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及研究简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社团流派众多，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文学史上的其他时代相比，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流派对于同一时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完全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社团流派密不可分，没有社团流派参与的中国现代文学进程是难以想象的。“大量社团和流派的涌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917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间，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时期，其所以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出一个历史新纪元，并取得自己的历史性成就和影响，应该说，是与三十多年来文学社团或流派的不断兴起、演化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连和影响的。”正是由于众多文学群体的参与，促使新文学不断向前发展，共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
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回溯。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随着文学革命的兴起，各种新文学社团流派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潮社、浅草社、学衡派等热闹一时，标志着新文学理论探索与创作的发展与繁荣。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社团从1921年才开始出现，是年1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大批现实主义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个也是1920年代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新文学社团。紧随文学研究会之后，1921年7月，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织成立了创造社。创造社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创造社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推崇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支生力军，特别是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作为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全国各地的文学社团相继涌现并蓬勃发展。据《星海》辑录的数据，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止，文学社团已增至“不下一百馀”。这些文学社团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上海的民众戏剧社、弥洒社、南国社、狂飙社（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杭州的湖畔诗社，长沙的湖光文学社，武昌的艺林社，天津的绿波社……当然，文学社团活动最为活跃的还是北京，这里不仅有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等组成的语丝社，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此外还有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前身的沉钟社，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这些文学社团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思想倾向也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诚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著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
到了193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更多关系松散的社团和创作上风格相近的流派，这些社团流派倡导各自的文学主张，互相之间时常展开激烈论争，文学群体表现得更为活跃。吴福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章第28节中对这个阶段的文学社团流派也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个阶段主要的文学板块有四个：第一是左翼文学，第二是京派，第三为海派，第四是鸳鸯蝴蝶派。第一左翼文学，众所周知是左联作家群体的创作成果。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3月2日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1930年代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鲁迅是左联的旗帜人物、该团体名义上的领导，但具体工作是由左联的党团领导。左联历届党团书记有：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丁玲和周扬。左联组织庞大，行政领导机构为常委会，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总务部等，这些机构又领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作批评研究会等。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左联集中了大批思想左倾的革命作家，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自成立之后，左联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左联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在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1936年左联解散。第二京派，京派是1930年代一个关系比较松散的文学流派，由于其作者主要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所以定义为京派。对于“京派”这个概念历来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其中吴小如先生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其实所谓‘京派’，其内涵与外延都很含糊笼统，大抵指以北平为中心的作家群。从时间上看，似指大革命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京派文学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以“和谐”“节制”“恰当”的审美意识为基本原则，其创作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副刊》、《骆驼草》周刊等。京派这个作家群落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沈从文曾以极力称誉的语气描述过京派当时的盛景：“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气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这里揭示了当时京派的主要人员，除此之外，京派成员还有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废名、徐芳等；清华大学有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第三海派，主要指以施蛰存《现代》为中心而聚集起来的作家群体，包括现代诗派与新感觉派。其中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废名、林庚、陈江帆、南星、徐迟、番草、玲君、吴奔星、路易士等。新感觉派小说是20世纪我国第一个被引进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主要作家有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此外还有黑婴、禾金等。无论是现代诗派还是新感觉派，两者在文学理念、思想观点和审美倾向方面都比较接近，在创作方面吸收西方文学的启发和影响，有意识地模仿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在刊物发行方面努力适应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对于中国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作家群落。至于第四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市民通俗文学派别，创作相当杂乱，笔者对此接触不多，未敢置喙，因此本书未将其列入考察的范围。除了吴福辉先生所说的这四大主要文学板块之外，笔者认为当时还有新月社、论语派、南国社、社会剖析派等大大小小很多文学团体或流派。这些文学群体相对独立，有着相对固定的人员、相对一致的兴趣和审美倾向，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磨砺，共同构筑了1930年代的文坛，形成了这个阶段独特的作家群落现象。
1937年抗战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正常路径，整个1940年代文坛虽然不乏佳作，但整体上文学创作的衰退是不争的事实，这也相应地带来了文学社团流派的减少与萎靡。除了文协、七月派、九叶派等之外，比较像样的社团流派屈指可数。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出版《抗战文艺》，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这个社团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组织遍于全国各地。文协的成立使得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对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七月派，七月派是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文学流派，由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而得名。这个流派主要成员有阿垅、鲁藜、彭燕郊、方然、冀汸、曾卓、绿原、牛汉、鲁煤等。七月派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表现“精神奴役创伤”，强调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在诗歌创作方面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诗歌艺术形式上倾向于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1940年代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派，因1981年出版的收录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作品的《九叶集》而得名。由于这个群体曾出版过刊物《中国新诗》，他们又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九叶派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企图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他们的一些作品表现诗人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讨，内涵深刻。在诗歌艺术上，他们坚决反对浪漫主义诗风，而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和“感受力的革命”，旨在使诗成为现实、象征和玄学的融汇。九叶诗派的创作探索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以上简单的回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坛上社团流派的纷呈复杂。这些社团流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意义重大，对于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种文学思潮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或多个社团流派的倡导和支撑，如文学研究会对于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贡献，创造社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左联对于19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贡献，等等，所以无论哪一部文学史在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都无法忽视文学社团与流派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带有思潮叙述特征的文学史，更是将文学社团的贡献放在了首位。正是众多重要文学社团流派的倡导和持续不断的创作，才造就了各种文学思潮，推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社团流派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成果之丰富、成绩之卓著，难以一一列举。概而言之，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研究、社团流派的期刊出版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方法论研究。
