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1941-1949年
中华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 先生三十七岁
本年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3月，先生作《槃庵寄题拙作赋此奉酬》诗，《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自愧巴人曲，何来琬琰章。国风哀窈窕，楚赋假兰芳。揽茝荷衣洁，扬灵极浦长。玉炉香未灭，灰印已回肠。
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创刊，先生名列编委。
7月2日，致函陈槃：
槃庵尊兄先生著席：
五月十九日寄书及诗，谅尘玄览。暑热，惟动静多祉。此间校课已结束，下星期考试，考毕放假，可以小休。假中拟细读《三国志》、《晋书》、南北史，盖迩来治中古文学史颇有兴趣也。拙作《杜牧之年谱》卷上已印妥，另封寄正
諟正。《浙大文院集刊》第一集亦已出版，贵所当由校中寄赠也。近作小诗两首，附函录奉清娱。专此，敬承
夏安。
弟钺顿首 七月二日
之屏弟乞代候，《杜牧之年谱》卷上一册另封寄上。
8月，应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9月6日，致函杨联陞：
莲生吾弟如晤：
八月四日曾寄一函并《周代之雅言》一文，谅蒙青及。吾弟暑假中读何书？近一月中钺仍编“文学史”讲稿，偶读英文小说自遣。本年大学招考新生，中大、浙大、武汉、西南联大四校合招，国文题为“自述在中学学习国文之经过”，遵义、贵阳、衡阳三区试卷由浙大阅看，共两千本，颇可看出近年来国文教学之情形。湖南省中学甚重国文，广东、广西则较差。应试学生国文程度之普通水准虽低，然亦有出类拔萃者，观其自述，则皆在中学得遇良师。湖南私立雅礼中学学生国文程度均较佳，盖国文教员邵子风君之力，学生多称道之，可见事在人为也。荫麟兄所居距钺寓所甚远，夏日畏热，少出门，故晤面甚稀。李源澄兄（四川人，吾弟想见过其作品）在浙大讲“中古史”、“中国思想史”等课，人甚笃实天真，与钺甚相得。近应民族文化书院之聘，赴云南大理（书院乃张君劢所办，澄源兄来信言大理风景极佳，书院中教学、研究亦极自由）。浙大新聘两位讲师。一黎子耀君，武大卒业，治中国经济史，曾作《补后汉书食货志》，荫麟兄颇称赞之；一沈鉴君，清华毕业，不知弟识其人否？西洋史尚未请到适当人材，张晓峰兄常谈及，望弟归国后能到浙大授学也。弟如有暇，请为《思想与时代》月刊撰稿（以书评或报告西洋治汉学之消息为最好，因此种稿件最缺乏也）。母亲仍常苦失眠，形神疲惫，此间产银耳，常常服食，可以补养，惟功效甚缓。拟服西洋参，请弟在美购少许，置信封中寄来，不知可否？如邮寄不便即作罢可也。《杜牧之年谱》卷上印本较厚，分置三个信封中寄上。馀容续陈，此询
近佳。
钺顿首 九月六日
10月4日（农历8月14日），受方豪之邀，先生与同事数人到遵义天主教堂赏月。“民国三十年，余讲学浙江大学，时在遵义。中秋前夕，约同事若干人，在教堂赏月，缪彦威先生钺赠诗曰：……”。先生作《夏历八月十四日遵义教堂赏月呈杰人司铎》诗，《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黔徼难逢月，今宵喜照临。山城哀画角，圣地洁尘心。龙战终无已，蟾辉恐又阴。福音拯世意，相与一沈吟。
10月29日，致函刘永济：
弘度长兄道席：
前承惠书并大词《浣溪沙》二首，近又从洽兄处拜读《月下笛》、《念奴娇》、《鹊踏枝》诸新作，钦佩无已。兄词皆发于哀乐之深，称心而言，风格遒上，有掉臂游行之乐，使读者吟玩讽味，如见其伤时怨生、悲往追来之感。又词中凄艳与沈健鲜能兼美，兄独浑合为一，此皆古人所难者。《鹊踏枝》于正中、永叔之外，自辟境界；《念奴娇·咏燕》苍凉悲咽，怆怀身世，与梅溪异曲同工。弟尤爱“电络灯杆”三句，运用新材料，别有意味。弟近年来教学相长，于此事弥谙甘苦，惟自愧才弱，不足以发之。故每诵兄作，弥深钦慰也。此间于十月十三日开课，弟授“词选”、“中国文学史”及“各体文习作”（指导学生五人），尚不甚累。秋凉夜永，灯火可亲，覙缕书此，聊当晤语。近作三首，附呈
教正。肃此，敬承
著祺。
弟钺顿首 十月廿九日
11月2日，致函叶麐：
石荪吾兄史席：
前在宜山，曾一度奉书，两载以还，未修音敬。乱离阻隔，所怀万端，握管沈吟，往往中辍。疏阔之咎，尚希曲谅。浙大于去年二月间迁至遵义，较宜山警报少，气候佳，可以安心教学。弟授“词选”、“唐宋诗”、“中国文学史”等课，课馀亦偶有撰述，然苦参考书少，凭藉不足，粗发其端，未能深密。近数年中，得郭洽周兄助益，读西洋文学书不少，批评创作似颇获新境。吾兄近况何似，离乱之感，江山之胜，想词境益进矣。忆曩时故都谭艺，如在天上。西南漂泊，时念光仪。去岁洽周兄曾向浙大校方推荐吾兄，冀得聚首，其事未成（因此间教育系已有三位教心理之教授，故一时未有机缘），为之怅怅，不知何时复得促膝论文，如昔日之欢也。拙作《周代之雅言》及《杜牧之年谱》卷上印本两册，另封寄呈諟正，近作诗词待抄录后奉寄。便中幸惠数行，以慰远念。如有佳制，极愿拜读。肃此，敬承
著祺。
弟缪钺顿首 十月二日
11月11日，致函陈槃：
槃庵尊兄撰席：
奉书及诗，拜诵至慰。杂诗七首，境高味醇。弟尤喜诵四、五两首，极有同感也。此间开课匝月，尚不甚劳。张晓峰兄其昀办《思想与时代》月刊，弟嘱张兄按期寄尊处一份，第一、二期想均递到，乞兄与之屏弟共阅之。张兄偶来征稿，弟不善为论政之文，仅润饰旧作论诗词稿一二篇以塞责，第三期中有弟《论词》一文（第三期日内即可印出），乞教正为盼。近作诗词三首，录奉清娱，专此，敬颂
吟祉。
弟钺顿首 十一月十一日
之屏弟均此致候。
12月，先生作《奉酬槃庵兄原韵兼呈贞一先生》诗，《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蜡炬几惊灰，登临怯废台。冬寒兰自活，天重雾难开。宁必花前见，真如梦里来。亦知齐得丧，触物又生哀。又字或作易。
冬，先生与友人方豪、谭其骧等筹办文史类刊物，因经费无着，后由方豪商得重庆《益世报》同意，附该报主办出版《文史副刊》。“三十年夏，余……来浙大讲学，复与君同事于史地系。是年冬，友人缪彦威、谭季龙、夏朴山诸君，谋出刊物，以专载有关文史研究之作，君亦竭力赞成，旋以经费无着，印刷困难，复由余商得《益世报》同意，附该报问世焉。……”。
是年，先生所作诗二首，《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百 念
百念沈绵积未宣，无端风雨发烦冤。已甘草弱难言命，为底楼高易断魂。沙上枯鱼犹呴沫，梦中残黛愧温存。劳生多难宁如此，拟唤巫阳与细论。
移 花
移植经时节，相期愿不违。受风偏特立，滋露渐能肥。永日徘徊久，雕栏护惜微。轻尘纵无害，莫令近芳菲。
发表文章
论宋诗（《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
论词（《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
周代之“雅言”（《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集，1941年6月）
《杜牧之年谱》（卷上）（《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集，1941年6月）
编年诗
《遵义岁暮书怀》
《百念》
《杂诗三首》
《槃庵寄题拙作赋此奉酬》
《奇花》
《深怀》
《移花》
《夏历八月十四日遵义教堂赏月呈杰人司铎》
《送李源澄归蜀》
《遵义郊外观荷》
《秋怀》
《奉酬槃庵兄原韵兼呈贞一先生》
编年词
《水调歌头》（圆月向人好）
《归国谣》（春乍暖）
《点绛唇》（薄絮疏花）
《琵琶仙》（一叶敲窗）
《谒金门》（说不得）
《浣溪沙》（哀乐当前未易寻）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 先生三十八岁
