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嫁给古米廖夫

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在距基辅不远第聂伯河畔尼科利斯克镇上的尼古拉耶夫教堂成婚。阿赫玛托娃的家人都未曾出席婚礼，参加婚礼的都是外人，尽管她母亲就住在本镇。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很不适应婚姻生活或普通的家庭生活。他俩在基辅一直待到四月底，然后动身到巴黎度蜜月。马科夫斯基也乘同一列火车旅行。他自称曾问过阿赫玛托娃，她可享受婚姻生活，婚姻可曾令她满足。她一声不吭地走出了车厢。即使这个故事是真的——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1]是古米廖夫的学生，但比起她在回忆录中的暗示，两人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它对事情的解释仍远非准确。马科夫斯基喜欢让我们想象，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性生活不和谐，但其实安娜仅仅是被这个直率的问题激怒了。她对古米廖夫和自己之间的问题的洞察力要有说服力得多。我们从阿赫玛托娃亲口披露的暗示中了解到，古米廖夫早就对她热情不再。她认为他们订婚的时间太长，到一九一〇年两人结婚时他已失去对她的热情。

从写于一九一〇年的诗作推测，古米廖夫早在结婚之前就已被婚姻的束缚激怒，之后才结婚。也许他的不忠无非是贵族常规的行为，他被阿赫玛托娃迷住已有七年，苦苦痴缠着直到她放软了心肠。现在他占有了有血有肉的女人，其热情便冷却了下来。

不管怎样，巴黎还是令人喜欢的地方。阿赫玛托娃第一次见到这个作为俄国文化风景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听到法国人随意说出的她打童年起就热爱的诗歌的语言。她和古米廖夫徜徉着欣赏埃菲尔铁塔，衣着雅致的女人，绿油油的广场和点缀着酒吧、香味四溢的面包店与出售莴苣和小萝卜货摊的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他俩在波拿巴大道十号租了一个房间，很快就参观了博物馆、克吕尼的中世纪市镇和古米廖夫极为赞赏的拉丁区。在这儿阿赫玛托娃第一次邂逅了意大利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回到莫斯科后后者给她写了许多信。在这次访问中她聆听了艾达·鲁宾斯坦^[2]主演的《莎乐美》，观赏了佳吉列夫^[3]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

六月末回俄国时，他们又一次与马科夫斯基同乘一辆火车。他俩分享着因佳吉列夫的成就而产生的激情，看来在一起过得很愉快，尽管马科夫斯基担心他们的婚姻会因古米廖夫的不安分而触礁，这种不安分有着一种对感情依托的不寻常的要求。而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在到过巴黎之后，她发现沙皇村简直了无生气。

古米廖夫对他的新婚妻子很慷慨，据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说，尽管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上哪儿找到这笔钱：“与安娜结婚后，我……把两千卢布放到银行她的名下。我希望她感到独立自足。”在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他为她买了一个罩着鲜花似的织物和满载丝袜的盒子，一瓶柯蒂香水，两磅克拉夫特巧克力，一把玳瑁梳子和特里斯坦·科比埃^[4]的《黄色的爱情》。“她惊喜极了，在屋内转着圈跳着舞。”

古米廖夫的一些诗作暗示着爱情迅速转变成意志的角力。他过去经常使用魔幻的意象来唤起对非洲景色的联想，现在他避开了这些，在一首特别狂热的抒情诗不事虚饰地描画了性的角逐。情人要学会弄懂爱吵架的女人有朝一日会拋弃他，并作好充分准备服从另一个。古米廖夫警告，以这样的游戏为乐很危险，并威胁说她不应感到惊讶：

传记作家必须承认，这一首诗应归之于古米廖夫的另一桩风流韵事。无论如何，一九一一年春，古米廖夫关于似乎与阿赫玛托娃一起度过的晚间家庭朗诵会和谈到的勒孔特·德·李勒^[5]的诗作写得不那么激烈。他俩一起召来了勒孔特·德·李勒本人的灵魂：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大量使用第一人称，这使得阅读她的诗就像阅读日记一样趣味盎然。她的第一册诗集《黄昏》中，有许多诗作揭橥出这是与冯·斯坦因通信时承认自己很不快乐的同一个孤独而寂寞的少女。读者立即感到有人在毫不隐讳地披露单恋的最隐秘的感情，妙的是其中又杂有一种苦中带甜的乐趣。之后，当她写出一件女主角遭遗弃的风流韵事时，很清楚，女主角就是诗人本人：

