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研究
论庄子的出世主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陈冀[1]
摘要：在现实生活的困境中，对生活方式、生活道路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无法回避的，庄子深刻论述了人间世的生活抉择困境。庄子认为，主观精神境界上的超越不足以解决生活困境中的问题。庄子知识论上的怀疑主义支持了他的出世主义人生选择。
关键词：庄子 齐物论 怀疑论 出世主义
一
西方哲学家探讨幸福的问题时，往往要追问一个善好生活方式的问题，只有按善好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幸福。因此，幸福在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动抉择。面对各种可能的生活选择时，人们必须审慎地考察每一种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
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眼中，中国古代哲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是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以庄子为例，庄子追求的幸福是纯粹精神层面的。通过精神境界的超越，庄子克服了现实生活的苦难，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体验中获得了最大的幸福。
这种理解和传统庄学对庄子思想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逍遥游》《齐物论》二篇一直被视为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篇章。通过“坐忘”的身体修炼和“心斋”的精神修炼等技术性手段逐步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直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逍遥游》中“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被视作庄子逍遥人格的写真。刘笑敢教授将这种精神境界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经验”相比较：
高峰经验的特点很多，比如，感觉世界和宇宙是一个整体从而产生万物统一和充满意义的感觉，感觉个人脱离了对人世的关心，感觉失去了世界感和空间感，感觉抛开了一切对立的界限等等。……马斯洛所列举的高峰经验的特点有些与庄子的见独、坐忘或逍遥相似，有些则不同，但是作为纯粹个体的自我的最高的生命体验是十分相似的。[2]
然而，庄子思想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给出了一套身体和精神修炼的方技以及对精神修炼中内心体验的诗意描述。庄子的“境界”提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人生幸福问题，乃至为他人追寻人生幸福提供借鉴，是值得怀疑的。威廉·詹姆士在其《宗教经验种种》中指出，神秘的心理体验是暂时性和被动性的。一方面，“神秘状态不可能维持很久，除了罕见的几个特例，通常的极限似乎是半小时，最多一两个小时；超过这个限度，它们渐渐消退，淡入日常的境况”；另一方面，“虽然预先的有意行为可以促使神秘状态发生”，但是在进入神秘状态时人们发觉自我“好像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把握”，导向神秘体验的修炼行为（堕肢体，黜聪明）并不一定能够确保修炼者进入神秘体验（同于大通）。[3]正如刘笑敢教授所说，庄子的“境界”与马斯洛的“高峰经验”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我们可以在宗教心理学的时域内对这种“境界”进行考察并发现其局限性。诚然，与一般有过神秘体验的人相比，庄子能够以诗意的文笔去刻画内在体验，使神秘体验不至于被淡忘而通过文艺创作得以升华。但是凭借这种体验不足以克服庄子所洞察的人间世之深邃苦难。
《庄子》文本也清楚地表明，逍遥自由的体验也是有“时效性”的。心灵纵使能短暂突破现实的束缚而升入无拘无束的自由之中，但也会在总体上受现实生活处境的制约。在请求监河侯贷粟而遭敷衍时，庄子也会“忿然作色”，可见他当时处在烦恼和愤怒之中。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心灵如何能够在淡定和从容中自由飞翔？然而这正是庄子日常生活中的处境。离开现实生活的困境空谈逍遥的境界是虚妄的。庄子的人生论所探讨的，就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选择一种善好的生活方式。而他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出世和入世之间的选择。
二
庄子的思想中具有浓郁的出世、遁世倾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以入世来概括庄子人生论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庄子》中的某些篇章有着十分鲜明的出世意向。分歧在于，庄子对这种“出世主义”究竟是持赞同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
入世还是出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是否出仕。根据《庄子》的记载，庄子对仕宦于朝堂是非常抵触和厌恶的。对于在政治领域成功地取得权力和财富之人，《庄子》中不乏辛辣的讽刺。《秋水》篇记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列御寇》篇记载：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庄子认为爵禄如同腐烂的鼠肉一般，只有卑下如鸱者才会孜孜不已地追求，更何况在追求爵禄的过程中要像舔舐痤痈痔疮一样卑贱地取悦王公，所以志向高洁者对其是不屑一顾的。当然，这并不是庄子独有的价值取向。《论语》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包咸注“乱谓臣弑父，子弑君；危者，将乱之兆也”。孟子也主张“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士人应当依据现实时势来选择是否出仕。战国时代正符合孔子口中这样一种“天下无道”的为乱特征。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部分儒家士人恪守信念拒绝仕宦于这些“乱臣贼子”的朝堂，并且对谋求富贵的士人大加鞭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庄子拒绝出仕并不是因为要顽固地坚守一种信念，而是因为他清楚地分析比较了入世之途为个人生命带来的益处和害处，从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从拒绝楚相之聘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冷静的分析，《史记》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肯定千金之礼为“重利”、卿相之聘为“尊位”，并不是将其视为“腐鼠”一般弃若敝屣。然而他既看到了千金相位的价值，也看到了获取这重利尊位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考虑清楚而轻易地接受聘请，一旦遭遇变故，身受兵革刑戮就后悔莫及了。《列御寇》篇记载，有人由于取悦宋王而得车十乘，向庄子炫耀他的收获，庄子以这样一个寓言向他分析其中的利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