本年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1月22日，致函刘永济：
弘度长兄著席：
去岁十月二十九日曾肃一笺，并拙作诗词数首，谅尘玄览。天寒，惟道履宁佳。弟本期授“中国文学史”，偶撰补充讲稿，已成《王粲行年考》及《何晏王弼事辑》两篇，另封寄呈教正。建安七子，仲宣特秀，足以代表一时风气。何晏、王弼开正始清谈之风，言语之美，影响文章，而名理之文，亦奠基于此时。故辑诸人行事，粗加考释，以为异日立论之资。篇中有疏舛处，乞指示为盼。近又撰《论词》一文，刊布于《思想与时代》月刊中，附函寄上，就正方家。小诗一首，并奉清娱。此间再上课一周，即举行考试。碌碌半载，又可小休矣。专此，敬承
吟祉。
弟钺顿首 一月廿二日
2月3日，致函刘永济：
弘度学长著席：
一月廿二日曾上一笺及拙著《论词》印稿，另封寄文学史补充讲稿《王粲行年考》、《何晏王弼事辑》两篇，谅均蒙玄览。顷奉手示，敬悉种切。吾兄以硕学重望长武大文院，领袖群伦，建树风气，以湘人而兴蜀学，可以上继湘绮遗躅，弟等远道闻之，同深欢忭。尊论屈赋二事，极佩卓识。《九章》自《思美人》以下，殆均非屈原所作，故扬子云《畔牢愁》所仿，自《惜诵》至《怀沙》而止，盖仅以此五篇为真也。吾兄疑《国殇》不应列入《九歌》中，甚是。《九歌》以“九”标名，实则是十一篇，数目不合，末篇《礼魂》为诸祀所通用之送神之曲（王夫之说），可以不计，而尚有十篇，若去《国殇》，则恰为九篇，合于《九歌》之名。尊论可谓能发千载之覆者。惟谓《国殇》即太史公所谓之《招魂》，弟尚有疑义。窃以为，太史公所言之《招魂》，即今《楚辞》中之《招魂》，乃屈原作，非宋玉作。近与友人研讨，获一新证。盖《招魂》属屈或属宋，为千载未决之问题。弟尝反覆研寻，觉篇中藻饰之辞，难施考证，惟“乱”辞中写楚王射猎“路贯庐江兮左长薄”一句，可为探讨之资。盖宋玉在屈原之后，非同时（宋玉为屈原弟子之说，见于王逸《九辩》注，《史记》、《汉书》所记均不如此，《史记·屈原传》：“楚自屈原之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班固自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汉书·地理志》：“寿春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观《史》、《汉》所述，宋玉对屈原不过“慕而述之”，并非师生。王逸之说，殆出附会。《汉·地志》记宋玉于寿春之下，可见玉之时代，在楚国末年迁都寿春后也）。屈原之时楚都郢，宋玉之时楚都寿春。《招魂》中所谓“庐江”，究应在何地。如在今湖北，则此文为屈原作；如在今安徽，则为宋玉作（自汉以后，“庐江”之名著于皖，然同一地名，因古今之异而地望不同，此例甚多）。弟尝以此事询之友人谭季龙兄（谭兄精于地理沿革之学，著述甚多），谭兄覆书谓《招魂》中之“庐”在今湖北宜城县北，其地于《汉志》为中卢县。其说精确可据（谭兄书印稿附上），故《招魂》应属屈原作，不知高明以为如何。弟授文学史，未印讲义。讲时口授，学生笔记。偶撰单篇，作为补充讲稿。弟近读魏晋间书，于其时学术文章之升降流变颇有所悟，惟尚未能义据通深，发为论著也。洽兄戏言，屡为吾兄所考，当努力缴卷。梅先生眷属尚在香港，未来遵义。肃覆，敬承
吟祉。
弟钺顿首 二月三日
洽兄附笔致候。
去年十月中曾寄一书并拙作《琵琶仙》、《谒金门》二词，不知已达否？
3月18日，致函陈槃、劳榦，为新办《益世报》《文史副刊》征稿：
槃庵尊兄、贞一先生著席：
二月五日曾肃一笺，并拙著《论词》印稿，谅登记室。顷承贞一先生惠赐大著两篇，均已拜读，《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考证精审，足订王静安说之疏漏。《论鲁西画像三石》谓车耳作輢上反出，辀作半圆形，解疑释惑，为阮氏诤臣，而论后汉尚名节之故一段，尤为透辟，当于人心。敬佩敬佩。此间于三月二日开课，弦诵如恒。近与知友数人办一《文史副刊》，由方杰人兄主编（方君名豪，治中西交通史，在浙大授学），在《益世报》发表，月出两期，第一、二两期已出版，附函寄奉清娱。两兄如有短篇考证文字，肯赐下以光篇幅，极所感盼。肃此，敬承
吟祉。
弟钺拜上 三月十八日
3月24日，《益世报》《文史副刊》第3期发表先生文章《读〈晋书〉札记》，《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御览》引《晋书》有误
《御览》二百十五引《晋书》曰：“乐广为尚书郎，与何晏、邓飏等谈讲，卫瓘见而奇之，曰：‘常恐微言將绝，今复闻之。’”今本《晋书·乐广传》无“为尚书郎，与何晏、邓飏等谈讲”之语。按广《传》谓“父方，参魏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广时年十八岁，玄常见广在路，因呼与语”。玄为征西将军在正始四五年间（《魏志》玄《传》谓云：“为征西将军……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按《曹爽传》，由骆谷伐蜀，在正始五年，故知玄为征西将军盖在正始四五年间也）。广是时年八岁，则至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何晏被害时，广不过十三四岁，决不能为尚书郎与晏等谈讲。《晋书·卫瓘传》谓瓘“弱冠为魏尚书郎”，广《传》亦谓瓘“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然则《御览》引《晋书》所谓“为尚书郎，与何晏、邓飏等谈讲”，乃卫瓘事，而误为乐广者也。《御览》引书，字句间常稍有更易，且有致误如此类者。后人据《御览》以校书，亦应审慎也（梁以前撰《晋书》者，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等。此诸书在北宋初尚未尽亡，或疑《御览》所引《晋书》未必即为今所传唐初官修之《晋书》。然《御览》引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之作，皆标明“《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臧荣绪《晋书》”，其只言“《晋书》”者，殆即指唐初官修之《晋书》。且无论据何种《晋书》，亦不应以卫瓘事误为乐广事也）。
王导结人心之政策
王导匡辅东晋，并无赫赫之功，如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而何以有江左夷吾之誉（桓温、温峤并有此语，见王导及桓温《传》。窃疑此乃一事之误传为二，否则何以如此之巧合）？细读《晋书》，颇悟其故。导之最大功绩，即在于省事宜，结人心，此实东晋苞桑之所系也。江南本孙吴故土，与晋为敌国，晋灭吴后，虽颇登用南人，然观陆机《荐贺循疏》：“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贺循传》）陶侃至洛阳，数诣张华，华以侃远人，不甚接遇（《陶侃传》）。则南北人士之间，仍有轩轾。西晋末年，江南有石冰、陈敏、钱璯之乱，皆吴人周玘、顾荣等自讨平之，以安乡土。元帝一旦以中朝藩王，客寄南来，欲借以建中兴之业，而义兴周氏、吴郡顾氏、丹阳纪氏、会稽贺氏，并江南强宗豪族，人情所归，苟交欢不得其道，则国基将有倾覆之虞，固不必待外患也。导深识此理。元帝初以琅邪王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导即劝以虚己倾心，宾礼故老。帝使导躬造贺循、顾荣，二人应命而至（《王导传》）。循、荣本皆贤者，固宜登用，而吴人有谋反者，如周玘及其子周勰（周玘曾三定江南之乱），事虽发觉，元帝亦隐忍，不加诛戮，或更与官爵，或待之如旧（《周玘、周勰传》）。此盖亦导之策也。尤有一事，最足以见导之苦心者。王敦叛时，周札（周玘之弟）守石头，开门迎敦，王师败绩，后敦忌周氏宗强，遣军杀札。敦死，札故吏诣阙讼冤，请加赠谥。事下八坐，卞壸、郗鉴皆以札石头之役，开门延寇，王敦恣乱，札之责也，不宜追赠。导独为札辩护，谓开门之事，出于风言，而札违逆党顺，不负忠义。