诚然，她的女主角全无朋友们在回忆录中记录的言谈中透露出的简洁的智慧。

要确定哪些是阿赫玛托娃因与丈夫的感情问题而写的诗特别困难，虽然有一首注上一九一〇年的，似乎已接近他们迅速疏远的心灵。

在郊外古米廖夫家族庄园歇暑的一段时间，加剧了他们关系的矛盾。在斯列普涅沃，邻居，诸如涅韦多姆斯基家，把阿赫玛托娃比作旧礼仪派^[6]女修道院严肃的见习修女。不但一点不漂亮，而且四肢骨瘦如柴，一双大眼睛毫无笑意。家人都认为她的外国味太浓。家里的老仆人称之为法国女人，村长则以为她肯定是埃及人。尽管这些评论可忽略不计，她仍觉得乡下太沉闷。古米廖夫热衷于策骑，而她则毫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只有业余的戏剧演出可供消遣。

维拉·涅韦多姆斯卡娅回忆，阿赫玛托娃坐在桌子旁总是一声不吭。阿赫玛托娃对进餐则有完全不同的记忆。她目睹维拉与自己的丈夫调情，心想他们的关系大概非同寻常：“我记得，我找到一封她寄给尼古拉的信。这封信只能用一个方式来解释。”

初秋，阿赫玛托娃准备回沙皇村，住到属于古米廖夫母亲的住宅内。房子有两层高，虽然灰泥剥落，房间仍暖和而舒适。书房摆着阔大的沙发，垫子堆得高高的，书架直抵天花板。圣彼得堡的文学前景令安娜欣喜不已。但是，古米廖夫已经在策划到非洲的新行程，这次是到阿比西尼亚。他于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离开，直到一九一一年三月才回来。阿赫玛托娃孤零零地住在古米廖夫家的房子里，于是她开始自个儿逛圣彼得堡，还去走访了同学瓦列利娅·秋尔帕诺娃。之后，她到基辅去看母亲，就在那儿兴奋地读到安年斯基的《柏木首饰盒》，在这本集子的影响下，开始写自己“有如平缓的浪花”的诗作。古米廖夫在非洲的六个月里，阿赫玛托娃写下的诗都收进了《黄昏》。

十月二十一日，古米廖夫离开才几天，阿赫玛托娃在基辅短暂逗留时，写下下列短诗。虽然它作为与丈夫道别的回忆很有趣，但她不太可能如此强烈地对他表达过早年对他的热情：

在这一时间点上，在她的生命中没有别的男人，虽然她仍记挂库图佐夫。她仿佛将自己的失望注入诗里，并赋予它以虚构的张力。

下面一首诗，注明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七日写于沙皇村，也暗示了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离别时的情绪：

另一首也是写于一九一一年的诗，似乎更可能是被情人那苟合的热情所点燃，她只能服从于这个立即变得工于心计和发号施令的人。

古米廖夫既不是年轻的阿赫玛托娃的榜样，也不是她的良师益友，甚至不是她的诗作最早的赞赏者，尽管他在《天狼星》刊出了她早期的诗作。阿赫玛托娃之后对楚科夫斯卡娅谈到，古米廖夫不能忍受她少女时期的诗作。

有一个传闻很令阿赫玛托娃生气，以致到晚年仍不嫌词费地加以驳斥，这就是古米廖夫妒嫉她的成功，不让《阿波罗》刊出她的诗。马科夫斯基写到，他曾建议刊出她的几首诗，她回答说：“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回来后会怎么说？”事实上，古米廖夫并不反对她成为作家，阿赫玛托娃本人愤怒地否认马科夫斯基编造的传闻，他建议假装是他不经允许从她的黏贴本上偷了几首诗。但是，古米廖夫虽然妒嫉她的成功，但他忌恨的是她对诗歌的热情，他感到这里有些什么奇特地超过了她对他的热情。

