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翻译出版结缘
中年跨进出版界
1974年春，有一次我从泗阳上南京送稿子，顺便去看望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张竞同志。在望亭搞“四清”时，我曾同她在一起。这是一位待人和蔼、亲切、文笔又好的老大姐。聊天中得悉，她老伴高斯同志已被任命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正在物色引进懂外文的编辑。知道我学过英文与俄文，她准备向高斯推荐。我当然表示感谢。后来我也见过高斯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联系，1975年1月，我正式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报到，我爱人则调到南京艺术学院。这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又迁回了南京。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由此开启了我后半生的编辑出版生涯。我不是千里马，但高斯同志确是一位识才爱才的可敬伯乐。得益于他的启用，我才获得了报效社会的广阔平台。对于高斯同志的知遇之恩，我会永远铭记。
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报到后，我先是分配在科技组。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为宣传普及预防地震的常识，我约请江苏地震局的工程师，赶写了一本通过民间见闻来了解及预防地震的科普读物《地震预防手册》，并参照此书内容，我编写出连环画册的文字，请美术人员配画，同时出版了《地震预防》的连环画。这是我进入出版界编的第一本书，多次重印，发行了好几十万册。
那期间，国家出于了解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的需要，决定由商务印书馆牵头，组织能胜任的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分国别的“外国历史”及“外国地理”两套丛书。江苏承担了出版摩纳哥等七个南欧国家历史，以及乌干达等六个非洲国家地理书的任务。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很难找到这些小国家的翻译版本。为此，我几次上北京，找过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还去过北京大学、中科院地理所等多家图书馆埋头找书，好容易找到几本合适可用的，连忙通过馆际互借，暂时解决了翻译版本问题。
1975年底，周总理生前最后签发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中，江苏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并独家承担六种外语词典的编写与出版任务。为此省里成立了“中外语文词典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我成了这个“词办”最早的主要工作人员，承担起组织省内中外语文词典编写人员，管理各编写组，以及与外省市“词办”的联络、交流等工作。
江苏参与《汉语大词典》编写的教师有10个组、近百人，我同他们一起，如期保质完成了看古籍、选词条、查例证、做卡片等编词典的早期工作。另一部《汉英词典》，是从各地抽调英语教师，集中在南京编写。因此不但要处理编写外语词典中的学术问题，还要管理这些编写人员的吃住和医疗等许多杂务。
我听说南京外国语学校有校舍闲着，就上门宣传编汉英词典的重要意义，好不容易说服校方答应出借10间教室，作为词典编写组的办公及生活用房。又去省级机关事务局，经过好说硬磨，借到供20个人用的桌椅和床铺，再从江苏饭店借来20套床单、枕头和被褥，终于解决了编写人员的后顾之忧。总之，那时我初进出版界，工作尽管烦琐，但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对这项新工作，充满激情，十分满意。
白手起家创办《译林》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初，江苏省委要求省出版局，研究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领导要我先拿出意见。