1.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个案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个案研究起步最早，成果最为丰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从多角度对单个的社群进行了条分缕析，研究的重心往往放在时代、文化思潮、传统与外来文学因素等对于各个社团文风的影响方面。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社团研究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相对集中地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论文与专著。此外，朱寿桐对于创造社的研究，许道明、杨义之于京派和海派，沈卫威之于学衡派，吕若涵之于论语派……这些研究史实与创作实际并重，内在脉络梳理清晰，分析评论中肯切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应看到，目前仍有很多的文学社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只在相关作家传记研究及社群的研究论文中涉及一些社群的资料。
2.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
施建伟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提出以流派的角度来研究流派，试图从流派史、流派批评、文学理论三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流派现象作综合性和系统性的考察。优点：注意到流派的发展变化，对心理分析小说、人生派、艺术派、新月派等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局限：缺乏系统性，某些观点囿于时代难以出新。
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下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代表了80年代社团流派研究的较高水平。这本书选取现代文学运动中有代表性的33个社团加以介绍和评价，研究范围广，基本把当时社团流派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一网打尽。在研究方法上以恢复历史原貌为标准，注意理清其内部的发展线索。由于是个人分别撰述，所以每一篇风格、侧重点不尽相同。
朱德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是以流派思潮为单位撰写的现代文学史，全书分为形态论、思潮论和规律论三大部分，结构规整，体系严密。不足在于某些概括显得似是而非，过于主观。
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宏观概括精到，微观分析细致，具有开拓意义，很多论述至今仍无出其右。遗憾的是，著作是专门的小说流派史介绍，对于其他体裁的文学社群未能涉及。
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把社团和流派并列而谈，试图从纵横两方面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作完整的史的综合研究，重在客观介绍和史料的挖掘，以史带论，追求完整，但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琐碎。
朱寿桐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尤其精彩之处在于前半部分，观点精辟，论述深刻。
由于研究成果甚多，在此只能选择这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作简单分析。一斑而窥全豹，每部专著俱有创新，但又带有自身的缺陷。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往往贪大求全，力图对整个现代文学的社团流派做出全面的概括，目前还没有一本反映20年代、30年代或40年代社团流派的断代史。
3.社团流派的期刊出版研究
社团流派的期刊出版研究在90年代中期成为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马以鑫的《〈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高恒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李欧梵的《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吴方的《商务印书馆与近现代文化的变迁》（《上海文化》1994年第3期）、杨扬的《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等，这些研究使大家看到决定新文学运行方向和发展方式的不仅是政治、思想因素，它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等“中介因素”同样对文学进程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期刊出版研究不仅丰富了社团流派研究的内容，开辟了社团流派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社团流派研究的深入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方法论研究
“如果说意识形态条件的限制是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限制条件得到解放和放宽之后，文学社团研究仍然原样徘徊，发展不尽如人意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们没有具体地、准确地和系统地总结、研究过社团研究的方法论。”1990年代以来到今天，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方面的新动向是方法论上的新探索，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和专著：
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强调“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要特别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以《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为例，他提出研究一份刊物或社团，不但看其成员写了什么作品，更要读他们的编辑方针、他们的宣言和章程，研究他们的同人圈子，从而观察社团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以及对现代文学进程产生的影响等。这种以解读期刊、社团文学策略来考察文学运行机制的方法开创了期刊、社团研究的新模式，为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杨义在《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中认为：“流派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政治、文化对它的催生作用，对它的推动力和挤压力。在汲取和承受诸多外力的时候，流派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文学构成和文学过程，在其张扬个性和组合个性中不同程度地具备五个要素：风格要素、师友要素、交往行为要素、同人刊物和报纸专栏要素、社团要素。”此五要素更多涉及的是文学之外的社会因素。
杨洪承的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文化研究》采用“文学社群”的视角，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重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整体性文学思潮的问题，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与创新意义。而杨洪承的另一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研究论纲》则是从地域、政治经济、教育、审美心态四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进行了解析。
陈思和、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目前已经出版第一辑的七本和第二辑的部分，广受好评。书系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但过于注重社团的外在形态，忽视了社群的本质精神，所以把“栎社”这样的社团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大的流派却视而不见，总归有舍本逐末之嫌。
纵观以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虽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总体上仍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文学社群进行了条块状的归类，简单分成几大社群，于是一部现代文学史成为几个社群流派的简单组合；二是研究者忽视了文学形态的丰富性，只注重主要的文学思潮的概括和静态的描述，把作家群落看成是社群的简单对峙。这种简单化的研究不仅不能客观反映出当时文学形态的多样性，更难以承担描述文学群体文化生态丰富性的重任。可喜之处在于，新世纪以来，很多社团流派研究已不再满足和拘泥于单纯的社群文本解读，而是注重社群内部的人事交往，探讨社群成员之间的关系，把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作为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这些研究确立了新世纪以来社团流派研究的新趋向，在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具有指导性的启发意义。
- 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前言，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 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序，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 郭沫若：《编辑余谈》，载《创造季刊》，1922（1—2）。
-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参见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297~2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参见曹清华：《中国左翼文学史稿1921—1936》，114~1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转引自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序，3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载《大公报》，1946-11-10。
- 朱寿桐：《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方法》，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