阿赫玛托娃很快就在艺术圈中一举成名，不仅因为她的美和诗歌禀赋，还因为她庄严哀伤的神气。一九一一年三月，她被邀到伊万诺夫的“塔”朗诵。伊利亚·爱伦堡回忆，伊万诺夫就像易卜生笔下的牧师，身穿老式服装，戴着金边眼镜。在“塔”里，蜡烛在枝形蜡台中燃烧，红酒满着上，晚会照例在朗诵某些宗教或神秘的作品中开始。气氛变得令人兴奋：他（伊万诺夫）邀请她来到桌子旁，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位置原是安年斯基生前坐的。他把她形容为“一个新诗人，向我们披露出藏在安年斯基内心深处不曾加以揭橥的一切”。

阿赫玛托娃最有名的诗作之一《灰眼睛的君王》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写于沙皇村，它被赋予“边地歌谣”的某些效果。一开始丈夫无意中告诉妻子国王死了，就像我们从诗中读到的，妻子的痛苦和女儿的灰眼睛暗示出国王是孩子的父亲，而这个男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女儿的亲爹。

诗作蕴含着个人的共鸣，即使中心场景是虚构的：理想的爱情一去不返；丈夫是令人失望地简慢。然而，也许古米廖夫曾经是丈夫和灰眼睛的君王。年轻的尼古拉保证成为的热烈情人已死去。阿赫玛托娃辞别了仅仅似乎因太热情而不能避开她的存在的疏远的丈夫。

一九一一年五月，阿赫玛托娃重临巴黎。娜杰日塔·楚尔科娃在此行第一次见到阿赫玛托娃，她记得与诗人散步和有时冒险光临小咖啡馆。阿赫玛托娃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引起的巨大兴趣。“她很美。街上谁也不能从她身上挪开视线。”在这次旅行中，阿赫玛托娃独自在巴黎待了几个星期，她与一九一〇年曾短暂邂逅的莫迪利阿尼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在雨中的卢森堡公园共撑一把大黑伞，坐在长凳下，相互背诵着维尔仑的诗作，或在月光中一块漫步于巴黎的老城区。

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一八八四年七月出生于里窝那^[7]，一个塞法迪犹太人^[8]家庭里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企业家，相比之下他的母亲更有事业心，她管理着一所学校。从这一点来看，这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另一个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他十八岁时，他的长兄伊曼努尔被判监禁六个月，原因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阿梅代奥先是跟随乔瓦尼·法托里学习，乔瓦尼是一位意大利印象派画家，之后他搬到了威尼斯，在那儿他结识了一批在未来主义运动中担当主将的艺术家，一九〇六年，他移居巴黎。他的母亲只能给他少量的经济帮助，在阿赫玛托娃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没有名气又身无分文。他喜欢被别人称为酒鬼或嗑药的，这样的脾性导致他在认识阿赫玛托娃的前一年被强制遣返回里窝那，那时的他精疲力竭且恶病缠身。当时的他二十出头，英俊潇洒。他被别人称作“莫迪”，因为这个词的发音同法语里的“被诅咒的”一词很像。他认为艺术家与普通人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因为人们的普通道德规范不适用于艺术家。

阿赫玛托娃重访巴黎时，莫迪利阿尼住在法吉埃尔胡同，他俩成为更亲密的朋友，尽管她从不说他是自己的情人。他极度贫困，以致两人在卢森堡公园共进午饭时，他不能按惯例坐到须付钱的椅子，而是坐到长凳上。她回忆，她在拉丁区的朋友中看来没人认识他。

也许由于法国排犹主义的缘故，在意大利时对此一无所知的莫迪利阿尼，到巴黎后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与在那儿工作的几个重要犹太艺术家结为朋友，其中包括画家哈伊姆·苏蒂恩^[9]（苏蒂恩年轻时曾当过他的模特儿），还有诗人马克斯·雅各布^[10]。阿赫玛托娃还记得他说：“我忘了告诉您，我是犹太人。”^[11]她不受这个发现的影响，总是否认她能指出朋友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别。她以后的几个爱人都是犹太人，但她不抱偏见并不证明所有俄国人都如此，只有很少犹太人被允许在圣彼得堡定居，他们或是富有的商人，或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是有保证的名匠，或是军人。一九一三年俄国首都约有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不到全市居民的百分之二，他们通常是些有才华的画家、音乐家和作家。