鉴又驳不同，而朝廷实从导议（《周札传》）。夫就事而言，壸、鉴持议甚正，导之明智，岂不知此，而所以故为异议者，盖周氏两次谋叛，皆以愤忿中州人士（《周玘、周勰传》），导之追赠周札，特示优渥，消其怨气，此乃政策上微妙之运用，而不能明言于众。明帝知之，故从导议也。导以宰辅之尊，请婚吴人（《陆玩传》）,故效吴语（《世说·排调篇》）,皆所以泯除界域，思结人情。元帝初至江南，谓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言语篇》）。惴惴之意，溢于辞表。其后东晋百年之中，只有强藩称兵，而无士人兴乱，未尝非王导结人心政策之成功。江左夷吾，盖以此欤。结人心为王导一贯之政策，非独对南人然，故史称其“以宽和得众”（《庾亮传》）。然此种政策之施用，亦有时未尽得当者。西晋虽以清谈误国，而东晋之初，虚玄放诞之风，仍为人所慕向。阮孚、阮放、谢鲲、胡毋辅之、毕卓、羊曼诸名士，避乱渡江，并负时誉。而有识之士，如卞壸、应詹、陈頵、熊远等，皆以为敝风宜革，陈頵与王导书，陈浮竞之弊，谓宜明赏信罚。卞壸以当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欲奏推之，导皆不从（陈頵及卞壸《传》）。盖亦恐违人心也（《陈頵传》谓頵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壸《传》亦谓壸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苟同时好，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盖综覈名实之人，自不为浮华之士所喜也）。阮放为太子中舍人庶子，时虽戎车屡驾，而放侍太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导以其名士，常供给衣食（《阮放传》）。殷融为王导司徒左西属，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事物自婴，导甚相亲悦（《御览》二百九引《晋中兴书》）。卫玠將改葬于江宁，王导下教曰“卫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卫玠传》）。夫因恐违人情之故，不敢骤改弊风，固有其不得已。然更进而与诸名士相亲厚，相委蛇，且由生者及于死者，对虚浮放达之习，不但不加以矫正，反似有倡导之意，此则结人心政策之施用过当者也。当时卞壸名贤，精勤吏事；陶侃重臣，综覈名实；陈頵、熊远，主持正议；元帝任刑法（《庾亮传》），用申韩（《阮孚传》）；明帝亦深契卞壸（《卞壸传》），以导之德望，若再榰柱其间，西晋弊风，未尝不能改革。徒谋一时之融洽，而忽百年之远图，使虚浮之风，衍于江左，殷浩之徒，以虚名任重寄，外为强敌所挫，内为权臣所轻，国运卒以不振，未尝非导之失策也。
《殷浩传》及《庾翼传》记殷羡为人不同
《殷浩传》记浩父羡不为人作致书邮一事，并称其“资性介立”，其人似亦贤者。而《庾翼传》则谓殷浩父羡为长沙，在郡贪残。翼兄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殷君始往，虽多骄豪，实有风力之益。……自顷以来，奉公更退，私累日滋。”又曰：“荆州所统一二十郡，唯长沙最恶。”则殷羡盖极贪黩，故庾翼深恶之。自魏晋以来，作家传之风甚盛，记述先人，隐恶扬善。后世修史者以家传为蓝本，故在本传中追叙其祖或父者，多溢美之辞，而其祖或父性行实况，反见于他传中，读史者不可不致意于此也。
7月8日，致函陈槃：槃庵吾兄左右：
五月曾上一笺，并《文史副刊》，谅登记室。顷奉手简及大诗印稿，拜诵欣佩。贞一先生已抵敦煌，其通讯处望惠示。尊著论谶纬文，极愿拜读。吾兄如有札记短文，肯赐下为《文史副刊》光篇幅，至所感盼。肃覆，敬承
著安。
弟钺再拜 七月八日
7月19日，致函刘永济，弘度长兄有道：
奉到手示及大词《浣溪沙》六阕，幽忆怨断，自成馨逸，敬佩无已。武大成立文史研究所，由吾兄主持风气，甚盛甚盛。军兴以还，学风荒落，人羡贾鬻，士好游谈。吾等今日应培养真正读书种子，庶几数千年学术文章有所寄托（研究生入院考试、平日督责、毕业考试均应严格）。高明谅以为然也。茅生于美明夏卒业，此君两年以来于词颇致力，兹嘱其录近作十馀首，附呈尊察，并乞不吝赐教为幸。弟近作短文两篇，发表于《益世报》《文史副刊》中，附函寄呈教正。此小刊物乃浙大同道数人所办，由方豪兄主编。吾兄如有短文札记肯赐下，以光篇幅，极所感盼。联大闻有迁移之说，不知确否。雨僧兄拟将书籍运来遵义保存也。暑热，乞为道珍卫，馀俟续陈。肃覆，敬颂
教祺。
弟钺拜上 七月十九日
8月8日，出席梅光迪主持的师院教师座谈会。
8月26日，致函陈槃：槃庵尊兄著席：
手示及大诗均诵悉，蒙惠允为《文史副刊》撰稿，至感。赐下贞一先生《西北考古通讯》两则，已交方杰人兄，下期（十四期）即刊出。以后《通讯》，尚乞时时惠赐。四言诗，汉魏晋人所作，多患板重，惟陶公数篇，称心而言，有清腴之致。尊制新俊渊永，希踪元亮，玩诵无斁。此间于九月中旬上课，《文史副刊》第十，十一，十二、三期附上。肃覆，敬承
吟祉。
弟钺拜上 八月廿六日
8月27日，《益世报》《文史副刊》第30期发表先生文章《尚书郎——南朝官职杂释之一》，《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南朝尚书郎之选较轻，高门士胄多不愿为之。《晋书·王坦之传》：“仆射江虨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虨遂止。”《宋书·江智渊传》：“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授，意甚不悦，固辞不肯拜。”《梁书·王筠传》：“迁太子舍人，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吏部郎虽亦为尚书郎之一，然与其馀曹郎不同。《晋书·王国宝传》：“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豪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馀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豪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馀曹郎，盖吏部郎佐吏部尚书掌铨选之事，时人谓之“小选”（《南史·谢朓传》）。故独为显职，非其馀曹郎可比也。宋江智渊初除台郎，不肯拜，后为中书侍郎，世祖深相知待，迁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宋书·江智渊传》）。齐谢朓为镇北咨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启王敬则反谋，上甚赏之，迁尚书吏部郎（《南齐书·谢朓传》）。可见吏部郎之职独高。《南史·何尚之传》：“迁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于冶渚。及至郡，叔度（尚之父）谓曰：‘闻汝来此，倾朝相送，可有几客？’答曰：‘殆数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尚之字彦德）也。’”吏部郎声势之煊赫如此，是以高门士族，鄙弃台郎，而独愿为吏部也。
9月13日，张其昀宴请贺麟（自昭），先生与宴。
本月，齐鲁大学聘先生为国文系主任，先生以公私种种关系，覆函辞聘。
10月13日，新学期开学，先生讲授“词选”、“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诸课程。
10月24日，史地系教授张荫麟去世。后数日，先生撰献挽联：知君以远大自期定论须留千载后；抚棺于乱离之际订交犹忆六年前。
11月29日，致函陈槃：槃庵尊兄著席：
九月十七日曾肃一笺，并挂号寄《文史副刊》第十四期十叶，谅登记室。冬寒，惟瑶
