家群落往往通过书评的写作或者作品选辑、文艺评奖等方式来凝心聚力，维护一个社群的整体面貌。比如1936年《大公报》文学奖的评选活动，反映了京派的内在凝聚力。
3.群落的文化心态复杂丰富性
如果说群落形态的多样性是研究作家群落的外在表征，群落内在的统一性是群落内部群体意识和规范的建立，那么群落的文化心态则是群落成员在特定时代的共同境遇里形成的相近的感受、看法、观念、情绪，具有群体性、概括性和相对稳定性。群体文化心态的研究则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寻觅现代作家群体精神和心灵的特殊演变轨迹，探究作家群落的内在发展轨迹。
1930年代期间作家群落心态丰富多样，每一种群体都有着自身独特鲜明的文化心态，个性鲜明，清晰可辨。同时，群落的文化心态又非常复杂，群体心态充满了尴尬与矛盾，如论语派的犹豫彷徨、社会剖析派的双重人格。此外群落的文化心态还呈现出动态发展的态势，群体心态不断进行着调整与转变。群落的文化心态复杂丰富也由此成为1930年代作家群落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研究意义
从“作家群落”这一概念出发来研究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现象和中国现代文学，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采用“作家群落”的概念，能有效解决传统社团流派概念涵盖性不够的问题，有利于拓展社团流派研究的视野。
文学史上通常把文学社团和流派并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特性构成的一致性，无论是社团还是流派，本质上是文学团体的组织形式，不同只是在于组织的疏密程度而已。但是一个文学群体到底是社团还是流派，有的却很容易引发争议，比如说“语丝社”到底属于社团还是属于流派，就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原因在于，文学群体形态的严密还是松散，很难有一个固定的衡量标准。不过，频繁的人事交往是社团的一个显著特征，相比而言，虽然流派内部关系比较松散，不一定像社团那样拥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和具有鲜明的创作主张，但是在流派创作现象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独特的作家群体。所以无论是社团还是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以文学特殊目的相近而聚合起来的作家群体，这些作家群体人员始终处于一种变化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变动的作家群落。“作家群落”把社团和流派并置于一起，是一个外延更宽泛、内涵更丰富的概念。“作家群落”不仅是一个活跃着复杂的人事交往、反映着多种心理和行为倾向的丰富的知识文化谱系，其中既包含着独特地域、教育背景、政治经济、出版传媒等多种客观因素，同时还涉及群体的形态的演变、文化心理的转变等多个方面。所以这个概念的采用不仅能有效避免社团流派归属的纷争，而且更多关注作家群体的文学形态，对于揭示文学群落内部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采用“作家群落”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描述特定阶段文学社群的生存状况和动态性变化，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1930年代文学的转型。
如果说社团与流派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静态的描述，那么作家群落研究提供的将是一种新方法。作家群落研究更关注的是文学社群人员的变动、群落的变化，注重动态的描述。同时作家群落研究将改变以往流派命名的局限，从创作的主体角度直接描述文学群体，把群体的理念、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相结合，考察群体的聚散。所以采用作家群落研究的方法，不仅将摒弃以往用既定的标准研究社团流派的简单化的做法，更贴近文学发展复杂历史过程的具体实际，而且有利于展现文学社团流派本身不断嬗变的动态感，从而把握住文学总体结构系统中最不稳定的结构，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社群生态的发展情况做出客观的描述。也正是因为作家群落的组合变化，为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对于多极化文学形态和文学格局的形成影响至关重大，使得1930年代文学真正走向了繁荣。所以也只有从作家群落现象这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揭示出1930年代文学的多元共生形态形成的深刻原因。
最后，1930年代文学发展和社群形态呈现出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群落现象”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表述。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司马长风把这一时期称为“与其它时期比较，是作家、作品和书刊最繁荣、蓬勃的时期”。作为1930年代文坛的亲历者，施蛰存也认为整个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还是30年代。的确还是30年代”。与1920年代相比，1930年代文学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动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文学政治化，政治影响和制约着这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此外，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初步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得以构建。这两方面的变化使作家聚集方式也发生了鲜明改变。1920年代作家往往出于共同的文学兴趣，在相近的教育背景下三五好友结成文学社团，成员之间往往是地域相近的同学、同一学校的师友关系，结社地点一般是在学校，社团的组织形态比较明显，组织结构相对严密。但是到了1930年代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变化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1927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治，除了军事上进行北伐、政治上进行“清党”外，在社会管理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通过立法来加强对社团的控制。从1928年开始，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民众团体整理会例则》《民众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文化团体组织原则》《文化团体组织大纲》等法规，这些法规对社团组织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文化团体组织大纲》中第六条规定：“文化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之范围以外为政治运动。”第七条：“文化团体之活动，不得妨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法规的出台制约了社团的发展，文人集会结社的自由普遍受到压制，所以1930年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结构相对松散的流派群体。二是1930年代政治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样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作家聚集的原因不再是出于单纯的文学兴趣，而是更多渗透着政治目的。作家们往往由于共同的政治立场或政治倾向而聚集于一起，形成作家群落。三是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期刊出版物相对于1920年代大量增加。这些期刊出版物不仅成为部分作家赖以谋生的载体，还搭建了知识分子交流的新平台，所以作家的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书斋和学校之中，活动的公共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聚散方式也变得更为便利和自由。因此，如果说1920年代还可以使用社团这个概念，那么到了1930年代这个概念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而流派的概念又显得过于宽泛，两者都已经无法对文坛群体的复杂局面做出准确的解释，因此“作家群落现象”成为针对1930年代文坛的一种有效而合理的表述。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成果如果还不能说汗牛充栋的话，至少可以说是蔚然大观。本书的研究并非只是为了回到历史的语境和现场，更是意在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发学术界对于社团流派研究的兴趣，为拓展社团流派研究的视野作自己的努力，以期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一条参考思路。
- 庄森：《〈新青年〉团体的社团性质》，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8）。
- 《文学研究会简章》，见贾植芳编：《文学研究会资料》，2~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参见《创造社社章》，见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上），3~5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1页，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18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 《文化团体组织大纲》，见《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64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