莫迪利阿尼为阿赫玛托娃画了几张画；有一张她躺在床上，几乎没穿衣服，另一张则裸体，两人关系之密切，不难想见。她有时不经商定就去走访他，也突出了两人的亲近。有一回，她去找他不遇，就从窗子里把一束玫瑰扔了进去。无论他俩是不是情侣，他们的友情都非常重要，是它帮助她在回到俄罗斯后，向别的爱人敞开了心扉。

象征派运动的内部圈子继续在祖博夫大街的“塔”上聚会，象征主义试图掌握某些“最高的现实”。相反，阿克梅主义则赋予自己理解个体的人的任务。一如美国意象派，阿克梅主义最重视的是鲜明和清澈，并且刻画真实世界的实物。早在一九一〇年，象征派运动的领导成员便开始拒绝诗人有如教士的观念。米哈依尔·库兹明在《阿波罗》发表文章《论美的清晰性》，虽然主要谈的是散文，但已成为阿克梅派运动从诗与神秘相连的旧信条突围而出的改革先驱。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是这个新运动的代表人物，而阿赫玛托娃清晰澄明的诗作是它最纯粹的表现。阿克梅派的诗人行会有时在沙皇村古米廖夫家，有时则在诗人和批评家格里戈利·阿达莫维奇^[12]家聚会。在这些聚会上阿赫玛托娃很少说话，只有在曼德尔施塔姆朗诵诗作时，她才活跃起来。

《黄昏》于一九一二年在古米廖夫的诗人行会出版，印了三百册，一纸风行，重印了好几次。集子收四十六首诗，并附有米哈依尔·库兹明一篇极具识见的介绍。古米廖夫出色地谈过这些诗，他特别赞赏它找到“一系列迄今仍存在的沉默的声音——迷恋，调皮，梦想和狂热的女性，终于用自己真正的同时有艺术说服力的语言开腔了”。阿赫玛托娃被突如其来的名誉所迷惑：“我觉得很不自在，就像把袜子或乳罩放到桌子上。”她想，这些诗读起来与其说是自述，不如说是虚构。她虽然精心地隐藏着为之赋诗作句的男人，并很好地将几个人压缩成一个，但所有的抒情诗暴露出有损尊严的感情。曼德尔施塔姆称阿赫玛托娃的诗为集十九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的所有复杂性和心理财富于一身。

古米廖夫真诚地热爱诗歌，但他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对探险的爱好使之迥异于其他的诗人朋友。到异国旅行比在彼得堡文学沙龙对他来说要有趣得多。他到埃及和东非的第一次探险旅行是随骡子队去的，回来时皮肤晒得黝黑，衣服烂成碎片，身披捕猎来的几张兽皮。第二次旅行到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半岛，此行获得科学院的部分资助，拍下了迷人的照片。他会见了海尔·塞拉西，未来的皇帝，横渡鳄鱼出没的江河，夏天热得不行，以致白日难以出行。他体验过陶醉的全部感受，开始更强烈地憎恨家庭的禁锢生活。

他现在相信，不该结婚，虽然他曾热烈地追求婚姻，也许，他说明的理由与感情同样的缺乏诚意。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在回忆录中说，古米廖夫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不但希望有一个妻子，同时希望有一个朋友和快活的伴侣，阿赫玛托娃则宁愿安排妒嫉的吵架而继之以暴风雨式的和解。

阿赫玛托娃于一九一一年写成的最有名的诗作，看来是完成于家庭的争执之后：

这首诗无论是为谁而写，意象都与她早年的诗作相似。该诗至少没有半点嘲讽，尽管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的《俄罗斯早晨》在评论刊有阿赫玛托娃几首诗的《阿波罗》时，认为几乎其中每一首，都注入了嘲讽的秘密毒液。尽管古米廖夫反对她的诗的坦白语气，但他对此不作争论，虽然他承认自己不喜欢她的某些诗作的题材，包括如下的一首诗：