佳鬯，撰著多娱。顷于《责善》第二卷第二十三期中读大文《〈左氏春秋义例辨〉自叙》两首，非但翰藻之美，并见识解之卓，及功力之勤，敬佩无斁。此书闻已付商务印书馆刊印，而因乱中辍。尊处谅有副本，不知最近仍可在渝付印否？弟极望大著早日问世，可以嘉惠士林也。吾国先秦学术历史，固赖汉人之解说笺注，及网罗纂录，以传于后。然因汉人附会妄说，失其本真，而遂锢蔽二千年之人心者，亦复不少。自两宋以还，迄于清末，虽不乏明识之士，时发其覆，而囿于时代，仍多言之未尽。近人摆脱顾忌，潜思远瞩，益觉气象一新。贵所十馀年之努力，于中国学术有建立标准之功。今日虽仍或有少数乡曲庸腐之士，抱残守缺，党同妒真，然日炳中天，残雾自散，亦不足虑也。《文史副刊》十五至二十期，另封寄奉。贞一先生《考古通讯》仍有可惠示者否？肃此，敬承
吟祉。
弟钺拜上 十一月廿九日
是年，先生所作诗词三首，《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书 怀
年来忧患意千端，超物观生境自难。袖手倚阑人尽小，携筐采药路常寒。读书每似临崖返，徙宅惟求容膝安。已解據梧非道要，故凭诗句遣悲欢。
客有游湄潭归者赋赠
七日湄潭去，归来翠满襟。一江清绕郭，千翼晚投林。已慎麻阳路，宁劳却曲吟。且将幽隽意，收拾入灵心。
卜算子
花亦有心期，人世谁相晓。只见因风烂漫开，又被风吹了。 一点点馨香，未肯同凡草。要借东君护，惜心说与天知道。
发表文章
王粲行年考（《责善》第2卷第21期，1942年1月）
读《诗经》札记（《益世报》1942年2月17日《文史副刊》第1期。因字迹无法辨识，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缪钺全集》失收，本谱亦未能抄录）
何晏王弼事辑（《责善》第2卷第22期，1942年2月）
读《晋书》札记（《益世报》1942年3月24日《文史副刊》第3期。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缪钺全集》失收）
六朝五言诗之流变（《益世报》1942年6月4日《文史副刊》第8期）
《文选》与《玉台新咏》（《益世报》1942年6月25日《文史副刊》第9期）
《尚书郎——南朝官职杂释之一》（《益世报》1942年8月27日“文史副刊”第13期。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缪钺全集》失收）
读《魏书》札记（《益世报》1942年11月26日《文史副刊》第20期）
《杜牧之年谱》（卷下）（《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2集，1942年）
编年诗
《书怀》
《客有游湄潭归者赋赠》
《十二月六日作》
编年词
《卜算子》（花亦有心期）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 先生三十九岁
本年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春，钱穆（宾四）来浙江大学讲学。先生与之神交已久，此次聚会，相谈甚欢，以后经常通书论学。“是年春，又折赴遵义浙江大学，作一月之讲学，乃由张晓峰力邀成行。……余来浙大，晓峰外，谢幼伟已先识，郭斌龢、缪彦威乃新交。余常与彼等四人往来，相谈甚欢”。
2月27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夏承焘（瞿禅）致函先生，并附《小重山》词，此为先生与夏承焘论学谈词四十馀年之始。
5月24日，致函刘永济：
弘度长兄先生道席：
顷奉惠简，承示雅制数章，璀璨溢目。大诗盘空硬语，豪气凌云。弟尤爱《乞画》一首，写新宁山水有镌镵造化之妙。赠徐陈刘诸君诗，具诙诡兀傲之趣，玩诵无斁。日前洽兄出示尊著《贵侠篇》，持论闳伟，光焰万丈，今日世风疲懦，宜多有此等文字以振起之。洽兄近作《读儒行》、钱宾四君寄来《论中国文字与文学》，皆发挥中国文化精义，辟近人奇衺偏浅之说，极为光辉笃实。自来世乱学衰之时，必有三五大师以刚贞之质榰柱其间，下启新运，如兄等数人即其选也。敬佩敬佩。近作小诗一首，录呈教正。肃覆，敬承
吟祉。
弟钺拜上 五月廿四日
6月3日，《益世报》《文史副刊》第34期发表先生文章《耶律楚材父子与元遗山》，《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缪钺先生词作手迹
金元之际，论政治家，以耶律楚材为巨擘；而论诗人，则以元遗山为冠冕。元遗山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较耶律楚材小一岁。遗山为元魏拓跋氏之裔，源出于鲜卑，楚材乃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源出于契丹。契丹亦鲜卑之支裔，二人同为鲜卑族之深受华化者，此其相同之点。而一则为新朝佐命，得志廊庙；一则为故国遗老，隐遁林泉，身世迥异矣。然立功立言，各有千秋，此又异中之同也。遗山与耶律楚材父子，颇有微妙之关系，前人尚鲜有论及者。爰综述之，以资博闻。
遗山家居秀容（今山西忻县），楚材以贵公子少官中朝，金章宗南渡以前，遗山与楚材殆未尝识。贞祐二年（1214）宣宗徙都汴京，丞相完颜承晖留守燕都，行尚书省事，辟楚材为左右司员外郎。次年（1215）五月，燕都破，楚材留于元，后事太祖、太宗为中书令。贞祐四年（1216）五月，遗山南渡，后举进士第，为县令，仕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十馀年间，两人分处异国，无由相闻。而《遗山集》卷三十九有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请收养天下名士，书曰“四月二十有二日，门下士太原元某谨斋沐献书中书相公阁下”云云。按癸巳为金哀宗天兴二年，即元太宗五年（1233），自上年三月，元兵围汴京，冬十二月，哀宗出奔。是年正月，汴京西面元帅崔立作乱，以城降元。遗山居汴京城中，四月二十九日始出京（《遗山集》卷八有《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诗），何以四月二十二日遗山已有书上耶律楚材，自称“门下士”，颇不可解。赵翼《瓯北诗话》卷八更疑而释之曰：“时楚材为蒙古中书令，遗山在金，由县令累迁郎曹，平日料无一面，而遽干以书，已不免未同而言。即楚材慕其名，素有声气之雅，然遗山仕金，正当危乱，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此二者，皆名节所关，有不能为之讳者。岂蒙古曾指名取索，如赵秉文之类耶？抑汴城之降在正月，至四月，则已百馀日，此百馀日中，楚材早慕其名，先寄声物色，因有感恩知己之谊耶？”又曰：“又按楚材奉蒙古主命，亲至汴，来索其弟思忠等，遗山盖即是时与楚材投契故也。”瓯北之推论，固颇近情理，而遗山与楚材所以相识之故，尚有可研寻者，耶律楚材有两兄，长曰辩才，次曰善才（善才又名思忠，乃楚材次兄，瓯北误以思忠为楚材之弟），后随金宣宗南渡。辩才仕至武庙署令，善才仕至都水监使。哀宗天兴元年壬辰（1232），元兵围汴京，楚材奉元太宗旨意索其二兄北归。辩才、善才皆忠于金，见哀宗，固乞愿留死汴京。哀宗幸和议可成，赠金币固遣之，君臣相视泣下。善才投水死。辩才北归后居真定，卒于元太宗九年丁酉（见《遗山集》卷二十六耶律善才墓志铭、卷二十七耶律辩才墓志铭）。遗山撰善才墓志铭，自谓“好问于公有一日之雅”，遗山与辩才、善才兄弟，同官金朝，早已相识，遗山之识楚材，盖出于辩才或善才之介绍，其时间或在壬辰春，或在癸巳春，或不可知矣。