经过一番调查征询，我了解到，介绍外国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敏感内容恐怕难把握。至于外国文学，1949年以后，主要出版苏联作品、外国进步作家作品以及少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文革”中，除了出版过《南方来信》外，外国文学出版物几乎绝迹了。1978年，针对当时书荒的情况，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由各地协作分工，赶印一批文学图书供应市场。尽管是重印少数外国古典名著的老书，依然受到读者的抢购，表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
为此，我想还是办一本外国文学刊物吧，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支持。当时外国文学杂志，北京有《世界文学》，上海有《外国文艺》，那么，《译林》该如何定位？我向本地一所大学搞外国文学研究的教授请教，没想到他对我大泼冷水。说你们出版社在外国文学方面，既无专业人才，更无必要资料，单靠你们自己搞不起来。不如把编辑部设在我们大学，我们编好，你们出版。我一想，那这本杂志岂不成了专登他们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这跟我的想法不同，自然拒绝了。
我不是外国文学科班出身，也不曾学过外国文学史，这是我专业上的先天不足。不过正因为这样，我也许少了点那种“学院派”思想的束缚，研究《译林》的定位时，思想上没有先入为主的框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敢想敢干。当时我的基本出发点有两条。一是，要有助于了解外国当今社会的现实。《译林》要多介绍新作家、多登新作品。二是，《译林》选登的作品，应该文字易懂，故事好看，通俗健康。基于此，同时也为了有别于北京、上海已有的两本刊物，我们确定《译林》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重点介绍外国当代文学。在选材上，要优先选择紧密联系外国现实生活、可读性强的当代流行小说。办刊指导思想明确后，我开始了筹办我国第一本大型外国文学期刊《译林》的艰难历程。
请名家当编委的考验
我以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接到创办《译林》任务时，我对文学翻译几乎一无所知，翻译界更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自知专业知识浅薄，要想办好《译林》，必须找专家拜师求教。正好见报载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我就冒昧给他去信，说明创办《译林》的原委及期望，请求他对家乡这个新办的刊物给予指教和帮助。原只是试试看，没敢抱太大期望，谁知很快就收到他的热情回信，除肯定办《译林》的必要性之外，还附寄他所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歌，供《译林》创刊号刊用。得到这个意外的支持，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并想到要成立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
了解《译林》历史的读者还记得，《译林》有个显赫的编委会，成员包括了钱锺书、杨绛、戈宝权、卞之琳、王佐良、周煦良、杨周翰、吴富恒、杨岂深、冯亦代、毕朔望、范存忠、陈嘉、戴镏龄、李芒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后来又增添了萧乾，全是译界一流专家。许多人纳闷，李景端这么一个无名之辈，凭什么能请到这么多名家给《译林》当编委？其实连我自己，起先也不敢奢望能得到这许多名家的支持。回想起来，邀请编委的过程，是对我踏入翻译编辑岗位的一次考验，也是促使我成熟的一次极好锻炼。
1978年秋我出席广州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时，曾与多位英语界专家一起参加小组讨论会。明知他们未必知道我，但觉得很有必要结识他们。我就想从诚邀他们出任《译林》编委入手，一个个上门去请驾。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许多知识分子还处在被禁锢和心有余悸的状态，加上对新创刊的《译林》不了解，所以请编委的过程十分艰难。能请到的每一位编委，几乎都有一段曲折反复的故事。
就说请北京大学杨周翰先生吧。我先对他的基本情况和学术成就做了一番了解，看过他编的《欧洲文学史》，还知道他的夫人是我的福州老乡。第一次去北大拜访，他听说我的来意后没有表态。我就不谈《译林》的事，先聊他的《欧洲文学史》。我说：“在广州的会上，您说我们过去编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受了苏联‘左’的思想影响，对西方许多作家和流派都持批判否定态度，现在有必要改过来重新认识，对这个见解我很赞同。不过，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存在已久，这是历史事实，编文学史恐怕也不宜将其简单删去，可否把有过的不正确观点照写，但要加上新的认识和批判，这样似乎更能如实和完整反映历史的进程。”也许他听了这话，觉得彼此还有共同语言，态度显得热情许多，但对当编委还是没有表态。只说他有事要出去，约我明天下午再来，看得出他还需要考虑。