这是对伫候着情人的俄国农村少女生活的想象的真正尝试。当然，就凭这首诗远不足以把古米廖夫视为虐待狂。阿赫玛托娃幻想的根源存在着争论，因为她所忍受的痛苦并非源自肉体。无疑，她的性格中有受虐狂的因素，但她的诗在所有俄罗斯的妇女中风行不衰，证明了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如果说古米廖夫不喜欢阿赫玛托娃的“虚构”，他更不喜欢传言说，他不甘心充当声誉超过自己的女王的丈夫的角色。阿赫玛托娃对这个非难总很愤慨。古米廖夫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诗不再重印和被漠然置之时，她仍花了大力气去勘误辨正。

他对她的倾慕者看来不存在肉体上的妒嫉。他乐意给予他的妻子自己享有的同样自由，尽管他用情不专，安娜·阿赫玛托娃仍是他生命中的至爱。他无意与之仳离，尽管他与别的女性有染。但是，叶甫盖尼·莱因发现他关于阿赫玛托娃妒嫉的叙述不可靠。她不再热恋古米廖夫，自从他成功地引诱其他的女人睡觉之后，她对他与其说是妒嫉不如说是蔑视。

这很有可能。她的同学兼朋友瓦列利娅评论说，古米廖夫的形象很少出现在阿赫玛托娃的诗里，相反，他的诗中“充满了她直到生命终结”。阿赫玛托娃对婚姻的失望，要比她丈夫所认识到的要远为深刻。无疑，作为一个受欺骗的妻子她感到被背弃和羞辱。她的弟弟在一九七三年姐姐死后几年说，父亲拋弃母亲的青春期体验很难让她对年轻的丈夫相似的行为视而不见。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推测，如果不是革命，阿赫玛托娃会满足于同古米廖夫宽松的婚姻关系，而不同他离婚。但阿赫玛托娃很难想象在他的房子侧厅主持沙龙。

在古米廖夫的《异国的天空》里，阿赫玛托娃认出自己是不爱浮士德而爱上靡菲斯托菲尔的玛格丽特，发现他描写的与死亡斗争的关系类似他们自己。但她梦想的是王子，而王子已死。她本人的孤寂感，因在诗中找到力量的另一源泉而得以缓解，也许还有继之而来的名誉。因此，古米廖夫抱怨，阿赫玛托娃不把他的爱视为自己最大的宝库。

然而，古米廖夫仍继续高度评价她的诗。一九一三年四月他从敖德萨寄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整天想着你《海边的姑娘》的句子，它们不仅令我喜欢，还令我陶醉。”

除信守诺言之外，阿赫玛托娃还始终忠实于古米廖夫。当她获悉古米廖夫被齐娜伊达·吉皮乌斯和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让人痛心地打发出他们在巴黎的沙龙后，决定不加入他们那颇有影响力的圈子。甚至在吉皮乌斯向她献殷勤时她仍坚持了这一决定。

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与古米廖夫动身到意大利时，她已有身孕三个月，在乘船抵达热那亚前，两人途经柏林、洛桑和圣雷莫。古米廖夫自个儿到罗马考察了一个星期，而阿赫玛托娃则留在佛罗伦萨。回程途中，他们经过波隆那、帕多瓦和威尼斯，在威尼斯待了大约十天。阿赫玛托娃被意大利艺术所感染，她说美术进入了自己的想象恍如梦一般鲜艳。