金亡之后，遗山于癸巳年五月三日北渡（《遗山集》卷十二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诗），羁管聊城，此后数年之中，遗山居聊城、冠氏。元太宗十年（1238），遗山携家还太原，事后来往燕赵齐鲁之间。癸卯年（1243）八月，遗山始至燕京，而楚材已于是年五月逝世。十年之中，遗山和楚材鲜有往还之迹。遗山自金亡后，唯以故国史事为念。楚材在元初大臣中，是最为留意文教者。太宗八年六月，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元史·太宗纪》）。不知遗山□□未以选史之意请于楚材。盖不愿以故国史事助于新朝宰辅欤？《遗山集》中无赠楚材之诗，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十四有一诗，题为《和太原元大举韵》，颇费解，疑有误字。
而以题推之，殆赠一元姓者之作。诗曰：“魏帝儿孙气似龙，而今漂泊困尘中。君游泉石初无闷，我秉钧衡未有功。元氏从来多慨慷，并门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与微之继旧风。”观诗中所言，此元姓者，盖晋人，隐居泉石而工于诗，其情形颇与遗山相近，唯因诗题意晦，亦未能确定，姑留之以后更考，遗山与楚材之关系颇疏淡也。
楚材卒于癸卯年夏五月，其子铸嗣为中书令，年甫二十三。耶律铸亦仰慕遗山。癸卯秋八月，铸还燕京葬母，请遗山撰祭文（《遗山集》卷十四）。又请遗山为其祖耶律履撰神道碑铭（遗山所作《故金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遗山集》中无此篇，见《元文类》卷五十七），云：“癸卯八月，中书君使谓好问言，先公神道碑……今属笔于子，幸而论次之，以俟百世之下。”（按《遗山集》卷三十九《答中书令成仲（耶律铸字成仲）书》：“癸卯之冬，盖尝从来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与《神道碑》所谓“癸卯八月”者不合。岂癸卯秋遗山在燕京时，耶律铸已有此请，未及为而遗山南下，故是年冬又遣使往迎欤？抑答耶律铸书所谓“癸卯之冬”，本应作“癸卯之秋”，遗山作书时，追忆前事，偶尔疏误欤）遗山自国亡后笃定遗民之节，不仕新朝，所念念不忘者，唯故国文献，不忍使之泯没。耶律铸慕遗山文名，以先人墓碑为请，而耶律履又金之名臣，则遗山应其所请，固无损名节。唯耶律氏父子相继为相，声势煊赫，于是宵小辈多方揣测，以为遗山有夤缘干进之意，谤骂嬉笑，无所不至。故其后耶律铸复遣使请遗山，遗山遂谢不往，覆以书曰（此书作于何年不可考）：“张子敬处备悉盛意。未几张伯宁来，招致殷重，甚非衰谬之所堪任。其还也，不得不以书通。癸卯之冬，盖尝从来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声势。悠悠者若谓凤池被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与渠辈无血仇、无骨恨，而乃树立党羽，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资之躯蹈覆车之辙，而试不测之渊乎？……复有来命，断不敢往。孤奉恩礼，死罪死罪。”《遗山集》卷九又有《感事》诗，施国祁注谓即感此事而作。诗云：“富贵何曾润骷髅，直须淅米向矛头。血仇此日逢三怨，风鉴生平备九流。瓢饮不甘颜巷乐，市钳真有楚人忧。世间安得如川酒，力士铛头醉死休。”可见其悲愤之意。遗山撰耶律履碑文，既招物议，□□□其稿，故遗山卒后，友人张德辉类次其诗文为四十卷，独无此篇。苏天爵编《元文类》，始从他处收入也。遗山虽避嫌，不复应耶律铸之聘，然耶律铸固仍礼敬遗山。铸之《双溪醉隐集》，仍乞遗山作序，见《遗山集》卷三十六。《双溪醉隐集》卷三有《送元遗山行》诗云：“燕北秋风起，幽花满地开。既邀今日別，合到几时来。白玉烟沉阁，黄金草暗台。不须伤老大，珍重掌中杯。”盖即癸卯秋作。耶律铸之重遗山，似胜于其父也。
7月25日，先生往访竺可桢于其寓所。“七点国文系学生韦廷光、孟醒人、周永康、宋祚胤、傅轶群、熊嘉骏、周本淳诸生来挽留王驾吾，因闻其将去中大。又缪彦威来谈。八点赴旧府中办公室。王驾吾来谈。驾吾、郦衡叔与缪彦威意见不合。缪主张读国文应中外文学并重，驾吾则主张中西各有专长，不能两全。缪主辞章，而王主义理。学生多信服驾吾，故有排缪之议。中央（大学）胡肖堂、张世禄、王玉章约驾吾往，余嘱其俟明年”。
7月26日，致函刘永济：
弘度长兄史席：
四月中奉惠示及大作五古一首，稽迟未覆，至歉。顷又奉手毕并大词，三复浣诵，快同觌面。尊词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常与洽兄谭论，自彊村、夔笙诸老辈凋谢，并世词人，惟吾兄沈健深挚，独树一帜，远非雕绘满眼者所能及。此乃称心而言，非阿好之语也。尊论考订文人行年一事，弟亦旧有此意。抗战前一二年，弟曾立一志愿，凡古之诗人已有年谱者，其详覈者采用之，不详覈者补正之。无年谱者为之撰年谱。事迹简略不能成谱者，为之撰年表。然后择其精要，依年写录，为历代诗人系年。系年等于各谱表之目录，每条皆精覈有据，大可为读诗考史之助。惟兹事体大，非一人之力所能为，望能有同志数人，通力合作。弟意先致力唐宋两代，故作《元遗山年谱汇纂》，又撰《杜牧之年谱》。《杜谱》甫写定，而抗战军兴，数载以还，流离万里，求书亟难，文史考订之业，遂无从致力矣。石帚是否白石？弟久蓄疑，吾兄就吴履斋词中与白石及梦窗往还之迹，证明姜、吴二人年代相及，可谓拨云雾而见青天。弟嗣后读书，如有可以证成尊说者，当即奉告。弟近读《诗经·小雅》“采绿”、“白华”、“苕之华”、“何草不黄”诸短篇，其体极似《国风》，而何以列于《小雅》，古人似尚未有恰当之解释。窃以为《南》、《风》、《雅》、《颂》诸诗之区别，不重在歌辞本身之体制与内容，而重在歌时所用之腔调，因乐调不同，施用不同，其歌辞体制亦随之而异（如《颂》为歌功祀神之乐，故《颂》诗多庄严肃穆，其内容则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然亦有同一歌诗可谱入数种乐调者，如《七月》一篇，兼称《豳风》、《豳雅》、《豳颂》（《周礼·籥章》曾云“龡豳诗”、“龡豳雅”、“龡豳颂”云云。郑氏三分《七月》之诗以当之。朱子则谓《七月》全篇，随事而变，其音节或以为《风》，或以为《雅》，或以为《颂》）。又如《鲁颂》诸诗，颇似《国风》与《小雅》，不似《周颂》，而所以称为“颂”者，殆以《颂》之乐调歌之（周赐鲁公伯禽以天子之礼乐，故鲁有《颂》，以为庙乐）。《南》与《风》皆地方音乐（《南》为南国之音，见《吕氏春秋·音初篇》，郑音、宋音、卫音、齐音之名，亦见于《乐记》），各国民歌（民歌非必尽庶民所作，亦有士大夫仿民歌体裁而作者）皆用其本国音乐歌之，故称《周南》、《召南》、《卫风》、《郑风》等等，《雅》为西周王畿之乐（本章太炎《大疋小疋说》），其初亦一种地方音乐，与郑音、宋音等相似。周人发迹豳岐，建都丰镐，故用其本地音乐为朝会宴飨之乐（亦如汉高祖楚人，乐楚声，故汉房中乐用楚声），盖又经音乐专家（太师）加以修正改善，其地位特尊，号为正乐。朝会宴飨之诗，及西周王朝士大夫伤时感事之作，太师均谱入这种乐调，故称为《雅》诗。至如《采绿》、《苕之华》、《何草不黄》等乃西周王畿之民歌（东周王畿有民歌，如《王风》，则西周王畿亦应有民歌），自应以其本地音乐（即《雅》）歌之，故不必称为某《风》，而即可以列于《小雅》之中矣。愚见如此，尚乞高明正之。此间已放暑假，可有三月闲暇，安静读书。近作数首，附呈教正。肃覆，敬承
撰祺。
弟钺顿首 七月廿六日
11月14日，任铭善（心叔）从夏承焘处取得先生寄夏的《〈诗〉三百篇纂辑考》，阅后写一长函与先生商榷，15日由夏承焘转寄先生。其后，先生覆信与任铭善讨论。
12月31日，致函陈槃、劳榦：
槃庵、贞一尊兄史席：
接奉惠简，拜诵佩慰。拙著辱蒙奖饰，愧不敢承。槃庵兄指示，《王制》所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为西周盛时之制。《公羊》何注“侯国献诗”，乃后王之制，补衰之法。推勘精密，俟拙稿改订时，当遵照补入。《〈人间词话〉序》，弟终疑为静安自撰，托名于樊志厚者，因其见解及文笔皆极似静安也，未审槃庵兄以为如何？槃庵兄题晁公武石刻古文《尚书》残字诗风骨遒健。贞一兄西北之行获得古物多否？叙行役，记风土，谅多佳什也。《思想与时代》第廿三期，弟处已无馀册，当询之社中，如有馀册，当补寄一本。近作小诗二首，短序一篇，附呈郢正。肃覆，敬承
吟祉。
弟钺拜上 十二月三十日