第二天下午再去的时候，杨先生像研究生答辩一样，一连问了我十几个问题。比如《译林》选材的标准、当代与古典的比重、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东西方作品如何兼顾、评论占多大比重、对性和暴力的描写如何处理、译文质量如何把关、编委的职责，等等。幸好这类问题我们事先都做过研究，刊物大体都有自己的定位，于是我一一作了回答。杨先生听后迟疑了好一会儿，我真担心我的“口试”会不及格。不料他突然抬头，微笑着说：“我正在编写外国文学史，以往写法都把通俗文学排除在外，但像美国爱伦·坡、英国柯南道尔这样作家的作品，确实拥有大量的读者，可见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也值得关注。好，我接受当《译林》的编委，以后可以从中多看到一些西方当代的通俗文学，这样可以扩大研究文学史的视野。”听到这里，我才算松了一口气。如果说请杨周翰是一次试题不难的“口试”，那么请周煦良，却是经历了一场多次考核的“答辩”。
我久仰周煦良先生的大名，但从未谋面。承陈冠商教授介绍，我第一次在上海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周先生，还没提请他当编委的事，他就先对我说：“西方当代作品良莠不齐，比较复杂，《译林》以介绍这个为主，要当心风险。”我理解这位老学者的顾虑，解释说：“就像外国人只看《红楼梦》不可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一样，中国读者若只看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同样不能了解今天的外国。《译林》主张打开窗口，就是要介绍当代新作，帮助读者了解当今的外国。”他没作声，看来对这一点没有异议。我进一步说：“翻译的作品还要吸引人有兴趣看，所以要尽量选有可读性的通俗小说。假如《译林》能发行到40万，一本杂志有5个人看，那就能把200万人吸引来看书，这就是个大收获。”听我这样说，他笑了。但当邀请他出任编委时，他以一句“等看了杂志后再说”回避掉了。
第二次去拜访，周先生说，《译林》创刊号内容健康，各类文章搭配得也不错。还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比电影细致多了。不过他又问，西方通俗小说多种多样，你们如何选择掌握？我答，主要选真实反映当今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例如社会小说、经济小说、法律小说等。他问：“有犯忌的描写怎么办？”我答：“就适当做些技术处理吧。”他边点头边说：“我才看到一期，编委的事，等着再看看吧。”
《译林》第2期出刊后，我第三次又去拜访。这一次周煦良格外热情，说，《译林》选登《吕蓓卡》很好，他在英国时就很喜欢看这部作品的原著，它的写法，值得中国作家参考。这时他才认真地问我，对编委的要求及联系方式等一些具体问题，我一一作答后，他颇显兴奋地说：“看了两期，印象还不错，好吧，我接受当《译林》的编委。”当时我真有“又攻下一关”的如释重负之感。
请编委过程中，当数请钱锺书夫妇最富有戏剧性。我得知钱锺书、杨绛和卞之琳这三位都是江苏老乡后，就求戈宝权代我们出面去请。钱锺书已经多年谢绝担任编委、评委这类虚职的聘请，也许是戈宝权的面子大，经他一番游说，先是钱锺书接受了聘请，随后戈宝权提议把杨绛也一起请进来，我当然高兴赞成。算我运气好，钱、杨二老果然都答应了。
可是当我把编委名单送给当时我的上司审阅时，此人长期搞政治宣传，一向与文学翻译无缘，对杨绛的学术声望更一无所知，竟将她的名字删掉了。面对顶头上司这种无知的决定，我虽想不通但又无奈，只好编了个明显站不住的理由，致信钱锺书先生说，《译林》才创刊，编委人数计划逐步来扩大，对杨绛打算放在下一批再请。钱先生接信很不高兴，立即把他自己原先的答应也收回，老两口都回绝了。这可把我急坏了，戈宝权对事态如此发展，也深感遗憾与焦急。我那位上司见此情景，又要我再去做工作，把局面挽回。这一下可真把我为难死了。没办法，我只好认错自责，再央求戈宝权出面帮我“救火”。戈宝权还真仗义，连忙亲自再上钱锺书家当说客。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反正最后总算雨过天晴，钱锺书、杨绛夫妇不但都接受了担任《译林》编委的聘请，而且还开启了我与他们往后多年密切的交往。
通过请编委的过程，不仅使我有幸结识了文坛译界好多位名家，更使我学会了编辑该怎样去做作者的工作，懂得了与名家打交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特别是从这些前辈学者身上，看到和学到为人及做学问的高尚品德，给我的编辑生涯注入了一股启蒙和益智的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