阿赫玛托娃母女在她的表亲娜尼奇卡·玆蒙奇拉邻近奥地利的庄园度过一九一二年夏天。但在将要临盆时她回到了沙皇村。第一阵阵痛来得很早，她和丈夫是步行到医院去的，因为他太慌张，竟忘了叫出租马车或乘电车，他们在早上十点来到瓦西列夫斯基岛的产科医院，但到傍晚古米廖夫便失踪了，而且整晚不归。第二天他再度出现时，探访阿赫玛托娃的亲朋已经在祝贺她生了个儿子。古米廖夫不免有些尴尬，因为他不曾在家过夜。他俩的儿子列夫（这个名字更带感情的叫法是廖瓦或廖武什卡）生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一日。他出生不久，双亲便同意给予对方以充分的性自由，并“停止干预对方的私生活”。阿赫玛托娃对新生儿的感情是矛盾的，有人认为，她觉得难以承担责任。不过，阿赫玛托娃仍亲自哺乳，并有一段时间不曾离家，直到把看管孙子视为乐事的奶奶答应在斯列普涅沃照料孩子。让别人哺育自己的孩子，这在阿赫玛托娃一类的女性中完全不罕见。但后来，列夫却把她的决定看作是拋弃。

回到“浪荡狗”后，她发现生活如常进行。她的诗描写了那儿的晚会，暗示整个社会渴望着逃避，并以此结束：

跳舞的女人肯定是奥尔加·苏杰伊金娜，阿赫玛托娃的挚友，她过着很不道德的性生活。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苏杰伊金娜的情人符谢沃洛德·克尼亚泽夫朝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并于四月五日伤重不治。以后，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角的长诗》中，写下了她的这段经历，克尼亚泽夫的自杀和苏杰伊金娜无情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典型，他们认为自己凌驾于常规的道德之上。有人说，阿赫玛托娃对一桩类似的死亡事件有责任。在她一生有超过二十年的时间在评价自己生活中的事件的历史，并希望相信有一个公正的上帝，阿赫玛托娃最终认为她和奥尔加禀有的幼稚的自私，导致了战争和恐怖的可怕年份。

我们从诗作和米哈依尔·库兹明的日记中获得有关符谢沃洛德·加甫里洛维奇·克尼亚泽夫的最鲜明的印象，这位作曲家兼诗人，有一段时间是谢尔盖·苏杰伊金的情人。在阿赫玛托娃开始写《没有主角的长诗》时，库兹明被塑造成靡菲斯托菲尔，但在“浪荡狗”时期，她在一册赠书中称之为“惊人的老师”。克尼亚泽夫是一个非常英俊的重骑兵旗手，他写诗，并在十九岁上爱上女演员帕拉季娅·斯塔林凯维奇。一九一〇年五月二日，星期天，其时三十八岁的库兹明与克尼亚泽夫邂逅，马上被他俊俏的模样吸引住。一九一一年整年，他们建立了如胶似漆的性关系，库兹明为这个年轻人写过若干首直露的性爱诗作。

同年夏天，库兹明、克尼亚泽夫与苏杰伊金夫妇住在一起，苏杰伊金想为这两个在一起的男人画一张画。苏杰伊金夫妇拥有开放的婚姻，好让他们去追求各自的性倾向。事情很明显，克尼亚泽夫被漂亮的奥尔加迷住了。他与库兹明的暧昧关系突然结束，虽然中间有过短时间的感情和解。这是克尼亚泽夫对苏捷伊金娜满怀妒意的迷恋的背景，一旦他看见后者领着别的情人回家，便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透过接续而来的杀气腾腾的百年，去回顾这一自杀事件，克尼亚泽夫的自杀事件就像悲剧一样荒谬。

儿子出生一年后，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古米廖夫再次率领一支探险队到索马里。据帕维尔·卢克尼茨基回忆，阿赫玛托娃曾告诉他，古米廖夫离开后，他母亲请她收拾书桌里的抽屉。安娜从中发现他的一个情人的信件。这是她首次获悉这桩特别的风流韵事。人们不能不怀疑她婆婆想让她知道这件事。虽然她和古米廖夫已经同意给予对方以完全的性自由权利，阿赫玛托娃也高傲地排斥任何妒嫉的感受，但他在外国期间，她仍不曾给古米廖夫写过信。他回国后，两人重逢，她以女皇般的姿态把在抽屉里发现的情书交给了他。无论她的举止是多么的大方，他背叛的私通细节还是伤害了她。叶甫盖尼·莱因坚持阿赫玛托娃不心存妒嫉，因为她不爱古米廖夫的看法，忽视了她遭受的个人羞辱。