之屏弟乞代候，来函已收到，蒙录《野客丛书》李翱事见示，谢谢。
发表文章
耶律楚材父子与元遗山（《益世报》《文史副刊》第34期，1943年6月3日。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缪钺全集》失收）
论辛稼轩词（《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
《诗》三百篇纂辑考（《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3集，1943年8月）
论李义山诗（《思想与时代》第25期，1943年8月）
王静安与叔本华（《思想与时代》第26期，1943年9月）
李冶李治释疑（《东方杂志》第39卷第16号，1943年10月）
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思想与时代》第29期，1943年12月）
出版专书
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重庆：青年出版社，1943年）
编年诗
《得梁鹤铨自荣成来书赋此报之》
《萧仲圭嘱题所藏溥心畬山水卷》
《郭洽周生子弥月诗以贺之》
《夜读》
《王树椒寄示所作咏史诗赋此答之》
《赠茅于美卒业》
《刘弘度自乐山寄示近作长短句赋此答之》
《题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
《十二月六日病中拟有所作未就后三日补成之》
《十二月廿五日病起访萧仲圭》
编年词
《好事近》（款语似平时）
《浣溪沙》（烟雨秋心冷自知）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 先生四十岁
本年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1月15日，致函杨联陞：莲生弟如晤：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寄二十三号函（二十二号函亦到否），附致张晓峰兄一札并宛妹札及小照，谅已递到。近接宛妹函，言家计渐窘，颇望弟早日归国作事，可以负担家庭经济，不知弟何时可以取得博士学位也？钺近来颇读西洋哲学书，哲学史已读过两种，秋间读叔本华之书，近读斯宾诺莎之书（均英译本）。读西洋哲学书，能训练思想灵活清晰透彻。以前读宋元明学案等书，仅能识其源流风气，与诸大师思想之本身，未能有透彻而有统系之了解。今再读学案，参以程朱之书，颇能见其理趣脉络，与向时不同矣。近作七律两首，录寄一阅。近来深悟黄晦闻先生诗之妙处，肺腑之言，自然流露，简淡深隽，毫无火气，如唱老生中之余叔岩，此亦一种极高之境界也。母亲近来体衰，思得西洋参补养，此间难得佳者，暑中晓峰兄如归国时，请弟购参少许，托晓峰兄带来，至所感盼。宛妹札附上，此询
近祉。
钺拜上 第二十四号函一月十五日
3月12日，致函陈槃：槃庵吾兄史席：
二月廿一日曾寄一函，谅尘玄览。顷奉惠简并贞一兄大诗，拜诵佩慰。尊论古者实有遒人采诗之制，并谓何休所言，适为班《志》作注脚，推勘精密，启牖良深。惟尚需进而研求者，即此采诗之制，为侯国自置采诗之官，采其本国之诗而献于王朝耶？抑王朝遣采诗之官直至各侯国采诗耶？鄙意则倾向于前说，以为侯国自采其诗（《王制》疏亦如此说）。王朝亦有采诗之官，则仅采王畿之诗（如《小雅》中之《黄鸟》、《我行其野》、《采绿》等，乃西周王畿内所采得者，《王风》乃东周王畿内所采得者）。盖古时王朝与各侯国之关系并不能如秦汉以后朝廷之与郡县也。至如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自是汉制，不能谓周代亦即如此。《国语》所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乃别为一事，与采诗无涉。采诗者采他人之作，献诗者献自己之诗。《左》昭十二年传谓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即献诗之例。《大、小雅》中亦有可征者。《小雅·节南山》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是诸诗之作皆献之时王，以为讽谏之用也（《国语》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又“王者德政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乃王者表示政治开明之态度，而公卿列士有诗则献，无诗则否，并非如采诗之事，乃一定之制）。略贡梼昧，不审有当于万一否？先秦载籍，十传一二，古制黯晦，考信为难，望能奉手细论，面相违覆，庶几愚妄之见，更得高明之裁正也。肃覆，敬承
著祉。
弟钺拜上 三月十二日
附致贞一兄一札，乞转致。
3月，《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先生文章《唐代文人小记》，《缪钺全集》失收，抄录如下：
近读唐代诸家集，偶有考证，僻居乏书，不知古人或今人已有先我言之者否，姑记于此，以俟异日删正焉。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缪钺自记于遵义。
唐有两岑参两韦应物两李翱
同时代而两人同姓名之事，古时往往有之，辨析不清，易滋岐惑。岑参、韦应物、李翱，皆唐代著名文人，而同时皆有另一人与同姓名。宋沈作喆作《韦应物补传》已误以两韦应物为一人，《四库提要》沿袭其谬，是不可以不辨也。
参证诸书，条述于下。
岑参为开元天宝间著名诗人，后世与高适并称“高岑”，人人知之。新、旧《唐书》均无岑参传。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云：“出为嘉州刺史，副元帅相国杜公鸿渐表公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于幕府。无几使罢，寓居于蜀。……旋轸有日，犯轪俟时，吉往凶归，呜呼不禄。”是杜鸿渐帅蜀时，岑参曾居幕府，使罢，寓居于蜀，不久即卒于蜀。按杜鸿渐于代宗大历元年二月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旋让于崔旰，大历二年，复还长安（《旧唐书》卷一〇八《杜鸿渐传》）。则岑参之卒于蜀，当在大历初年。而《封氏闻见记》卷九云：“崔祐甫为中书舍人，时宰相常衮当国，百僚仰止。祐甫每见执政论事，未尝降屈。舍人岑参初掌纶诰，屡称疾不入宿直承旨。……崔独见咨，以‘舍人职在枢密，不宜让事于人’。”按常衮为相，在大历十二年至十四年（《新唐书·宰相表》等），距嘉州刺史岑参之卒已将十年，是时为中书舍人之岑参，决为另一岑参无疑。是唐代同时有两岑参也。
《四库提要·集部·别集类二》：“《韦苏州集》十卷，唐韦应物撰。应物，京兆人，新、旧《唐书》俱无传。宋姚宽《西溪丛话》载吴兴沈作喆为作《补传》，称应物少游太学，当开元天宝间充宿卫，扈从游幸，颇任侠负气，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由京兆功曹，累官至苏州刺史、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年九十馀，不知其所终。先是嘉祐中，王钦臣校定其集，有序一首，述应物事迹，与《补传》皆合，惟云：以集中及时人所称，推其仕官本末，疑止于苏州刺史。考《刘禹锡集》，有《苏州举韦中丞自代状》，则钦臣为疏略矣。”按王钦臣谓韦应物官止于苏州刺史甚是。沈作喆作《韦应物补传》，谓应物仕至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盖即本于《刘禹锡集》中《苏州举韦中丞自代状》。不知刘禹锡举以自代之韦应物乃另一韦应物，非以诗著称而曾为苏州刺史者。沈氏即偶失之，四库馆臣未加考严，反谓王钦臣为疏略，误矣。何以明之？《刘禹锡集》卷一七《苏州举韦中丞自代状》云：“苏州状上中书门下：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朝议郎、守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韦应物……今具闻奏。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禹锡举韦中丞自代在大和六年（八三二），上距天宝元年（七四二）凡九十年。工诗之韦应物，开元天宝年间已充宿卫，扈从游幸，至少亦当在二十岁左右，如至大和六年犹存，已寿逾百龄，而仍能任盐铁转运繁剧之务，刘禹锡且举以自代，此必不可能之事。其证一也。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曰，“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按《四部丛刊》景印日本翻宋大字体《白氏集》此句作“然人贵之”，义不可通。《唐诗纪事》卷三八引居易此书作“然后人贵之”，《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亦载此书，作“人始贵之”，语较简明，今从之）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八一五）贬为江州司马之时，其论韦应物诗既云：“必待身后，人始贵之。”可见是时工诗之韦应物已前卒，决不能于十七年之后大和六年时复为御史中丞。其证二也。有此二证，则刘禹锡大和六年举以自代之韦应物，与工诗而官苏州刺史之韦应物非一人明矣。
李翱，字习之，受古文于韩愈，文宗时，仕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卒于武宗会昌中，《旧唐书》卷一六○有传。按《旧唐书》卷一六《宪宗纪》，元和十五年六月庚辰，以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李翱为朗州刺史，坐与李景俭相善故也。此字“习之”之李翱也。而同年十一月辛亥，以宗正卿李翱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此则同时同姓名之另一李翱。《旧唐书·敬宗纪》：宝历二年三月己亥，右散骑常侍李翱卒，盖即此李翱。字“习之”之李翱卒于会昌中，且未尝为右散骑常侍。是同时有两李翱也。《四库提要·集部·别集类三》“李文公集”条云：“刘颁《中山诗话》云：唐李习之不能诗，郑州掘石刻，有郑州刺史李翱诗云云。此别一李翱，非习之，《唐书》习之传不记为郑州。王深甫编习之集，乃收此诗，为不可晓。《苕溪渔隐丛话》所论亦同。惟王楙《野客丛书》独据《僧录》叙翱仕履，断其实尝知郑州，诸人未考。”据前文所考订，同时实有两李翱，而据《唐书·李翱传》及《李文公文集》，字“习之”之李翱未尝官郑州刺史，郑州石刻所载刺史李翱诗，或即卒于宝历二年官终右散骑常侍之李翱，而非习之欤。俟得王楙《野客丛书》，当更考之。
李贺事考二则
（一）李贺年岁
李贺年岁，新、旧《唐书》所载不同。《旧唐书》卷一三七《李贺传》谓贺年二十四，盖本李商隐《李贺小传》（《樊南文集》卷八），《新唐书》卷二○三《李贺传》谓贺年二十七，盖本杜牧《李贺集序》（《樊川集》卷十）。杜牧、李商隐同时人，且距贺卒不久，而于贺年岁所记参差，二者孰是，固难臆断。惟细覈之，似以李商隐所记二十四岁者为是，请列二证以明之。李商隐《李贺小传》云：“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则传中资料，多得自长吉之姊，所记二十四岁，自较可信。《小传》又曰：“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则李商隐为贺作传，在杜牧作集序之后，且曾见序文，序中已言贺年二十七，商隐苟非别有更确切之根据，决不至与杜牧异撰。此一证也。《唐摭言》卷十：“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为《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讳辩》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卷八《李贺小传》注，辨此文所记“七岁”之非实，其言曰：“《新书·传》云，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赋诗，贺援笔辄就，自目为《高轩过》。此盖采自《唐摭言》也。然诗云‘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其非七岁明矣。……余以《高轩过》题下原注‘韩员外愈、皇甫侍御见过’考之，韩于元和四年六月改都官员外郎，守东都省；五年，为河南令；六年，行职方员外郎，至京师；七年，兼国子博士；八年，改郎中矣。皇甫之称侍御，未可细考何时，《新书》所叙甚略且错乱，然有云‘愈令河南，厚遇之’，而贺集有《河南府试乐词》，则并辔访李，必元和四五年事，故诗曰‘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也。其为贺非七岁尤明。”冯氏论《高轩过》诗应作于元和五年时，其说甚是。《唐摭言》所记贺七岁赋《高轩过》，或系传闻之误。要之，贺赋此诗定在早年，故为韩愈、皇甫湜所激赏，观《唐摭言》于记李贺赋《高轩过》诗之后，有“年未弱冠，丁内艰”之语，则贺赋《高轩过》，必在弱冠之前可知也。贺卒于元和十一年（杜牧《李贺集序》作于大和五年，而云“贺死凡后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由大和五年（八三一）上溯十五年为元和十一年（八一六），故知贺卒于是年）。假使贺年二十七岁，则元和四五年时已及弱冠矣，与《唐摭言》不合。若贺年二十四岁，则元和四五年时方十七八岁，在弱冠之前，与《唐摭言》所记吻合。此二证也。有此二证，故贺年似应以二十四岁为是。盖生于德宗贞元九年，卒于宪宗元和十一年（七九三—八一六）。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表》，据田北湖《昌谷别传》，定李贺年二十七，不知田氏论据如何，俟得田文，当更考之。
（二）李贺与元稹
《旧唐书·李贺传》：“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新唐书·李贺传》同。据韩愈《讳辩》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是李贺初亦应进士举，后为争名者所毁，以为不避其父之嫌名，故贺遂不再应试。所谓“与贺争名者”，盖当时同举进士之人，故《唐摭言》卷十亦言：“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未言谤者为何人，盖已不可知也。
自康骈《剧谈录》载元稹因宿愤而讥李贺不合应进士举之事，后人多信之者。《剧谈录》云：“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搢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是声华籍甚。时元相国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工篇什，常愿结交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答，遂令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自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祢讳晋，不合应进士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成
轲。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辩》，录以明之，然竟不成事。”明胡震亨据此所记加以推论，并谓韩愈之作《讳辩》乃为元稹而发，其中且含有党争之意味，其言曰：“李贺之见格进士举，元稹修怨也。韩愈之为贺作《讳辩》，虽才贺，实与稹素分径，激而为之说也。稹党李逢吉，与裴度左；愈受裴度知，与稹及逢吉左。愈集有刺逢吉诗可考，道固不同。”（《唐音癸签》卷二五《谈丛一》）清乾隆钦定《旧唐书·李贺传》末宗万考证亦引《剧谈录》，并云：“据此，则贺当举进士，而元稹谤之，史云竟不就试非也。”
按《剧谈》所载，出于附会，非尽事实，不可以不辨。据《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稹年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八，制策登科，长庆初为祠部郎中。按稹生于代宗大历十四年（七七九），十五岁明经擢第，当德宗贞元九年（七九三），二十八制策登科，当宪宗元和八年（八○六），为祠部郎中则在元和十五年（八二○）夏五月穆宗即位之初（据《资治通鉴》）。据上文所考定，李贺生于贞元九年，卒于元和十一年，则元稹明经擢第时，李贺始生，稹制策登科时，李贺十四岁，及稹为祠部郎中时，贺卒已四年矣。元稹少时思以诗纳交于李贺之事，即使容或有之（《剧谈录》谓，元和中，李贺声华籍甚，时元稹以明经擢第，常愿交贺云云，细勘之，亦与事实不尽合，盖稹于元和元年制策登科，而为明经及第，乃元和元年以前事也）。而为祠部郎中时，因修怨之故，而倡犯讳事沮贺举进士之说，证以年代，其为虚妄甚明。此事既非实，则胡震亨所推论者亦不待辨矣。
8月2日，致函陈槃、劳榦：槃庵、贞一两兄史席：
四月杪手示及大诗均拜读。弟近为赁房事所扰，三月之中移居两次，心绪不宁，故久稽裁覆，至以为歉。拙撰《评郭著〈屈原研究〉》，陈义谫陋，辱蒙槃庵兄奖饰，并启示数端，至感。关于屈原生年问题，弟尚有一疑义，前撰拙文时未著于篇。愿奉质于高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据《尔雅》解“摄提”为太岁在寅，后人因此更进而推算屈原所生之寅年，而结果不同。若据《史记·天官书》，摄提格乃星名，在大角两旁，《离骚》之摄提可能指星，与寅年无涉。此义朱子已发之，晚近学者或谓摄提格乃木星，非大角两旁之星。因中国星宿之名多与印度有关，印度名木星为Cartica，与摄提格音近也。然摄提无论为木星或大角两旁之星，总之乃星名，则古今人之据太岁在寅推算屈原生年者，皆失去根据也。惟屈原自叙其降生之年，何为举此摄提星，此又一需要解释之问题。两兄于此有何卓见？槃庵兄茶花诗秾丽似飞卿，赠梁方仲诗气骨清奇。贞一兄诸作清拔沈至，浣诵至佩。弟半年未作诗，近得五古一首，附呈諟正，专覆，敬颂
著祉。
弟钺拜上 八月二日
之屏弟均此致候。
7、8月间，始与陈寅恪通函请益，以《缪钺文论甲集》与诗稿寄呈请教。
9月30日，吴宓自昆明西南联大至遵义，小住十馀日，10月13日赴重庆,转往成都。在此期间，先生得以与吴宓从容讌谈，并听吴宓在浙大讲“《红楼梦》人物分析”专题。
10月7日，先生与张志岳、田德望、张君川合请宴吴宓于大众餐厅。
10月12日，上午与张志岳访吴宓，谈诗及古文，下午四时始去。
夏秋，湘桂战事紧张。
11月，日寇自湘入桂，局势严峻。月底浙大实际停课。
12月2日，贵州独山失守，都匀大火。
12月3日，学校在何家巷十二号教室为教育系黄翼（羽仪）举行追悼会，先生撰献挽联：奇疾陨中年未竟德琏著书志；忍饥存旧义可怜愍度过江来。
12月5日，贵阳戒严，局势危急。
12月8日，先生携家眷随萧璋（仲圭），与浙大川籍部分学生一道，步行入川。翻越娄山关，经桐梓、松坎，最终到綦江。竺可桢1944年12月9日记：“故昨日离校者有川籍学生约六十人，又教员陶天珍、萧仲圭、缪彦威等三人。”由川籍学生组织的这一返川团队，租用盐务局自四川运盐到遵义后空载返川的马车，载运行李（老弱也乘马车，如先生母亲及萧夫人），其他人均步行。每日缓行数十里，夜宿当地小学教室或机关、民间空房。在黔川交界处，弃车登木舟，经过一段荒僻少人迹、两岸均为岩石峭壁的峡谷水道，后又弃舟登岸，最后到达綦江。
后不久，重返遵义。
发表文章
论李易安词（《真理杂志》第1卷第1期，1944年1月）
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思想与时代》第30期，1944年1月）
评贺麟译斯宾诺沙《致知论》——兼论翻译（《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4年2月）
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思想与时代》第32期，1944年3月）
唐代文人小记（《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缪钺全集》失收）
读《二程全书》（《思想与时代》第33期，1944年4月）
六朝人之言谈（《思想与时代》第34期，1944年5月）
与钱宾四书——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思想与时代》第35期，1944年6月）
论荀学（《思想与时代》第36期，1944年7月）
《文选六臣注订讹》序（《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4集，1944年8月）
颜之推年谱（《真理杂志》第1卷第4期，1944年10月）
《夜珠词》序（《夜珠词》，自刻朱印本，1944年）
出版专书
缪钺文论甲集（成都：路明书店，1944年7月）
编年诗
《桃溪寺探梅》 《余以诗寄潘伯鹰中有挽章俊之诗伯鹰思旧有作余亦同赋》
《夏夜望月有寄》
《赠吴雨僧并序》
《题陈弼猷诗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 先生四十一岁
本年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2月20日，致函陈槃：
槃庵吾兄史席：
手书、大诗及尊著《谶纬释名》、《谶纬溯原（上）》两篇，均奉悉。尊著谓谶纬异名同实，谶先于纬，谶本于邹衍书所谓“验”，其后方士化之。儒生以谶附经，因名之为“纬”。又推论谶纬中迷妄怪诞之思想，皆原于邹衍及燕齐海上之方士。探赜索隐，义据通深，三复浣诵，旷若发矇。敬佩敬佩。弟尝谓邹衍乃吾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极值得注意之人物。盖先秦诸子虽立说各殊，然大多崇理智，破迷信。惟墨子明鬼，邹衍言阴阳五行，天人征应，保存初民迷信之观念。然后期墨家又受辩者影响，注重逻辑之思辩，自归于理智；而邹衍之徒，则流为燕齐方士，于迷信之思，变本加厉。西汉号为尊儒，而实则邹衍一派迷妄之思想附托经义，弥漫当世，与先秦儒家相违（战国末，儒家大师如荀卿，深恶巫祝禨祥，作《天论篇》，破除迷信，最足见儒家重理智之态度）。后人研读经书，多假资于汉人之说，习而不察，受其锢蔽。故与其谓汉以后孔子之学统为刘歆所篡，毋宁谓孔子之学统为邹衍所篡。尊著论证精详，诚研治两汉学术之杰作也。浙大一切如恒，寒假期满，明日开课。寇军犯粤，贵乡多风鹤之警，极可忧念。惟望美军早日在中国海岸登陆，救吾民于倒悬也。拙著《颜之推年谱》近在《真理杂志》第四期中刊出，贵所谅有此期刊，乞赐览观，并加指正为祷。小诗二首，录奉清娱。肃覆，敬承
著祉。
弟钺拜上 二月二十日
附致贞一兄一札，乞费神转交。
之屏弟均此致候，日前奉覆一函，谅早达矣。
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七日），张尔田卒于北平，年72岁。
3月31日，先生获教育部学术奖三等奖金。获奖项目为《杜牧之年谱》。
5月18日，因费巩失踪案，美国心理学家Mr.Schreibe及重庆卫戍司令部所派沈醉、潘景翔来校调查有关情况，应校长竺可桢之约，先生与张君川、谢幼伟与其晤谈。
5月21日，先生以“屈原”为题，在湘江大剧园作总理纪念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